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和平,2012年整整60歲,他出生在中國,5年前回中國定居。中國周刊記者/王攀 攝
1967年,北京,一家五口的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一個美國紅二代的困惑
》》》閔曉紅回憶,寒春去世這一年來,老陽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視頻,都會哭得很傷心。有時候他會感慨:中國有些地方,越來越像美國了。他的學生周纖則這樣理解:「陽老師所懷念的,是那時大集體主義的溫暖。」
最近一次「撞車」發生在公交車站上,陽和平抱怨公交路線設計不合理:「不能直達地鐵站,多麼荒謬。要是在美國,公眾會起訴政府部門公共服務設施的失當!」愛人閔曉紅調侃道:「你的意思,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了?」他急了,爭辯:「不是那麼回事,這和主義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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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弟弟陽建平的話說,就算有兩隻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只是貧下中農,哪只是富農」。陽和平卻認為自己的階級對立法放在當下再適合不過了:階級無處不在,當年的中國工人慢慢成了溫水裡的青蛙,失去了當家作主的權利;而官僚特權階層則迅速積累著財富和資源。
中國農場里的童年
上完一整天的課,坐在小餐館里灌下一碗酸辣湯后,這個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沒有中國革命,我媽肯定不會嫁給我爸,更不會有我」。
在中國出生,度過少年時光;到美國求學工作;最終回到北京定居。現在,59歲的陽和平是對外經貿大學的一名講師。和他的中國同齡人一樣,他的一生被時代左右,只是左右的方式更為不同。
陽
和平的母親,Joan
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頓工程中擔任「原子彈之父」費米的助手。日本廣島的慘狀,促使她放棄了自己的工作。1949
年,為追尋《西行漫記》里描述的革命生活,她來到中國延安。同年,與比自己早三年來到中國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窯堡的窯洞里結婚。Erwin
Engst是個地道的美國農民,為了來到中國,把老家的三十多頭奶牛都賣了。當地的同志們給這對外國夫婦起了中國名字:寒春、陽早。之後的歲月里,他們成
為中國奶牛品質改良和農機革新方面的專家。六十多年,寒春、陽早一直在「為中國人民養奶牛」。
最初,他們在陝北的三邊牧場工作了四年。直到現在,陽和平還是懷念那兒的鍋盔:「一張大號的發麵餅,放在鐵鍋里烤得兩面都脆,掰成七八塊,我這輩子最愛吃的就是它了。」
1953
年,陽和平隨父母來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灘農場里度過。七八歲時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農場的全景:麥田、樹林、農舍的炊煙。「太美了。」他一臉陶
醉。和很多中國男孩一樣,陽和平愛玩火,有次點著了農場的柴火垛,差點釀成大火災。父親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掄圓胳膊打他屁股。
在
這裡,他度過了人生中的第一個聖誕節。1962年,陽和平的姥姥卡瑪麗達為了看望久別的女兒,從蘇聯入境,來到中國(這在當時是非法的),帶來一棵掛著糖
果和玩具的小松樹。父親告訴他,晚上會有一個白鬍子老頭拿著禮物從煙囪里進來,給乖孩子的襪子里放上禮物,給淘氣孩子的襪子里會放上一大塊煤炭。「兄妹三
人,我總是拿到炭。」
牛場里的聖誕節,沒有燭光晚餐,也沒有聖誕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幫子就著麵條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讓陽和平開心很久。
「美帝」回國
農場是他的家,離開那兒,一切都變了。周圍的人總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國人。
上小學時,陽和平沒少和同學們打架,因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師就會單獨教育他:你怎麼能和中國孩子打架呢!上課開小差也是同樣的待遇:你就不能學習好點么?
50多年過去了,陽和平還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憑什麼剝奪我打架的權利?為什麼就我必須好好學習?」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時,寒春帶著他去城裡送奶。很快,馬路被堵住了,圍觀的人們像看動物一樣看著他們,警察來了才把他們解救出來。陽和平很難受,母親安慰他:「他們沒有敵意的,只是好奇。」
因為是美國人,他們必須定期去公安局申請「居留證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時候,工作人員問:「你為何留在中國?」他無奈地聳了聳肩:「我怎麼知道——我生在這兒,不留在這兒我去哪兒!」
1966年,寒春和陽早調到了北京做文職工作。後來他們主動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紅星農場繼續養牛。「文革」開始后,剛讀完初一的陽和平也想和同學一樣上山下鄉,可學校沒有批准,找區里、市裡的領導也不行。「因為我大鼻子唄!」
1969
年,陽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開始,他在8車間干壓縮木頭的活兒。1970年代初,8車間要生產一種特殊的軍用玻璃鋼,因為保密需要,陽
和平被調到了5車間,連學習和討論都不能參加了。「這不算歧視——美國種族主義對黑人那才叫歧視。」他想了好一陣才說,「是提防,沒把我當自己人。」更讓
他傷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遊行,激動的人們就會瞪著眼指著十七八歲的陽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時候,父母這樣開導他: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陽和
平深吸了一口氣,「我還不夠反帝么?前些日子我還聲援了在華爾街鬧革命的朋友呢。」
巨
變在悄悄地發生,1971年,一支美國乒乓球隊來到中國,「乒乓外交」解凍了兩個大國的冰凍關係。這一年春天,陽和平的舅舅、美國記者韓丁受周恩來總理邀
請來中國訪問。韓丁之前也曾訪問過中國,並把自己的女兒卡瑪留在中國。那年秋天,卡瑪跟著父親韓丁回到美國。打那時起,陽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國
來信,「當時特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寫的,信里新奇陌生的故鄉,開始誘惑他。他開始努力學英語。
1974年3月,21歲的陽和平坐上了從香港飛往洛杉磯的航班,然後轉機到費城鄉下找舅舅。「爸媽沒有阻攔我,他倆認為18歲之後,孩子就不用管了,隨我去。」
他至今還記得剛下飛機的場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著特地新買的中山裝,很顯眼,但沒人注意他。他留著平頭,很像美國大兵,求助時,人們都不大願意幫助他。「越戰還沒有結束,美國老百姓的反戰情緒特別高。」他解釋道,「不過,再也沒有人偷偷看你,那種感覺太舒服了。」
美國沒有鐵飯碗
在
舅舅的農場幫了半年活兒,陽和平決定去城裡求職。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費,找了一份修理收銀機的工作,兩個月就被辭退了。1975年他當上電工,在修理鍊鋼廠
吊車電線的時候,他差點掉進高爐。過了十個月又被解僱。他問老闆:「是我幹得不夠好么?」老闆解釋:「跟你沒關係,我們不需要這麼多人。」
「當時中國可沒有『解僱』的說法,我崩潰了,感覺天塌了下來。」
「過去的中國,工人可以當家做主,管理工廠,可以批評幹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國工廠,我在這打工就是掙錢,一天辛苦勞動掙一天辛苦錢,我不會耍滑頭,也服從管理。」陽和平這樣描述在中美當工人的區別。
房租、吃飯都沒法解決,陽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複印機賺錢。
1976
年,陽早回到美國,陽和平索性辭了工作,跟著父親一起作全美巡迴演講。美中友好協會對他們管吃管住,還在各個城市做宣傳,報紙、廣播鋪天蓋地。「每場都有
幾千人,我們爺倆各自講述在中國的經歷,美國觀眾特別感興趣。」說起這事,他突然來了精神,「好傢夥,白天黑夜地去講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
美
國轉了大半圈,他們在舊金山給自己放了假。父子倆租了部車,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風。路過一個小鎮,他們買了兩盒半加侖裝的冰激凌當午飯。「我們全家都愛
吃冰激凌,」陽和平捂著臉笑,「美國的冰激凌好吃!」一路上,副駕駛座位上的陽早滔滔不絕地講著笑話。陽和平突然發現,那個脾氣暴躁、不苟言笑的父親,竟
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國最開心的一天。」他把手挪開,眼圈紅了。
從上至下依次為:1.1958年,在陝西的草灘農場,6歲的陽和平與父親、弟弟、妹妹的合影。2.1962年,10歲的陽和平為姥姥使用的沖水馬桶挑水。
3.1967年,在北京三里屯,15歲的陽和平和妹妹實驗自己製造的發電機。4.1979年,27歲的陽和平到北京光華木材場看望師傅們。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1977年,陽和平回到中國,常常對同事們講述美國的經歷。可他有些失望:人們感興趣的是美國的物質生活,卻看不透「資本主義的本質」。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陽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會和父母爭論。他又一次去了美國,打算看看「西方是怎麼研究社會主義的」。
1980年,他已經28歲了,在美國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他本科的論文研究「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博士論文研究「資本主義的周期問題」。從1980年到1997年,陽和平花了七年讀完大學,花了九年才讀完博士。
「大
學畢業我沒懂,研究生時候更迷糊了,後來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會主義走向何處》,終於有點懂了。」他總結自己17年的求學經歷,「把西方主流經濟學弄懂
了,再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特別明白。」他對如今中國大學生的考研熱潮搖頭不已:大部分是為了找個好工作,不是為了「追求真理」。
從拉特格斯大學讀完博士學位后,陽和平在一個信用卡公司工作了三年,後來他厭倦了,因為老闆只知道吸引那些「沒有破產卻花錢多的人」,卻創造不出一點社會價值。
在美國求學的日子,陽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他不懂美式玩笑,不習慣人們雖然很禮貌卻「從來不串門」。他很難和大多數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觀點。只有花幾個月時間,等待一份從中國寄過來的《人民日報》,透過那些鉛字,他才能找到些許的歸屬感。
他覺得在美國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場電影,自己只是觀眾,卻在影片中找到了尋求已久的答案。
撞車
2005年,美國電影《撞車》上映,這部電影講述了洛杉磯來自不同文化地域人們的衝突與和解。就像這部電影一樣,陽和平一直在中美文化中「撞車」。
太平洋兩邊折返了好多圈的陽和平決定在中國定居,2007年,他在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找了份教計量經濟學的工作。這次,他不打算再走了。
早
在1982年,寒春和陽早搬到了北京市昌平沙河的小王莊農場。2003年,陽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離他而去,留下了一屋子的奶牛養殖和機械設計的資
料。望著堆積如山、泛著黃的筆記和圖紙,陽和平常常撓頭:「我想一頁一頁照下來,做成電子版,可工作量實在太艱巨了。」
偶爾,他的學生會來到這間小平房,幫他整理這些「帶著奶牛味道」的紙張。儘管陽和平很少在課堂上提起,但幾乎全校的學生都知道,他的父親母親,是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研
一女生周纖是陽和平的助教,她大三時就聽過陽和平的課。她至今還記得,一次吃西瓜,陽老師也藉此講到了中美差異:中國人習慣切成片,但美國人就得切成條吃
——「因為我們是大鼻子。」作為校「三農」協會的負責人,周纖經常和他討論農村問題。「每次組織學生去農村實踐,陽老師會提出一大堆建議。」她說,「可他
不願跟著我們一起去,擔心自己的模樣會在農村引起麻煩。」
這個上課喜歡讓學生們討論、總是樂呵呵的外教,考試給分很合理。但他仍堅持美國式的認真,如果有學生擔心掛科去找他加分,會得到這樣的回答:「我能做的,就是幫你複習功課。」
最近找陽和平寫出國推薦信的學生越來越多,他總是舉筆如扛鼎:「太複雜了,真是要了我的命。」中國的老師們總是習慣讓學生寫完內容,自己在下面簽個名字,但陽和平堅持自己寫:「我有我的原則。」
學
院領導催他多發表幾篇學術論文,他從來都不著急:「我是體制外的合同工,又不用評職稱。手裡的確有可寫的,但我需要多花些時間才能出結果啊。」他認為目前
中國大學的官本位現象太嚴重,老師都想往行政方面靠攏——美國大學里擁有管理權的是教師委員會,老師都不稀罕那個權力。他批評很多大學老師是在「混日
子」。
他甚至會因為一些學生的「崇洋媚外」而傷心:「總覺得美國什麼都好,電影、時裝和政治體制都當成自己的標準。」
可陽和平也常常不自覺地按照美國標準行事,他的中國愛人閔曉紅最怕和他一起過馬路——一看見紅燈右轉的車輛和行人搶道,陽和平肯定會攔上去和司機理論,有一次還差點跟人打起來。陽和平的理由是,美國的汽車在紅燈右轉時,必須等人行道上沒人才能過。
在家裡,陽和平從來都不讓愛人為他洗衣服:「你不能剝奪我勞動的權利。」這位生活在社會底層、學歷並不高的安徽婦女,時常會被他這樣的話語逗樂。她經常翻閱陽和平放在床頭的書:《墓碑》、《問蒼茫》、《反右派鬥爭始末》……這些書多為盜版的,是陽和平從地攤淘換過來的。
前
些天,美國的朋友告訴他,美國警察和佔領華爾街的群眾起了衝突,打傷了一位抗議的退伍軍人。「好傢夥,整個加州都憤怒了,幾千人佔領了碼頭高喊:這是我們
的國家,憲法給我們權利!你們有什麼權力(這麼做)!」他揮舞著胳膊,彷彿身臨其境,「美國政府是霸權主義,卻宣傳自己是正義的。一旦謊言被揭穿,你看美
國群眾的反抗有多厲害!中國人民應該學習美國人民的主人翁意識。」
閔曉紅回憶,寒春去世這一年來,老陽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視頻,都會哭得很傷心。有時候他會感慨:中國有些地方,越來越像美國了。他的學生周纖則這樣理解:「陽老師所懷念的,是那時大集體主義的溫暖。」
最近一次「撞車」發生在公交車站上,陽和平抱怨公交路線設計不合理:「不能直達地鐵站,多麼荒謬。要是在美國,公眾會起訴政府部門公共服務設施的失當!」愛人閔曉紅調侃道:「你的意思,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了?」他急了,爭辯:「不是那麼回事,這和主義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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