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製藥業的驚人亂象

一

記得四五年前閱讀中文版的《南京大屠殺》一書時，後記是作者張純如的丈夫布瑞特所寫，隱約記得張純如因為各種勞累、焦慮、不安等患上了抑鬱症，在她所不能接受的小布希競選連任宣布當選的一周后，作為一介弱女子的張純如，最終選擇了以一種極端暴烈的方式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僅36歲。

張純如死後，關於她的死因的討論時有出現，不過出於對抑鬱症等疾病的無知，這些討論未引起我的特別注意。及至最近幾年，身邊的熟人或親戚不斷因為罹患抑鬱症而離開了這個世界，我對這個疾病的關注才開始加增許多。

記得就在前不久，一位微信群友透露：不少朋友在服用了國產抗抑鬱藥物之後，竟然由於強烈的不適，而導致了悲劇性的惡果。

從我們的經驗來判斷，這一定是國產抗抑鬱藥物效果太差造成的！可我沒想到的是，就在幾天之後，當我讀到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女士回顧女兒短暫一生的《無法忘卻歷史的女子》一書時，張盈盈女士認為女兒的死就跟抗抑鬱藥物脫不開干係。

誠然張純如承受了各種壓力、焦慮與灰暗事物，可是據張盈盈女士稱，女兒「滴酒不沾，也從不吸煙。在她的一生中，她從來沒有嘗試過比咖啡更具刺激性的東西，更不要說是精神病藥物了」。

女兒的離世，對張盈盈女士的打擊是巨大的，這也促使她不斷去探尋女兒的死因。這位母親的心底是疑惑的，畢竟女兒看起來不像是那般弱不禁風，平素的表現也並非不可理解。好在張盈盈女士本人也是一位生物化學方面的科研工作者，她的用心與專業素養，使得她有一定的能力去破解女兒之死的真相！

比如說，張女士直覺地認為，女兒作為一個女性及亞裔人種，對於相關藥物的承受力不能與一般男性或白人相提並論，在藥物出品方的使用說明書或者醫生開具藥物時，應該提醒患者留意這些差別和風險。

張女士還注意到：女兒的首次自殺企圖發生於2004年9月21日，然後在10月28日試圖買一把槍。這兩件事都與她的性格完全不符，而且是那麼得巧合——這兩件事都發生在她開始服用Celexa幾天之後。

總之，經過一系列思考與推敲，張盈盈女士懷疑醫生開給女兒的抗精神病藥物和抗抑鬱藥物，或許是導致女兒情況急轉直下的真正原因。

女兒死於2004年11月，直到2009年，張盈盈女士都不敢確定自己的懷疑是否可靠，及至當她看到一篇網上討論女兒死因的論文（文中提到了一位名叫泰徹爾的精神病醫生）時，引起了她的強烈興趣，因為作者猜測純如或許死於藥物導致的自殺。

此後，張盈盈女士先是與泰徹爾醫生見了面，後來又請教了諸多該領域的學者，並翻閱了大量的論文，再結合女兒服用藥物時的異常表現，張女士最終認為：是藥物的毒性和嚴重副作用奪去了女兒的生命。

之所以造成這類慘劇，正是因為像「生產賽樂特的葛蘭素史克公司沒有向公眾公布藥物試驗中的不利數據和自殺風險，在安全性問題上誤導了醫生和消費者」。

張盈盈女士還了解到，負責藥物實驗的醫學研究人員接受了製藥公司的資助，而實驗結果又被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用於藥物的審批通過，因此沒什麼可以保證研究的公正性。

這就涉及到了一個體制性的問題，如果說張純如的死亡真相跟張盈盈女士的推斷完全契合，那麼我們也可以預見：由美國的這種體制性弊端所造成的傷害，絕不僅僅只限於張純如一例，我們甚至可以說，張純如只是其中億萬分之一的受害者！

二

大家還記得J.D.萬斯的那部《鄉下人的悲歌》嗎？他在書中提到這樣一件事：「處方藥物成癮在鎮上泛濫。」

我最早讀到這段文字時，是不理解的，我既超出了我的學識，也超出了我的經驗範圍，直到我在最近讀到了《夢癮：美國阿片類泛濫的真相》一書。

按照《夢癮》一書中提到的相關數據稱：2008年，在美國藥物過量（尤其是阿片類藥物）超過了車禍死亡的數量，成為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

藥物成癮的受害者從最赤貧的人，到中產階級，再到富裕階層，可謂無一倖免，他們的悲劇軌跡往往是這樣：藥物成癮導致毒品替代，不斷購買毒品，經家人發現后開始戒毒，經過戒毒治療后又開始復吸，最終不幸死於吸毒過量。

「經過藥片，海洛因進入主流社會。橄欖球運動員和啦啦隊長是癮君子隊伍中的新成員，橄欖球運動幾乎是通往阿片類藥物成癮的一扇大門。從阿富汗歸來的受傷士兵，因止痛藥成癮而死在了美國。孩子們在大學里染上了毒癮，再也沒能活著走出校門。這些癮君子之中一部分來自阿爾巴拉契亞山區的偏遠角落，但更多的人來自美國中產階級。他們居住的社區，車道乾淨，汽車嶄新，購物中心匯聚了包括星巴克、家得寶傢具、西維斯藥店以及蘋果蜂餐廳等各種商家，他們中有牧師的女兒，警察、醫生的兒子，承包商、教師、企業主和銀行家的孩子。並且，幾乎每個癮君子都是白人。」《夢癮》的開篇如是道。

在《夢癮》一書的開篇，作者還專門提到一個來自俄亥俄州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夥子麥特（生於1991年），他的哥哥邁爾斯還曾來過中國教孩子們英語。麥特不知何時開始對藥物上癮，起初他表現得迷迷糊糊、漫無目的，後來他則像換了一個人，衣著整齊，並在好幾家餐飲公司做過全職。

但就這在這時，他的父母發現他是一個功能性癮君子，使用阿片類處方止痛藥，尤其是撲熱息痛。後來他改用奧施康定——康涅狄格州的普渡製藥公司生產的一種強效葯。2012年初，在父母的干預下，醫生建議麥特在家戒毒一周。

可是不久之後麥特就故態復萌，由於奧施康定價格昂貴，麥特開始改用黑焦油海洛因。同年4月，在被發現毒癮之後，麥特被送入一家治療中心實施戒毒治療達三周。

5月10日，是麥特走出治療中心的日子，他的父母以為兒子的新生活開始了，他們還在次日給兒子買了一塊汽車新電池、一部新手機。這一天（11日），麥特去參加了一個戒毒互助會的聚會，大家還一起打了高爾夫，可是夜深了，麥特的父母也未見兒子的身影。

直到夜很深了，一位警官敲開了麥特父母的家門，通知了他們一個噩耗：麥特因黑焦油海洛因注射過量死亡。

一個只有21歲的年輕生命就這樣不幸終結了，當然，麥特也僅僅是這個巨大群體中的一員！

朋友們也許會問了：為什麼這些藥物有這麼強烈的致癮性呢？難道說非要服用這些藥物不可嗎？既然這些藥物的副作用如此之大，難道就沒有更安全一些的替代藥物嗎？假如知道這些藥物如此可怕的副作用且並非不可替代、不可改進，那麼FDA是幹什麼吃的？

要一一回答這些問題可能並不容易，這裡我想首先提及英國醫生瑪格麗特·麥卡特尼的《醫患悖論》一書，其中作者指出：很多所謂「疾病」可能正是醫生或製藥公司誤導的結果，製藥公司會利用資本的滲透力影響醫學技術發展方向和誘導公眾趨向；慈善機構為擴大影響力而誇大疾病的危害或干預的效果；政黨為贏得選票，會刻意迎合一些擁有壓力集團支持卻缺乏證據支持的醫療項目；學術刊物的商業化運作影響學術誠信和公信力；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而我們這裡尤其不要忘記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美國作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重災區，它的上述情況肯定比同類國家要嚴重！比如一個非常明顯的例證，就是美國國民花費了最高比例的金錢（目前佔總支出的20%左右），卻得到了一個最差的結果。

一份投資則有一份回報，製藥公司在資助競選方面的花費也是驚人，比如2012年，大型製藥公司花費5000萬美元用於競選捐款（當年競選總花費58億美元），2014年貢獻了3200萬美元。

美國醫療、製藥的監管向來最為鬆弛（尤其是自里根上台之後），所以出現下列亂象也就毫不奇怪了：在俄亥俄州的朴茨茅斯，隨便什麼人就可以開一家止痛診所，而且還可以賣葯，這些人中甚至還有販毒人員，他們隨便找個地方就可以開診所，然後雇傭一些庸醫來坐診。

奧施康定推出於1996年，早在2001年時，就有一些受害者的律師嘗試提起訴訟，這位律師認為：「普渡製藥在自由流通的商業領域投下了一顆葯做的原子彈，它本應預見到葯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可是由於法律的限制，集體訴訟的代表們不夠「完美」，導致訴訟流產，阿片類藥物得以繼續流行。造成的結果諸如：涉及阿片類藥物的過量死亡人數從1999年的每天10人，上升為2012年的每天48人；2011年，濫用處方止痛藥導致48.8萬人次急診，幾乎是2004年的7倍；2007年，報告海洛因使用人數為37.3萬人，2011年這一數字為62萬人，其中80%的吸食者是從處方類止痛藥開始的。當然也包括海洛因在美國的大泛濫。

2010年，有鑒於人們濫用奧施康定轉變為吸食海洛因的情況已經非常普遍，普渡製藥公司便更改了奧施康定的配方，增加了抑制濫用的成分，使得該葯更難以分解和注射。這一舉動收到了效果，可是假如從1996年奧施康定甫一推出時，普渡製藥就開始這樣做，那麼結果定然有所不同——如今全美各地都有數量龐大的奧施康定成癮者，在沒有了奧施康定之後，他們更有動力轉向海洛因。

截止到2016年前後，按照《福布斯》估算，奧施康定在20年中的銷售額達到了350億美元。

三

我們在生活中常常聽到一句話——不要嫌藥品價格昂貴，畢竟研發成本非常之高。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我手上有一部略顯得陳舊的書了，這就是《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前主編、已從業二十年的瑪西婭·安吉爾博士出版於2004年的《製藥業的真相》一書，這一年正是張純如女士去世的年份。

按照瑪西婭·安吉爾博士提供的數據稱，2002年財富500強名單中的十家製藥企業的利潤總和是359億美元，超過了另外490家企業的利潤總和（337億美元）。

安吉爾博士還指出：製藥公司在研發上的花費僅僅占銷售額的14%，而其利潤率卻高達17%（此前高達18.5%）。從1980年代到2000年代的二十年間，製藥業可謂是全美國最賺錢的行業了，直到2003年它的利潤率才被「採礦、原油生產」（油價也是經常漲，政府還很難干預）與「商業銀行」（今日監管進一步放鬆的結果）取代，開始屈居第三。

製藥行業一直自稱極具創新性，可是事實上，新上市的藥物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真正創新的，絕大多數只不過是給舊藥起了一個新名字，然後利用20年專利保護期再收割一茬！

很多科研成果，還來自政府資助的大學與實驗室，製藥公司只是坐享其成。因此很多歐洲的製藥企業也跑到了美國，就是因為可以搭便車。

以前我在其他文章中也指出，美國製藥公司以逐利為第一原則，根本不關心病人、醫務工作者的福祉，即使是對大眾有利卻無明顯利潤可增加的創新（比如改進型的注射器，可減少不必要的感染），他們也是不會感興趣的。他們對於20萬患者以下的小眾疾病毫無興趣，也對諸如瘧疾、非洲錐蟲病或血吸蟲病等視而不見，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都無利可圖。

【這裡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以美國為代表的製藥公司特別注重患者的健康，他們將大量資金用於研發，而他們的利潤率也在合理水平，那麼今天的很多疑難疾病豈不是都會根治嗎？很多藥品的價格，也定然不會如此昂貴。】

製藥公司說提價就提價，比如先靈葆雅公司的一款抗過敏藥物Claritin在藥物專利過期之前的五年內，居然提價了13次，價格累計增長超過50%。當然，我在反映美國壟斷問題的文章中，也揭示過這一點。

就在《製藥業的真相》成書的小布希時代，布希政府在世界貿易組織的143個成員國中獨樹一幟地反對放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專利保護。美國只允許貧窮國家的為幾種有限的疾病製造他們自己的通用名葯，而不能進口。由於那些最需要藥物的最貧窮的國家根本沒有能力建立生產工廠，這實際上是一個空頭承諾！

對研發資金如此吝嗇的同時，令人吃驚的是，製藥公司在營銷和管理上的費用卻高達31%。

這31%的高額成本就包括了推銷費用，收買科研人員、醫生及資助政客等費用。安吉爾博士著重指出：製藥公司對醫生的藥品觀和他們開的處方有非常大的影響力，許多由公司贊助的處方葯研究都是帶有偏見的；由於小病而服用大量藥物，藥物的副作用與藥物之間的互相作用，給病人帶來的痛苦可能比不吃藥還嚴重。

四

由於掠奪性定價所導致的藥品價格的不斷上漲，及各種誤導因素，為處方葯付費已經不僅僅是困擾窮人的一個問題。

由於宏觀經濟持續不景氣，健康保險也在不斷縮水。僱主越來越多地要求員工自己去負擔某些費用，許多公司都降低了他們在健康福利方面的支出（在這裡美國的政府是嚴重缺位的）。

許多人買不起葯了，他們不得不節衣縮食，或者擅自降低服藥劑量。很多人羞於承認自己買不起葯，他們手持處方離開醫生的辦公室后，並沒有去花錢購買那些昂貴的藥品，結果導致這些病人沒有得到相應的治療。而醫生可能會錯誤地認為開出的藥品沒有起作用，又開一些其他藥物——這隻會讓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當然，受害最深的還是容易被疾病糾纏卻缺乏收入來源的老年人，此中情狀不須詳述了。

誠然，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打造了一個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光鮮外表，可是這種「成功」本身就是經不起推敲的，不僅僅是因為它的不公平及由此滋生的各種可怕弊端（如科研與教育的衰退，民眾身心疾病的持續高增長，社會動蕩加劇），也是因為像貨幣霸權給美國帶來的那種不菲的可以坐享的紅利（美元佔全球國際貨幣的55%）——一旦這種紅利褪去，美國經濟很快就會原形畢露。

當然，這裡不再繼續痛加譴責已譴責過多次的右翼觀念之流毒了，只是希望大家再一次明確一個基本常識，即美國需要全方位的變革——美國需要成為一個最起碼的尊重人的地方，一個真正以人為本而非金錢至上的健康社會——當然，必須包括尊重全部地球人的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