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他們如何嗅到不一樣的味道而遁走？

花半秒鐘看透事物本質的人，和花一輩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質的人，註定是截然不同的命運。20世紀50年代，無疑是近現代史上一個巨大的分水嶺。無數人面臨著「去」與「留」的艱難抉擇。然而，總有那麼些人，在山雨欲來、風雲變色的前夜，聞到了空氣中那股異樣的腥味，繼而，做出了影響一生決定。

演員的嗅覺：胡蝶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胡蝶是中國的「電影皇后」，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她的美貌與演技，定格在無數膠片之中，是那個時代上海灘最耀目的光華。

1949年，胡蝶這位習慣了鎂光燈和鮮花的影后，展現出了超乎尋常的「嗅覺」與「執行力」，毅然決然地離開了上海，前往香港。

她沒有留下豪言壯語，沒有發表政治聲明，只是像一個敏感的藝術家，聞到了某種不適合她繼續生存和發展的氣息。那種氣息，也許是對文藝界即將到來的統一思想和政治要求的預感。

事實證明了她的嗅覺何等精準！

她那些選擇留在上海的閨蜜們，如言慧珠、上官雲珠等，雖然在初期也曾迎來短暫的「春天」，但最終都沒能逃脫隨後歷次運動的衝擊，尤其是在文哥中，遭受非人待遇，凄慘離世。

而胡蝶，雖然在香港也經歷了風風雨雨，但最終移民加拿大，得以善終，成為那個時代絕無僅有的幸運兒。

她的「嗅覺」，是藝術家對即將失去的自由與尊嚴的本能感知；而她的「執行力」，則是告別輝煌、決然轉身的勇氣。二者兼具，使她躲過了致命的風暴。

學者的嗅覺：李景均

李景均，被稱為「中國遺傳學之父」。他頂著康奈爾大學博士的光環，在戰火紛飛的1941年，歷經磨難，甚至失去幼子，依然回國。

34歲就成為北大農學院最年輕的院長，其學術造詣和潛力備受矚目。他純英文撰寫的《群體遺傳學導論》，至今仍是領域內的經典。

他有深厚的美國學術背景，妻子是美國籍，更重要的是，他堅持的是歐美科學體系，對當時國內正盛行的、以蘇聯李森科理論為圭臬的遺傳學體系持不贊同態度。

而當時的學術領域「以餓為爹」成為主流，他這樣一位「異類」自然面臨壓力。很快，他被撤職停課，批判的矛頭已經指向了他。

與其他許多選擇低頭認罪、心存僥倖的知識分子不同，李景均展現出了驚人的「執行力」。他清晰地「看透」了自己即將面臨的命運——在一個不尊重科學自身規律、以意識形態劃線的環境中，他的學術生命將面臨窒息甚至更糟。

於是，在1950年3月，他當機立斷，以探親為名，悄悄離開北京，經上海、廣州，抵達香港，最終在美國多位學術大師的幫助下，重返美國。

隨後的人生，李景均在美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特別是在生物統計學領域提出了影響至今的隨機和雙盲試驗原則，極大地推動了現代醫藥研發的科學化進程。

李景均用自己的後半生證明了，離開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價值。

1998年，李景均獲得美國人類遺傳學傑出教育獎，直到91歲高齡去世，李景均再未踏上東瀛的土地。

院士的嗅覺：蕭公權

蕭公權，中國政治學與社會史領域的大家，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他學貫中西，對中國的政治思想史和社會史有著深刻的洞察。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至今仍被奉為經典。

蕭公權的「嗅覺」，來自他對政治學本質和思想自由的深刻理解。

他清楚地知道，在一個即將建立的、高度集權並以特定意識形態為唯一指導的政權下，他所研究和倡導的自由主義、憲政理論將沒有任何立錐之地，甚至會被視為「反動」思想而遭受批判。

1948年底，他從上海去了台灣大學短暫任教。1949年底，他再次動身，赴美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客座教授，並在那裡度過了他的餘生，直到1968年退休。

蕭公權「看透」了即將到來的政治環境的嚴峻，並以其「執行力」，一步步地離開了這個不適合他繼續治學的地方。在海外，他創作了《中國鄉村》等重要著作，將其對中國社會史的深刻洞察呈現給世界。

蕭公權，用持續不斷的學術產出，證明了「走」是為了更好地研究「來時路」，這份堅守，是思想者最後的陣地。

名人的嗅覺：孫科

孫科，孫中山之子，曾位居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等要職，是政治舞台上的顯赫人物。1949年，孫科不留大陸，也不去台灣，移居香港。

此後16年，他遠離政治漩渦，旅居歐洲、美國，潛心讀書，儼然一位流亡海外的「寓公」。即使大陸方面通過周伍豪表達歡迎他回國的意願，他也沒有立即回應，而是繼續保持低調清苦的生活。

直到1965年，在台灣方面邀請下才返回，晚年短暫參與台灣政務。孫科聞到了那種權力徹底洗牌、新仇舊賬一起算的味道。

於是急流勇退，主動從政治中心撤離，寧願過著清苦的流亡生活，也不在大陸和台灣的政治漩渦中冒險。這種「執行力」，不是為了改天換地，而是為了保全自己。

相反，孫中山之妻宋慶齡則不然。

當時，宋慶齡家族和國民黨要人多番勸其離開上海，前往台灣或香港，但都無功而返。擅長思想政治工作的土工，成功力邀宋慶齡北上，不僅以「國母」的影響力聚攏了一批彷徨者的人心，而且讓民主人士雲集的開國大典上有了最耀眼的「一顆星」。

但是後來，據何方先生統計，宋慶齡先後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哥」的不理解、反感、失望。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慶齡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 

1980年11月，宋慶齡說：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晚年的宋慶齡曾向友人函訴：「我確實享受『皇家的』待遇，儘管我並不快樂……」

這種對比，何等鮮明而令人唏噓！一個遠離政治得以善終，一個身居高位卻精神困苦。孫科的嗅覺，是政治人物對權力交替風險的預判與迴避。

才女的嗅覺：潘柳黛

上海灘「四大才女」中，潘柳黛或許名聲不如張愛玲和蘇青，但她以豁達通透的性格和犀利的文筆著稱。

她的「嗅覺」，是一種基於社會觀察和獨立判斷的敏感。

在1950年，當許多人還抱有幻想時，她已經敏銳地嗅出了威脅，並毅然決然地「潤」去了香港。

她在香港繼續以寫作為生，證明了即使換了土壤，她的才華依然能夠滋養自己。更了不起的是，這份清醒認識，貫穿了她的一生。

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后，面對香港即將回歸，潘柳黛再次展現了她的「嗅覺」與「執行力」，立即決定第二次出走，於1988年攜全家三代移民澳洲，並在那裡安然終老。

潘柳黛的「嗅覺」，是清醒者對環境風險的持續評估；她的「執行力」，則是為了規避風險而甘願放棄熟悉環境、重新開始的勇氣。

兩次出走，兩次在新天地紮根。她的故事，是「看透+執行」最小代價、最好結局的極端例子。

工人的嗅覺：倪匡

倪匡，這位以《衛斯理》系列聞名的大才子，其本人的經歷遠比他的小說更富傳奇色彩。

1950年，年僅15歲的他，懷著革命熱情，考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他曾積極投身政治運動，甚至主動去偏僻的內蒙古開闢勞改農場，其革命熱情可見一斑。

然而，親身經歷的現實，粉碎了他對革命的理想化幻想。嚴酷的等級森嚴、無休無止的思想彙報和檢討，讓年輕的倪匡澆了幾盆冷水。

因為養狗咬傷書記，因為冬天取暖拆廢棄小橋被舉報，因為批鬥會上仗義執言，他被視為眼中釘，面臨審判和關押。

在千鈞一髮之際，朋友的相勸讓他「看透」了危局，激發出他求生的「執行力」。他雪夜騎馬出逃，輾轉數千里，經黑龍江、上海，最終逃往香港。

到香港時，他身無分文，但他憑藉一支筆，勤奮寫作，最終成為一代名家。倪匡最令人敬佩的，並非其文學成就，而是他那貫穿始終、毫不動搖的對「自由」的堅持。

他曾說漁村如果失去「自由」就會變成普通城市。

1992年，面對漁村九七臨近，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再次展現「執行力」，移居美國，繼續追逐自由。直到夫人思鄉，他才回港陪伴，但終生再未踏足大陸。

倪匡的「嗅覺」，是一個理想主義青年在殘酷現實面前的猛醒；他的「執行力」，是從死亡邊緣逃離，並在新環境中靠才華重新崛起的頑強生命力。 

他從未為某地唱過一句讚歌，用自己特立獨行的一生，詮釋了自由的可貴，以及一個普通人如何憑藉「看透」與「敢走」，改寫被註定的命運。

母親的嗅覺：陳子美

陳子美，這個名字或許鮮為人知，但提到她的父親陳獨秀，便知其出身不凡。作為陳獨秀的女兒，她的經歷同樣坎坷。

然而，她的「嗅覺」是一個母親為尊嚴和生存所爆發的巨大能量。

1966年，無休無止的批鬥與羞辱讓已經58歲的她不堪重負。

她「看透」了這種政治運動的殘酷，意識到繼續留下將面臨身心俱毀的危險。於是，她萌生了逃港的念頭。她先讓兩個兒子先行逃離，隨後，在1970年9月，58歲的她，冒著生命危險，用5個醬油桶綁在身上，跳進了波濤洶湧的大鵬灣，漂流10小時，九死一生才抵達香港。

連見到她的香港警察都被她的高齡和決心所震驚。這份「執行力」，超越了常人的想象，是一個母親為活下去、為保有最後一點尊嚴而迸發的巨大能量。

畫家的嗅覺：張大千

談張大千是傳統中國畫的集大成者，愛收藏，愛遊歷，愛美食，愛與各界名流交往，過著一種充滿藝術家自由氣息的生活。

20世紀50年代，一系列政治運動，讓張大千聞到了「畫不自由」的味道。期間好友齊白石的來信，讓他看到了國內畫家的生存困境，齊白石在信中表達了想要張大千幫忙給他賣兩幅畫以周濟生活。而「反右」運動的爆發，讓他徹底打消了回國的念頭。

張大千認為，藝術的生命在於自由的表達和獨立的探索。

張大千無法想象，自己的畫筆需要聽從政治的指揮，自己的創作題材需要服從特定的主題，自己對山川河流、對傳統文化的理解需要被「改造」。他聞到了空氣中那股濃重的意識形態顏料味，那種要用統一的色彩塗抹一切的強制力。

他走後，大陸的畫家們經歷了藝術路線的爭論、主題創作的限制，許多人不得不放棄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離開大陸的張大千輾轉多地，最終選擇定居南美。在海外的歲月中，他從未放棄對藝術的追求，舉辦了無數畫展，將中國畫的魅力帶到了世界各地。他與畢加索的會面，更成為東西方藝術交流的佳話。

張大千的嗅覺，是藝術家對創作自由生命線的守護。

張大千（1899年5月10日—1983年4月2日）

學者的嗅覺：錢賓四

錢穆是畢生治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大儒，對中國傳統有著深厚的感情和獨到的理解，寫出果多部彪炳史冊的國學著作。

1949年，錢穆選擇留在香港。他的嗅覺，聞到的是那種要「打倒」一切舊文化、要造成歷史斷裂的味道。在「破舊立新」的口號下，東瀛對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改造。

錢穆這樣一位視中國傳統文化為根脈的學者，預見到這種激進的文化政策將對中國的文脈造成致命的傷害。他無法想象在一個割斷了歷史臍帶的環境中，如何繼續他的學術研究，如何傳承他所珍視的價值。

錢穆的離開，並非完全出於對個人安危的擔憂，更多是出於一種文化的使命感和對即將到來的文化浩劫的預判。他聞到了那種要推翻一切、否定一切傳統的氣息。

錢穆的嗅覺，是一位文化守望者對民族文化命脈危機的警覺。

學生的嗅覺：李政道

李政道於1946年赴美留學，雖在50年代曾短暫回國探親，但最終選擇留在美國，繼續其在物理學最前沿的探索，並於1957年與楊振寧一同獲得諾獎。

1951年，巫寧坤聽從號召，終止了在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的學業，準備回國擔任燕京大學的英語教授。臨行前，巫寧坤在與室友李政道合影留念后，問道：「你為什麼不回去工作？」

年僅25歲的李政道回答道：「我不願讓人洗腦子。」

他聞到了哪裡的空氣更純凈，更有利於他攀登科學的頂峰。他用自己的選擇表明，對於一個頂尖科學家而言，最有利於科學自身發展的環境才是關鍵。

校長的嗅覺：梅貽琦

梅貽琦，清華大學永遠的校長。

他一生奉行「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理念，致力於保持大學的獨立與自由精神。

1948年底，他隨國民政府南遷，最終去了台灣，並參與創建了新竹清華大學。

他的嗅覺，聞到的是那種獨立辦學將不復存在、大學精神將遭受侵蝕的味道。他深知，大學的生命在於其思想的自由、學術的獨立、教授治校的原則。

而即將到來的浪潮將摧毀這一切。他聞到了那種要將大學變為衙門、將教授變為螺絲釘的氣息。他選擇在另一個地方，延續清華的命脈，守護那份他畢生致力的獨立與自由的大學精神。

50年代，大規模的院系調整和持續的思想改造，曾經的獨立風骨被摧毀殆盡。

梅貽琦的嗅覺，是教育家對大學本質和精神獨立的最後守護。

黑幫的嗅覺：杜月笙

50年代，昔日的上海灘大佬-黃金榮，邊掃大街邊感嘆：「五大亨沒義氣，居然拋下我一個人掃大街！」

五大亨的代表就是杜月笙，他是舊上海灘呼風喚雨的地下皇帝，靠著敏銳的商業頭腦、圓滑的處世哲學和冷酷的黑幫手段，構建起龐大的勢力網路。他與國民黨政要、金融巨頭、甚至青幫分子都有著複雜的聯繫。

1949年，他拒絕了留在上海「合作」的建議，選擇了前往香港。

他的嗅覺，聞到的是那種「你的時代已經結束，你的遊戲規則已經失效」的味道。

杜月笙深知，他賴以生存的那箇舊世界即將被連根拔起。新政權帶來了新的秩序，這種秩序是徹底的、不妥協的，它不允許任何獨立於其體系之外的。

他或許聽過新政權「既往不咎」的宣傳，但他更相信自己對權力本質和時代變遷的判斷。他知道，自己在舊上海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光鮮的慈善家身份，還是陰暗的黑幫頭子角色，都是必須被清算的罪惡。他聞到了空氣中那股徹底清洗、不留死角的味道。

他沒有留下等待被「改造」或「利用」的機會，而是選擇了放棄一切，遠走他鄉。

文人的嗅覺：胡適之

胡適之是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是「健全的個人主義」的鼓吹者，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旗幟性人物。他一生堅持獨立思考，理性批判，與任何主義和權威都保持著審慎的距離。

1948年底，他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之職，毅然南下，最終去了美國。他的嗅覺，是基於對「自由」空氣的極端渴求和對「不自由」環境的極度警惕。

胡適之深知，即將到來是一種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而他畢生所倡導的懷疑精神、批判態度、個人自由，恰恰是這種體制最不能容忍的。

他那句廣為流傳的預言——「在米帝，有自由，有麵包；在蘇俄，沒有自由，有麵包；他們來了，沒有自由，也沒有麵包」——精準地道出了他的「嗅覺」所聞到的東西。

那種以許諾「麵包」為誘餌，最終卻可能剝奪一切自由、甚至連麵包也無法保證的味道。對於一個將思想自由視為生命線的文人而言，這種味道是窒息的。

他走後，很多知識分子經歷了思想改造，許多人被迫否定自我，違心檢討。

胡適的嗅覺，是知識分子對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的絕不妥協。

作家的嗅覺：張愛玲

張愛玲，一個早慧而世故的文學天才。她的文字，總遊走於人性的幽暗角落與日常生活的瑣碎真實之間，清醒而冷冽。1952年，她以「繼續從事寫作」為由，從上海遷居香港。隨後，又去了美國。

張愛玲的嗅覺，聞到的是那種「不允許苟存」、那種不允許存在「中間狀態」的味道——一種要求所有人放棄真我、帶上面具、用統一的調子說話的不真實。這種味道，對一個以挖掘人性真實為使命的作家而言，無疑是致命的毒氣。

她筆下那些蒼涼的個人故事，那些小市民的悲歡離合，那種「低到塵埃里」的私人感受，在即將到來的年代，它們將變得多麼不合時宜，甚至可能被視為腐朽落後的象徵。

張愛玲的嗅覺告訴她，這片土壤即將變得容不下她這樣的「異類」，她的文字將失去生存的空間，她的靈魂將被要求穿上統一的制服。

她沒有留下慷慨激昂的政治宣言，只是用最符合她風格的方式——悄然轉身，以肉身的撤離，對抗即將到來的精神規訓。

那些選擇留下、經歷思想改造甚至批判的同行們，他們的筆是否還屬於自己？

這份對比，正是關於張愛玲「嗅覺」最好的註腳。

寫在最後

從胡蝶、李景均、蕭公權、孫科、潘柳黛、倪匡、陳子美、張愛玲、張大千、杜月笙、胡適之、錢穆、李政道、梅貽琦……他們的職業身份、人生軌跡各不相同，他們離開的理由也各有側重，但他們的選擇背後，都折射出一種超越常人的「嗅覺」。

他們不是神，也會恐懼，會猶豫，但最終，他們戰勝了僥倖心理和羈絆束縛，做出了決斷。

今天，我們講述這些故事，不是為了簡單地鼓吹離開，而是為了強調那種在複雜環境中保持清醒認知和果斷行動的可貴。

當下的我們

是否還能保有這種難能可貴的「嗅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