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化，猶太「製造」

1654年, 23名猶太人從葡萄牙殖民統治下的巴西，避難至英屬北美殖民地紐約。猶太人移民美國的三百多年歷史，就此拉開了序幕。

如今，美國猶太人已經超過600萬，執美國各領域之牛耳。而與歐洲不同，美國並沒有興起反猶主義，也未對猶太人進行限制。而歐洲之所以反猶主義盛行？其核心原因便是猶太教。概括地說，其一，猶太教信仰的排他性，信仰衝突；其二，猶太教規條，壓過國家法律，權威性衝突；其三，猶太人首先認同自己是猶太人，其次才認同自己屬於所在的主權國家，認同衝突。

信仰衝突、權威性衝突、認同衝突，使得猶太人始終無法融入歐洲社會，並不斷遭受歐洲人的排斥。而這一切，在同屬西方文明的美國，卻被扭轉了。其原因何在？

美國猶太人放棄了猶太教信仰？不，恰恰相反，美國猶太人仍堅持自身信仰、堅持教法權威、堅持民族認同（甚至在國家認同上，演化為以色列認同打過美國認同）。而這些沒有點燃反猶導火索的唯一原因，便是猶太人從自身利益出發，重塑了美國文化。

有！美國的文化界，甚至被稱為「猶太人的世界」。猶太人「統治」著好萊塢、「操縱」著美國新聞媒體的說法，也屢被提及，這並非空穴來風——

在媒體精英中,他們就佔了23%。而據社會學家統計,對美國最有影響的200位文化名人中,有一半是猶太人；到20世紀80年代初,在獲得過諾貝爾獎金的100多名美國學者中,有近半數是猶太人及其後裔；在美國東部的名牌大學中,有30%的教授是猶太人；當代美國文學的一流作家中,猶太人佔了60%以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報掌舵者都是猶太人；美國的電影業更是由猶太人奠基,幾乎所有大製片公司的創辦人都是猶太裔,如華納公司的華納四兄弟,派拉蒙公司的阿道夫·祖柯,米高梅公司的路易斯·梅耶等,猶太裔企業家控制了40%的電影企業；而猶太藝術家也蜚聲海外，如導演斯皮爾伯格、伍迪·艾倫,音樂名人鮑勃·迪倫等。

歷史迴轉到1870年，大批東歐猶太人進入美國,美國原有的清教徒文化，開始同猶太文化正面交鋒,並在對撞中產生了美國猶太文化。

這一文化的特徵有二：

其一，一退，美國三大猶太教派逐漸摒棄門戶之見,以捍衛猶太人權利,如猶太教正統派建立了全國性聯盟「全美正統派公會聯合會」,猶太教改革派也逐漸改變了反民族主義和反猶太民族傳統的立場,開始支持錫安主義運動,從而使猶太民族的宗教文化在美國逐漸形成統一的體系。

其二，一進，隨著19世紀後半葉工業化的迅速發展，美國移民文化特徵日益突出，基督教清教文化的主體性開始被削弱，猶太文化乘勢注入移民文化中，進入美國文化體系的核心。

而這種融合，並非猶太文化和基督教清教文化的簡單相加，而是彼此融合、改造。概括地說，它既保留了古老的猶太文化中經過千百年陶冶、積澱下來的文化精神、民族觀念,又吸納了年輕的美國文化中的進取精神、文明理想、價值觀念等合理內涵。

其一，猶太教和基督教，均有舊約，美國猶太人擴大舊約這一宗教共性，用以抵消信仰之間的衝突；其二，美國猶太人將美國引入猶太教，在他們看來，在新大陸上的定居,猶如《聖經》所說的「出埃及記」的再現，調和權威性的衝突；其三，美國猶太人著力突出美國文化的移民特徵，弱化美國文化的清教色彩，從而將自身民族認同融入美國國家認同。相應的，這三項文化改造，消解了信仰衝突、權威性衝突、認同衝突。

美國猶太人通過遊說和公關，使猶太學特別是大屠殺教育成為美國教育的一部分。這將對猶太教的理解與認同，從本族群，向全體美國人傳播，而這類教育，全美各族裔，僅猶太人享有此「殊榮」，中華文化的教育，在美國課本上只有隻言片語，也因而造就出了《花木蘭》這樣意淫中國文化的爛片。

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已有數百所大學開設了有關猶太問題的研究課程，「猶太人」以及「猶太問題」在美國知識領域和學術界，有著巨大影響。二戰後,美國猶太人將反對任何形式的反猶主義和告誡世人牢記大屠殺這一歷史悲劇作為一項重要任務——華盛頓建立了大屠殺博物館、大學里關於大屠殺的課程成為必修課、紀念大屠殺活動層出不窮……從而使大屠殺悲劇深深嵌入全體美國公民腦里。斯皮爾伯格1994年導演的《辛德勒的名單》則將這種猶太悲劇宣傳至極致。經由大屠殺和猶太學教育，美國猶太人的文化、信仰，成功介入美國主流文化，現在甚至壓倒了基督教的存在感。

美國猶太人為美國的多元文化塗上了猶太色彩。在塑造和反映民族心理素質方面,好萊塢和迪斯尼樂園充當了比學校還要強大的教育機構角色。而這些文化產業背後，都是猶太資本。美國猶太人也藉助於產業優勢，通過好萊塢的影片、迪斯尼樂園，凸顯美國多元主義，而弱化美國的清教底色。

換句話說，對美國自由主義、多元主義的推崇，實質是在壓制清教國家美國的權威性，壓制清教。在多遠的文化環境之下，猶太教律法、規條，才得意忘形存續，而避免陷入權威性衝突。

在文學領域,到20世紀50—60年代,猶太人就已經成為美國文學和批評界的主要力量之一。其中,塞林格於1951年出版的「現代經典」《麥田裡的守望者》使他成為50年代以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為代表的反文化浪潮的先行者。而「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金斯伯格那充滿美國俚語的詩歌,則使他成為20世紀美國一位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詩人；約瑟·米勒於1961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是美國後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作,而鮑勃迪倫更是高唱自由主義的流行天王。

美國猶太人在宣傳和輿論導向上對讀者和公眾產生定向影響，以使得美國公民對猶太人的民族認同，理解為一種正常的生活方式。諸如猶太人安息日、贖罪日等強化民族認同的儀式，在猶太媒體渲染之下，成為和同性戀、種族結婚等小眾的生活方式。實質上，這偷換了民族認同的概念，麻痹了美國民族主義者。

此外，美國猶太人還常常利用媒體,在涉及自身利益和以色列利益的重大問題上發表帶有明顯傾向性的文章、報道。他們插手控制美國一些有影響的報刊雜誌,並對其他一些輿論工具施加壓力,以使它們在宣傳上有利於。他們甚至曾迫使總統候選人傑克遜就競選綱領不親以，而向所有猶太人道歉。

實際上，美國猶太人刻意地將以色列利益與美國利益捆綁，名義上保護美國利益、實質上捍衛以色列，藉助於對話語權的控制，成功地將以色列利益偷換為美國利益、將自身的以色列認同偷換成美國認同。

然而，伴隨著清教徒的發聲、美國孤立主義的抬頭、多元主義的走弱，猶太人是否會面臨美國文化又一次重塑？而這次重塑，又是否會衝擊到猶太人自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