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福劍事件」 ，發生在我朋友身上

作者：阿達  來源：泉河小路

一朋友回國過年省親，原計劃三個月，沒幾天就急匆匆地回來了。為啥？

原來，朋友有個侄子，侄子出生的時候朋友已經出國定居，所以沒見過幾面。侄子去年考上了985，朋友很開心，覺得侄子長大成人了，就聊了些歷史和時政的話題。侄子很認真地記了筆記，然後……報警了……

還好朋友已經換了國籍，但也被警告了一番。

朋友從派出所出來，就給他親哥（也就是孩子的父親）打電話，問怎麼回事。

他親哥說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思想了，管不住了。連句道歉都沒有。

他就明白了。他哥是事先知情的，甚至還可能是鼓勵和慫恿的。

他回到家，父母也已經知道了此事。父母說，孩子還小，不懂事，讓他原諒侄子，並且怨他這麼大個人了，還不成熟，亂說話。

朋友說，他在這個應該闔家歡樂的節日，深刻地體會到了一種來自至親的隔閡、疏遠、戒備、敵視，第一次感覺自己和國內的親人，已經成為了兩個世界的人。

以前很多隱隱約約的冷淡，現在都毫無遮掩了。

他硬撐著參加完了自己家族和其他親戚的聚會，到初七，春節一結束，就飛也似的回到這邊。

「再也不回去了！」他說。

這個故事也許是較為極端的案例，但這種情感中隱隱約約的疏離，和認知間不斷加深的鴻溝，卻實實在在地存在於每一個遊子和故鄉之間。既然已經在路口分別，漸行漸遠是必然的結果，直至再也看不見對方。大部分海外遊子，對家鄉和親人有一種迷戀——迷惑了自己的眷戀。實際上，早已是兩個世界的人了。

我對這個故事最感興趣的部分是：作為至親，他們是怎麼能夠做到毫無心理障礙地去舉報自己親人的？且不說談歷史聊觀點本身就允許各抒己見，再加上是一對一的私人場合，又是至愛親朋，就算你不同意他的看法，可以針鋒相對地駁斥批評爭論啊，人家又沒有造成「不良社會影響」，更沒有謀反顛覆之類的實際行為。你現在用「公權力」處置「私生活」，這不但是道德層面的污垢，還是違法行為呀！

我想，他們之所以做得理直氣壯，必定是覺得自己大義凜然，覺悟很高，滿滿的正能量。

人性怎麼會倒退到這種地步？還不如古人。「親親相隱」是一種本能，孔子在《論語·子路》里就提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唐律疏議》里就認為，血緣關係是「親屬相為隱」的基礎，除謀反、謀大逆與謀叛等重大犯罪外，親屬和同居者可以相隱不告。歷代立法者多肯定親親相隱的原則，一直到民國《刑法》仍規定，藏匿犯罪的親屬可減輕處罰。

國外也是如此。例如英美法中，不能強迫夫妻對其配偶作不利的陳述。大陸法系的德國和日本刑法典規定，一定範圍內的親屬和關係密切的人，享有拒絕作不利親人陳述的權利，窩藏可減刑或免受刑罰。西方法律對此類規定的立法基礎，在於尊重個人權利和維護社會關係的穩定，防止司法專橫而傷害人們的感情。

法律規範人的行為活動，應當基於對人性的理解和對人的關懷，否則制定出的法律，很可能違反人的本性而成為惡法。親屬、家庭是人類感情的皈依和社會關係的基礎。如果法律為了實現個別正義而不惜傷害親屬之間至真的感情，甚至不惜制裁這種感情，則有違法律保護社會風紀的本意。

孟德斯鳩說過：「為保存風紀，反而破壞人性；須知人性卻是風紀之源泉。」這最後一句是含金量很高的金句，「人性是風紀之源泉」——如果連人性都不顧了，那麼所謂的風紀（法律），就是建在沙灘上的建築。現實中，不少人甘願冒險窩藏親屬，幫助其逃亡，如果法律予以制裁，則可能導致全家受刑罰制裁的慘痛後果。從犯罪學上講，親屬間的背叛極可能導致犯罪分子內心絕望，而一個充滿信任和溫情的家庭，更有利於犯罪分子的最終改造。

與親親相隱對立的，就是所謂的大義滅親。最著名的案例是：1970年，安徽的張紅兵寫了封檢舉信，與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了軍代表的門縫。他檢舉的是自己的母親方忠謀。檢舉什麼呢？檢舉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並被槍決。

十年後，該案平反了，而張紅兵，從此生活在「永遠不會饒恕自己」的陰影里。他可能是以自己的方式「贖罪」，不過是罪有應得。

當然，親人間的告密是最不可原諒的，但其他人的告密呢，比如熟人之間？

同樣傷害巨大，令人不齒。

這就說到了畢福劍。很多人很關心：當年舉報畢福劍的告密者怎樣了？

年輕讀者可能一時懵逼，不知這個「著名事件」的來龍去脈。簡單說吧，告密者叫張清，是東博書院的秘書長，此人找「畢姥爺」幫忙，把自家親戚推薦到欄目組，奈何實力不夠，這麼著，就結仇了，於是他暗中策劃了這個報復。

很多觀眾都看過那段舉報視頻，來源於一個私人聚會。「畢姥爺」喝高興了，就唱了一段《智取威虎山》，湊個熱鬧，順便改了幾句唱詞，調侃了一下毛爺爺，烘託了一下氣氛。

於是，張清偷偷錄下，並向有關部門舉報。「畢姥爺」隨後公開道歉，被央視停職處理。姥爺一下子從神壇大道，跌入了泥潭。

那個告密者張清，後來過得怎樣呢？結局是，隨著畢福劍的下課，張清也被徹查，發現他吃空餉多年。這一行為被曝光后，他不得不吐出多年吃到的空餉，同時也失去了東博書院秘書長的職位。不僅如此，張清還因涉及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6宗罪，被判有期徒刑2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並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及罰金。

除了法律上的制裁，張清在社交層面也遭受了嚴重打擊。他的告密行為，讓他失去了朋友和家人的信任與支持。他的妻子與他離婚，孩子在學校也遭受嘲笑和唾罵。他身邊的人紛紛離他而去，他只能生活在謾罵與冷嘲熱諷中。

畢福劍的這個例子很有啟發意義。如果能讓更多人看到，告密者不得善終，就會產生預警作用。

杜絕告密，要從清算個人開始。只有讓告密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才能殺一儆百，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絕不能籠統地以「事出有因，動機是好的」等理由，輕易放過告密者。

人們可能還記得，有一位在鳳凰衛視竇文濤主持的《鏘鏘三人行》中說到過「中國醫療太廉價、太便利」的北京積水潭醫院的寧醫生（民間稱其寧胖子），後來生活得有點慘，他在北京坐地鐵，被一位北京大媽認了出來，一記九陰白虎爪，讓他破了相。我雖然並不贊成北京大媽的小小暴力，但是從中還是看到了「民意的力量」。假如告密者也是這樣被視為過街老鼠，他們在告密時，至少會有所忌憚吧？

告密制度是對人性、對民族性的極大摧殘和蹂躪，想當年，因為這項告密制度，一些著名的文學藝術家不惜淪為「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的雙面人，如著名作家和翻譯家馮亦代就曾在臨終前寫出懺悔錄，主動反思當年「不堪的另一面」，讓我們看到了「制度性告密」的可怕。

制度性告密，就是拿著公款從事告密。為了「對得起信任」，他們爭相表現，頻頻發明陰招，釋放出人性中最陰毒的部分，毒化民族，把原本就不堪的「民族性」弄得更加不堪，幾近崩塌。

制止崩塌的最好辦法，是從清算個人開始，就像二戰後猶太民族清算所有納粹一樣——不管你是主動還是被動，只要加入了告密者行列，一律清算。當條件不成熟時，用口碑、眼神、氛圍、職場等清算他們，讓眼神殺死你，用唾沫淹死你；一旦條件成熟，就讓告密者付出貨真價實的代價。

最近網上有人在熱炒一篇人民日報的文章，題目是「不告密不揭發是道德底線」。這其實說的是人民日報的舊文，那是2015年1月23日發表的一篇署名評論。文章寫到，「告密成風的社會，是人人自危的社會，告密使人與人之間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衝擊人們的價值判斷，毀掉社會的道德基礎。」

雖然該文是「重炒」，但人民日報多年前是發表過的，也可視作該報的立場吧？可見，在十年前的中國，至少在黨報上，能夠公開批判告密者。

看過美國電影《聞香識女人》的觀眾，一定不會忘記這樣的情節：主人公查理，無意間目睹了幾個學生對校長的惡作劇。校長逼查理交代誰是主謀，否則將開除他的學籍。查理的忘年交、盲人史法蘭，在聽證會上，譴責校方正在毀滅這個孩子純真的靈魂。演講博得如潮掌聲，使校方最終作出讓步。其中有這樣的台詞：

「我不知道，查理今天的緘默是對還是錯，但我可以告訴你，他決不會出賣別人以求前程。而這，朋友們，就叫正直，也叫勇氣，那才是領袖的要件！」

「不出賣別人以求前程」，是正直，也是勇氣。這不僅是為個人辯護，更是為一種優秀品質辯護。不做告密者，應該成為大學生的底線，這條底線在大學里應該明確、清晰起來。大學，應該培育學生自由而健全的人格、敢於擔當的精神，讓學生成為一個陽光磊落的大寫的「人」，而不應該是心理幽暗、出賣他人的「病人」。這是大學精神的應有之義，丟掉了這一點，大學也就不成其為大學了。

好在告密者存在的土壤，並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麼肥沃，他們低估了覺醒的大眾。那個舉報央視主持人畢福劍的張清，最後的結局告訴我們，告密行為不僅損害了他人的利益，也會給自己帶來嚴重的後果。無論是在職場還是生活中，人們都應該保持誠實和正直的品質，遠離任何形式的告密和背叛行為。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贏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過上充實而有意義的生活。

而一個社會，如果到處都是告密者，它的崩潰，是遲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