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 我的童年

選自《冰心七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我生下來7個月，也就是1901年的5月，就離開我的故鄉福州，到了上海。

那時我的父親是「海圻〔圻（qí）〕邊界。」巡洋艦的副艦長，艦長是薩鎮冰先生。巡洋艦「海」字型大小的共有四艘，就是「海圻」「海籌」「海琛」「海容」，這幾艘軍艦我都跟著父親上去過。聽說還有一艘叫做「海天」的，因為艦長駕駛失誤，觸礁沉沒了。

上海是個大港口，巡洋艦無論開到哪裡，都要經過這裡停泊幾天，因此我們這一家便搬到上海來，住在上海的昌壽里。這昌壽里是在上海的哪一區，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母親所講的關於我很小時候的故事，例如我寫在《寄小讀者?通訊（十）》裡面的一些，就都是以昌壽里為背景的。我關於上海的記憶，只有兩張相片作為根據，一張是父親自己照的：年輕的母親穿著沿著闊邊的衣褲，坐在一張有床架和帳楣的床邊上，腳下還擺著一個腳爐，我就站在她的身旁，頭上是一頂青絨的帽子，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父親很喜歡玩些新鮮的東西，例如照相，我記得他的那個照相機，就有現在衛生員背的藥箱那麼大！他還有許多衝洗相片的器具，至今我還保存有一個玻璃的漏斗，就是洗相片用的器具之一。另一張相片是在照相館照的，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几的兩邊，茶几上擺著花盆、蓋碗茶杯和水煙筒，祖父穿著夏天的衣衫，手裡拿著扇子；老姨太穿著沿著闊邊的上衣，下面是青紗裙子。我自己坐在他們中間茶几前面的一張小椅子上，頭上梳著兩個丫角，身上穿的是淺色衣褲，兩手按在膝頭，手腕和腳踝①〔踝〕讀huái。上都戴有銀鐲子，看樣子不過有兩三歲，至少是會走了吧。

在上海那兩三年中，父親隔幾個月就可以回來一次。母親談到夏天夜裡，父親有時和她坐馬車到黃浦灘上去兜風，她認為那是她在福州時所想望不到的。但是父親回到家來，很少在白天出去探親訪友，因為艦長薩鎮冰先生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派水手來叫他。薩鎮冰先生是父親在海軍中最敬仰的上級，總是親昵地稱他為「薩統」（「統」就是「統領」的意思，我想這也和現在人稱的「朱總」「彭總」「賀總」差不多）。我對薩統的印象也極深。記得有一次，我拉著一個來召喚我父親的水手，不讓他走，他笑說：「不行，不走要打屁股的！」我問：「誰叫打？用什麼打？」他說：「軍官叫打就打，用繩子打，打起來就是『一打①〔一打（dá）〕量詞，12個為一打。』，『一打』就是十二下。」我說：「繩子打不疼吧？」他用手指比劃著說：「嚇！你試試看，我們船上用的繩索粗著呢，浸透了水，打起來比棒子還疼呢！」我著急地問：「我父親若不回去，薩統會打他吧？」他搖頭笑說：「不會的，當官的頂多也就記一個過。薩統很少打人，你父親也不打人，打起來也只打『半打』，還叫用干索子。」我問：「那就不疼了吧？」他說：「那就好多了……」這時父親已換好軍裝出來，他就笑著跟在後面走了。

1903～1904年之間，父親奉命到山東煙台去創辦海軍軍官學校。我們搬到煙台，先住在市內的海軍採辦所，所長葉茂蕃先生讓出一間北屋給我們住。南屋是一排三間的客廳，就成了父親會客和辦公的地方。我記得這客廳里有一副長聯是：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語出《左傳?昭公十二年》：「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后泛指一切古書。

我提到這一副對聯，因為這是我開始識字的一篇課文！父親那時正忙於擬定籌建海軍學校的方案，而我卻時刻纏在他的身邊，說這問那，他就停下筆指著那副牆上的對聯說：「你也學著認認字好不好？你看那對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這幾個字不都很容易認的嗎？」於是我就也拿起一枝筆，坐在父親的身旁一邊學認一邊學寫，就這樣，我把對聯上的22個字都會念會寫了，雖然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這「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究竟是哪幾本古書。

不久，我們又搬到煙台東山北坡上的一所海軍醫院去寄居。這時來幫我父親做文書工作的，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也把家從福州搬來了，我們兩家就住在這所醫院的三間正房裡。

這所醫院是在陡坡上坐南朝北蓋的，正房比較陰冷，但是從廊上東望就看見了大海！從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裡想著它，嘴裡談著它，筆下寫著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幾年裡，當我憂從中來，無可告語的時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開闊了起來，寧靜了下去！1924年我在美國養病的時候，曾寫信到國內請人寫一副「集龔①〔集龔〕截取龔自珍的詩句或文句拼集成一副對聯。龔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現在杭州）人，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 」的對聯，是：

世事滄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夢中飛

謝天謝地，因為這副很短小的對聯，當時是捲起壓在一隻大書箱的箱底的，「四人幫」橫行，我家被抄的時候，它竟沒有和我其他珍藏的字畫一起被抄走！

現在再回來說這所海軍醫院。它的東廂房是病房，西廂房是診室，有一位姓李的老大夫，病人不多。門房裡還住著一位修理槍支的師傅，大概是退伍軍人吧！我常常去蹲在他的炭爐旁邊，和他攀談。西廂房的後面有個大院子，有許多花果樹，還種著滿地的花，還養著好幾箱的蜜蜂，花放時熱鬧得很。我就因為常去摘花，被蜜蜂螫①〔螫（shì）〕書面語，同「蜇」。了好幾次，每次都是那位老大夫給我上的葯，他還告誡我：花是蜜蜂的糧食，好孩子是不搶別人的糧食的。

這時，認字讀書已成了我的日課，母親和舅舅都是我的老師，母親教我認「字片」，舅舅教我的課本，是商務印書館的國文教科書第一冊，從「天地日月」學起。有了海和山作我的活動場地，我對於認字，就沒有了興趣，我在1932年寫的《冰心全集》自序中，曾有過這一段，就是以海軍醫院為背景的：

……有一次母親關我在屋裡，叫我認字，我卻掙扎著要出去。父親便在外面，用馬鞭子重重地敲著堂屋的桌子，嚇唬我，可是從未打到我的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跑的癖氣嚇唬回去……

不久，我們又翻過山坡，搬到東山東邊的海軍練營旁邊新蓋好的房子里。這座房子蓋在山坡挖出來的一塊平地上，是個四合院，住著籌備海軍學校的職員們。這座練營里已住進了一批新招來的海軍學生，但也住有一營的練勇（大概那時父親也兼任練營的營長）。我常常跑到營門口去和站崗的練勇談話。他們不像兵艦上的水兵那樣穿白色軍裝。他們的軍裝是藍布包頭，身上穿的也是藍色衣褲，胸前有白線繡的「海軍練勇」字樣。當我跟著父親走到營門口，他們舉槍立正之後，父親進去了就揮手叫我回來。我等父親走遠了，卻拉那位練勇蹲了下來，一面摸他的槍，一面問：「你也打過海戰吧？」他搖頭說：「沒有。」我說：「我父親就打過，可是他打輸了！」他站了起來，扛起槍，用手拍著槍托子，說：「我知道，你父親打仗的時候，我還沒當兵呢。你等著，總有一天你的父親還會帶我們去打仗，我們一定要打個勝仗，你信不信？」這幾句帶著很濃厚山東口音的誓言，一直在我的耳邊迴響著！

回想起來，住在海軍練營旁邊的時候，是我在煙台八年之中，離海最近的一段。這房子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座旗台，是和海上軍艦通旗語的地方。旗台的西邊有一條山坡路通到海邊的炮台，炮台上裝有三門大炮，炮台下面的地下室里還有幾個魚雷，說是「海天」艦沉后撈上來的。這裡還駐有一支穿白衣軍裝的軍樂隊，我常常跟父親去聽他們演習，我非常尊敬而且羨慕那位樂隊指揮！炮台的西邊有一個小碼頭。父親的艦長朋友們來接送他的小汽艇，就是停泊在這碼頭邊上的。

寫到這裡，我覺得我漸漸地進入了角色！這營房、旗台、炮台、碼頭，和周圍的海邊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動的舞台。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