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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值得一讀八股文:中國即將發生的社會轉變　(3)

作者：weileguojia 於 2007-6-6 00:57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一個值得一讀八股文:中國即將發生的社會轉變　(3)
今天科技這麼發達都還沒有造出諸葛亮那種不用電不燒油的交通工具。馬克思講，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的三大武器，就是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不都是我們的四大發明嗎？還有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講，把人類推入工業社會的科技發明的百分之八十五來自中國。可大家看看我們現在情況如何，大到宏觀制度，小到電子產品，你說有哪一樣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諾貝爾獎你別管它是不是個東西，就算是個鑒定書吧，我們除了文革期間的人工合成胰島素有機會拿而自己不要之外，改革開放這二十八年，天天做夢都想拿，結果是科學獎沒有拿到，倒是讓藏獨分子達賴拿了個和平獎，今年又差一點讓疆獨分子熱利婭拿到，你說中國人窩囊不窩囊！能夠反映中國人智慧的諾貝爾科學獎一個沒有，表示中國人窩裡斗的諾貝爾和平獎卻給了一個還想再給一個。中國人到底是怎麼了？真的在智力上也不如日本人了？這真是一個讓中國人死不瞑目的現實啊，我想每個中國人都會死不瞑目的！是誰把一個世界公認的超群智慧的民族害成了今天這個樣子？就是那個什麼用市場換技術、用資源換技術，甚至用權益用尊嚴換技術給害的，強迫中國放棄了自力更生放棄了使用自己的大腦，並且用國家行政和財政力量幫助外國人摧毀我們自己的技術力量，讓中國人重新落到了萬般不如人的地步，不僅月亮是外國圓，星星都是外國亮了。所以現在我們對自力更生、自主創新，可真是有了切膚之痛的感受，追今撫惜，就會感覺到這確實是一個偉大的轉變。
　　第八個轉變，就是衡量政績的標準，由單純的GDP指標轉變為社會人文發展的綜合指標。這個轉變我為什麼把他列進來呢？因為它將迫使我們政府的各級官員為了自身的利益，也會去關心民生疾苦，關心社會人文的綜合發展，從而超越各級官員個人政治品質的制約，無論好人還是壞人，都會在客觀上去做些好事，因此我也把他列為一個偉大的轉變。前面曾經提到，用GDP指標衡量政府政績，是典型的逼良為娼，按照這個標準，焦裕祿那種綠化沙漠的幹部是壞幹部，而把青山砍光的幹部才是好乾部，世界上再也沒有如此罪惡荒唐的標準了。所以我一直堅持認為，我們幹部的絕大多數都是好的，我們許多幹部的貪污受賄完全是被這種制度逼的。現在衡量標準改變了，我們的幹部可以真正按照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原則重建我們的家園了。用黑格爾的話講，現在進入了正反合發展的合的階段了，用馬克思的話講，進入了否定之否定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了。前面說過我們黨有三個28年：前兩個28年是肯定階段，28年的民主革命和28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第三個28年是否定階段，對社會主義的否定階段；走了個「之」字型的曲折道路。現在開始了第三個階段，即否定之否定階段，由於這第三個階段是在吸取前兩個階段優點的基礎上形成的，所以它能夠全面形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黨史的這個三分法也符合中國歷史的大框架，中國歷史就是三分之二的統一發展，三分之一的分裂倒退，這或許是中華民族冥冥中的一種定數。無論是不是定數，中國都已經進入了全面復興的第三階段，可以說，只要目前的中央政治路線不被推翻不改變，哪怕只要能堅持三年，只要中國的左翼鬥爭能再堅持一年，我想烏有之鄉這些網站再堅持一年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中國現在左派右派的大論戰，就將肯定會演變成為一場東西方文化的大論戰，從而奠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基礎，形成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這是毫無疑問的。
　　　　這次偉大轉變再次表明了中華民族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每當這個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大禍的時候，她體內那種醫學家所講的生命應急機制就會突然啟動，使中華民族轉危為安。我們客觀地講，胡錦濤溫家寶並不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種天神般的偉大君主，他們為什麼能完成這個偉大轉變呢？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矛盾發展的產物，另一方面就是中華民族的應急機制在起作用。當然我們說胡溫不是天神，並非是一件壞事，在當今這個政治家平民化的時代，我們產生了兩個平民化的政治家，應該是中國人民的幸運，是中華民族的幸運。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果說農業社會的政治家是神聖的，工業社會的政治家是卓越的，那麼信息社會的政治家則是平庸的，就像會計、醫生一樣，只是一個純粹的分工，這是當今世界政治文明發展的大趨勢。面對中國順應世界文明發展的整個過程，總讓人感覺到是冥冥中的一種安排，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個預設的過程，牛頓、愛因斯坦這些大科學家，黑格爾、康德這些大思想家，以及中國古代諸子百家，最終都認為歷史是一個預設的過程，並不是我們所能安排我們所能決定的過程，甚至我們本身就是這一預設過程的一部分。人們總是認為歷史的發展是我們努力我們鬥爭我們奮鬥的結果，其實不是。記得我小時候很頑皮，喜歡用唾沫吐螞蟻玩，我的唾沫落到哪個螞蟻身上，哪個螞蟻就回不了家了，無論螞蟻怎麼奮鬥都改變不了這個過程。其實我們頭上也有這麼一個頑皮的孩子，人類能不能回家也取決於他，我越來越相信在一點。否則你無法解釋中華民族每當岌岌可危時總會突然發生偉大的轉折，發生激動人心的偉大轉折。這是我們講的第八個轉變。
　　　　第九個轉變，最後一個轉變就是，政治倫理大旗由單純的金錢價值觀轉變為以公平正義、誠信友愛等內容組成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六中全會在思想領域裡的最大成就，就是放棄了金錢價值觀這面大旗，恢復了先進政黨應有的政治倫理。可以這樣講，在人類歷史上，一個國家一個政黨把金錢兩個大字寫入思想旗幟，作為國家政治倫理的基本準則，是從來沒有過的。我們天天說美國是金錢國家，可美國的國家旗幟上寫的也不是金錢，寫的是平等博愛民主自由，唯有中國惟有中國共產黨這些年來把金錢寫入了政治旗幟，這就是所謂生產力標準，著名的貓論：「甭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可以這樣講，我國這次歷史轉變，能轉變到什麼程度，轉變過程中會付出多大代價，最終得到多大歷史成果，其中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就是取決於我們對舊有價值觀批判的程度。價值觀的轉變是根本轉變，是所有轉變的基礎。中國落到今天這種道德體系全面崩潰的地步，就是價值觀轉變的結果，擺脫這種狀況仍然要靠價值觀的轉變。最主要的危害就是三個理論：「貓論」、「特色論」和「國情論」。
　　　　第一，發展目標上的「貓論」。甭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在中國本來是句罵人的話，在知識精英的炒作下，卻變成了全黨全國全民族的根本理論宗旨，變成了整個社會最高的道德信條，成為衡量是非對錯的根本標準，結果是整個社會的道德體系全面崩潰，中國變成了偽劣假冒坑蒙拐騙的大本營。按照整個理論，一個姑娘走上社會，做工人這隻貓，一個月才幾百塊錢；做小姐這隻貓，一晚上就幾百塊錢，你說哪只貓好？肯定是做小姐這隻貓好。於是中國進入了「無惡不作」的時代，所謂無惡不作，就是沒有罪惡就沒有工作，罪惡越多工作越多，今天我們才真正懂得了佛家「無惡不作」的含義。你看，我們環境毀掉了，環保產業就發展起來了；社會風氣惡化了，防盜產業就發展起來了；偽劣假冒興起了，打假產業就發展起來了，並且偽劣假冒產品越多，GDP增長就越快。總之是罪惡越多工作越多，沒有罪惡就沒有工作，只有罪惡才能推動工作。可以說，古今中外古往今來，公開的把金錢作為價值觀的社會，只有這幾十年，此外再也沒有了，這就是現在不僅是官場腐敗，民風也敗壞了的根本原因。
　　　　第二，就是特色理論。特色理論一個最大的弊端，就是否定了人類一切文明成果，而且使我們喪失了建立權利約束機制的理論依據。幾十年來一直在討伐批判所謂「姓資姓社」的問題，一提「姓資姓社」就罵你是極左，罵你是僵化，就罵你是弱智是傻帽是二百五，以至於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姓資姓社」的問題，是只有傻瓜才會提出來的沒有任何意義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是一個具有極其重大意義的問題，正是因為這個問題重要，才成為精英集團妖魔化的對象。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今天從事的是社會主義事業，就用社會主義價值觀來約束它，建立一套社會主義約束體制；如果我們是搞資本主義，就用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來約束它，建立一套資本主義約束體制。歷史上各個社會都有一套自己的約束體制，包括封建社會也有一套自己的約束體制，封建社會之所以能夠存在兩千多年，就在於它有一套相當成功的約束體制。可是現在卻出現了一種很滑稽的狀況，我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特色理論說我們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什麼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按照標準解釋，就是和資本主義有本質區別，和社會主義有原則區別，咱也不知道這個本質區別和原則區別之間到底又是什麼區別，就是它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所有的約束體制都無法建立。你用社會主義去約束他，他說他不是社會主義，他和社會主義有原則區別；你用資本主義去約束它，他說他不是資本主義，他和資本主義有本質區別；結果是他想怎麼干就怎麼干，為所欲為，沒有任何約束，這個社會就全亂了。我們今天這個社會之所以有秩序，就在於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如果現在突然冒出一批有中國特色的男人，這個社會就全亂套了，他進女廁所時說我不是男人，我和男人有原則區別；他進男廁所時又說我不是女人，我和女人有本質區別；他哪個廁所都能進，想進哪個就進哪個，那男女廁所秩序就全亂了。
　　　　所以「姓資姓社」的問題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它和結婚要問是男是女的問題同樣重要，我們必須明確我們建立的是什麼社會，是什麼社會就用什麼價值觀來約束它。就像馬路上的行人車輛，要麼向右行駛，要麼向左行駛，如果說建立一套有中國特色的交通規則，也可以向右，也可以向左，那非得撞成一塌糊塗不可。所以說，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可以搞特色；但是在確定社會主義性質的問題上，不能搞特色。事物形式的發展可以千差萬別各有特色，但是事物性質的確定，沒有什麼特色不特色的，如同男女結婚的形式可以講特色，但是男女結婚的性別確定，絕不能搞特色，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不能出現性別不確定的特色男人或特色女人。特色理論是導致目前中國社會道德混亂的一個根本原因，大家都在講特色，國家講特色，單位講特色，個人就也跟著講特色，世界上再也沒有固有真理和統一規則了。看看現在的中國，沒有一個行業一種產品不造假，所有行業都在製造有「特色的產品」，除了小商販小老闆還知道廉恥是在偷偷造假之外，城市大老闆無一不是公開造假，去大商場看看就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是中國服裝出口歐美髮達國家，可是中國所有大商場都鋪天蓋地的在銷售歐美原裝的進口服裝，甚至大批的手工針織品都說是歐美原裝進口，進入大商場你才知道中國已經發達到讓美國婦女給我們織襪子了。大家都在罵有毒食品，其實農村的偷偷造假說明還有道德還有希望，城市的公開造假則說明這個民族已經廉恥喪盡了。
　　　　可見，民間道德的喪失，個體行為的紊亂，是一個國家政治倫理混亂的結果，制度如渠，百姓如水，渠道怎麼設，水就怎麼流，不糾正國家的政治倫理，就不可能重建社會的道德體系。中國老百姓本身並沒有問題，那些知識精英們總是罵中國人素質低，還拍了個《河殤》專門貶低中國人，說中國黃土地上產生的「黃色文明」，天然就是劣等文明，唯一出路就是讓西方「藍色文明」來替代它。其實中國的問題是在精英而不是在百姓，中國老百姓的文明素質沒有問題，看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就明白了。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毛澤東，我也可能會認為是中國人有問題，魯迅那麼偉大都錯誤地認為中國人有問題，像《阿Q正傳》就是說中國人有國民劣根性的，有了毛澤東我們才知道中國人並不差。就精神風貌和道德風尚來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是世界學習的榜樣，和今天正好相反，今天的中國人是全世界道德風尚的反面教材，無論走到世界什麼地方，都會看到簡體中文的道德提示，有個世界著名的華裔女作家韓素音，她在72年、74年的北京觀感中，讚揚北京無私助人的社會風氣超過西方任何一個城市，由於她是擁鄧反毛否定文革的作家，不可能為文革塗脂抹粉，所講的北京狀況應該更加真實。再就奉獻精神和犧牲精神來說，中國人表現的更是感天動地，就說朝鮮戰場，當時美國人打敗天下無敵手，單挑兩個法西斯國家全都踩在腳下，絕對是「東方不敗」，可是卻被中國人民志願軍打的焦頭爛額，以拍戰爭片聞名世界的美國好萊塢，拍盡了歷史上所有戰爭，可是直到今天就是不拍朝鮮戰爭，為什麼？因為敗軍之將難以言勇。所以說中國人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中華民族無論在哪方面都沒有問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幾十年逼良為娼的結果，是逼良為娼的文化、逼良為娼的體制，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醬缸，無論放進去什麼，撈出來都是臭烘烘的。
　　　特色理論本身就已經形成了一種淘汰好人的機制，再加上要做明白人干實在事的口號，事情就更荒唐更極端了，最終對中華民族文明形成了毀滅性打擊。中華民族歷來講究要做好人干好事，毛主席就經常講做人要「做一個高尚的人，做一個純粹的人，做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做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做事要「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輩子為人民服務」。後來卻統統變成了做明白人干實在事，可什麼是明白人到現在也沒下過一個定義，於是社會就理解為吹牛拍馬投機取巧坑蒙拐騙就是明白人；貪污受賄，白花花的銀子最實在，所以只有撈錢才是實在事，其它都他媽是虛的，整個社會一下子就滑落到道德崩潰的地步，滑落到郎咸平所講的「人類歷史上最野蠻、最黑暗、最腐朽的時代」，可能大家會感覺郎咸平的話過激，感覺我講的也過激，其實並不過激，大家對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郎咸平講的完全是客觀事實。從西周開始到現在，哪個朝代能腐爛到如此地步，歷朝歷代的腐敗都有個共同特點，就是腐敗僅限於政治領域，只是政治腐敗官場腐敗，老百姓的民風一直都是很純樸很健康的。人們往往把隋末看作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時代，但隋末也只是官場腐敗，民間的倫理體系仍然很強大很乾凈，包括國民黨後來敗退大陸前夕，也都沒有腐敗到民間。可今天我們卻是整個社會肌體的普遍腐爛，這種社會肌體的普遍腐爛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其實政治腐敗並不可怕，政治腐敗好解決，就像一個人長了病，無非就是兩個辦法，一是保守療法——改革；二是外科手術——革命；對於政治腐敗改革不行就革命，解決起來比較簡單。
　　　　　　　　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28年，是中華民族向人類政治文明的回歸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28年，是中華民族走在世界政治文明前列的時期；後來被稱為改革的這28年，則是背離人類政治文明發展進程的時期。我們完全是和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方向倒著走，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方向就是約束權利集團和資本集團，可是我們卻是人為做大這兩個集團，一方面用放權讓利的改革做大權利集團，另一方面用市場化改革做大資本集團，再加上沒有任何道德約束的知識精英，形成了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為的強勢集團。其結果是不僅越來越遠的遊離於人類政治文明進程之外，甚至突破了所有文明社會的道德底線，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道德底線都突破了。大到國家政治安排小到老百姓菜籃子食品，無所不用其奸無所不用其假，當今世界哪個國家敢讓總統當軍隊副司令？我們的精英集團就敢！無論在台上的還是被推翻的，哪個共產黨國家敢讓黨的總書記當軍隊副主席？我們的精英集團就敢！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擔任軍隊副職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他根本不能履行國家主席和總書記的職責，也就是說並不是真的國家主席和總書記，如果說連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都不能保證是真的，那這個社會還有什麼能是真的！現在至少我們的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是真的了，約束強勢集團扶助弱勢群體的政治路線是真的了，所以說，三中全會到六中全會是向人類政治文明進程的回歸，其標誌就是胡溫新政舉起的人本主義大旗，人本主義大旗是胡溫新政順應歷史潮流的最根本標誌，人本主義大旗不僅形成了中國向人類政治文明進程的回歸，甚至有可能讓文明再次站到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前列。可以這樣講，21世紀人類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就是資本主義向人本主義轉變。這一偉大歷史轉變在經濟上，主要表現為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變，實體經濟向虛擬經濟的轉變，資源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變；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集團政治向大眾政治的轉變。由上述轉變構成的大眾經濟、大眾政治和大眾文化，是人本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主要歷史內容。所以人本主義大旗的興起，不僅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的偉大轉變，也是整個人類社會的偉大轉變。其中最激動人心的，就是集團政治向大眾政治的轉變。
　　　　可以說，在集團政治向大眾政治轉變過程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現在的美國。由於其間中國突然轉向復辟，目前美國便成為唯一的開始由集團政治向大眾政治過渡的國家，注意我們這裡說的美國是開始了過渡而不是說完成了過渡，其他所有國家甚至還沒有開始這個轉變過程。我經常講，雖然美國和歐洲人均收入差不多，但是他們之間是一個質的差別，美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歐洲仍然停留在傳統經濟和集團政治時代；雖然歐洲和中國、東南亞以及非洲的人均收入相差很大，但是他們之間只是一個量的差別，只是同一歷史階段的不同發展程度和發展水平而已。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今天的美國進行的大眾政治建設，可說是殊途同歸，毛澤東當時是擺脫蘇聯模式后的一種主動探索，今天美國的大眾政治則是和美國其他創新一樣，完全是被動的一種客觀進程。美國之所以會形成向大眾政治的過渡，主要就是經濟虛擬化和資本社會化的高度發展，使社會公眾成為投資主體和財富佔有主體，改變了經濟佔有制的性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掌握了社會資本的社會公眾，必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願來改造整個社會的政治法律制度，從而在客觀上形成了美國向大眾政治的轉變。比如由美國資本市場推向全球的有罪推定原則就是一個典型特徵，可以說，有罪推定取代無罪推定，是人本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最典型的政治特徵。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無罪推定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是資產階級的偉大勝利，它被推翻標誌著資本主義政治法律原則的歷史性否定。許多人都記得，中國的法學精英罵了文革近30年的一大罪名，就是文革大搞有罪推定，說什麼無罪推定是偉大的政治文明，是最符合人性的偉大法律原則，並且在無罪推定的指導下搞了一整套的法律體系。結果怎麼樣？形成了人類歷史對權貴和富人犯罪的最大法律保護傘，這就是為什麼社會腐敗越來越嚴重的根本原因。現在大家看到美國，才知道我們文革時搞的有罪推定是走在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前列，後來搞的這個無罪推定是世界正在消除的東西，我們完全是在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在這裡我把有罪推定和無罪推定的含義，簡單的解釋一下。所謂無罪推定是指，只要拿不出證據證明你有罪，你就是清白的。它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大家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外許多黑手黨領袖能夠公開活動，就是實行無罪推定的結果，只要你拿不出證據，明知道他是黑手黨也沒辦法。與此相反的就是有罪推定，只要拿不出證據證明你是清白的，你就是有罪。這個法律原則的前提依據是什麼，就是朗咸平演講中介紹的那個富人原罪說，富人天生就是有罪的，有點類似我們以前那個成份論，既然富人天生就有罪，你要證明自己清白，就必須拿出證據來，拿不出證據你就活該倒霉。中國的知識精英不知道是真的不懂，還是品質惡劣，多少年來一直大罵有罪推定是法西斯，現在一看他們最推崇的美國搞起了有罪推定，並且全世界都在向這個方向發展，他們又說是不符合中國國情，仍然堅持無罪推定原則。中國精英集團為什麼那麼喜歡無罪推定原則？道理很簡單，無罪推定是保護富人的法律原則，因為窮人永遠都拿不到富人的證據，即便有可能拿到，窮人也拿不起證據，舉證是要花錢的，並且要花許多錢，窮人沒有錢，拿不出證據，也就打不贏官司，這就是為什麼老百姓冤死不告狀的原因。有罪推定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窮人就不怕和富人打官司了，這對於那些隨便欺負老百姓的富人是很不利的，所以無論是文革搞的也好美國搞的也罷，中國的知識精英對此都充滿仇恨。可以說，只要實行無罪推定，就只能是「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永遠就只有兩條極端選擇：要麼含冤死，要麼去殺人，此外不可能有別的選擇。
　　　　大家看一下最近的股市，銀行業受到外資擠壓前景不妙，房地產受到國家宏觀調控影響預期收益下降，可偏偏是銀行股和房地產股票在暴漲，很明顯是有人在操縱股價，是在從事刑事犯罪，可是由於股票交易所只接受公安部的調查取證，一般投資者就是虧死也拿不到證據，這就完全堵塞了法律解決的通道，作為一般投資者除了自殺、殺人或等待動亂之外，再也沒有其他任何選擇了。這就是無罪推定的奧秘，讓股民拿不到莊家的證據，患者拿不到醫院的證據，員工拿不到公司的證據，下級拿不到上級的證據，弱者拿不到強者的證據，受害者拿不到害人者的證據，維權者拿不到侵權者的證據，這樣富人就可以為所欲為的高枕無憂了。最初資產階級革命是為富人打天下，形成保護富人的法律制度大家還只能忍著，後來隨著美國經濟的虛擬化和資本的社會化，成為經濟主體的美國老百姓逐漸意識到，無罪推定這個東西，是富人專門對付窮人的法律，所以便開始進行改革，確立了有罪推定這個窮人的法律原則。還是馬克思那個邏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就肯定隨著變。
　　　　目前美國的經濟基礎已經變到了什麼程度？我可以告訴大家，現在美國老百姓手裡的有價證券，不算基金和債券，僅股票就已經達到了１１萬億美元，１１萬億美元是一個什麼概念？幾乎追上了美國的總產值１４萬億美元，也就是說，美國社會的整個資本，在邏輯上已經落入到全體社會公眾手中了，美國老百姓真正具有了我國憲法中所說的那種所有者和勞動者的雙重身份。像微軟、思科等許許多多公司，已經是從裡到外的公有制了，當然準確的說應該是社會所有制，這些公司的股東能達到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上億人，已經不再是以往社會的私有制了。我們總不能說人家上千萬上億人擁有的企業叫私有制，我們三五十個老太太湊到一起編筐叫公有制吧，這樣就太不講道理了，而不講道理的政治理論是征服不了群眾，是沒前途的。正是美國大眾經濟基礎的形成，導致了它向大眾政治制度的轉變，這裡說的有罪推定僅僅是一個例子，諸如它的懲罰性賠償，把時間納入破產範疇等等許多制度變革，都在從根本上改變著以往社會富人主導的集團政治制度，富人的違規成本越來越高，窮人的維權成本越來越低，富人窮人的法律關係正在經歷著歷史性換位，人類進入大眾政治時代的歷史開始了。
　　　　有個典型事例很能說明問題，就是二０００年，美國證券會主席代表廣大股民，狀告美國三百家坐市商（證券公司），這幾乎是把美國整個金融資本集團告到了法庭上，結果官司沒打就贏了，為什麼？因為三百家證券公司認為舉證太困難，所以主動認輸賠錢。事後美國證券會主席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當時《中國證券報》用整版轉載了這篇文章，文章說之所以官司能夠打贏，應該歸功於美國有罪推定的法律制度，就是辯方承擔舉證責任。這個事件的典型性就在於，國家證券會主席代表股民同證券公司打官司，是我們所無法想象的；同時狀告三百家證券官司居然還能贏，同樣是我們所無法想象的。其實就是一個舉證責任倒置，就把富人給管住了，只要發現有人操縱股價，你就可以告他，告完你可以回家睡大覺，由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來證明自己是清白的，證明不了就是有罪，就要陪你的損失，這對那些為所欲為的富人是毀滅性的打擊，再也不敢隨便欺負窮人了。
　　　　這有點類似於我們文革中的大字報，老百姓對權貴不滿意，就可以貼一張大字報表示質疑，然後由權貴來證明自己的清白，證明不了就是有問題。不同的是美國的大字報貼在了法庭上，我們的大字報貼在了牆上，所以美國形成了制度，而我們只是運動。不過美國這些大眾政治的制度創新，知識產權是我們中國的，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可惜的是文革爆發在中國，開花結果卻落在了美國。現在我們應該明白，為什麼中國的法律總是起保護犯罪的作用了吧，為什麼中國的窮人好人怕打官司，富人惡人把打官司常常掛在嘴邊，就是一個犯罪成本問題，在中國，富人對窮人，壞人對好人，上級對下級，官員對百姓，公司對員工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什麼？就是「有本事你就去告我，愛告到哪裡就告到哪裡」為什麼壞人會如此理直氣壯？因為他知道，中國法律的舉證責任就能壓死你，你從打官司那一天開始就等於是走上了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的不歸路，所以中國老百姓最普遍的反映，就是一咬牙一跺腳，噴血喊出一句「我豁出去傾家蕩產也要告你！」可見中國老百姓打官司的成本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