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被忽視的文明(組圖)

轉自齊欣

　　從現在開始的3－5年間，在中國大運河上，將迎來一個「行走的時代」。隨著對大運河了解的更加深入，無數難題都要在田野調查和多方共同參與的前提下找到答案。其中的三個題目既具體又前瞻，代表了大運河的歷史縱橫感和人類社會價值，結論也就超越了其問題本身。那就是：大運河究竟有多長？是否存在運河文明？中國人可否由此新創物質、自然、非遺「三合一」的世界遺產保護形式？

　　開闢一條徒步或騎行的「大河小道」，可以為保護大運河遺產提供許多意想不到的支持……

　　我在黑夜中醒來，這遠遠早於我的計劃。

　　窗外，在西湖的另一端，大運河靜靜地等待——許多同樣的黎明，我睜開雙眼后都要重複同樣的思念，彷彿那裡就有日夜想念的人，就是我的心愛。與年輕時的情愫激蕩完全不同，現在我更願意默默地著手做些具體的事，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樁也罷，就像我即將開始的那樣。

　　這是2008年9月的一個黎明。濃重的水汽漸漸在騎行頭盔上布滿晶瑩的水珠。我穿過楊公堤和雷峰塔，騎向錢塘江邊。雨霧交融，人入畫中，天地合一。我選擇了杭州開始實現思考已久的一個夢想：無論中國的大運河何時能成為世界遺產，我們都在2012年前，藉助民間的力量，開拓出一條沿大運河可以騎行/徒步的小路——「大運河遺產小道」，簡稱為「大河小道」。由於將英譯名稱定為「Grand Trek」，我們私下裡更多地稱其為「GT」。

　　GT無疑將是世界上最長的多功能遺產小道；也是能夠放縱你最大運動量又減少碳排放的完美方式。一路的氣候、景觀、風情完全不同。何況，你還能鏈起沿岸的數千處古迹和自然風貌，了解或重溫自公元前486年至今2500年的中華歷史與傳奇。最重要的一點，是通過越來越多地在上面串走的人群，使不同行政地區和職能部門的規劃更真實、更完整和更統一。在當下，這一點非常非常急迫。早在2007年6月，在國家文物局的規劃下，中國大運河沿岸的6省2市（按行政區劃自南向北分別為浙江、江蘇、安徽、河南、山東、河北，城市為天津、北京）已經開始普查大運河遺產家底。大運河申遺之難，工作量之大，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其中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難倒了許多人，而且到今天為止，準確地給出一個答案還遙遙無期。那就是：以遺產標準來看，大運河究竟有多長？

　　應該說，京杭大運河還是中國大運河的主體。僅僅一年之前，我會忽略其它河道，將GT的起點定在杭州拱宸橋，北端在通州。由此可以使用常規的1794公里長度概念。但是現在，我佇足在錢塘江邊的三堡船閘，這是當代京杭大運河真正的南端終點。而我的目光還是穿越晨曦，凝望南岸。那濱江區東有古鎮名西興，又是杭州經紹興至寧波的浙東運河北端。三堡與西興——如同萬里長江邊的六圩和諫壁——成為浙東運河與京杭大運河的銜接點。

　　在涉及大運河的諸多學術領域，至今已經有非常深入的成果，但多獨立存在而沒有框於「遺產」的大思路之下。我們現在了解浙東運河，還是較多地源自浙江大學陳橋驛及其《浙東運河的變遷》。2006年4月，也是連綿陰雨的清晨，我們登門請他出山參加最大規模的運河考察。而在家中的一個時辰內，大部分工夫都在目瞪口呆地聆聽老先生訓問我為何只考察京杭之間。

　　「其它地區都不是主流。」我耐心解釋。

　　「這是故意地！」80多歲的人很容易執著。

　　現在，我象徵性地將車頭指向南岸，捫心自問后鄭重地為當時的無知向老人道歉。在隨後的考察中，人們陸續發現了各地有許多相互聯繫的內容。越是在運河的腹地，越能夠找到外來文化的痕迹比如伊斯蘭清真寺或基督教堂，有時你看到的寺廟小到如普通農家。它們從哪裡來？怎麼進來的？又是如何慢慢沿河紮下根來還扎得這麼深？如果只是從京杭大運河的範圍考證，就很難理解和回答。但現在我們明白，自宋元始，高麗和日本的使節，都由寧波登岸，經浙東運河在西興渡錢塘江，繼續沿運河北上直到開封或北京。在河上往來著的商客、僧侶、文化工作者——說不定馬可·波羅也來過——有許多來自東南亞和波斯乃至歐洲。雖然1842年之前，外國人在國內轉悠受到嚴格的限制；但是，由寧波經浙東和江南運河北上，仍是一條主要的通路。現在，走訪大運河沿岸的博物館，你會不時看到許多描繪運河風情的復原油畫和銅版畫，這大多是北上覲見使團中的畫工或傳教士留下的珍貴史料。

　　自三堡掉頭，我開始折向北方，杭州段是我最有感情的區段。我不但參與了兩岸許多調查和改造方案，也熟悉那些為保護運河而辛勞的人們；小區內的許多住戶我都能叫得出名字。拱宸橋、橋西歷史文化街區、塘棲古鎮到運河鎮區間的碼頭區，組成了GT的主要內容：歷史遺存、近現代工業代表區段、歷史文化風貌區以及自然風光帶。尤其是在浙江北部的嘉興、湖州，江蘇太湖東部至丹陽一線，是GT的黃金區段。許多人只識江南古鎮為同里和周庄，其實大運河沿岸串起的古鎮遠遠豐富於已有的開放名鎮。要知道許多名鎮的修復，是成車成車從塘棲等地買來古建木料，現在塘棲人腸子都悔青啦！

　　在這一帶，我用很長的時間，為GT尋找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纖道。遙想江南三月，千帆交織，黃花漫坡；纖道青石鋪就，遇水搭橋，驛亭相間，這是何等的好景色。僅僅在40年前，當地人還可以「背纖數十里，以人力過壩。沿途河邊都有青石板鋪就的纖道，相當平整。橋上行人，橋下背纖行船。」（趙大川《京杭大運河圖說》）但是現在纖道蹤跡非常難找，岸邊很少有路，多為農田或工業區所阻隔。除了蘇州和紹興一帶還可見到外，這「天然」GT，可能大部分已經永遠消亡了。我企望著，在更多探路者或當地人的參與下，能陸續辨識發現新的殘留。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一條真正的古迹上行走和戶外活動，可以讓後人驚嘆時光無隙和文明的永恆。

　　然而現在，我所做的就只能是嘆氣、發獃，懷疑眼前的殘跡還能留多久，然後蹬車上路。這樣的情形，沿途各地到處都會重複，無數次地重複——這短短的幾十年過於滄桑！

　　關於大運河的長度，可能還要爭論許多年。但GT將有助於加速演算這個過程。騎行或步行在大運河上的穿越者很多，但行走GT則需滿足下列基本特徵：1、位於運河本體之內，或遵循歷史記載路線；2、不破壞任何風貌；3、使用GPS或電子地圖，可定位小道的具體方位。

　　其實我們一直在暗中遊說，希望GT的開拓和科考，能夠和國家的大運河區段田野調查相結合，能夠進一步為國家將來的立法提供可靠又可行的依據；而「大河小道」，更可成為未來大運河國家公園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專家們還規劃了較為完整的中國大運河研究課題，比如魯西山麓斷裂帶地勢低洼，呈帶狀湖群的微山湖、昭陽湖、獨山湖、南陽湖與運河的關係；兩淮鹽商為迎接乾隆南巡，曾修建和再建宮殿樓廊5154間和亭台196座，康乾兩朝運河行宮現狀如何；不同宗教又是怎樣在運河沿線傳播；小市鎮和中轉城市研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大多內容都與田野考古和線型實地調查方法密不可分。自揚州向北經淮安到山東的臨清，是大運河尋夢的天堂。

　　我敢打賭，這些調查的最後，都會生成一個共同的結論：河旁每一個科學成就都不會是孤立形成的；每一處遺產形式，大多在各地還可找到許多；每一種文化現象又都具有沿岸的普遍性。在這流淌了2500年的河水中，無數「文化」和「現象」的匯合，構成了南北共通的認同感和價值觀。我們其實都是大運河的子孫！大運河是什麼？到了2008年末，我們突然意識到，單單用「文化」二字已經容不下了。

　　解答中國大運河上的謎團，需要長期的思考和多學科的支持，更需要一場眼界的革命。

　　運河文明，真的存在嗎？

　　南宋景炎三年，文天祥在廣東海豐五坡嶺被俘。次年由廣州至金陵，再由長江入淮，而後經「運道」被押送大都（北京）。這是一條在今人看來都充滿艱辛的行進路線，何況是條不歸路！一路走過一路心潮澎湃，文天祥不經意間恰恰留下了許多沿河的感受。其中一首有重要研究價值的佳作需反覆玩味：

　　「中原行幾日，今日才見山。問山在何處，雲在徐邳間。邳州山，徐州水，項籍不還韓信死。龍爭虎鬥不肯止，煙草漫漫青萬里。古來劉季號英雄，樊崇至今已千歲。」（《指南后錄 望邳州》）

　　這是公元1279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的初秋。文天祥在暮色蒼茫中被押送經過邳州。邳州在微山湖南淮安北，古鎮至今很多。項羽、韓信、劉邦，再加上東漢赤眉起義軍領袖樊崇，都生在此或戰在此。文天祥思緒縱橫一下子想到了那麼多，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他的前面，幾乎就沒有（水）路了。山東的綿綿丘陵，梗隔了南北的通行與融合，更無端生出無盡的仇恨。

　　但是幾乎就在同一個時期——《元史》上記載得很清楚——1277年，「丞相伯顏南征，設立水站，命（郭）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為圖奏之。」1281年，山東濟州河開鑿；1293年秋，始自北京昌平白浮泉的大運河最北段及通惠河竣工。但是，這大規模的水工建設中，最有標誌性劃時代意義的就是1289年「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建成的會通河。它南起今梁山縣張秋，北至臨清；與明永樂九年開工的南旺水利樞紐一起，反映了人類在當時與自然相互較量中的最高文明水平。

　　會通河是條非常美麗的人工河——如果你聘請我做導遊的話。2008年夏初，我隨全國政協考察團前往山東。自德州向南，到南旺再進微山湖，經南陽古鎮一直到台兒庄船閘，再向南走幾十米就該進了江蘇。說實話，唯尋蹤會通河無語。它太遙遠太撲朔迷離；可看的不多留下的資料又寥寥無幾。但是，正是有了這短短的123公里，我們得以用大一統的思想去思考和創造世界。而在那之前，是個什麼時代？是「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的時代；是「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時代。對立與消除對立，成為那1000年的主題；圍繞著這個憂患，又集中和動用了當時所有的人類智慧。而以會通河為始，我們的社會進行了一次大的跨越，思考的主題不一樣了：隨後的1000年相對安定的時期更多；南北通衢，使政治、經濟、文化甚至衣食住行都得到了統一和強化。

　　假如存在運河文明，其成型的標誌，就應從會通河開拓算起。隋唐也曾為它積蓄力量和智慧；竣工后又直接促成了中華民族分佈格局的3個重要變遷：一，政治中心逐步移至北方；二，經濟中心在南方得到確定和加強；最重要的特徵是，文化中心逐步由西向東部遷移。明清直到民國初期的文學名著，其內容甚至作者幾乎都產生於京杭運河沿岸。中國文學史專家對此早就有定論：九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三言」、「二拍」、《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無不如此。

　　我在一個驕陽午後來到會通河身邊，仰天長嘯，吟的卻是文天祥的另一句：「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指南錄·揚子江》）。感謝會通河！時至今日，我們已經不以「南北」為心恨，再也不用時刻盼望收復江山，沿著運河直搗北京——拜託！我妻兒老小全在那兒。時空穿梭，滄海桑田。站在大運河最高的水脊南北相望，唯有有水和無水的區別。水，構成了運河文明形成和發展的核心動力。

　　行走這條運河，其實有個並不強求但很有技巧的問題，就是應該自北往南走還是反過來一路向北。許多專家的考察是從北京出發的——乾隆爺也不例外；但從重溫歷史的方法來看，漕運，更主要集中於江南的糧草北上京師；而如果你希望順水勢而行，那應該以山東為起點分頭逆向並進，因為此地是大運河的制高點和分水嶺。也正是在這裡，經過的人們心情也從此截然相反：再行向南，可以見到河水，可見百舸爭流；而向北跋涉，只能和乾涸散亂相伴。夕陽下，佇看大河神往當年，腳下天邊，寂寞蜿蜒……所以，許多同伴都理解我的感覺：每次來到江南，思緒是舒展而細膩婉約的；每次去看北方運河，所提出的建議都是激昂而悲愴的。而如果你願意成為哲學家，嘿，你就應該去看南旺和會通河。

　　從2006年初開始，我逐漸將工作外的近半時光交付給大運河。如果一個個城市走過再走過——尤其是分佈於安徽、河南、河北的隋唐運河沿岸——你可知道在我們心底，存留時間最久的震撼將是什麼？是孤獨！那種被邊緣化的孤獨，至今仍然伴隨著沿岸的大部分城市。對當年輝煌越是激昂歌頌，失落和無奈就越沉重。而這一切，皆是因為水。

　　運河文明，根本上就是水的文明。

　　中國大運河是人工的傑作，這只是表象。圍繞著水，人與自然進行了你中有我又我中有你的較量，我們稱作「有取有予的史詩般的戰爭」。人們習慣性認為，大運河有多長難以搞清，是因為黃河尤其淮河經常改道，但是如果你再深入考證河流變遷的背後，就會找到許多按照人類意願干預的痕迹：你真的認為洪澤、微山、東平湖也就是梁山泊是純天然的嗎？其實它們現在的規模都是作為大運河調水「水櫃」的半人工遺留。我先後3次到過滄州，我也強烈建議讀者去體驗一下那裡的「江湖文化」。據說，當年運河上的護鏢到了滄州地界都很低調，從不「喊鏢」叫板。那裡吳橋雜技的傳播則與河運有著更直接的關係，是江湖文化和運河文化交織而成的產物：「小小銅鑼圓悠悠，學套把戲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全不收，洮河兩岸度春秋；財主種有千頃地，老子玩耍不伺候。（吳橋歌謠）」。在大運河人與自然相互交融的過程中，無數獨特又相關的人文思想，就這樣應運而生而不斷更新。所以，如果要論運河遺產的價值，很難將遺存、自然和附著於上的非物質遺產三者分割。世界上目前唯一發現的多遺產形式並存的樣本就在這裡！只不過當今世界對它知之甚少罷了。

　　知之甚少禁錮著我們的眼界和胸懷。

　　大運河究竟有多長，取決於我們的目光可以看多遠。

　　我在一個月黑風高的黎明再次來到淮安。這裡並不只是因地處南北地理分界線而引人矚目。歷史上黃、淮、運都是在淮安交匯，各時代河道層疊交錯。國家文物部門於是在此聚集了最多的大運河研究力量。我趕到那裡的碼頭鎮去和大部隊會合。鎮上的羊湯非常好喝，卻和這個運河名鎮一樣還不廣為人知。我在天亮前到達就是為了能夠品到剛開鍋的頭湯，瞬間忘卻一路旅途勞頓。

　　在農家小院的廂房裡，我去向領軍人物張庭皓報到。他當年主持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的發掘，現在又堪稱是大運河研究的痴迷者，也就是民間所說的「半瘋」，像他這樣達到很高段位的也只能數出寥寥幾個。他把我領向其中一個發掘現場。深達6米的坑底，水利史專家譚徐明正在研究不同時代的厚厚河沙淤積。

　　如果我們只是粗放地在河邊走來走去，是很難理解這裡的一切。乏味和勞累是我的最初感受。但專家們的目標，是在尋找一個系統且通用的方法，藉此甄別和解釋河上的遺產種類及謎團。

　　自2005年末由羅哲文、鄭孝燮、朱炳仁這「運河三老」發出加快申遺的公開信始，我們對運河的認識，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大規模參與的激情期、盤根錯節難題的彙集期和剝繭抽絲的方法科研期。現在的局面仍處在彙集和方法尋找的交匯過程。隨後，一個全新的綜合學科「運河學」可能會應運而生。到了2008年下半年，「運河學」已漸漸成為許多場合專家們談論的話題。我們用了3年時間在思考中前行。霧靄茫茫中行近更高的山峰時，撥雲見日的新機會彷彿就在眼前。

　　但這一切好消息還是步履艱難來得太慢。一定還可以動員更多的力量加快大河命運的步伐。許多人始終不理解為何要開闢GT，何必要幻想以民間力量承擔發現和科考的功能。

　　我被反覆詰問，直到一個神秘電話打來……

　　其實，還有一個大運河難題已經存在，只不過它一點都不難：是否可以借鑒較為成熟的環保經驗，在大運河上形成中國民間遺產文化保護的NGO體系？

　　那個電話來得很晚，我全天的工作幾乎都結束了。電話那端從一開始就非常猶豫：「我想告訴你一個消息，他們正在拆儀征運河大碼頭。」儀征？他們？

　　和許多人一樣，我從來沒有到過儀征，還沒有人特別提起過那和運河有啥聯繫。

　　「你怎麼對這事感興趣？住在那兒？」許多時候，都是被強拆的當地居民向媒體投訴，這其中和不公正的開發商作為有很大關係。可能這裡也不例外。

　　「我可以發誓，與那裡毫無瓜葛，只是看著它被拆掉太可惜！那儀征就沒有古街了。我會把資料發送給你。」

　　一直到今天，我都沒有確切搞清他的真實姓名。但是發給我的圖片，卻印證了他的話沒有錯。儀征大碼頭實際上是都會、商會、河西三條街交會建築遺存的俗稱，僅剩約650米。作為運河入長江的主要口門之一，這裡與揚州以真（儀征）揚運河相通。宋乾興二年（公元1022年）在真揚運河上建斗門復閘。這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船閘，比歐洲早180多年。把這裡拆了？膽子也忒大了！

　　「我已經通知了《華夏地理》的攝影師。」在第二天的聯絡中，我興奮地告訴他可以做什麼，「援軍馬上就到！」

　　「千萬不要聲張！」電話里急促的語調甚至把「援軍」都嚇壞了。難道他們還要開打？我還要帶上鋼盔不成？

　　隨後我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剛開始拆遷的時刻我曾經在網上公布了照片，」他說，「但是第二天他們就加班加點把那棟房子全拆光啦。」

　　這正是我講述這段故事的目的所在。大運河上遺產保存的現實難題是快與慢的矛盾。不幸的是，一般都是拆遷和新建的速度遠遠快於保護的速度。而其中，許多難堪的局面發生逆轉，常常不是專家或媒介，而是當地的百姓顯示出了強大的民間力量。

　　「請務必快一點想辦法。我們只能再拖延他們幾天啦！」在聽到這句話的第二天，我就踏上了南行的列車。

　　現場看到的情況還好，沒有想象中那麼糟，或者說，最糟的時刻已經過去。在我們之前，當地文物專家已設法讓拆遷停了下來。與我一起到達的，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孟憲民書記和建築保護研究所顧軍所長。我們考慮再三，還是通知了揚州文物局的顧風局長。這是個強大的陣容：孟書記曾任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司長，而顧風現在還是中國大運河申遺辦公室的重要負責人之一。時間緊迫，2008年12月15日中午，我們就站在揚州天寧寺的山門外碰了頭。「大家放心，肯定會有辦法。」顧局長一如既往地儒雅穩重，為大運河我曾多次訪問過他。

　　顧軍特意在現場的廢墟上流連了很久，通過辨識殘存瓦礫的新舊從而判斷房子的年代，而其餘的人則訪問了許多還住在這裡的居民。「雖然大部分還算不上重要文物，但這是一個典型的江邊古鎮，風貌依稀尚存，對闡釋大運河的變遷有重要價值。」這是我們作出的判斷。

　　在回程中，爆發了一場小小的爭論：這個地方到底應不應該保留？「他們」又做錯了什麼？這是文物保護單位嗎？不是；歷史文化名村名鎮嗎？也不是；大運河沿岸劃定的重要遺產嗎？那個規劃還沒影子呢！那麼，「他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沒有做錯任何事。這也就是那個神秘的電話還曾經向文物、建設、城管等部門反映情況，卻無果而終的原因。那麼，誰錯了呢？有效的方法又在哪裡？

　　2008年12月16日清晨，儀征一行互道珍重，拱手作別。孟書記和顧軍向北繼續考察洪澤湖大堤；顧風則西進河南、安徽，彙集申遺的進展。我從揚州循河向南，左後是隋煬帝墓，右前是瓜州古渡。這些臨時湊在一起的人，位置和責任不同，觀點有時甚至相左，但目標一致，心無旁騖。3年前的今天，我正在為「運河三老」發表公開信而忙碌。自那時起，無數人開始為運河而戰。到現在，孟書記所在的文物研究所已經演化為中國最高水準的遺產研究機構；揚州已經成為大運河申遺辦公室的所在；而我追隨著前輩的足跡，逐漸成為河邊一個踏實的行走者、大河命運的思考者和現實的忠實記錄者。

　　我們正在因之而改變，光榮終將歸於夢想。這將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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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運河究竟有多長，取決於我們的目光可以看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