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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次實地調查江村經濟生活，探討中國農民出路和發展問題
2002年5月21日，92歲高齡的費孝通，在南京大學迎百年校慶世界著名科學家論壇上作報告。
開弦弓，太湖東岸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莊。村邊一條清河彎彎的像一張拉緊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開弦弓村的一切從1936年改變，這一年，一個叫費孝通的年輕學生來到村子，從此，開弦弓村另一個名字———「江村」，被譽為「中國農村的首選標本」而名揚海外。
「最近一撥是日本甲南等大學的學者。」開弦弓村村委會主任姚富坤回憶說，除了費孝通來過20多次，幾十年來，村裡經常有不同膚色的學生、老師出入，村裡人對此已習以為常。讓村裡最遺憾的是，「江村」早已被人搶注，村裡只能沿用自己的原名———開弦弓村。
當時，費孝通身著整齊的西裝，戴著一副黑邊眼鏡，睿智中透出文弱和一絲憂傷，開弦弓村村委會裡保存著他當時的照片。
1935年12月，在廣西瑤山的調查中，費孝通誤入虎阱受傷，新婚的妻子王同惠遇難。聽從姐姐勸告，費孝通來到開弦弓休養療傷。
在村裡人眼裡，這個學生有點與眾不同：短短兩個月內，拄著雙拐的費孝通在街巷裡串門訪戶，走田頭，進工廠，坐航船，觀商埠，不時在筆記上做著記錄。
一切似乎始於偶然，因此有人曾將費孝通的這一過程形容為「無心插柳」。但費的學生邱澤奇駁斥了這一說法：「無心源於有心。受家庭環境影響，費從中學起就對國家、社會等重大問題表現出極大的熱情。」
1981年，費孝通回顧當時的情形說，進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后，對老師們課堂上講的東西，老實說很不滿意。有的老師搞了調查，但調查來的是很多枯燥的數字，並沒有說明這些數字有什麼意義。於是，「我們商議要自己深入到社會裡去做調查」。
《江村經濟》問世
「它讓我們注意的並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1936年秋天，費孝通登上「白公爵」號郵輪從上海赴英留學，從師現代應用人類學奠基人之一的馬林諾斯基教授。漫長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時間把在開弦弓村的所見所聞，整理並彙集成冊。
就在這時，費孝通認定：這一生的目標是了解中國的社會，依靠自己觀察的最可靠的資料進行科學研究，去治療來自社會的病痛。
1938年，費孝通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英文名就叫《中國農民的生活》。馬林諾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評價：我敢預言，費孝通博士的這本書將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它讓我們注意的並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
《江村經濟》很快成為歐洲人類學學生的必讀參考書。費孝通步入世界人類學著名學者行列，1981年，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的人類學界的最高獎──赫胥黎獎。
邱澤奇說：一個普通的中國村子的故事，之所以能獲得如此高的評價，原因是，傳統的人類學或文化人類學把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區別為文明與野蠻，以研究所謂「野蠻」、「未開化」之民為己任。費孝通把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從「異域」轉向了「本土」，從「原始文化」轉向了「經濟生活」。
重申恢復農村企業
費孝通提出，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是不夠的。《江村經濟》里，費孝通沒有關注開弦弓農民的祭祀、儀式等人類學的熱門問題，而是試圖弄清楚當地人經濟生活的邏輯。
費調查發現：此時的開弦弓，村裡有農地2758.5畝，274戶，正常年景，為了得到足夠的食物，每戶約需5.5畝地。而當時，村裡90%的農戶平均佔有不到10畝土地，其中75%的戶均只有0至4畝。新米上市后，單靠農業，為了維持生活，每年每個家庭要虧空131.6元，而需要向地主交付42%食物的佃農更慘。
農民靠什麼來維持生計呢？費進一步發現：答案是蠶絲。生產蠶絲，可使一般農戶收入約300元，除去生產費用可贏餘250元。
邱澤奇說：費孝通用這樣的例子是想說明，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是，農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飢餓問題」。費推而廣之，中國「成千個村莊，像開弦弓一樣，事實上已經被入侵者破壞」。
邱澤奇介紹，晚清啟動現代化進程以來，現代化「棄兒」的中國農村和農民，一直在衰敗和危機中掙扎。衰敗或是復興？中國農村在現代化前面臨著「哈姆雷特」式的難題。
而當時有人把目光盯在土地問題，認為農民問題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地權關係。經過調查，費在《江村經濟》里提出了一個創造性觀點：以恢復中國農村企業（副業），增加農民收入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和土地問題。費總結為「人多地少，農工相輔」。
《江村經濟》里，費提出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是不夠的，「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
費的觀點在當時受到了激烈批評，包括學術界的同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熱衷於效仿西方「大工業、大城市」的學術界，沒有在農村「副業」上看到任何積極因素。
「直到現在，一些地方領導一想起現代化，就知道是發展大工業、搞大城市。這一點可以從一些地方的城市規劃中看出來。」邱澤奇說，可以佐證的是，去年建設部公布的城市規劃中，全國有184個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化城市」。
農副關係之辯
費孝通被指責為「惡毒攻擊政府忽視副業生產」。21年後的1957年，費孝通再次來到開弦弓村，目擊的事實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觀點，這一次，他因此飽受了人間屈辱。
這一年，費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校友，澳大利亞人類學家格迪斯來華后，提出訪問開弦弓；同時，國內政治格局開始難以琢磨：社會學學科被取消了，費試圖重提和呼籲社會學地位問題的討論。
在《重訪江村》中，費寫道，許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著手不肯放。但很快見面的熱情被現實的問題打斷了，老婆婆說：「好就是好，就是糧食……」
費調查發現：1936年水稻平均畝產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達到了559斤，農業增長60%，但從村幹部里那裡得知，有人感覺日子沒有21年前好過了。
費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斷：問題出在副業上。合作化后，由於區內分工和地區間的分工體系的破壞，整個桑蠶生產破壞了，「1936年，副業占農副業總收入的40%多，1956年，卻不到20%.」總起來，農民的收入是下降的。
《重訪江村》里，費對當時提出的「農業四十條」提出了質疑，「再這樣宣傳下去好不好？把農業上的四十條當成包票一般交給農民，把社會主義遠景放進望遠鏡，變得那麼迫近，似唾手可得。」
1957年6月1日，《人民日報》正面報道了費孝通重訪江村的主要觀點：要增加農民收入，光靠農業增產是不行的。轉眼間，費孝通被指責為「惡毒攻擊政府忽視副業生產」。
這一指責使費失去了關注開弦弓的機會，直到的1981年。在此期間，費沒發表過任何學術作品。邱澤奇說，費從不願意向外人提及「文革」的遭遇，在一封家書里，費說，自己只能通過家書讓自己的學術能力不至於荒廢。就像老人通過晨練避免自己的腿腳不至於頹廢一樣。
「鄉村工業」之爭
鄉村工業被認為是與大工業爭原料、爭能源、爭市場。開弦弓村一位老闆到上海談生意，上海人趕到車站迎接，農村人從來沒有受到城裡人這樣的禮遇。1981年，費孝通第三次訪問開弦弓村，村裡人說起的這些情況讓他驚奇。
費發現：30年代見到的養羊和養兔，已經成為家家戶戶經營的副業，家庭副業加起來佔到了個人平均總收入的一半。但另一個問題出現了：我參觀了一個生產隊，10多家，擠在三個大門內，在30年代這裡只住了三家人。
費看到了工業和副業的重要區分，認為在農業經濟的新結構中，發展前途最大的還是工業。費在學術界第一次對蘇南自發出現的「草根工業」給予高度評價：蘇南有些地區農村用在工業上的勞動力已超過了用在農業上的勞動力。這樣的社區稱為農村顯然不太適合了。
邱澤奇說，費孝通在經歷半個世紀后，看到了自己的目標即將在農民手中實現，他提出，今後中國經濟的特點就在「工業下鄉」。
費發現：5年前，回家帶回來的都是無法「轉」上去的狀子，而現在卻是要原料、要市場、要工廠的申請。費的討論開始沿著兩個相互關聯的方向延伸：社隊企業向鄉鎮企業的轉變；與農村工業化相伴隨的城鎮化問題。
此時，費的鄉村工業的觀點引發激烈交鋒：鄉村工業被指責與大工業爭原料、爭能源、爭市場，就此問題，當時主管工業的副總理曾責令國家有關部門專門調查，同樣的問題甚至被提到全國人大上爭論。
費認為，蘇南出現的這些「新人新事絕非」是一種偶然。他這樣解釋理由：「西歐工業的發達，一股出自城市侵入農村的力量把農村作為工廠的獵地，農民變成工業發展的獵物。而中國的農民卻發自一股自身內在的動力，驅使他們去接受工業。他們有力量衝破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早期的老框框，他們根據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變工業的性質，讓工業發展來適應自己。」
在隨後的九訪江村中，費發現：小小的廟港鎮上，一次來了100台電視機，每台售價430元，不到半天搶購一空。開弦弓村門前壘起磚瓦準備蓋樓的不下60戶。
邱澤奇說，費孝通不相信，這樣的解釋能消除那些崇拜西方工業化道路和社會化大生產的人對鄉鎮企業的誤解。費沿用了他的老方法———擺事實、算細賬：1991年，費在《吳江行》中寫道，1980年吳江全縣的工業總產值為9億多，1990年是59.2億元，其中鄉和村級所辦工業佔74%，這一比例大大出乎政界的預料。
最喜歡擺事實
費孝通從不說「你該怎麼做」，這讓他的觀點極易被基層接受。社會學有兩種研究方式：一種運用資料進行分析，一種是在實地調查，費選擇後者。從1990年，邱澤奇就跟費孝通到各地調查，即便費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后也不例外。邱澤奇認為，這是費總能發現其他學者未覺察之處的重要原因。
邱澤奇說：費孝通到了地方，地方非要招待，費很為難。實在去不了現場，費才會讓學生代替去。「我們永遠做不到這一點。」
費孝通曾告訴邱澤奇：學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話告訴他們還不明白的道理。費的著作，每個社會學科都能讀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但卻沒有一個專業術語。
邱澤奇說：費氣質上屬於典型的士大夫形象，性格溫和，費最喜歡的是把事實擺出來，從不說「你該怎麼做」，這讓他的觀點極易被基層接受。因此，費的「小城鎮建設『、」鄉鎮企業「、」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的理論才得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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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45 個評論)
- 回復 奪標
- 經典，對當代依然有很大啟發意義--最近在一篇經濟學論壇文章里剛引用了它
討論一個全國百強縣日化廠的產業升級(原創案例)[討論]
我一位遠房大表哥，是１９８０年代的大學畢業生，學的是農業化學，畢業后多年來在家鄉負責農業科技，科學種田新方法推廣。
後來機緣巧合，成為家鄉一家國營農場改制出的著名國有羽絨企業集團總工。今年他們兼并了本縣污染嚴重，與該古城建設國家旅遊城市，環境示範城市方針不符合的的日用化工廠，有意改造！
他想學習歐美做法，生產有機，無添加洗滌護理品。
他個人想法呢，是准 備把當地鮮花種植，草藥種植與人蔘專業農戶作為原料戶。但他希望也能獲得一些歐美這類新一代少添加日化產品配方，咱就希望版內學化學化工的科友們提供一些網站，我抽空研究下。
希望大家幫忙，也歡迎您提出管理方面的建議意見。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情或者好兆頭--如果國家開始把產業鏈升級坐實到一些原先勞動密集高污染的鄉鎮和縣級企業，這種扶植中小企業等產業鏈條短板的務實,令咱看見中國工業前景的新希望，比那混淆視聽的黑打打黑，紙上談兵的書生意氣於國計民生要實惠得多。
不需要巫婆神漢的水晶球，從一顆砂礫我們就可以管窺世界!
--還記得費孝通先生的名著，也是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嗎?
老先生就是從故鄉盛澤吳江的一個小村的田野調查來管窺２０世紀初中國江南本土實業的萌芽與消長趨勢的。
我也希望這個改造案例能象江村那樣成為典範。
- 回復 新鮮人
- 這個觀點顯然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觀點，格格不入，57年劃為中國最大的右派是合乎當時的時代潮流的。
老法師: 一個國家要擺脫貧窮落後, 只有工業化, 工業化的結果, 就是農村城鎮化。鄉鎮發展企業也是走這條路, 現代發達國家都是工業大國。
即使是發達國家的農業, 也是機械 ...
- 回復 總裁判
- 1980年以後，黨幫他洗刷得乾乾淨淨，並以社會學家為知識分子的形象，當上人大副委員長，國家領導人，他說的話，做的事，並不以社會科學為本，而是聽黨的話，跟黨走。至於他的民主黨派、他的人大領導職責盡到了什麼責任，就不必說了。
新鮮人: 所以他是中國最大的右派。從1957年到1980年他在中國消失了23年。
- 回復 總裁判
- 江村調查和改革開放后的蘇南模式，並不是一回事。
小辣辣: 所以蘇南模式一直為毛左所攻擊。
作為八十年代又的出現費老，成為一具標準的無害偶像；他從當右派的歷史經驗中吸取了教訓，從此緊跟黨走，保住了晚年福祿。
- 回復 老法師
- 當時的時代潮流現在來看是逆時代的。
新鮮人: 這個觀點顯然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觀點，格格不入，57年劃為中國最大的右派是合乎當時的時代潮流的。
一個政府把大批知識分子劃為右派, 歸入另冊加以迫害。是反人類的行為。
- 回復 新鮮人
- 不完全如此，我兄有些偏激。
總裁判: 1980年以後，黨幫他洗刷得乾乾淨淨，並以社會學家為知識分子的形象，當上人大副委員長，國家領導人，他說的話，做的事，並不以社會科學為本，而是聽黨的話，跟黨 ...
- 回復 新鮮人
- 至於蘇南模式的確是費孝通先生命名的，80年代初期也的確走的是發展農村企業及副業的道路。蘇錫常地區的農民是最早建起小樓居住的。所以蘇州成為中國城鄉差距最小的一個城市。但是後來的外資引進及發展新興工業，是時代前進的要求。時代不可能讓蘇州這麼一個人才輩出的城市，永遠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型城市。要知道蘇州是封建時代的狀元之鄉，現在的院士之鄉。李政道及吳健雄,馮元楨等現代美國科學家都是蘇州人。蘇州走上科學救國，技術救國，工業救國這條道路是必然的。
總裁判: 江村調查和改革開放后的蘇南模式，並不是一回事。
作為八十年代又的出現費老，成為一具標準的無害偶像；他從當右派的歷史經驗中吸取了教訓，從此緊跟黨走，保住 ...
- 回復 總裁判
- 命名可以，但中國經濟發展是在有計劃按比例的政策之下進行的，也從來就不是按市場經濟規則、不是按社會科學、經濟科學的規劃進行的。費老這樣的歷史人物1949年以後起不了作用，即使在80年代后，由於政策制定的黨性原則，知識分子在治國和救國中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科學救國和技術救國都是空話。毛澤東對科技救國、教育救國之類的口號最反感，他認為這都是對共產主義信仰（其實就是他的獨裁專制）的否定。
新鮮人: 至於蘇南模式的確是費孝通先生命名的，80年代初期也的確走的是發展農村企業及副業的道路。蘇錫常地區的農民是最早建起小樓居住的。所以蘇州成為中國城鄉差距最小 ...
- 回復 新鮮人
- 所以費孝通在毛澤東時代是最大的右派，80年後為他恢復了名譽。他當然決定不了黨的政策，但蘇南的老百姓認識到只種地，只能越來越窮，因為土地就那麼多，糧食產量無論如何提高，由於人口的增加，每人農田佔有數只能越來越少，不走辦企業及副業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由於蘇南經濟發展不是按國家規劃走，所以黨和政府沒有承認蘇南模式，現江蘇省稱之為蘇南現代化示範區。反之重慶模式，卻是中央7部委發文共同命名的，這就是蘇南模式是民間的，而重慶模式是官方的不同。
總裁判: 命名可以，但中國經濟發展是在有計劃按比例的政策之下進行的，也從來就不是按市場經濟規則、不是按社會科學、經濟科學的規劃進行的。費老這樣的歷史人物1949年以 ...
- 回復 總裁判
- 蘇南模式是個好東西，是適合江南文化背景的市場經濟模式，年代考源自宋明時代，智慧的江南人領先於世界。小企業自武進始，引起開明領袖胡趙的重視。胡趙先後到常州市清潭新村小區視察並為蘇南模式題詞。但國家資本的壟斷性向蘇南模式伸出魔爪，該管的不該，該配套的市場規則不予制定，不予執行，而在常州培育符合中央利益的代理人，結果發展畸形化，蘇南模式改為蘇崑版。後來趙紫陽在困境中到蘇州，唯一的目的就是收錢，根本不顧對這顆文明之珠的保護。到了朱鎔基手裡，一切都以央企國企為中心，再次導致江南歷來被中央政府所奴役的沉悶，輝煌很快被珠江三角洲所取代。
新鮮人: 所以費孝通在毛澤東時代是最大的右派，80年後為他恢復了名譽。他當然決定不了黨的政策，但蘇南的老百姓認識到只種地，只能越來越窮，因為土地就那麼多，糧食產量 ...
江南水鄉，地球上一塊美麗的沃土，製造著世代瑰寶的同時，被複制著永遠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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