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與蘇州中學

　　　　　　在去蘇州中學訪古的路上，我特意帶了本《協和醫事》。 一路上，我老想，要是蘇中校史館那幾位負責重修校史的前輩老師能按《協和醫事》的思路來梳理二三十年代間的蘇州中學，該有多好！已有的那本校史雖然整理了諸多史料，但總覺得沒有將蘇州中學的特殊意義揭示出來，因為蘇州中學是一所學術品質上佳的學府，無論是立志創辦真正的Academy的汪懋祖校長，還是埋頭治學、精心營造學術教學氛圍的沈穎若、錢穆與吳梅等教師，似乎都可以用《協和醫事》的筆法去刻畫。
　　何況與蔡元培、梁啟超、陳寅恪及胡適等近年來倍受學界關注的人物相比，汪懋祖等人顯得有些「落寞」。實際上，他們值得關注。順著他們的學術教育思考與行蹤，興許能夠找到現代中國學術文化建構的另一道風景。尤其是那段他們聯手在三元坊創辦蘇州中學的往事，更是幾乎可以顛覆今人對於「名牌中學」的想象：原來「名牌大學的搖籃」還算不上最好的中學，最好的中學乃是一所真正的Academy，她的學術水平甚至在大學界亦稱得上是優秀。
　　這是汪懋祖的中學想象，他與胡適、陶行知一起在杜威門下求學時，充分領略一流大學的辦學風采之餘，最大的收穫或許就是見識了歐美一流中學的卓越品質。歸國后，他在京城學界獲得的最高職位乃是代理北京師範大學校長，但其一生最閃亮的行動似乎還是創辦蘇州中學。可惜目前所見有關他的材料總是片斷性的。沈穎若、吳梅在蘇州中學的活動記載同樣也是如此。多虧還有錢穆的《師友雜憶》，以其中的大段描述為線索，倒是能將當年蘇州中學的學府圖景描繪得更生動一些。
　　錢穆與蘇州中學的緣分自然得追溯到汪懋祖醞釀他的Academy計劃。1927年6月，蔡元培重任最高教育行政長官，決定實施大學區制，以使全國教育（包括基礎教育）免于軍閥政客及地方行政勢力的肆意干涉，由學者獨立管轄。江蘇省是第一個試驗區，汪懋祖迅速南下，入職江蘇省教育廳，率先拉開了自由主義學人試圖支配地方教育的序幕，並在兩三個星期之內就「接收」了位於蘇州的省立一師。幾天後他又成功執掌以一師為基礎新組建的蘇州中學，終於可以實施自己的辦學理想。
　　正如胡適渴望中國能有自己的哈佛、劍橋，汪懋祖的理想也非常明確，就是要辦一所堪與歐美一流中學相媲美、同時又能延續中國文教傳統的學府（汪懋祖《發刊詞》，《蘇中校刊》1928年3月1日），因此他特意將蘇州中學（高中部）的英文名定為Soochow Academy，而不是雜貨鋪式的High School，同時又把三元坊這塊文教底蘊深厚的寶地（先後在此辦學的有羅振玉、王國維、俞樾、沈德潛、錢大昕等名流，乃至可以上溯到北宋的胡瑗、范仲淹，所以今天的蘇州中學也號稱「千年學府」）留給高中部，可見其辦學品味。
　　之後汪懋祖要考慮的是如何拿出一流的文理學術來填充新搭建好的機構。然而，這些與錢穆有何關聯呢？關聯在於汪懋祖非常重視國學，一來他自己喜歡，二來他也很清楚，蘇州中學若要引起彼時學界名流的關注、認可並因此揚名於學界，就必須有拿得出手的國學成績。於是他四處努力，憑藉蔡元培式的辦學眼界與活動能力，網羅了一批東南一帶頗有名望的學者或名校出身的人才，來主持各科教學，包括常常被今天的人們認為是「副科」的美術及音樂，都是請顏文樑（著名畫家、蘇州美專校長，解放後任浙江美院副院長）、陸修堂這樣的高手來主持。
　　國學這一塊，汪懋祖瞄準了位於無錫的省立三師，因為那裡有錢基博及沈穎若、胡達人等南社成員，皆是東南國學俊秀。其實，錢穆也在三師，但汪懋祖並沒有認真琢磨他的國學功底。不過，沈穎若、胡達人被挖走後，錢穆與蘇州中學的緣分就已形成了。如《師友雜憶》所言，在三師時，沈、胡與錢穆是無話不談的好友，三人常在胡達人住處飲茶論學，他們怎麼捨得與錢穆分開。果然，胡達人向汪懋祖推薦了錢穆。錢穆也來到了蘇州中學，與沈穎若同任國文首席教師，兼高三主任，從此開始近四年的蘇中執教生涯。蘇州中學也因為有錢穆在其中埋頭治學而逐漸走入了胡適、顧頡剛等頂級學界名流的視野，乃至有人覺得「到蘇州中學一見錢穆」是旅蘇時的必然節目。
　　錢穆來后不久便喜歡上了蘇州中學，這首先是因為三元坊一帶的自然與歷史人文風景讓他感到從未有過的愜意。如其所言：
　　
　　蘇州中學乃前清***書院之舊址，學校中藏書甚富。校園中亦有山林之趣。出校門即三元坊，向南右折為孔子廟，體制甚偉。其前為南園遺址。余終日流連徜徉於其田野間。較之在梅村泰伯廟外散步，猶勝百倍。城中有小書攤及其他舊書肆，余時往購書。彼輩每言昔有王國維，今又見君。蓋王國維亦曾在***書院教讀也。
　　
　　王國維是在***舊地教過書，等錢穆來到***舊地時，王國維已去了著名的清華國學院擔任導師。三元坊一帶的書店老闆將錢穆與王國維並列，倒也從另一個側面點出了此地確實堪稱人才彙集之地。而王國維在***舊地教書時亦像錢穆那樣喜歡三元坊一帶的風景，則不僅表明了中國舊式讀書人共有的一些生命習性，更是透露出國學教育的昌盛似乎少不了像蘇州中學這樣的景觀優雅、底蘊深厚的學府來做依託。因為蘇州中學能讓錢穆感到從未有過的愜意，所以即使他那時因政府挪用經費常領不到薪水，仍樂意留下來享受他在蘇州中學的愉快時光。
　　當然，錢穆的精神愉悅絕非僅僅來自天賜的人文美景，而更是來自於其自身在學問上的刻苦努力給他帶來的無窮樂趣。來蘇州中學之前，錢穆便形成了足以讓自己終有一天會被頂級學界關注的治學眼界與進路。那時他喜歡從京城最高學府及全國學術名流競相探討的話題出發，然後結合自己的治學功底，形成分量極重的主攻課題。他一面關注北京大學的文史課程，一面又潛心研讀康有為、梁啟超及胡適等頂級學界名流的著述。惟其如此，他會迷上研究先秦諸子、今古文經學的複雜面相以及中國學術演變。這些顯然皆是當時國內頂級學界的重大課題，而錢穆在這些領域埋頭鑽研，還是要推翻康有為等權威學者的研究成果。
　　任教蘇州中學期間，錢穆的學問逐漸在江南傳開，諸多機構人員紛來結交。先是第二學期，即1928年春，清華大學研究所畢業生、時在商務任職的方壯猷從上海來找錢穆。方當時正在編《萬有文庫》，其他各本都已妥當，獨剩《墨子》、《王陽明》尚未找到作者，於是來向錢穆求助。錢穆說兩本書他都能寫。方又提出，出版在即，希望錢穆能儘快完成。錢穆承諾兩周之內一定寫成。半月後錢穆完成了寫作，且質量頗高。如《墨子》，不僅點評了清人及梁啟超、胡適等近人的相關論述，更亮出了自己的墨學研究思路與觀點。
　　同年夏天，蘇州青年會又邀錢穆去講《易經研究》。台下聽眾中，竟有當年被章太炎視為反袁三大關鍵人物之一的張仲仁。當時張仲仁已年過六旬，曾擔任袁世凱幕僚、《法政學報》主筆、教育總長；反袁之後，又做過總統府秘書長、江蘇省議員，是為清末民初學界政界的風雲人物。雖然張仲仁聽過演講之後，只誇錢穆「國語音吐明白」，弄得錢穆頗覺「可笑」，因為錢穆非常清楚自己「國語盡皆吳音」，但張仲仁後來卻將錢穆引為忘年交，「時相往返」。抗爭期間偶遇於外地，也會相坐茶樓，洽談半日。
　　外界頻繁相邀無疑能促進錢穆的治學努力，但真正讓他心動的還是靜下來鑽研多年以前就在醞釀的課題，尤其是釐定先秦諸子的生平行蹤，更是錢穆來蘇州中學后的心頭大事。眾所周知，在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胡適等人的陸續推動下，五四前後學界可謂人人爭言諸子，分歧及未明之處也因此疊出。錢穆雖只是一名中小學教師，卻非常熟悉頂級學界的動向，加上功底允許，他一直想對先秦諸子做一番徹底的考證。在這種情況下，身處中小學反而使得他可以遠離名利場的誘惑及各種無味的爭論。言外之意，與胡適等人常常被各種名利與是非關係包圍相比，錢穆更能實現「板凳要做十年冷」。
　　一年後，即1930年春，錢穆如願完成了早在1923年便開始謀划的皇皇巨著《先秦諸子系年》。與此同時，他的才學也日益被大學界的學者認可。就此而言，有兩位學者首先值得一提，其中一位正是四川學界權威之一蒙文通。錢穆得識於他，乃因數年前，錢穆有一演講發表於無錫三師校刊。時在重慶任教的蔣錫昌看到后，將錢穆的講詞推薦給了蒙文通。蒙文通閱后，覺得就學術觀點而言，錢穆與其業師寥平甚為相似，立即寫了一封萬字長書寄於錢穆，從此與錢穆訂交。
　　等到錢穆執教蘇州中學，蒙文通也來到了南京支那內學院，隨歐陽竟無研習佛學，離錢穆的所在地不算遠，可以很方便地拜訪。錢穆因此在1930年冬好好體驗了一次「有朋自遠方」的痛快，而蒙文通也是手持《先秦諸子系年》書稿不放，盡情品嘗了一番先睹為快的樂趣。對此，錢穆皆有過細膩的描繪：
　　
　　一日，（蒙文通）來蘇訪余，兩人同游靈岩山，直至太湖濱之鄧尉。時值冬季，余與文通各乘一轎，行近鄧尉時，田野村落，群梅四散彌望皆是。及登山，俯仰湖天，暢談古今。在途數日，痛快難言。而文通又手攜《先秦諸子系年》稿，轎中得暇，一人獨自披覽。語余曰：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輩中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有匹矣。及返蘇州城，文通讀《系年》稿未畢，但急欲行，遂攜余稿返南京。
　　
　　蒙文通看完書稿，從中選了幾篇，推薦給了柳詒徵、繆鳳林主辦的《史學雜誌》。自此錢穆又與「南高學派」的史學家建立了聯繫（錢穆後來在學術界真正能「結盟」的也正是蒙文通、柳詒徵等「非主流史家」。考察他們的聯動及其與胡適、傅斯年等「主流史家」可能存在的「抗衡」關係，或許是細緻描繪民國學術教育地圖及其演變的一條有趣途徑）。只是尚不清楚柳詒徵等人是否來過蘇州中學，怎樣看待蘇中的國學努力。

　　另一位學者對於錢穆更是欣賞有加，以至於近乎自願充當起了「宣傳員」，頻頻向京城學界名流引薦錢穆，所謂來蘇州「必到蘇州中學去看錢穆」即出自於他。這位學者便是時在蘇州東吳大學任教的陳天一。錢穆知道自己被陳天一欣賞，似乎還是在胡適來蘇州中學演講之後，由胡適告訴他的。胡適開講前，汪懋祖將坐在台下的錢穆點上講台，與胡適並坐。胡適掏出一封書柬給錢穆看，書柬是陳天一特意寫給胡適的，意在提醒胡適，來蘇州必做兩件事，其中一件即是「莫忘一見蘇州中學之錢某」。

　　演講那天，發生了一點意外。錢穆研究先秦諸子時，有兩本著作一直未找到，「今驟見天下一名學人，不禁出口」，向胡適請教，結果胡適回答不上來。場面頗為尷尬，弄得汪懋祖想挽留胡適多住一天，胡適忙說，此行未帶刮鬍刀，必須連夜趕回。胡適只在蘇中滯留了半天，而汪懋祖仍讓錢穆陪同前往拙政園參觀。期間胡適給錢穆寫了通訊地址，邀錢穆日後一起切磋學問，其大度姿態，令錢穆非常感動，並為上午的失禮自責不已。
　　送走胡適后，另一位學界名流顧頡剛也來到了蘇州中學拜訪錢穆，而且同樣是由陳天一的「宣傳」促成。顧頡剛素以物色、提攜國學新秀，來和他一起建立理想的「學術社會」著稱於世。他當然不會錯失發現人才的良機。顧一到錢穆住處，就看中了擺在桌上的《諸子系年》書稿。粗略讀後顧便說錢穆「不該在中學任教」，他會致函向主持中山大學的朱家驊推薦。又告訴錢穆，他將編輯《燕京學報》，故而囑託錢穆為其寫稿。

　　不久，錢穆收到中大聘書。他拿著聘書向汪懋祖辭職。汪很清楚，錢穆遲早會被大學挖去，而他自己當時在辦學上也因為大學區實驗破產、地方勢力再度支配教育行政日益陷入困境，因此懇請錢穆留下來和他再干一年，明年他會一同辭職。極重感情的錢穆只好婉謝中大的聘請，蘇州中學也因此仍舊是一流國學成績的誕生地，因為錢穆留下來的那一年給《燕京學報》寫了篇《劉向歆父子年譜》。

　　這篇論文一發表，便迅速引起頂級學界的關注。《大公報》發表評論，譽之為「學術界之大快事」（青松《評<劉向歆父子年譜>》，《大公報》，文學副刊，第137期，1930年8月25日）。不久前還被錢穆問得很尷尬的胡適亦贊道：「錢穆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後來胡適在北大講授經學今古文紛爭，更是有意採納錢穆在論文中提出的「新觀點」。

　　可想而知，顧頡剛看到論文時，會有多高興。一來錢穆沒有辜負他的囑託，二來顧頡剛曾告訴錢穆，他當時正在講授康有為今文經學，而錢穆論文所針對的恰恰是康有為。眾所周知，康有為表揚漢代今文經學，聲稱劉歆發現的古文經純屬劉歆偽造，民國學界圍繞今古文經的是非問題不斷展開大辯論。錢穆認為，康有為此說甚謬，各種爭論亦乏善可陳，因為只要把劉向歆父子的生平、行蹤徹底考證一遍，真相即可揭曉。

　　但被名利與爭論纏繞的學界名流如何能靜下心來做這件事，至少顧頡剛就曾感到力不從心。他曾坦言，自己在「暴得大名」之前，可以靜下心來做學問，有了「地位「之後，卻只有「亂忙」，被各種「應酬」纏繞，以至曾感嘆「長此以往，我的一生就完了」（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86－89頁）。難怪他會不遺餘力地扶植錢穆、譚其驤等新秀，來替他做那些他非常喜歡卻沒有精力去完成的考證。只是顧頡剛太急於見到成果，需要積累數年才可完成的，他常要求數月見東西，弄得諸多新秀頗感難以接受，甚至關係出現緊張（葛劍雄《往事與近事》，三聯書店，2007年，第228－247頁）。

　　現在錢穆無需他緊催，就讓「心太急」的他見到了兩份成果，他怎能不感到高興，以至於即使錢穆的考證工作是要「詆毀」他一度推崇的康有為，他也會放下私見，力挺錢穆，由此亦可見顧頡剛的非凡學品。倘若換成「太有成見」的康有為（梁啟超的評價），恐怕就不會有好結果了。在顧頡剛的提攜下，錢穆一年後來到了燕京大學，《漢劉向歆年譜》可謂是錢穆在蘇州中學的學術絕唱。此後錢穆一直在大學任教，儘管如《師友雜憶》所言，他一路走下來，感覺並不如當年任教蘇州中學那般美好。
　　對於自己先後棲身過的十幾所學校，錢穆之所以會更鐘情於蘇州中學以及更早任教過的無錫鄉村小學，原因除了身處后一類學校，可以遠離名利與紛爭、靜心做學問，還與錢穆一貫喜歡《論語》中的教學場景有關。錢穆極其推崇孔子的教學理念，即「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因此無論在哪教書，他都希望能以自己的「行」即為學為人來熏陶學生，而不是一味兜售各種與教師的為學為人無關的課本知識。在齊魯大學隨錢穆求學的嚴耕望便記得，錢穆只要感到睏倦，便常常會：
　　
　　提了手杖，到田野蹊徑間漫步走一圈。……諸生也各提手杖，魚貫追隨先生，在鄉野間到處亂跑。……星期天，諸生到附近場集玩，先生有時也參加。若星期天氣候不好，就另擇風和日暖的天氣放假一天，率諸生投身大自然中。有時在鄉村茶館，喝茶吃花生、閑談；有時席地籍草，或坐或卧，看青天飛鳥，望白雲幻變。諸生可隨意提出問題請教，先生即海闊天空地隨意漫談（《怎樣學歷史——嚴耕望治史三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9－270頁）。
　　
　　無疑，這正是《論語》中反覆出現的教學場景，其動人之處在於是以師生親密相處為基礎，師生真誠自然地暢談學問、人生。但「現代學校」這一「新發明」的機構一旦規模變大，便無以營造《論語》中的教學場景。這正是讓錢穆頭疼的一大因素。而汪懋祖辦理的蘇高中能贏得錢穆的好感，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學生人數維持在「兩百名左右」，仍可以讓錢穆覺得「如一大家庭」，所以他會數年留在蘇州中學，並以他的為學與為人來實施他的國學教育計劃。

　　從沈穎若、錢穆等人制定的蘇州中學《國文學程綱要》中可以看出，錢穆認為，高二一結束，學生的「國學基礎」及「學術研究之觀念」理應皆已培育好，因此高三國文的教學目標是：
　　
　　到第三學年終了，要求學生能於課外各閱讀物中所得之中國古今學術思想之變遷大概，做系統整理，並確能於整理中，做出句讀之標點，有新穎之批評，並能留意前人考證之未發義、未確義為餘事（轉引自金德門《蘇州中學校史》，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22頁）。
　　
　　或許無論是誰，在看了上段陳述之後都會覺得，蘇州中學國文教師自定的課程標準在學術研究方面提出的要求實在是難度太大，近乎苛刻：不僅要高中畢業生能夠通過閱讀高中三年沒有專門學過（即「課外」）的各類著作，對「中國古今學術思想之變遷大概」做出「系統整理」，而且還要在整理過程中力求能夠發現「前人」沒有鑽研或沒有研究透徹（即「未發或未確」）的題目，養成平時的學問愛好（即「餘事」）。

　　這哪裡是高三的功課？今天的文史研究生畢業之後也不一定能達到上述要求。蘇州中學的學生肯定會有跟不上的。例如，錢令希（1955年的學部委員）回憶自己於1927年考入蘇州中學初中部后，便發現蘇中功課要求太高，以至於等他要升高中時，轉考了其他學校（錢令希《求學之道慎起步》，《遼寧日報》，2002年3月1日）。但是，汪懋祖以及蘇中國文教師在制定課程標準時並不「姑息」學生的水平，他們的理論是：首先擇優選拔學生，然後又以高標準的學術功課來考驗他們，跟不上的只能自動淘汰，留下的才有望成為一流的人才，如此才可以將蘇州中學辦成一所真正「學術化」的Academy。

　　其實，民國時期任何一所以培養精英人才為目標的學府都會像汪懋祖那樣在課程方面制定充滿挑戰的標準。比蘇州中學早6年建成的協和醫學院在這一點上更是嚴格到了極點。第一屆學生到畢業時淘汰到只剩3人，總計平均每年只有16位學生可以畢業。恰恰這樣，協和醫學院能夠創造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最高成就。至今「協和」依然象徵著難以企及的醫學教育「神話」。而就汪懋祖的蘇州中學來說，其國文課程標準之高，同樣是因為覺得，只有近乎「苛刻」的訓練，才能培養出學術、品質皆堪稱優秀的國學人才（就此而言，汪懋祖實在不是杜威的「得意門生」，他甚至批評過乃師的教育理論）。

　　所謂「藝高人膽大」，蘇高中的國文課程標準實際上皆出自於錢穆、沈穎若等國文教師的治學經驗。給學生開列的書目，如康有為、梁啟超、胡適、乾嘉諸老的著作及更老的前四史等等，亦是他們的日常讀物。到底是一群相信「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的舊式教師，他們的教學思考與實踐不過是在向學生展示自己的為學與為人，所以錢穆任教蘇州中學的最後一講國學課上，會以下面一段飽含深情的「夫子自道」結束對蘇中學子的教導：
　　
　　夫古人往矣，其是非得失之跡，與夫可鏡可鑒之資，則昭然具在。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繼自今發皇蹈歷，撥荊棘，開康莊，釋回增美，以躋吾民族於無疆之休，正吾歷古先民靈爽之所託憑也。學術不息，則民族不亡。凡我華胄，尚其勉旃。
　　
　　汪懋祖與錢穆辭走後，繼任校長是「學衡派」主將之一胡煥庸，加上其他師資並未變動，因此國學氣象猶在。不久章太炎也來蘇州提倡國學，蘇中學子常跑去聽講，並將章氏講詞記錄下來，載於《蘇中校刊》。抗戰時期蘇中本部移到常州，又幸得另一位史學大師呂思勉。只是即使有大師相助，蘇州中學也無法恢復成立時的國學氣象。而從生物學家吳元滌任第三任校長開始，則明顯轉向以理科為榮，四十年代被譽為「交通大學的先修校」，當年在國學領域幾乎可以和著名大學倫比的雄厚氣勢已化為煙雲。那時的汪懋祖則漂泊到了雲南大理，用自己的薪水及變賣衣物所得繼續辦學。以後又在西南聯大、蘇州社會教育學院等處棲身，但直到1949年病逝，他都沒能再辦一所像蘇州中學那樣的學府。

　　至於今天的蘇州中學，早已是用Suzhou High School作為自己的英文名，不過這並未影響她被視為「文化蘇州」的重要「名片」。懸掛在校門口的銅牌上刻有「日本早稻田大學生源基地」的字樣，更意在顯示，她的辦學成績似乎都被「世界」認可了。總之，現在新生的許多「圖騰」均試圖證明蘇州中學仍是一所名校。但懷舊者難免感嘆，經歷一系列的斷裂與演變之後，蘇州中學早已失去了汪懋祖時代的容顏與氣質。只是偶然在校園裡一轉，還可以看到，幾位南京大學中文系、華東師大中文系畢業的老教師聚在一起時，會欣然談起程千帆、錢穀融等各自的師長以及錢穆、呂叔湘、呂思勉等蘇中前輩教師的學行與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