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歷史•太平軍不攻破蘇州 上海能有後來的地位？

太平軍佔領蘇州后在原蘇州城牆外修建連成一線的石壘碉堡，從側面展現了蘇州攻防戰的慘烈和對蘇州地方經濟的破壞

太平天國之亂平息后，老牌經濟重鎮蘇州再也沒有恢復往昔的地位，而上海則一躍成為亞洲最大城市與中國最重要的工商業中心。

對此，日本史學者宮崎市定認為「……近現代上海的繁榮，無非是以太平天國為契機，蘇州的繁榮轉移過來的結果。……」這也代表了一種常見的觀點，即上海的崛起，似乎全憑了戰爭的偶然，上海是撿了蘇州的便宜。

太平天國戰爭波及的大致範圍，長三角腹地更是雙方翻覆爭奪的地區

果真如此嗎？假如蘇州不被太平軍攻破，上海還能成就後來的地位嗎？

實際上，上海取代蘇州，並非簡單的地點轉移，而是生產方式的變革和社會的徹底轉型。以蘇州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經濟模式，敗相早露。太平軍的作用，不過加速了蘇興滬衰這一必然歷史進程而已。

蘇州城的經濟以傳統模式為主，在清末已趨於衰敗

長期以來，地處長三角腹地的蘇州，近江面海，以其經濟的富庶和文教的發達著稱於世，號稱「人間天堂」。及至明清，這個「天堂」達到了極盛，成為全國首屈一指的工商業城市，並因明末出現的「機戶出資，機工出力」雇傭生產關係，成為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標本地區。

然而令人驚奇的是，經過了明末至於清末近二百多年的發展，這個「芽」竟還處於萌發階段。不僅如此，隨著外部世界的劇烈變化，此時的蘇州早已衰機暗藏了。

清代的京杭大運河

蘇州素稱發達的手工業，是在傳統農業社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並且長期停留在政府和皇室籌措人的地位上，與官方的聯繫密切，可謂一損俱損，不但需求有限，還隨著清朝的衰落，和傳統徽商、晉商一樣，逐漸日薄西山。

另外，蘇州的商人觀念陳舊，在面對近代機器大工業和人造絹之類的新興事物挑戰時，反應遲鈍，對變革態度消極，反而熱衷於投資收益較高的錢莊和當鋪等金融機構，進一步加速了蘇州實業的蕭條。

蘇州雖然地域上近江面海，但在明清時代，它最為仰仗的的交通運輸幹線是京杭大運河，其作為運河沿岸最為重要的內河港口之一，對集中和輸送江南地區的漕糧和各類商品物資以供應京師，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大運河蘇州段一景

然而自嘉慶、道光以來，大運河屢遭截斷，漕運漸漸不通。1825年，清朝設立海運總局，蘇州、松江地區的漕糧開始從上海經由海上運往北方。此後，經過1853年黃河改道，運河體系更趨荒廢，漕運漸衰，海運全面替代河運，作為海港的上海重要性大增，而內河港口蘇州的地位顯著動搖了。

鴉片戰爭之後，上海被闢為通商口岸，並且成立了租界。此時，，部分敏銳的蘇州商人已經開始把目光投向上海，當時重要的大商業，如珠寶業、綢緞業、藥材業、參茸業、典當業，以及錢莊、金鋪，乃至妓館色情行業，都陸續由蘇州人帶入上海。

這些商業資本的轉移，遠在太平天國動亂之前，而上海之所以逐漸成為蘇商的重點投資地區。除了沿海港口的地理優勢，上海擁有蘇州所不可能具備的東西--優秀的城市制度環境。

上海經濟騰飛的根本原因在於制度環境

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根據《南京條約》中的相關規定，上海成為最早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而在1845年，英國駐滬領事與上海道簽訂的《上海土地章程》，以「永租」的形式開啟了上海租界的歷史。

這個在很多人眼裡乃是百年國恥的上海租界，逐漸成長為了一個完全不受中國政府管轄的「國中之國」，其迥異於中國內地的制度環境與英法武力保衛下的客觀環境，成為上海經濟騰飛的根源。

首先，租界內部照搬西方近代發展起來的政治制度，確立了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為核心的地方自治體制。

租界立法權主要通過「納稅人會議」，這幾乎就是一個小議會，其成員主要由具備一定財產和納稅數額的人組成，具有選舉工部局董事會及批准工部局所制訂的「法律」的權利，租界內各種法律、財政、稅收及其他重大問題，都必須經其討論決定。

租界行政權則由最高行政機構工部局掌管。

上海租界一處界碑

租界司法權的最高代表為「會審公廊」，最初由中國政府和洋人共有，后逐漸完全被外國人掌握。

此外，租界還設有維護公共治安，以打擊一切有組織犯罪為目的的巡捕房，這種警察制度在當時的中國是聞所未聞的。

這樣一套完整照搬西方體制的城市自治制度，連帶附帶的大量完善的西方市政管理配套制度和健全的技術經驗，雖然其訂立的初衷是為了西方殖民者自身的利益，但由此所營造出來的相對安定的制度環境，自然也會惠及到眾多的華商，並帶動上海華界經濟的發展。

由於租界華商和外商的關係極為密切，處於一種利益共同體的狀態，一旦有危及華商利益的事態出現，駐滬英法軍隊會毫不猶豫的武力保衛上海，以使上海免遭任何禍害，在晚晴動蕩的歲月，這種安定環境是內地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具備的。

上海租界地圖

此外，租界的這套政治制度，以保護個人財產和權益為基本準則，界內一切財政、稅收、貿易、金融等經濟活動都按照西方的模式運作。這也極大的保障了租界內華人的利益，不受清政府苛捐雜稅的盤剝和對人身財產安全的任意侵害。

租界同時還規定華人可以在利用上海租界的外國領事館註冊公司，這吸引了眾多的中國民營企業家不斷在上海辦廠，並把大部分的工業、商業和金融設施都集中在租界境內。

第二，上海逐步建立了完善的近代化市政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已足以與歐美先進國家的市政水平相媲美。

上海的市政建設，採用了大量專業化、近代化的市政建設規劃，開闢道路、修築碼頭、疏浚河道、架設橋樑，建設學校、醫院，設置公共交通、消防系統，興建發電廠、自來水公司、煤氣公司等等；這些都是傳統的中國城市所不具備的，充分顯示了西方市政管理制度的先進性與優越性。

以城市街道為例，租界的道路按照西方城市路政的管理概念，一開始就把路燈、下水道等工程直接納入規劃中，此外還包含了道路維修和養護的一整套規章制度，井井有條。時人描寫當時的租界道路：「溝池則時加疏浚，無使淤泥之稍積，晴則輪水奔騰，塵漠不飛，夜則電毯地球，照耀如晝」。

反觀當時上海華界的情況，著名洋務人士鄭觀應的描寫很具代表性：「余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凈，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過之而已。」

租界制度環境不僅惠及界內華商，還刺激華界制度變革

對於工商業者來說，安定、有序、便利的制度環境和私人財產安全的保護，往往比其他很多因素都來得重要，因此眾多的華商寧可增加一部分成本，也一定要在上海設廠。其結果就是，在整個19世紀後半葉至20世紀初期，由上海租界進出的對外貿易，一直穩居全國貿易總額的五成到六成。

20世紀初期繁華的上海外灘

到20世紀20、30年代，上海以彈丸之地，奠定了中國經濟中心的地位，集中了全國半數以上的外貿額、關稅、工商業資本、金融存款。

租界的巨大成功，還刺激了上海華界的官紳商民。在清朝的最後十幾年，上海地方政府終於開始採用租界的路政管理方式，設置「馬路工程局」開闢馬路，設置路燈，並且也設立了巡捕房。這個「工程局」後來被地方士紳接手，採用了議會制，議員有民主選舉產生，並逐漸發展為地方自治性質的市政機構，彌補了政府薄弱的地方管理。

在此類制度的變革和租界經濟的帶動下，上海華界也得了了很大的發展，一度衰落的老城廂地區又繁榮起來。華界與租界的協調發展和進一步的融合，使得上海的經濟吸引力更加勢不可擋。

綜上，太平軍攻略蘇南，嚴重摧毀蘇州經濟這一歷史事件，充其量只是加速了傳統蘇州的衰落和近代化上海崛起，但這本就是不可阻擋的必然歷史進程。沒有戰亂，蘇州富商一樣會被上海的「十里洋場」所吸引，逐漸完成財富的轉移，因為這裡的制度環境和安全保障，實在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