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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值得一讀八股文:中國即將發生的社會轉變　(1)

作者：weileguojia 於 2007-6-6 00:5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中國即將發生的社會轉變　(1)——評析六中全會
　　　　中央民族大學張宏良教授

　　　　今天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關於十六屆六中全會的心得。從三中全會提出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到六中全會完整的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變，是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三次轉變，第一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第二次是七九年改革開放，第三次是這一次，恰好共產黨經歷了三個28年。第一個28年是1921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長期武裝鬥爭，用2800萬烈士的鮮血和生命換來了新中國的建立，我把它歸結我是夢樂園。第二個28年，是從49年到77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把它稱為是創樂園，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了偉大的歷史奇迹，無論和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國家相比較，我們都是相當偉大的了不起的。大家可以想想，49年我們建國時，我們連火柴、釘子都叫洋火、洋釘，水泥叫洋灰，可是我們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在一個百年戰亂的爛攤子上，建成了一個完整強大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包括在高技術領域，我們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如生物領域的人工合成生命，到現在也仍然是那時的水平。第三個二十八年是78年到現在，我把它概括為失樂園，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喪失了公有制以及與公有制相聯繫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福利住房和養老保障等社會主義優越性和現代社會的基本保障，整個經濟的持續增長是建立在無休止的犧牲人民福利和人民收入的基礎上，通過不斷降低和剝奪廣大人民的收入和福利來降低國民經濟的運行成本，加速GDP的增長，造就了舉世矚目的一個富豪群體，0.4%的人口掌握70%的財富，財富的集中程度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情況對共產黨的階級性質，對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對21世紀人類文明發展都形成了嚴峻挑戰，有可能造成2800萬革命先烈的鮮血白灑、億萬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汗水白流的結果。六中全會扭轉了這一歷史過程，所以我們說是中國歷史的偉大戰略轉變。
　　　　今天主要和大家交流三個問題。第一是偉大戰略轉變的內容，第二是偉大戰略轉變的意義；第三是這一轉變將要面臨的鬥爭。

　　　　一、偉大戰略轉變的內容

　　　　從三中全會到六中全會的偉大戰略轉變，從內容上我把它概括為九個方面的轉變。
　　　　第一個戰略轉變，是以資為本向以人為本的轉變，是資本主義向人本主義的轉變。這個轉變使中華民族一下子站到了世界政治文明進程的高端和前沿。可以這樣講，21世紀人類最偉大的運動就是由資本主義向人本主義的轉變，其歷史意義超過了由蒙昧社會向農業社會和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我們黨和國家在這時舉起的人本主義的思想大旗，不僅是向人類政治文明進程的回歸，而且掌握了未來人類政治文化發展的龍頭。可以這樣講，誰佔據了人類政治文化的龍頭，誰就是未來人類社會的主導。歐洲之所以能夠控制世界幾百年，就在於他們佔據了與工業社會相適應的當時的政治文化龍頭，所以工業革命才能在歐洲開花結果。現在人類社會開始了第三次偉大轉變，第一次農業社會的轉變我們是贏家，贏了數千年的繁榮發展；第二次工業社會的轉變我們是輸家，輸的幾乎亡國滅種；現在我們舉起的人本主義大旗，反映了社會歷史轉變的本質要求，如果不發生逆轉，中華民族將再次成為社會歷史轉變的贏家。在此需要強調指出，我們一直在講的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不是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或增長總量將會有多大，而是指中國文化將會成為21世紀的主導。
　　　　而我們這裡所講的中國文化，不是像余秋雨他們所理解的那樣，是什麼變臉雜耍書法國畫等具體的文化藝術形式，而是指東方文化和諧的本質屬性，和西方文化相比，東方文化最本質的特徵最本質的屬性，就是和諧特徵和諧屬性。工業社會需要競爭的推動，所以以競爭為特徵的西方文化佔據了歷史主導地位，而以新興產業為基礎的新經濟時代，在客觀上需要以合作取代競爭成為社會發展的文化核心，以和諧為特徵的東方文化必然會取代西方文化成為21世紀的主導。這是就哲學層面上講的人本主義的歷史意義。僅就政治層面上的轉變也是相當了不起的，大家回想一下，我們這28年的發展完全是以資本為本，資本成為社會的主導，各級黨委的中心工作，各級政府的根本任務，整個國家機器，都圍繞著招商引資這個軸心運轉，為此不惜犧牲一切，犧牲工人的權益，犧牲我們幾十年的奮鬥成果，犧牲我們的主權，犧牲我們的資源，把整個中國變成了世界歷史上資本最理想的天堂，二戰後一度被約束的資本的血腥基因，在中國得到了報復性的瘋狂釋放，洪水猛獸般的在中國大地上肆意掃蕩，人重新成為資本增殖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工具，只要資本需要，人是可以隨時隨地隨便犧牲的天然附屬品。所以我們說以資為本向以人為本的轉變，中國社會歷史的又一偉大轉變。　　
　　　第二個轉變，是經濟發展觀向科學發展觀的轉變，從而恢復了發展的本來涵義。可以說，發展是這些年被主流經濟學家搞得最混亂的一個概念。什麼叫發展？發展應該是一種完善，是人自身的完善，社會的完善，自然的完善，這才是發展。事物的不斷完善的過程就叫發展。可是我們卻相反，我們是以個體的人格、精神、心理、感受的扭曲和分裂，是以整個社會矛盾的激化和社會道德的墮落，是以整個自然環境不可逆轉的永久毀壞為代價的，這是破壞而不是發展。把GDP增長作為發展的標誌，無論主觀上屬於無知還是惡意，都是十分荒唐的。
　　　　西方國家用GDP來衡量經濟發展是對的，這是由西方國家的歷史決定的，西方國家的經濟是依靠對外搶劫發展起來的，相應就產生了反映搶劫成果的西方經濟學，用GDP來衡量搶了多少東西，至於搶劫過程中造成的國民和環境的損失，那都是別的國家的損失，所以GDP只算增量不扣除成本的計算方法，對西方國家來說是對的。但是放到中國就有問題了，比如我們現在大家100個人，每個人有1萬，GDP總值就是100萬，如果我把大家的錢搶來歸我一個人，我的1萬就變成了100萬，加上之前我們大家的100萬，我們的GDP總量就翻了一番，達到了200萬，這種GDP增長對我一個人來說是發展，我發了大財，但對你們大家來說不僅沒有發展，反倒是損失是痛苦是災難。所以GDP這個東西，對西方國家來講是對的，放到中國來就是錯的，在這種發展觀的指導下，形成了一種很荒唐的現象：你綠化一座青山，不算是發展，因為你的GDP沒有增加，反倒要減少；你毀掉一座青山，算作是發展，因為你的GDP增加了。這種逼良為娼的發展觀，使種樹的省長越來越少，砍樹的省長越來越多，即便拚命種樹的焦裕祿活到現在，也要被逼去砍樹，否則就不是好黨員好乾部。橫向來看這種發展觀的結果，就是在發展過程中老百姓越來越窮，越來越買不起房子看不起病；縱向來看這種發展觀更加可怕，就是形成了一種斷子絕孫的發展方式，用李瑞環的話來講就是吃祖宗飯，斷子孫路，說得直接些就是啃祖宗的骨頭喝子孫的血。我們這一代人還沒走完，就透支了幾代人的發展資源，毀掉了子孫後代安身立命的物質基礎，如果再繼續下去，中華民族就真的要斷子絕孫了。現在放棄GDP代表的經濟發展觀，代之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科學發展觀，是恢復了發展的本來涵義，所以稱之為偉大轉變。
　　　　第三個轉變，就是由建立野蠻血腥的叢林社會向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轉變。把市場經濟的叢林法則作為社會改革和發展的規則，是中華民族空前的歷史災難，是中國歷史空前的文明浩劫。可以說，中華民族是最講禮儀的民族了，禮儀之邦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大丈夫重義輕利」等，把仁道正義、誠信友愛、文明禮儀看得高於一切，是中華民族的固有美德。可是現在怎麼樣呢？幾十年對所謂小農意識中誠通道義的批判，幾十年西方叢林法則的血腥訓練，把中國變成了世界上最野蠻，最殘暴、最骯髒的地方，世界歷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像我們今天這樣，無所不用其極地坑蒙拐騙偽劣假冒。馬上就要開中非論壇北京峰會了，讓非洲兄弟看到中國這個狀況會怎麼想？就說城市中最明顯的乘公交車，走遍中國沒有排隊的；特別是人行橫道，按交通規則是行人的絕對權利區，車到跟前無人要減速有人要停下，可是無論威猛大漢還是白領玉女，都是不顧行人死活的呼嘯而過，極少有人主動減速或者停車，這種行為和那些強暴婦女的流氓有什麼區別？甚至比流氓更加惡劣，流氓只是不管別人痛苦，而你是不管別人死活！為什麼中國人會墮落到這個地步？或者說是什麼把中國人變成了流氓？雖然分析起來有許多因素，但是持續數十年創建殘酷競爭的叢林社會，實行叢林法則的血腥訓練，是其主要原因。資本的處世哲學就是「只要我能過得去，哪怕洪水滔天」，洪水滔天都不怕，軋死個把人算什麼！所以幾乎所有的開車人，都是不顧行人死活的呼嘯而過。
　　　　競爭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以公交車上搶佔老幼病殘孕專座也就天經地義了。大家都說現在中國人不講信用，其實中國人是歷史上最講信用的民族了，全世界關於信用的格言加起來也沒有我們多，諸如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大丈夫一言九鼎，重諾輕死等，就是信用這個東西維繫了我們這個民族2000多年，小農經濟的彼此隔絕狀態就是依靠信用來維持的，此外再沒有其它紐帶。為什麼現在我們這個民族突然不講信用了呢？信用徹底崩潰了呢？就是我們形成了一種逼良為娼的體制，誰講信用誰倒霉，誰講信用誰被淘汰，30年反向淘汰的殘酷訓練啊，30年橫跨3代人的影響啊，淘汰老一代，扭曲中間一代，摧殘下一代，結果是整個社會信用的蕩然無存。多少年來右派們總是講文革是文明浩劫，其實這些年才是真正的文明浩劫，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文明浩劫。而當年文革不僅繼承了傳統文化的信用觀念，甚至把信用推到了至高的境界，現代京劇《海港》中有句話最能反映這一點：「寧可在經濟上遭受重大損失，也不能在政治上遭受絲毫影響。」什麼意思啊？就是寧可賠錢，也不能不講信用，就像今天的汽車召回制度一樣，寧可把汽車召回來砸爛也不能損害信用資源。可是後來隨著《海港》誠信價值觀的被批判，誠信越來越成為個人生活中最具毀滅性的可怕品質，誠信意味著淘汰意味著失敗意味著死亡，甚至成為父母兄弟間最令人憂慮的一種品質，兒行千里母擔憂，最擔憂的是兒女會因誠信受騙遭殃。當誠信成為一個人災難根源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已經不再是人類的社會，而是魔鬼的社會、野獸的社會，是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
　　　　所以我們才說重建誠信友愛的東方和諧社會是偉大的轉變。可能有人會說，叢林法則是西方經濟學的根本法則，可並沒有影響西方的誠信社會。的確如此，這是由東西方文化的區別決定的，東方人追求的和諧社會和西方人建立的叢林社會，是東西方不同文化發展的結果。東方文化走的是悟性發展道路，西方文化走的是理性發展道路；東方文化求諸於內，認為只有在改造主觀世界的基礎上才能形成主客體之間的和諧平衡，它把人與自然之間理解為一種依戀關係；西方文化則是求諸於外，認為只有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基礎上才能形成主客體之間的平衡關係，它把人與自然理解為一種征服關係；所以中國人追求內在和諧，西方人喜歡外在征服。或者形象的說，東方是羊文化的發展道路，共存共榮，和諧相處；西方是狼文化的發展道路，弱肉強食，征服消滅。可是改革開放后，把實行叢林法則的狼文化從西方突然搬到了中國，強迫只能吃草的羊也像狼那樣去吃肉，也像狼那樣去競爭，結果是既丟掉了羊文化的誠信善良，又沒有建立起狼文化的秩序法則，形成了今天這種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的混亂狀況，用佛教的話來說，就是進入了末法時代，即將墮入地獄的時代。有時我想，這或許是一件好事情，有可能是冥冥中的一種安排，把西方文化拿到中國來，讓它發展到極端，讓整個世界都看清楚這種文化的弊端，這樣整個人類文化轉變的代價可能就會小一些，當然我們中國人就要悲慘些了。毛主席生前經常講「中國人民應該對世界有較大的貢獻」，可能也包括這方面的貢獻（笑），承擔人類文化轉型痛苦的貢獻，由中國人承擔整個人類文化轉型過程中的成本和代價。

　　第四個轉變，是由效率優先向公平正義的轉變。看六中全會公報，我感覺有一點很高興，幾乎沒提效率。其實效率是企業的問題，不應該成為政府和政黨的目標，政黨是弘揚一種價值觀的，政府是維護社會公平的，企業是追求效率的。追求效率是資本的天性，別說不用去激勵它推動它，即便是阻擋都擋不住，所以把效率寫到政府和政黨的旗幟上特別荒唐。過去總是說改革前政府和企業之間功能錯位，其實改革后才是真正的錯位，錯就錯在政府瘋狂的追求利潤追求經濟效率。以前我們的政府和現在發達國家的政府一樣都是不管利潤不管效率的，即便是有問題，也只是在企業的管理方法管理機制方面有些問題，但企業和政府的關係是沒有大問題的。可是改革后企業和政府的關係完全顛倒過來了：企業在天天研究琢磨政治問題、政策問題和幹部問題，中國企業家對政治問題的熟悉和了解，遠遠超過西方國家的國會議員，越來越多官員的腐敗就是企業研究政治問題和幹部問題的結果；政府卻一心一意搞經濟賺大錢，對百姓疾苦等政治問題沒有絲毫興趣，即便有興趣也只是裝裝樣子而已。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私人莊園，全國人民都變成了莊園的農奴，少數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成了莊園主。莊園主肯定要求效率，效率是富人經濟學的概念，是莊園主經濟學的概念，是奴隸主經濟學的概念，不應該是窮人經濟學的概念，更不應該是共產黨人經濟學的概念。
　　　　可以說，由效率優先向公平正義的轉變，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人性大解放、人權大解放、人的尊嚴的大解放。效率優先的實質，是把人僅僅看作是實現GDP增長的一個工具，根本不把絕大多數中國人看成是人，就像農村看待豬羊牛馬一樣。所以說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人性大解放，而且比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那次解放的意義還要偉大，《人權宣言》是把人類由權力集團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我們這次是要把人類，至少是先把中華民族由權力集團和資本集團的雙重束縛下解放出來，權力集團對人的統治是罪惡的，資本集團對人類的統治同樣是罪惡的。精英集團的一個很大罪行，就是它把資本集團的統治作為一種天然合理的模式強加給我們國家，認為資本集團的統治就是歷史的進步。我們並不否認，權力集團對人類的統治是應該推翻，但這並不意味著人類就要接受資本集團的統治，不能因為張三是個流氓就要嫁給李四這個流氓！這兩個集團的統治都應該推翻。可能有些同志會說我評價太高，其實不是，至少在理論上豎起了公平正義這個旗幟，並且我們也應該在最高意義上來理解中央這次戰略轉變。這次機會多麼難得啊，可以說這是中華民族的最後一次機會了，是實現中國人民利益的最後一次不流血轉變的機會了，我們必須得抓住，一定要抓住，也一定能抓住！偉大的轉變發生在當前，本身就反映了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的自生能力，總是能在關鍵時期產生自己的一批鐵血子孫，這就是我們這個民族能夠飽經憂患歷盡劫難而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如同這一次的歷史轉變，如果沒有包括烏有之鄉在內的廣大左派持續數年的廣泛鬥爭，是不可能有今天這個局面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次轉變與四十年前那場轉變在許多方面有著相似之處，是近三十年來所沒有出現過的，就是中央決策層和最底層網路媒體的直接接觸，把中間右派控制的傳統媒體甩開了，以往決策層的變化都是由中間的傳統媒體來推動的，而這次胡溫新政形成直到六中全會公報發表，中間的傳統媒體始終沒有任何積極的反映，所有的積極反映和歡呼都在網路上，特別是在烏有之鄉這些左派網站上。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中央最高決策層與社會基層輿論的直接結合，第一次是四十年前的文革，這是第二次，所不同的是四十年前那次結合是有組織聯繫的，這次完全是自發的默契配合。並且這兩次結合都是由大字報開始的，只是這次大字報的形式變了，不是貼在牆上而是貼在了網上，這是網路信息產業發展的結果，網路提供了一種新的現代大字報形式，能把社會最底層的信息直接反映出來。可以說，中國的左翼思想是和網路同時發展起來的，現在是左派主導網路媒體，右派控制傳統媒體，如果用三個代表來衡量，和網路媒體結合的左派就是先進生產力代表，就這點來講，也決定了未來思想領域裡左派右派鬥爭的命運，新興媒體肯定會取代傳統媒體，包括和新興媒體相結合的左派，也肯定會取代和傳統媒體相結合的右派，這將是不可阻擋的歷史發展趨勢。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要走得適度，不要走得太急。要牢牢記住56年毛主席搞雙百方針的教訓，當時的雙百方針被黨內個別人所利用，用所謂「引蛇出洞」的方法，把知識分子推向極端，要共產黨下台，然後以此向毛主席攤牌，結果把大量知識分子其中包括許多左派知識分子一夜之間打成右派，形成了建國后黨內鬥爭中毛主席第一次慘重失敗。這就是為什麼華國鋒上台後第一件事就是為右派摘帽的原因，他想以此來壓制政敵，怎奈他的笨拙使全國人民根本沒有看懂他要做什麼，結果反倒被政敵利用丟了江山。關於這段歷史大家可以去看看哈佛大學的《劍橋中國史》，一段左派蒙冤的歷史，今天仍然要記取當初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