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該懺悔
此文回答了一個問題:毛,一個人是絕對搞不起文革的。折射出一個民族的劣根性所在。
抬轎子之類,無做人底線的人們,懺悔在哪裡?!
文革,變個法兒還會有的。
懺悔:
在台灣有一座橋,橋頭邊有個墓碑,碑上刻著一個自殺了的日本設計師的名字。原來這座橋最早是由這位日本設計師設計的,可是當橋從兩頭修到中間的時候,差了一米接不上。這位日本的設計師羞愧難當,連夜自殺。
雖然我們不提倡自殺,但是我認為這種自殺也是一種責任,一種擔當。我們仇恨日本鬼子雖然做惡多端,但是日本人自身的這種責任和擔當以及恥辱感還是讓人肅然起敬。
還有一種高尚的境界為懺悔。基督徒會向自己的神懺悔,臨終的懺悔,尤其徹底。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有懺悔,才會有善言。信仰釋迦牟尼的人也是會懺悔的,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徒的,只有哀鳴。
關鍵之處在於,不自省、不懺悔就意味著不知錯,不知罪,就意味著那些非人道的做法可能捲土重來。
許多在文革中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面對遠去的歷史,仍然沒有深刻的反思和真誠的懺悔,反而在為自己的行為找著詞語辯解,真是連萬惡的日本鬼子都不如,無恥透頂。
「文革」過去了許多年,受害者捶胸頓足,至今不忘,我們有那麼多受害者,你見過幾個加害人站出來?好像讓萬千生命泯滅、讓山河血染的那場空前浩劫都是那四個人乾的。其實,許多當年的受害者,同時又是加害人,他們既沒有對別人行為的寬容,也缺乏對自己行為的自省,只能冤冤相報。
隨手翻到一篇隨筆,講的是「破四舊」,文中有這樣兩句:「破四舊,沒有任何人敢於提出非議,實際上,當時的大多數人是給予相當的支持的,而且這種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誠成分。」
在公眾的視野里,舒蕪好像永遠無法走出「胡風事件」。一提到舒蕪,就是叛徒、猶大、告密者的代名詞。導致這一惡果的,是在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舒蕪上交胡風信件的行為。舒蕪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證據之一。
事實真相是:早在舒蕪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風就給黨中央寫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談話內容,揭露舒蕪惡毒攻擊人民解放軍、攻擊毛澤東思想,是打進黨的內奸,是叛黨分子。
舒蕪上交胡風信件,是屬於被動,而胡風,卻是主動檢舉揭發舒蕪是叛黨分子,這已經是在主觀上要藉助政治力量置對方於死地了。原因很簡單,你舒蕪是我胡風提攜的,竟然投靠我的死敵周揚,反對起我胡風來了,我胡風就要搞死舒蕪的,揭發你是叛黨分子,讓你坐牢讓你被槍斃!這就是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如果是胡風告密成功,那舒蕪就成胡風,胡風就成舒蕪了。
現在一些文人,就是想把胡風塑造成最早的反毛者、最早的反對體制者。胡風一向自命為堅定的馬列主義文藝戰士,說他反毛,簡直是個笑話。胡風是想去舔屁溝卻舔到腳丫子上去了。
最近網上爆料:「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
生存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慘苦,而聶紺弩每日每夜地面對這個慘苦。你說,他還有心思去「計較」別人嗎?聶紺弩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很苦。「聖朝愁者都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聶詩),他在世,堅不可摧,他死後,精魂不散。
聶紺弩去世后,出賣他的人寫懷念文章,但那裡面沒有一點歉意。
據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當一部分同時也迫害過別人。比如,被張春橋、姚文元打倒的陳、曹,也曾在市委書記處會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個「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詳見《馬達自述——辦報生涯六十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版。)
李井泉是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員,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謂不慘。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拋出了馬識途,並且說:「這一次計劃要捉二十萬右派分子,叫馬識途帶著到大涼山去開荒吧!」(《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版。)
著名藝術家英若誠在他的自傳《水流雲在》中披露。他曾經為國家安全部門工作,專門監視與他交往的外國友人。白天他與外國友人把酒言歡之後,晚上他會和妻子寫出一份長長的報告給安全部門。上世紀50年代,因為他的報告,一對在清華大學工作的美國夫婦被捕,受了四年的牢獄之災。
英在晚年時被內心的負疚感所深深纏繞。他的哥哥在上世紀50年代時他還是一個積極要求進步的青年學生。在共和國建立之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他檢舉了自己當過國民黨軍官的哥哥,致使哥哥被捕。他沒想到的是,哥哥竟然被槍斃了。越到晚年,他就越被這件事所折磨,無法釋懷。
吳法憲的回憶錄揭示了,共產黨員熱衷於出賣靈魂、賣友求榮,那是一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傢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個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許世友,居然將三十年代上海報紙刊登的「伍豪啟事」密呈江青,為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煽風點火。還是那個許世友,向林彪檢舉空軍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變時曾被俘叛變。報告上呈毛澤東過目后,余立金被打倒了。
還有,黃永勝的秘書李必達,聽到黃吳李丘議論江青張春橋,便寫小報告檢舉黃吳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小集團」,然後透過他的老上司、副總參謀長溫玉成呈交江青上奏毛澤東。不知何故,毛卻將此密告信交給林彪又轉黃永勝,於是,李必達、溫玉成都遭了殃。
然而吳法憲善良嗎?比如吳在鬥爭已經被打倒的陳再道上將時,居然還動手打了他,但吳在回憶錄中對此沒有絲毫的懺悔。
在迫害彭德懷時,劉少奇不夠積極嗎?
在迫害沈從文時,郭沫若不夠積極嗎?
在迫害王實味時,艾 青不夠積極嗎?
在迫害羅瑞卿時,楊成武不夠積極嗎?
當年楊成武整起羅瑞卿來時是多麼的心狠手辣!
在迫害胡風時,周揚、巴金、吳祖光、丁玲不夠積極嗎?
也別忘了,在批胡風中的吳晗跳的最高;每會必發言,他的發言:最多,最帶頭,最激烈,最猛烈,最刻毒;對胡風最具深仇大恨!
令人悲嘆的是:曾聲稱「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獨彭德懷不能平反」的劉少奇,最後卻落得比彭更加悲慘的下場。
據說在關於劉少奇的處理意見上,周恩來就在上面赫然寫著「此人該殺!」。
誰能想到,彭德懷也以同樣的方式整過別人,人稱常勝將軍的粟裕便是其中之一。彭德懷最早給粟裕的罪名是十二條,其中3條最主要:「將帥不和」「告洋狀」 「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
粟裕夫人說:「對粟裕的打擊都是來自革命陣營內部!」
在中共中央的檔案館里,有一份標號為「19660523」的會議紀錄。此份文件記錄了1966年5月23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朱德的嚴歷批判。地點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人竟然是劉少奇。
劉少奇、周恩來、陳毅、薄一波、烏蘭夫竟然輪番對朱德進行了責罵。這些人如果在世,想到此事,一定會晝夜不寧、惶恐不安、如坐針氈的。
劉伯承的長子劉太行說:劉伯承與李達、蕭克等58年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以「教殺主義」痛遭到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幾十年不給平反,根子都是鄧小平,劉、鄧之間的矛盾在進軍西南以後就更處激化、且已公開化了。
李達、蕭克在鄧小平復出后,曾寫報告給鄧小平要求對歷史事件給以平反,並讓劉伯承在報告上也能簽字。劉太行說:我爸爸對李達說:我一不簽字,二不指望活著得到平反,你們是「蚊子叮菩薩」,找錯了人!果然,李達的報告鄧小平沒有同意平反。
後來,楊得志、張震二人去找鄧小平,要求給58年擴大會議受批評的人平反,結果碰了大釘子。鄧小平說:你們找來找去都沒搞清楚,58年是誰負責批劉、粟、蕭、李等幾個人的?那個會的組長、負責人是我!你們不要再找別人了!張震說: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只有到此為止了。
人在陰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分。有些東西靠生命和時間是無法帶走與沖洗乾淨的。即使抹去了,想必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以另一種形式與我們不期而遇。
摩羅說:「對於一位優秀人物來說,中國生活的千萬個環節中,每個環節都殺機四伏。中國社會對於優秀人物懷著本能的仇恨和恐懼。在綿延不絕的政治運動中,互相揭發、互相誣陷、賣友求榮、賣親求榮的現象是如此普遍。
一個人只要受到權力的敵視或迫害,幾乎馬上就要從社會結構和倫理關係中開除出去,誰也不敢拜訪你,誰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誰也不敢給你寫信,誰也不敢喊你為老師為同志為父親為叔叔。雖然還有人談到你,但那是按著官方口徑進行誣陷和誹謗,也許還有人來敲門,但那是為了宣布跟你劃清界線。」
但是,想一想當時的情況,讓劉少奇當頭,讓林彪當頭,甚至讓彭大將軍當頭,情況真的就會好多少嗎?那些高層幹部一個個都在那裡抱怨自己在文革中被鬥倒,他們在反右的時候斗別人怎麼不說呢?
如果我們真的認為毛時代的一切悲劇都是毛一個人的責任,那麼也就意味著說,既然現在毛死了,中國就永遠不會重複同樣的悲劇了,是這樣嗎?!
神說:你們大家都懺悔吧!該懺悔的絕不僅僅是毛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