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撤離廣場——《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編者按】本刊上期轉載了劉曉波所著《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第三章「絕食在紀念碑上」的第一節「人群的誘惑」。現根據讀者的要求繼續轉載。本期轉載的是第三章的第二節「撤離廣場」，所記載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的事情。

大概是晚上十一點鐘左右，「學運之聲」廣播站宣布在廣場進行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名譽校長嚴家其發表演講。他講話的中心內容是要求李鵬必須辭職，如果李鵬還繼續與人民為敵，必將要接受人民的審判。他最後說：「如果政府用暴力鎮壓民主運動，我們將以鮮血和生命來捍衛、來鑄造中國的民主事業。」嚴家其講完后，廣場指揮部宣布了民主大學校委會的成員名單。我覺得現在還成立什麼民主大學有點兒滑稽。更荒謬的是我的名字也進了校委會。我在這之前從未聽說過要成立民主大學的事，更沒有人徵求過我是否同意進入民主大學，民主大學的辦學宗旨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結束之後，「學運之聲」廣播站宣布：據可靠的消息，戒嚴部隊將於凌晨至四點鐘之間進入廣場。號召人們「血戰到底」。大概是六月四日一點鐘左右，廣場已經被戒嚴部隊圍住，官方的廣播開始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聯合發出的「緊急通告」，大意是：現在，首都發生了反革命暴亂，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和共和國的首都，戒嚴部隊將於今晚採取行動平息反革命暴亂。為了保障廣大市民的人身安全，特緊急通告如下：市民們不要上街，更不要去天安門廣場，凡是滯留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必須立即離開……不聽從勸告者，我們將無法保證其人身安全，一切後果由本人負責。

「緊急通告」一遍遍地反覆播放，威嚴的語氣和不容爭辯的措辭令人生畏。廣場的四周不斷地響起零星的槍聲。我走出絕食棚，看見密集的人群正以最快的速度向廣場的四面八方疏散。客觀的時間起碼有十幾分鐘，但我的主觀感覺中彷彿僅僅是一瞬，偌大的天安門廣場變得空空蕩蕩，只剩下紀念碑附近的數千人。「看起來真要動手了。」我在心裡重複著這句話，第一次真切地感到可能隨時面對全副武裝的軍人，面對棍棒、刺刀、催淚彈和槍口。可是，也許由於突然逼近的危險使我驚呆了，也許因為亢奮的大腦還沒有轉過彎，我當時並沒有感到恐懼，也不想找他們三人商量一下，看看究竟怎麼辦。我獃獃地站了足有十幾分鐘，毫無感覺地回到絕食棚中。

周舵和侯德健也沒有表現出任何驚慌失措的感覺，似乎我們是處在一場血腥大戰的最安全地帶。但是，不斷地有人進來，描述著外面令人恐懼的氣氛。我聽了這些感到應該做點什麼，但又的確不知道要做什麼。索性躺在床上，閉目養神。但是，一躺下又覺得危機四伏，很不安全。絕食棚附近的糾察線已經沒有了，絕食棚也再不是難以接近的「聖地」。人們進進出出，傳遞著各種消息。幾個一直守在門口的糾察隊員象宣誓似地對我們說：「四位老師，萬一發生危險，我們一定保證你們的安全。要是死也死在一起。」

六月四日二時左右，「學運之聲」廣播站傳出了吾爾開希的聲音，他號召人們堅持到底，併發誓說：「只要我吾爾開希有一口氣，就要堅守廣場。我與廣場共存亡……」突然，他的聲音中斷了，我猜想可能又是心肌炎犯了。他經常在公眾場合犯病，講著講著便突然語塞，手捂胸口作快要暈倒狀，於是馬上有人攙扶他，踉踉蹌蹌地被扶上擔架抬走。果然，十幾分鐘后，吾爾開希躺在擔架上，被抬到我們的絕食棚的東側。劉燕來到絕食棚中，貼在我耳邊說：「開希來廣場，本想在危險的時刻肩負起領導學運的重任，可是他絕食後身體一直不好，又犯病了。他讓我來叫你和德健，他有話跟你們說。」我說：「劉燕，你我都知道開希的犯病是怎麼回事，我也知道他想說什麼。現在我沒什麼要說的。開希病了，你快找人帶他去醫院吧。」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吾爾開希被抬上一輛救護車，離開了廣場。此時，離開戒嚴部隊進入廣場還有兩個小時左右。

這時，廣場上靠近天安門的西南側的長安街上，有坦克和軍車被點燃，火光映紅了大半個天安門，不斷地聽到一陣陣槍聲，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仍然在一遍遍地播放，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少。凌晨兩點多鐘，幾個糾察隊員拿來了飲料、麵包、蘋果、香腸、油餅等食品，勸我們吃一點兒。顯然，今晚的清場確定無疑，再絕食已毫無意義。高新、周舵和侯德健都吃了些東西，我沒吃。不是因為要繼續絕食，而是吃不下，沒心情吃。但是，我們四人並沒有商量一下究竟怎麼辦。有幾個學生勸我們儘快撤走，他們的理由是：你們四個人不是學生，而是被官方指責為「黑手」式的人物，一旦被抓住，肯定倒楣。而且，紀念碑肯定是清場的主要目標，絕食棚里太危險。我說：「來了就要堅持到底。要撤也只能與學生一起走。」

凌晨兩點半左右。邵江全身顫抖地找到周舵，向他們詳細敘述了廣場外發生的令人恐懼的場面。他說：「周老師，你們想象不出有多可怕。求求你們想想辦法，救救廣場上的學生們。現在，只有你們四位老師能做到。」邵江邊說邊流淚。時至今日，我們四人仍然感謝邵江，是他的請求打動了我們，之後才有組織學生撤離廣場的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六四」那天晚上的天安門廣場的倖存者都應該感謝他。同時，一名醫生也找到了侯德健，建議由我們組織學生撤出廣場。

邵江的親身經歷和懇求使周舵感到了局勢的危機，全副武裝的軍隊進入廣場所可能造成的流血，使周舵下決心組織留在廣場上的人和平撤離。周舵知道我易激動、脾氣倔，難以被說服。所以他先找到高新和德健，說服他倆同意組織和平撤離。他倆被說服后，他們三人一起來說服我。開始，我堅決反對。我有些結巴地說：「都什麼時候了，還要撤？撤得成嗎？」我還陳述了不撤的三個理由：一、廣場已經被戒嚴部隊死死圍住，根本無路可撤。撤離並不能減少危險，還不如留下來等待戒嚴部隊清場。二、那些害怕的人早走了，現在留在廣場上的人都是準備以死相拼的人，要說服他們主動撤離廣場極為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三、我們四人不是學生領袖，更不是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成員，由我們四人提出撤離、組織撤離，既不名正言順，又要被指責為懦夫。要組織撤離也應該由廣場指揮部出面。他們三個人都反對我的主張，認為無論如何要以數千人的生命為重，有一線希望就要做一百倍的努力，即使承擔懦夫的惡名也要組織撤離。

儘管他們沒有完全說服我，但我覺得他們說得有一定道理。更重要的是，絕食是我們四個人的集體行為，不管我贊成與否，都應該尊重他們三個人的意見，少數服從多數。所以我同意撤離。接下來是商量怎樣才能使和平撤離成功，怎樣做最安全最有實效。十幾分鐘后，我們四人就統一了看法：一方面派人找戒嚴部隊談判，讓他們為撤離開出一條通道，可能的話，讓他們延遲清場的時間。另一方面，動員廣場上的堅守者交出他們手中的槍、棍棒、刀、酒瓶和自製燃燒彈等可能導致暴力對抗的武器，說服學生和市民撤離廣場。正在商量時，「學運之聲」廣播站傳出柴玲的聲音：「……現在，已經到了最嚴峻的時刻。願意離開廣場的人可以離開，不願意離開的人就和我們一起留下來，堅持到最後，用生命保衛廣場，包圍這次民主運動。」聽到柴玲的話，我感到組織撤離必須要說服廣場指揮部，如果他們不配合，撤離是不可能的。我們商量決定去廣場指揮部。

我們四人到了廣場指揮部，向柴玲、李祿、封從德說明了來意。他們同意撤離，但不同意和我們一起去找戒嚴部隊談判。我們只能自己去。我們通過「學運之聲」

廣播站向全體堅守天安門廣場的人和戒嚴部隊發出和平呼籲，希望馬上進行談判。幸運的是，我獲得自由回到北京后，得到一盤當時的現場錄音帶，上面記錄了當時的情況。

錄音者：廣場指揮部發布最後一道命令，讓同學們全部聚集到紀念碑上，全部聚集到紀念碑上。

學運之聲主持人：同學們不要放鞭炮了，不要放鞭炮了。不要製造混亂，不要製造混亂。

柴玲：工人可以撤下、市民可以撤下。同學們絕不撤下。同學們不要再留市民，不要再留市民。

學運之聲主持人：同學們迅速聚集到紀念碑上。在最後一刻，我們將作為人民英雄永垂於中華民族的歷史上。

柴玲：願意撤離的同學，你們可以去發動，有組織的有秩序地往一個方向撤離。不願意撤離的同學，你們可以繼續堅守廣場。不願意撤離的同學，可以堅守廣場。（錄音帶插話：這是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香港人：我們的任務是艱巨的。我們的敵人不是軍隊，而是我們政府。我希望大家要謹慎（錄音者插話：這是香港同學在講話）。我們香港同學謝謝你們。一起守護著天安門，一直到勝利，我們香港同學支持你們。

柴玲：（保衛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部發布第五號最嚴厲的命令：請所有的手中有棍棒、瓶子、磚頭、甚至燃燒彈的同學立即放下這些徒有虛名的武器。你們知道嗎？在西長安街上，已經是屍體遍地，血流成河，被殺的、被打的都是那些投擲東西的人。你可以、你可以扔東西，作為你個人，而你想到（沒有）只要你一仍，所有的同學都要犧牲。

周舵：呼籲你們立即派代表到天安門廣場到紀念碑上，到我們的營地來舉行談判。我們負責說服全體同學立即撤離廣場。請你們立即派代表來舉行和平談判，我們負責動員全體同學撤離廣場，以避免大規模的流血。請迅速傳達我們這個緊急呼籲，由我們四個人去和你們談判也完全可以。

劉曉波：我呼籲你們馬上派代表到紀念碑上進行談判。必要的話，我們四人可以前往軍營，前往戒嚴部隊指揮部進行談判，進行談判，謝謝！（錄音者插話：剛才是劉曉波代表絕食的四個人侯德健、周舵、高新來就談判的形勢講話）。

學運之聲主持人：廣大的市民們，同學們，下面請一位市民的見證人給大家講幾句話。

一位市民：廣大市民們，我作為一個北京市民向廣大市民講幾句話。我向廣大市民呼籲。剛才我從永定門來到天安門廣場，從這條街來講哇，已經死亡了十幾個人。我作為一個辛存者，手已經割傷了。希望廣大市民們放下手中的東西，在街上靜坐。我估計、我認為吧，士兵們也不會向廣大市民開槍。不要再有過激的行動。謝謝！

上面的錄音基本上能夠反映出當時廣場上的人的情緒。我們四人還呼籲大學生馬上行動起來，各學校組織好隊伍，市民可以插在各學校的隊伍中，準備撤離。如果談判成功，廣場上的人就可以馬上撤離。但是，從內心深處講，我感到和平撤離的希望不大，因為我們四人還沒有完全說服廣場指揮部的人。「學運之聲」的基調不是撤離，而是堅守。在我們呼籲時，不斷有人罵我們是懦夫、膽小鬼。

在派誰去談判的問題上，我們四人爭執起來。我提出：「絕食由我發起，我必須去。另外，德健一定要去。他知名度高，安全係數大。」他們三人堅決不同意我去，主張讓周舵去。因為周舵的長相和為人都比較平和。處理問題比我冷靜、理性，而我去則容易激化事態。最後是周舵說服了我。他說：「曉波，我們四人中，你和德健的知名度最高，而你在青年大學生中的威望更高，我和德健去談判，可以增加安全感和成功率。你留下來和高新一起勸學生，效果肯定比我留下來好。」就這樣，周舵和德健去談判，我和高新留在紀念碑上勸學生。

周舵和德健穿上醫務人員的白色衣服，在兩名醫生的陪伴下，打著一面紅十字會的旗向天安門方向的戒嚴部隊走去。望著他倆一階階走下紀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陣陣揪痛，我不知道他倆這一去能否活著或完整地回來，戒嚴部隊的槍口是無情的。如果他倆遭到不幸，我就會背一輩子負疚的十字架。因為是我把他倆帶入危險之中，沒有我的發起絕食，他倆無論如何不會置身於這麼危險的情境之中。我突然後悔發起這次絕食，更後悔不該讓周舵去談判。「萬一、萬一、萬一……」我在心中反覆重複著這個詞，獃獃地站了好長時間，直到他倆的背影消逝。

淚水已經浸滿了我的雙眼。能夠減少他倆危險的和能夠緩解廣場上的緊張氣氛的唯一行動，就是盡全力說服留下來的學生和市民。我和高新拎著手提式擴音機，在幾名糾察隊員的保護下圍著紀念碑轉，聲淚俱下地說服學生和市民交出手中的「武器」，按校組織起來，準備撤離。我沒想到，說服的效果很好。學生們紛紛把手中的「武器」放到一起，集中在紀念碑的最上層，再由幾名糾察隊員將這些「武器」送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在我和高新說服學生時，人群中也不時地傳出「不撤！」「我不怕死！」「懦夫！」「學賊！」的叫喊。還有人哭著嚷我「混蛋」。

學生們手中的「武器」收得差不多了，但市民手中的「武器」繳上來的不多。兩個學生急匆匆地找到我，對我說：「那邊有兩個人架一挺機槍，準備和戒嚴部隊拚命，誰也勸不動他們，誰靠近機槍，他們就要誰的命。劉老師，只有你去勸了。」我跟著兩個學生來到紀念碑上最上層的西南角。果然見兩個市民模樣的人，分坐在一挺重機槍的兩邊，機槍上蒙著一副棉被，槍口和槍把露在外面。他倆每人手拿一根鐵棍，交叉著放在槍上。我向他倆走去，大約離他們兩米左右，兩人同時舉起鐵棍，向我喝道：「你再靠近一步，我們就叫你腦袋開花。」我停住，對他們說：「我是北師大的教師劉曉波。」他們一聽到我的名字，便放下鐵棍站起來，其中的一個說：「劉先生，我們正想跟你談談。」另一個人衝上來，一把抱住我，邊哭邊說：「劉先生，你們沒看見，在廣場外面，他們殺了多少人。這群野獸，我們跟他們拼了，打死一個夠本，打死兩個就撈一個。劉先生，你能帶頭和他們干到底嗎？反正我們是豁出去了。」

我說：「你們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們想過沒有，這槍一響，天安門廣場將血流成河。你們拼了命能打死幾個戒嚴部隊的人，而廣場上是數千人的生命。要報仇，這也不是時候。再說，這次運動一直採取和平的方式，面對殘暴的政府，我們最有力的武器和自衛方法，只能是和平。就算紀念碑上再有幾把槍，也擋不住坦克和全副武裝的軍人。」

他倆說：「和平，還他媽的哪來的和平。他們已經殺人了，不要和平了。我們為什麼還守著和平挨打。劉先生，我們應該好好談談。」

我說：「沒時間談了。要嘛你倆打死我，要嘛你倆把槍撤下來。」我說著痛哭失聲，跪在他倆面前說：「求求你們，為了廣場上數千個年輕的生命，為了你們自己，我求你們把槍撤下來。」他倆一起跪下抱住我，失聲痛哭，答應了我的請求。我永遠感謝這兩位我既不知道姓名也記不住面容的市民，他倆也為和平撤離立了功。但是，他倆的命運比我悲慘，也許現在還在獄中。我知道他倆肯定是作為暴徒處理的。一九九一年一月份開庭審判我時，法庭宣讀過他倆關於如何交出機槍的全過程的供詞。他倆的供詞對減輕我的處罰非常有利。我今天的自由確實是用許多人的苦難換來的。我衷心地祈禱他倆能早日獲釋。

他倆交出槍后，我和幾個糾察隊員把槍抬到位於紀念碑東南角的廣場指揮部，把槍交給了李祿，叮囑他一定儘快處理。李祿開始想把槍藏在一頂帳篷下面，我堅決反對。李祿只好叫來幾個學生，把槍扔到紀念堂附近的樹叢中。

我要過封從德手中的話筒，動員學生和市民準備撤離。正講話時，一個市民模樣的人大喊著「學賊」衝過來，舉起手中的鐵棒向我砸下來。多虧身邊的糾察隊員用身體保護了我，鐵棒落在一個糾察隊員的肩上，幾個學生一涌而上，死死地抓住那個人。那人哭著高聲說：「你們撤了，我們怎麼辦？你們都是有身分、有名望的人，我們呢？要是被抓住，最慘的就是我們。反正好不了，還不如拚命。」儘管那人對我發泄著怨恨，但我還是能夠理解他的心情。進秦城監獄后就更理解他當時的情緒。在處罰參與「八九抗議運動」的人時，學生從輕、知識分子從輕，市民從重，大多數被處罰的市民都是作為暴徒。提審的公安人員在勸我悔罪時也說：「你是有文化的人，和那些暴徒不一樣。」在「八九抗議運動」中，最悲慘的是北京市民。「六四」血案中的死傷者大多數是市民，因此而被槍斃、被判重刑的大多數還是市民。王軍濤和陳子明被判十三年，得到了世界和國人的關注，而那些被作為暴徒判重刑的市民則默默無聞。更令人痛心的是，參加此次運動的北京市民大都動機很純正，毫無個人功利的考慮，而我們這些有名有姓的知識分子則滿肚子花花腸，疑慮重重，私心很重。與市民們的單純和勇敢相比，知識界顯得混濁而怯懦，但他們卻得到了國際聲譽和大量的資助，還一個個地自視為英雄。

我正在繼續動員學生和市民準備撤離時，又有一個學生來叫我，說紀念碑北面有一個人拿著一把半自動步槍。我馬上趕到，在兩名糾察隊員的幫助下奪下了那把槍。我一時不知道往哪扔，交給別人又不放心。靈機一動：「砸掉槍」，我高高舉起槍，在紀念碑的石欄上使勁摔，邊摔便喊：「我正在砸槍，想以此來證明我們的和平的非暴力的宗旨，也證明政府的暴力鎮壓是法西斯行為。」槍很結實，震得我虎口和雙臂發麻，連續摔了不知多少下，槍才彎曲。這時，兩名糾察隊員從我手中接過槍繼續摔，直到摔碎。在我摔槍時，我的正面有一個外國記者拍照，刺眼的白光照亮了紀念碑，我感到自己的成熟和力量。

摔完槍，幾個同學又抬上來一箱自製燃燒彈問我怎麼辦。我說：「馬上銷毀，千萬不能落在激進的同學和戒嚴部隊手中。」正忙著，侯德健和周舵談判歸來。他倆說：「戒嚴部隊同意我們和平撤離，讓出廣場的東南角。」我們四人馬上去廣場指揮部向大家宣布談判結果，並作最後的呼籲。下面的情況也是根據現場的錄音整理的。

錄音人：現在時間是六月四日凌晨四點，現在廣場上的華燈全部關閉，只有長安街上的華燈依然亮著。

侯德健：我是侯德健，我們剛剛到了紀念碑的北側，天安門前面的部隊裡面，我們找到了部隊的領導同志。我們希望不要再流血。他的番號是多少？團政委叫季興國，五一零四部隊。團政委和我們接觸了之後，他請示了戒嚴總指揮部，同意全場的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們全部撤出天安門廣場。剛才是周老師和我一起去的，請周老師也說幾句。

周舵：同學們，我們現在少流一滴血，將來我們的民主、我們民主化進程就多一分希望。我們在座的、在天安門廣場的全體同學、全體市民都是我們民族的精英。

侯德健：請大家安靜。

周舵：沒關係。

錄音者：在侯德健講話的時候有兩輛裝甲車從歷史博物館由南向北開來。

周舵：我們已經答應戒嚴部隊回來儘力說服同學們儘快撤離廣場。我們建議現在以各學校為單位，馬上組織撤離工作。我們有秩序、安靜的從南面撤離。現在是從我們自身開始民主建設的時候了，少數要服從多數。

廣場上的嘈雜聲、掌聲，有人高喊：「不撤！不撤！」

錄音者：很多人對撤離廣場還有爭議。

劉曉波：我叫劉曉波。同學們，現在我們堅持的一貫原則是和平的非暴力，我們希望用最少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民主、最大的民主。現在再多流一滴血都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剛才，侯德健、周舵已經向大家談了，他們和戒嚴部隊的談判所達成的協議與承諾。現在我們想爭取民主，就象周舵老師所說的那樣必須從我們每一個人自身開始。少數服從多數，少數服從多數，這是最民主的原則，這是最民主的原則。希望、希望過激的市民們，你們能夠冷靜下來，你們冷靜下來。這次學生運動離不開你們的支持、你們的參與。你們今天留在廣場，證明了你們的勇敢、你們的信心。我希望你們冷靜下來。你們已經為學生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你們再犧牲我們於心不忍。你們能夠保存下來就是對中國民主最大貢獻。市民同志們，希望你們冷靜下來，在天安門廣場的這最後的關鍵性時刻，能夠作一件具體的民主事情，少數服從多數，少數服從多數。最後，我們呼籲，全體市民和學生們，不要再燒垃圾，不要再加強廣場的混亂。現在我們必須有秩序地、安全地、各校組織起來撤離廣場。任何犧牲在現在都是不必要的。特別是市民同志們，我希望你們冷靜、冷靜，少數服從多數。你們今天如果能做到少數服從多數，全體大學生、全首都的公民們、全中國人民會感謝你們，會感謝你們！

封從德：大家安靜一下。我們、我們現在把廣場的決定權交給在場的所有同學。但是我們目前已經沒有時間、沒有時間來統計、來統計票數。我們現在就用大家的呼聲來表達我們是留是撤的決定。這一次廣場指揮部。……下面我們將說撤離、或者說、然後說留守。我說撤離的時候，大家就喊……我數三下，我說撤離的時候大家同意撤離的就喊撤離。再數三下，喊留守，同意留守的就喊留守。好，現在準備由這個呼聲來判斷我們是撤還是留。這個表決過後，我們必須少數服從多數。同意撤的喊撤離，一、二、三。

廣場上的人群中發出「撤離」的呼喊。

封從德：同意堅持的喊堅持，一、二、三。

廣場上的人群發出「堅持」的呼喊。

封建德：我們認為撤離的聲音更大。現在我們逐步、準備有組織地、把大旗打在前面，逐步有秩序地撤離。外校的同學和市民、工人、市民糾察隊和工人、市民、外校的同學都同北京的同學一道撤到海淀區去。

錄音者：現在一位英國公民，英國路透社的記者正在錄像。

廣場上的人齊聲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

在封從德主持廣場上的人就撤離問題表決時，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後趴在我耳邊說：「劉老師，吾爾開希真是個王八蛋。」

廣場上的人秩序很亂，還有些人堅持不撤。一位台灣記者正在採訪侯德健。我對侯德健說：「現在還有些人不願撤，特別是那些過激的市民。我們四人再分工，分頭去勸。」德健說：「好吧。」我說：「你和周舵去紀念碑北邊勸，我和高新留在紀念碑南邊勸。無論如何，我們四人一定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

德健和周舵去了紀念碑北面。高新下紀念碑組織學生。紀念碑南面的人已經排好了隊，準備撤離。突然，廣場上的華燈又亮起來，緊接著紀念碑附近響起了一陣密集的槍聲，子彈打在紀念碑上的大喇叭上，發出火花。三輛坦克車從人民大會堂由西向東一直向紀念碑南側駛來。槍聲一陣緊、一陣稀，紀念碑上的喇叭被打啞了。排成隊伍的人群正向廣場的東南角緩緩地移動。學生們不斷地回過頭，沖著坦克高喊：「劊子手！」「法西斯！」

在我毫無感覺的情況下，七、八個士兵向空中鳴著槍衝上了紀念碑南側，紀念碑上的人已經沒有了。我站在「學運之聲」廣播站旁邊，想看看柴玲等人是否撤了，我彎下腰，把頭探進帳篷，已經空了。我剛剛直起腰，冰涼的、硬硬的槍口頂住了我的后腰。我的身後響起了略帶焦急的聲音：「你還不快走，沒時間了。」我被槍口猛地推了一下，踉踉蹌蹌地下了紀念碑。由於沒有心理準備，我下到最後一個台階時，差點兒摔倒。多虧我的學生王越紅抱住了我。這時，我看見高新揮舞雙手，高喊道：「大家不要亂，手拉手一起走。」紀念碑南面的三輛坦克離我大概只有二十幾米，坦克上的士兵探出半個身子，頭戴鋼盔，手裡拿著槍不斷擺動，示意讓學生快走。坦克前面排成一隊的士兵，他們揮著槍向學生們步步逼近，有的士兵高喊：「快！快點兒！」

不知為什麼，我獃獃地站在原地，看著撤離的學生和用槍逼學生們快走的士兵。有的學生還往士兵這邊吐吐沫。當三個士兵端著槍向我吆喝時，我才意識到必須走了。這時，中國人民大學的於碩跑過來，拉起我的手說：「還不快走。」我剛剛走了幾步，猛地想起我的手提包忘在了絕食棚中，那裡面有我的護照和其他證件，還有兩本記錄朋友們的電話和地址的本子。我轉過身，飛快地走上紀念碑，剛上到一半，紀念碑上的一個士兵居高臨下把槍口對準我說：「下去！」我說：「我的護照忘在絕食棚中，請你允許我上去取。」士兵嚴厲地說：「都什麼時候了，還要什麼護照。下去，再往前走我就不客氣了。」面對槍口，我感到涼氣襲心，本能地向下退。我的學生王越紅和於碩又要上去和士兵交涉。那士兵大吼一聲：「不要命了。」我趕緊拉住王越紅和於碩。下了紀念碑，我勸她倆先走，我要去紀念碑北側找德健和周舵。我已經看見高新跟著撤離的隊伍走了。於碩走了，王越紅死活不肯走，一定要留下來跟我在一起。

我和王越紅沒有跟向東南角撤的隊伍走，而是逆著撤離的人群向紀念碑南側走。當我倆走到紀念碑的東北角時，最後一批從紀念碑北側撤離的學生打著旗迎面而來。圍著紀念碑的鐵柵欄和松樹牆全部被踩倒，有的人也隨之倒下。在紛亂的人群中，我一眼看見了侯德健，兩個學生攙扶著他。我拉著王越紅奔了過去。由於飢餓、由於疲勞和緊張，德健休克了。我和王越紅代替了攙著德健的兩個學生，因為其中的一個學生的腳已經負傷，連自己走路都非常困難。我和王越洪攙著失去知覺的德健，想儘快撤出廣場。但是，通向紀念碑東南角的所有空地都被戒嚴部隊封死了。士兵們端著槍，把企圖向東南角走的人趕回來。我和王越紅只好扶著德健，跟著留在廣場上的一百多個人向歷史博物館前的紅十字救護站走去。

到了歷史博物館前，看見許多人躺在擔架上，他們都受了傷，最重的腹部中了二顆子彈。我向醫生們講了德健的情況。醫生馬上把德健安置在一個擔架上，用毛毯蓋住了德健。在歷史博物館前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左右，所有的人都或坐或蹲在地上，只有兩個中年的醫生在和戒嚴部隊的軍官進行交涉。一有人站起來，醫生就用手勢示意讓他坐下。醫生還勸學生們不要喊口號。我半蹲在人群中，盡量使視線不被其他人擋住。但我很擔心，不知道周舵和高新是否安全撤離，中途會不會出事。更不知道我們這些仍然留在廣場上的人將是怎樣的命運。

天完全亮了，一片狼籍的天安門廣場上，除了戒嚴部隊的坦克、裝甲車和士兵之外，已經沒有其他的人了。士兵們用刺刀挑起各種廢棄物堆起來燒掉，廣場的上空瀰漫著煙霧，一些自行車也被投入火堆。紀念碑上和紀念碑的四周站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幾個肩扛錄音機的軍人錄下廣場四周和紀念碑的情況。有一個站在紀念碑最上層的士兵打著「V」形手勢。一輛坦克由北向南開來，碾過已成碎塊的自由女神像，向紀念碑的台階上衝去，鋼鐵的履帶砸在石階上，發出巨大的聲響。一個軍官沖著坦克喊了幾句，坦克退下了紀念碑石階。

我們這些聚集在紅十字救護站的人被團團圍住，一共三層包圍線。第一層是手持棍棒、沒戴帽子和領章、穿著綠軍裝的士兵，這些人表情獃滯，有些人低著頭，有些人側著頭，似乎不敢正視我們。第二層是戴著透明面罩的防暴部隊，第三層是荷槍實彈的士兵。被包圍在中間的人，都盯著正在和軍官交涉的兩位中年醫生，誰也不說話，再也沒有人企圖反抗了，只能等待戒嚴部隊的安排。

我點燃一支煙，狠狠地吸了幾口。內心的恐懼使我無法平靜。剛才，在組織廣場的人撤離時，從未多想過。即使在槍聲之後也沒有恐懼，一心只想著怎樣使學生和市民儘快離開廣場。但是現在，天亮了，槍聲停了，面對那些面容無表情的士兵，我忽然感到恐懼，即對未來的命運，也對剛剛在紀念碑上的滯留感到恐懼。萬一有顆子彈打中自己，不就玩完了嗎？如果被打死又是為了什麼呢？現在，如果醫生和部隊的交涉失敗，我們這些人肯定要作為反革命暴徒被押走，等待我們的不是死亡就是監獄。還不如跟著那些學生們一起撤走。

正在胡思亂想，一位醫生讓大家站起來，四人一排，向廣場的東南角走。剛走出二十多米，前面忽然響起了一陣激烈的槍聲。隊伍立即停止前進，所有的人都蹲在地上。這場槍戰持續了十分鐘左右，是居民樓中的人在和北京公安局門前的戒嚴部隊相互對射，能清楚地聽到玻璃的破碎聲。

槍聲停止后，我們又在原地待了一會兒，才繼續向東南角走。我們的兩邊是近在咫尺的士兵。我的上身只穿一件半截袖的青白色襯衣，感到從頭到腳的冷，禁不住顫抖。我身邊的王越紅問：「劉老師，你在發抖？是不是病了？」我沒有回答她，繼續朝前走。我們這最後一批撤離廣場的人，一邁出戒嚴部隊的包圍圈，上了前門東大街，就開始喊口號，唱國際歌。路過北京市公安局前，許多人含著淚沖著戒嚴部隊喊：「劊子手！法西斯！血債要用血來還！」一個頭纏白紗布的醫生大聲說：「你們這群野獸，連我們醫生都打呀！」馬路的南側，擠滿了圍觀的市民，有青年人、老人、有婦女和孩子，他們哭著說：「你們沒失敗，你們是好樣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還有人舉起雙手，打出象徵勝利的「V」型手勢。激憤、嘶啞的口號聲、《國際歌》聲和沉痛、揪心、絕望的嘆聲混合在一起，給人以一種失敗的悲壯感。

【北京之春】1993年7月號（總第2期）  http://www.liu-xiaobo.org/blog/archives/8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