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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中國農民沒有財產權

作者:yuxin_9605  於 2011-12-17 21:27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

2011年12月15日,「《財經》年會2012:預測與戰略」在北京舉行。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在會上做主旨演講,以下為發言實錄:

黃奇帆: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剛才韓部長就農業糧食發展的問題做了一個好的演講,我就城市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的問題做一個主題演講。說到改革,實際上中國從計劃經濟中過來,凡是不適應市場經濟、不適應生產力發展,不適應和國際經濟慣例接軌的一些體制機制,一些制度安排都要進行改革。凡是長周期影響社會發展,大面積存在的突出問題,就應該考慮用改革的思維,在制度安排上、體制機制上進行改革,凡是大面積存在的、反覆解決不了的問題,一般都是體制機制需要改革的問題。

當今中國農民工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過去20年30年中國形成2億多近3億農民工,長期存在於中國社會中,農民工既是城市居民,也不是城市居民,既是農村居民,也不是農村居民,他處在第三類兩棲狀態中,這種狀態長期存在,會帶來三方面問題。

首先是農民工這個群體,實際上處在社會底層,城市的底層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的問題。比如他們的養老保險,城市居民如果上班了,單位幫他交的養老保險是基礎工資的20%,而農民工,我們的制度是12%,醫療保險城市居民每年會交1千多塊,農民工是幾百塊,小孩讀書也是這個問題,中小學讀書不收費了,但是農民工要付擇校費,或者沒有正常好的學校,專門搞個農民工學校等等。這一類問題,實際上是對一個社會群體的歧視,不公平。

第二,就城市的企業來說,好象用了農民工成本低了,但其實他有三種成本很高。第一他每年大量招工,經常人工短缺。第二,每年就算農民工到位了,平均30%的流失率,今天農工民回去了,再來可能是另外一撥人,每年有30%的培訓費要發生,使得生產過程、產品質量不穩定。第三,農民工一般一年干9個月10個月的活,春節前後兩個月要回家,像鐘擺一樣,這個角度也不利於經濟發展。

另外農民工的長期存在也會形成社會問題,農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年輕人妻兒分散,各方面社會不和諧,不平衡問題到處都是,所以這個問題必須很好的重視很好解決。去年重慶市委市政府根據中央精神,專門用了半年時間方方面面請專家,基層研究,最後做出一個決策,讓重慶的農民工能夠成為城市居民。重慶有800多萬農民工,其中400多萬在沿海,比如深圳,廣州,上海,浙江,江蘇打工,也有400多萬在重慶城裡打工。因為重慶是一個兩元構架,既有內陸最大城市,也有大面積農村。所以,重慶的城市本身也有400萬人在打工,我們把其中進城3年5年以上的農民工,只要他們本身願意,把他們轉為城市居民,這個過程迄今已經15個月,從去年8月到現在,到11月底的時候,我們轉了305萬農民工,預計年底大致上是320萬,這是我們共和國60多年來第一次大規模,人數達到300萬以上,集中的農民工戶籍轉移。

我們說重慶轉得風平浪靜,非常和諧,如果你到重慶跟這些農民工轉戶的人討論一下,他們會非常的高興,愉快。這樣的一個轉戶促進了農民工的待遇改善,也促進了重慶城市化的進程,促進了城鄉和諧的一體化。我們在進行農民工轉戶的過程當中當然有一個頂層設計,任何一個重大的基本面社會改革,一定是有成本的,還有很多複雜的利益機制需要調整。所以,如果沒有頂層設計,光靠熱情做事,那是會進入死胡同,進入泥潭的。

我們對農民工轉戶的頂層設計總的有5個坐標,或者說5個關鍵環節。第一凡是轉戶的農民5個一步到位,他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以及小孩的讀書,就業,住房,所有方方面面利益機制上的事都跟城市居民一樣,一步到位,一體化,完全市民化,沒有任何不同,那麼這個戶口本才會有真正意義,否則光有一個本子換一下沒有意義。

第二就是農民工進城是一定要有工作的,我們不是簡單去把一批農村沒有工作的農民,老人,小孩拉到城裡來落戶,那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們轉的是農民工,這個農民工有3年到5年以上在城市成熟的打工經歷,基本工作已經穩定,也有一定的技能。而重慶是個年輕的直轄市,正處在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之中,現在重慶有1500萬城市居民,以後還會發展到2千多萬,總的來說是一個城市化,工業化剛剛在起步,還有10年,20年,30年的過程要發展,每年的經濟增長,各個方面的就業人群每年需要增長40,50萬人。所以,在這個方面就業保障要考慮周到。

第三就是考慮城市的承載能力,如果我們把轉戶的300多萬人集聚在一個點上,這個城市承載力就會有問題。重慶這個直轄市是一個城市群,除了現在有700萬人、以後可能會有1千多萬人的一個國家級中心城市之外,重慶周邊還有30個中等城市形成了城市群。我們現在轉戶的300萬人,有60%分佈在重慶的主城和30個區縣的縣城,還有40%分佈在700,800個中心鎮,那裡面也有基層企業,也有農民工,這樣的話我們是六四開,大城市中等城市集聚60%,小城市集聚40%,形成一個合理分佈,同時對城市的基礎設施,道路交通,通訊,水電氣等各種各樣市政設施,還有公共服務,教育衛生,文化這一類服務,包括農民工的住宅都同步進行配套。我們重慶3年啟動4千萬平方米公租房,明確一個目標就是服務於農民工,服務於新生代大學生,服務於城市原住民當中住房困難戶。我們明確一個口徑,50%公租房給農民工,15%給新生代大學畢業生,35%為了解決城市原住民困難戶,這樣就能把城市承載的問題平衡好。

第四就是成本問題,大家一般就會說,一個農民工進城總要有十幾萬的成本,如果300多萬人就有4千億,整個中國2億多農民工,就需要40萬億,聽到這麼一個天文數,誰都會嚇一跳,可能止步不前。我要說,這是一個偽命題,全世界城市化進程都是農民進城過程,都有這個成本問題,人家怎麼沒有積累幾億農民工滯留在外,不讓他轉戶,真正成為城市市民呢?因為農民工的一生,年輕時打工到他年老,幾十年做的貢獻是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在這樣的過程中為他支付十幾萬,二十幾萬的成本,天經地義,所以這是一個偽命題。

具體解決當中,重慶300多萬農民工要4千億,我們一分為三,其中養老、醫療這些保障性的問題該企業承擔,他們會承擔1千多億。社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當中的費用當然政府該承擔,這1千多億,其實農民工進城還沒轉戶,政府已經開始在承擔,同時也是城市化發展的一個市場需求本源,本來就該做的公共服務。第三還有一塊社會成本,包括農民工自己以及社會的各個方方面面也要攤銷一塊,這三個1千多億構成4千億,並不是一年來支付,而是15年到20年的過程。比如養老保險,繳交的過程是15年以上,這是一個分攤過程。當這個成本分成15到20年,又分成三個方面的時候,每一方面是可以承受的,很平穩,是理所當然該支付的成本。所以,這個問題我們經過分析以後,按這個思路進行推進,事實上我們1年多的推進過程是風平浪靜的,很平穩。

第五,涉及到中國農民工的特殊情況就是耕地、林地、宅基地三塊地問題,我們推動農民工轉戶並不是圖農民工的三塊地,而是以他的有效勞動,以他就業崗位,以他的志願在城市裡落戶,沒有任何先決條件。我們憲法規定農民的三塊地是集體所有,而集體是以什麼來界定的呢?你是農村的戶口,你當然是農村集體一員,如果你戶口遷徙了,你不屬於農村集體了,這三塊地是不是就不是你的了,要流失了?這也是中國農民工長期不能轉戶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根據全國人大通過的《物權法》界定一個概念,土地的所有權是財產權,土地的使用權也是財產權。所以,對農村農民的三塊地進行確權,不僅是丈量他的面積,還要確定支配權。這個支配權不是去改變集體所有制,而是要確立使用權也是一種財產權。如果一塊地價值100塊錢,所有權這種財產權佔多大比例,使用權的財產權佔多大比例,我們大體上做一個劃分。比如說宅基地,使用權佔85%,所有權佔15%,而承包地、林權用地是八二開,使用權佔80%,所有權佔20%。有了這麼一個比例,在80%、85%範圍內,農民是可以自己支配的,是他的財產權,他即使到了城裡,這地還是他的,他願意給兄弟姐妹用,願意自己繼續使用,或者願意租賃給別人用,都是他自己的選擇權,我們只要搭好市場的選擇平台,有農民自主決定就把這件事解決了。中國的農民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財產權,去年中國農民人均5千多塊收入,97%是勞動收入加政府轉移支付補助的收入,財產性收入只佔3%,因此農民在社會上沒有融資的能力。大家有時候討論中國農民缺乏貸款問題,就提到印度巴基斯坦有個拿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搞的那個小銀行,成功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的專家學者一討論,也就認為是中國的大銀行彎不下身來解決小銀行的問題,把它變成一個技術問題,認為中國解決農民貸款問題也要發展小銀行。其實本質上中國的農村之所以沒有信貸,是因為沒有質押物,農民沒有財產,是無產者的問題。當你解決了三塊地的問題,明確了使用權也是財產權,是可以讓農民家庭進行自我質押流動,自我支配,這時候農村貸款也就會大規模發生。

比如重慶,沒解決這個問題前,整個重慶1千多萬農民,只有30多億的銀行貸款,通過三塊地的確權,推行「三權」抵押貸款至今,農民貸款已經到了180億,我估計明年就會跳到300多億,幾年後可能會有1千多億的貸款。重慶目前農民總的收入1000多億,糧食收入是600多億,養豬、養羊的畜牧業300多億,只有很少的融資,如果有一千億融資往裡面注入,至少會產生一千億的產出,農民的收入就能翻番。當把這個確權問題解決之後,農民進城問題就可以解決,農民在農村財產收入問題,融資質押也就得到解決。

有了這五個方面科學的頂層設計、構想,因此重慶300多萬農民工進城轉戶風平浪靜,非常平穩,得到廣大農民支持,呈現出各個方面都是很自願,很自在,很順利的一個過程。

總而言之,城市化的進程不是城市原有人群卡拉OK、自拉自唱、自我拔高的過程,本質上來講,就是農民進城的過程,是減少農民的過程,是農民轉化成市民的過程。假如一個城市有300萬戶籍居民,有600萬700萬農民工,過幾十年不需要這些農民工了,遣散回家,這個城市又回到300萬,400萬,500萬城市居民,那麼這是城市化過程是不健康,不正常的,違反國際慣例原則,違反市場原則,違反公平正義的原則。城市化進程也不能設想現在兩個人群分離,已經分離了20年,30年,再分離二三十年,等到中國有4億農民工,突然有一天宣布一個決定,統統轉為城市居民,不應該是這樣一個跳變,而應該是從現在開始,幾十年一貫,自然而然持續不斷的轉化過程。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把農民工的戶籍制度改革好,是當今中國繞不過去的問題,重慶在這方面做了一個實踐。現在世界金融危機,整個市場需求不足,中國在啟動內需,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在落實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城鄉統籌,在這個過程中,更要把農民工的問題作為我們經濟轉型,解決危機帶來困難的一個撒手鐧,一個啟動內需的重要動力源泉。有時候大家說中國城市化率才到50%,怎麼劉易斯拐點好象已經隱隱出現,已經出現了招工難呢?其實很大問題是制度安排,出現農民工問題,這種制度需要改革。在中國,出現劉易斯拐點至少還有20年,中國農民工城市化進程至少還有20年,即使說沿海城市已經比較成熟了,可能要不了這麼久,但內陸中西部幾百個城市,城市化進程至少還有20年可以走。

中國現在人均GDP4千多美元,往1萬美元走的過程,到了人均1萬美元,13億14億人差不多會增加10萬億美元的內需。所以,這是一個內需巨大的增長過程。在這個增長過程中,如果農民工問題不解決,繼續累積到4億、5億農民工,像候鳥一樣遷徙、震蕩,中國的市場就會不健全,中國城市化進程就會受到阻礙。這個意義上,如果把這個問題解決好,有助於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有助於整個中國科學發展觀的落實,有助於突破世界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束縛,使我們中國更加強盛。我就講這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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