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不排隊？ [ZT]

不久前坐火車，一個平常的周末，從長沙去漢口。進站排隊，本來不長的隊伍，等到列車員開始檢票，局面立刻大亂。後邊的人一擁而上，隊伍立刻粗壯幾倍。一位扛著行李、領著小孩的婦女，被人流沖得東倒西歪。很多衣著時尚的年輕人，堂而皇之地從後邊直插進來，顯然對這種場面已經駕輕就熟。我一邊耐著性子往前磨，一邊想：有沒有什麼好辦法治一治不排隊的毛病？當場想到兩個，一是用幾個彪形大漢充任糾察，手執皮鞭，照著不排隊的就抽；再一個就是用粗鋼管焊成通道，讓排隊的人像屠宰車間的牲口那樣，只能按規定的路線行進。但再一想，兩條都缺乏可行性：鞭子是奴隸社會的產物，與我們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制度格格不入；鋼製欄杆也不能治本，中國需要排隊的地方那麼多，哪裡去搞那麼多鋼管嘛。只有聽之任之，反正亂擠一陣之後，大家都各就各位，火車能按時發出，不影響大局也就行了。這就便宜了那些不守秩序的傢伙，守秩序的人永遠吃虧。

　　發達國家的月亮不比中國的圓，但人家的隊確實比我們排得好。電視上有時宣傳某國經濟出了問題，銀行遇到擠提，但畫面上卻比我們存款的排隊秩序還好。由此我認為：不願意排隊似乎是中國人的一種本性，文革動亂時不排隊，形勢大好時也不排隊。不僅賣漿引車者不排隊，身份體面的人也沒有排隊的習慣。不信你在北京開兩會的時候做個試驗：散會時不要安排專車，讓這些冠冕堂皇的人民代表去乘公交車，照樣夾塞兒硬擠，比他們所代表的人民強不到哪兒去。

　　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國人的不守秩序是因為資源不足造成的？我認為主要不是這個原因。資源充足與否，從來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今天的資源比２０年前要豐富多了，但亂擠依舊。

　　有一個社會模型很能說明問題：乘飛機。飛機對號入座，資源是充足的。但登機時，照樣爭先恐後，照樣後來居上。當然，擠的人有一個理由：上去慢了，行李就沒有地方放，看來還是資源不足。那麼下飛機的時候不用著急了吧？不行！我因工作原因經常乘飛機，每次都看到機艙門還沒開，就有一些旅客逃命似地打開行李箱、拎下行李，擠在過道上，時時準備噴射而出的架式。這時他們並沒有現實的利益。他們迫不及待地擠在過道上，已經是一種下意識，大概是覺得別人已經站起來，自己還坐在那裡是，肯定會吃虧。

　　另一個社會模型是塞車。我曾在德國的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車，其情形是，所有的車輛都放慢速度，前後保持一二十米的距離，緩緩前行。沒有人往別人前邊亂插。因為他們知道，前邊有障礙，往前亂鑽只會把事情搞壞。但中國人不然。只要有一條縫，他就要鑽進去，本來別人還可以走，他一鑽，大家都走不了。但對他來說，鑽進來，就算都走不了，心裡也安然；如果不鑽進來，看著別人走，心裡就難受。

　　這兩個社會模型反映出，中國同胞爭先恐後的心態，已經深入到潛意識，即使沒有利益，這種心態也足以令他向前猛衝。

　　這讓我想到了基因這個詞。人與人的不同，是由基因決定的。民族與民族的差異，也是由基因決定的。正如我們無論怎樣吃西餐、穿西裝，仍不能改變我們是黑眼睛、黃皮膚一樣，我們無論蓋多少"歐陸風"的房子、引進多少外國機器，我們的觀念還是國產的。２１世紀了，我們的電視機從黑白到彩色，從９寸到背投、等離子，比起發達國家並不遜色，但熒屏上還是"謝主隆恩"、"吾皇萬歲萬萬歲"的那一套，這是我們的文化基因決定的。

　　最近讀了一本談健康的小書，一位保健專家針對中國人迅速發胖、糖尿病急速上升的現象提出一個論點，認為與中國人的"貧困基因"有關。什麼是貧困基因？他解釋說，在一個食物缺乏保障的環境里，能夠最大限度地存儲能量的人，容易捱過飢荒；而缺乏這種能力的人就會被淘汰。久而久之，生存下來的人就都具備了存儲能量的能力，由於這是貧困的生活環境所造成，所以稱之為"貧困基因"。所有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都具有貧困基因。這在食不果腹時，是生存的優勢，而到了生活條件富裕之後，這種基因會使人過度存儲熱量，轉化為脂肪，進而破壞代謝機制，引發糖尿病。統計表明，由不發達到溫飽的階段，糖尿病的發病率最高，歐洲、亞洲、美洲都不例外。

　　既然長期貧困的生活能給人培育出"貧困基因"，那麼，數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不可能不給中華民族留下特殊的文化基因。我想，恐懼，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基因。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時代，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中國歷史，從大的局面來講，總是分裂多於統一，戰亂多於和平。即令漢、唐、宋、明、清，這幾個中國人可以引以為光榮的輝煌王朝，也都是誕生於血海之中。一統江山之後，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時間恢復元氣，然後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文景、貞觀、康乾之治，接著就又陷入到血海之中。秦末、漢末、魏晉南北朝、隋末、唐末、五代十國、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民初，都是血流成河，人民生命賤如草芥的年代。就算僥倖生在盛世，如果運氣不好，遇上冤獄，命運也一樣悲慘。清代著名的文字獄大案，都發生在聖明的康、雍、乾三朝。再考慮到自然災害、官吏盤剝、異族入侵等情形，中國人民的歷史可以說儘是血淚。如果把中華民族看作一個生命，那這位老人真是歷盡劫難，沒有過幾天好日子。元代詞人張養浩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說的就是這個慘痛。

　　在這個苦難的生存環境里，人民沒有任何權利和保障可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生命賤如土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沒有什麼財產是屬於自己的。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還會有種種無法預測的突如其來的災禍降臨，俗語說"人有旦夕之禍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屋漏偏遭連陰雨"，就是這種境遇的寫照。所以魯迅說中國人其實只有兩種：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可得。這種狀態下的中國人，只能是聽天由命、朝不慮夕、提心弔膽，如驚弓之鳥一般捱日子。一有風吹草動，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這樣的人群，哪有秩序可言？逃得快的，還有可能苟活；猶豫一點的，顧及一點禮義尊嚴的，早就成了亂軍囊中的人肉乾。幾經淘汰，恐懼就進入了先民的基因。我們今天看廣東、福建各地的客家民居，堅固如堡壘，這正是客家人恐懼基因的物化形態，反映出當時生存環境之殘酷。

　　即使改革開放之後，這種恐懼也沒有消除，只是恐懼的內容發生變化。沒發財的，怕一輩子受窮；發了財的，怕政策變。更普遍的心態，是怕別人得了便宜，自己吃虧。我們坐飛機，廣播說延誤兩小時，沒人著急，因為大家都同樣晚；但正點登機的時候，反而人人急得往前亂擠，因為怕別人走在自己前邊。落後就要吃虧，不爭就要受損，這就是恐懼基因在現階段的具體表現。

　　恐懼基因與現代文明很難相容。那麼它能否改造呢？我認為可以。西方國家，在１５世紀之前，可以說是在黑暗中與我們平行前進，甚至落後於我們。長達１０００年的黑暗中世紀，給歐洲人民留下了同樣的烙印。可是，當我們以加速度向著封建統治的深谷墮下時，人家一個急轉彎，迎著光明而去，東西方文明從此分野。這一道光明就是偉大的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它照亮了歐洲，也改造了西方文明的基因。我們今天去歐洲走馬觀花轉一下，一個突出的感覺就是人家的生活很悠閑，心態很平和，秩序井然。沒有防盜門，沒有防盜網，上街不用把背包掛在胸前。開車不搶道，過馬路不闖紅燈。借錢消費而不是把錢存進銀行；晚年有養老金保障而不是養兒防老。人家是如何做到的？簡而言之：民主與法治。這既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基，也是根除恐懼基因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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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不喜歡排隊，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上公共汽車要搶，上火車要搶……這些還都可以理解，中國人太多，汽車上火車上的座位少，不搶就可能沒有座位。但是就是人人有份的事情，他也要搶。比如乘飛機，那是絕對要對號入座的，不可能因為誰遲到一步就沒了座位。恰恰相反，誰要是遲到了，飛機時常還會等等他。可是許多中國人偏偏會在這類問題上表現得「勇往直前」。在國內是這樣，在國外也是這樣。

　　有一次，蔡世新在溫哥華乘中國「國航」的飛機，就親眼看到了讓他非常難堪的一幕。其他的航班，乘客大都是外國人，人家顯得十分有教養，有風度，從辦理乘機手續到登機，上百的乘客，井然有序，沒有一個人爭搶。輪到中國「國航」，中國的乘客就不一樣了。

　　機場廣播室先用英語廣播：各位乘客，1點45分，去北京的911次航班就要起飛了，現在開始辦理乘機手續，請按順序在1至20號辦理。這時，懂點英語的中國乘客開始出現騷動。接著是用漢語廣播。立刻，幾乎所有的中國乘客都嘩地一下擁了過去，像打衝鋒一般。一群外國人都用驚奇和鄙夷的目光看著他們。蔡世新作為華人，感到臉上熱辣辣的。

　　一個加拿大人打量著蔡世新，問：「你怎麼不搶？」

　　蔡世新說：「我不用搶，不急，反正有我的座位。」

　　那個加拿大人大概覺得他有點「與眾不同」，就和他探討：「中國人到哪裡都不喜歡按秩序排隊，這是為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蔡世新以前曾和他的老闆海登先生探討過，結論是：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歷史上的，一個是法律上的。

　　蔡世新那次問海登：「你們歐美人總是按次序排隊，沒有插隊的，為什麼？」

　　海登說：「在英國，200年前曾經有個法院判例。當時鬧飢荒，大家排隊去領麵包，一個人因為要插隊，排隊的人一怒之下把他打死了。後來法庭在審理這個案件的時候，法官判定打死人的那些人無罪。法官的理由是，如果判定打死人的人有罪，那麼，就會助長社會上不排隊的不良風氣。因為有了這個判例，所以英美法國家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排隊，不然被人打死白死。英國人移民到加拿大以後，我們也都知道，即使發生飢荒，也不能去亂插隊。所有的父母親在自己的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告知他們亂插隊的危險性。」

　　蔡世新明白了，為什麼外國人在沒有警察的情況下，也不敢闖紅燈。他們有一種法律的連續性，同時養成了遵守法律的自覺性。中國是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但是到現在為止，真正的文明意識還沒有建立起來。多少年來，中國幾乎一直是處於人治的社會狀態之中，人們很少有法律意識，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拉關係，而不是求助於法律。即使是到法院打官司，也要託人到法院里去找關係。過去人們企盼的是「明君」，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對「包青天」津津樂道，企盼身邊出現包大人那樣的「清官」，而不是企盼健全的法制系統。

　　由於沒有法律的連續性，就導致了長期以來人為的胡折騰。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建立有重大貢獻，但是他在新中國法制建設方面卻沒有起到好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破壞法制建設的極其突出的例子。中國到現在才開始重視法制建設，這也是鄧小平在吃盡文化大革命「無法無天」的苦頭之後，採取的一項重要改革。中國的歷史很長，但法治的歷史很短。在短時間內，人們很難適應那些法制的東西，也很難一下子改變過去那些不好的習慣。而政策和法令又缺乏連續性，「朝令夕改」的情況時有發生，更加讓人們無所適從。

　　蔡世新跟海登探討后發現，英美國家的人排隊有序，而中國無序，也跟人的心理和情緒有關。英美國家在100年來戰爭不是很多，只有兩次世界大戰，社會相對穩定。而中國，戰事不斷，政治運動不斷，自然災害不斷。這就影響到人的心理和情緒，造成人心浮躁，總覺得排在後面不保險。如果社會制度穩定，物資供應充足，不去爭搶也有份，他就不用著急。

　　當然，蔡世新是沒有必要把他和海登探討的這一切告訴溫哥華機場那個加拿大人的。

　　在北京的賽特飯店，蔡世新向我談起這些看法時，我又補充了一點，那就是中國人太多。人多了，沒有座位，甚至不擠你就上不去車；人多了，車票數量有限，不擠你就買不到票；還有很多事，不擠就沒你的份，因此只有去擠。外國人在中國呆得時間長了，也得去擠。

　　但蔡世新認為，主要還是個法制的問題。他說，單從人多方面講，日本的人口密集程度比中國還厲害，但是日本人排隊就不像中國人那麼沒秩序，排隊都老老實實的。

　　我說，日本人多，他坐車的時候車也多，不像中國這趟車上不去，下趟車不知什麼時候才能來。

　　蔡世新說，都說加拿大人口少，但是在公園裡搞展覽的時候，也是人山人海的，排隊仍然很有秩序。

　　不過最後蔡世新還是承認：「你講的也對，中國除了我前面講的那兩點，再加上人多，人心浮躁，就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所以在溫哥華機場的那天，沒什麼人，他還是擠，就是因為他已經習慣了，形成了一種慣勢。」

　　事也湊巧，就在我坐在電腦前敲打這一節文字的時候，我家鄉遼東某小城發生了一件中國人經常會遇到的事情，正好印證了蔡世新的中國的「政策和法令缺乏連續性」的觀點。

　　該市教育委員會與市國稅局、市地稅局於1998年10月20日聯合發布了一個「紅頭」文件——《關於校辦企業1997年度年檢情況的通報》。文件說，根據市教委1998年某某號文件規定，市教育、稅務部門對1997年度校辦企業進行了年檢，經審核，某某蓄電池廠等434戶企業符合校辦企業年檢認證標準，可繼續享受稅收優惠政策。並附年檢合格的校辦企業名單。文件上赫然蓋著三個大紅的印章。

　　應該說，對於經營規模很小的校辦企業，這是一份頗有權威性的文件，起碼讓榜上有名的434戶企業法人吃了一顆「定心丸」。但是時間剛剛過去了一年，這份文件就失去了它的「權威性」。1999年底，在沒有任何新的文件出台的情況下，下發這份文件的三個部門之一的市地稅局，就單方面否定了文件中所說的校辦企業「繼續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政策。

　　以前規定，校辦企業的註冊資金校方必須佔60%以上，現在又忽然提出校方必須佔100%；不但不再「繼續享受稅收優惠政策」，而且要補交此前若干年所享受優惠的稅款。此舉立即在當地校辦企業中引起強烈反響。造成心理恐慌的還不僅僅是434位法人代表，還有434戶企業的數萬名職工。當地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大部分國有企業處於停產、半停產乃至倒閉狀態，校辦企業之所以還能勉強維持，實際上就是靠那點可憐的「稅收優惠政策」。如果僅是從此取消優惠倒也罷了，還要補交此前若干年優惠的稅款，那勢必要有大半以上的校辦企業被迫關門。這將關係到眾多職工的生計問題。如此這般「朝令夕改」的做法，不引起人心浮動豈不怪哉？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人不排隊的惡習已成陳年痼疾，屬「社會綜合征」的一種表現形式，改亦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