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外匯保佑我們一家沒被趕出上海

說起文革那段暗無天日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

我的先生王鏗，解放后在上海一所大學教授國際法。因為他的家庭背景比較複雜，擔心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會牽連到他，於是在1958年給上海市委負責人寫了一封長信，誠懇地建議不要因兩岸政治對立而株連家屬。

不料因此闖下大禍，被粗暴地認定為「現行反革命」，開除公職，送到里弄接受監督勞動。我們一家就此斷了經濟來源。

好在我先生的妹妹在美國，還有他的一位男性密友在香港，每月從美國、香港匯寄美元和港元養活我們一家五口。

多虧了他們的接濟，我們才得以艱難地存活下來。

八年後，文革爆發了。我先生天天被裡弄乾部吆喝著打掃弄堂、清潔公廁。我們住的里弄里有不少高級知識分子，有大律師，有作家，還有銀行家。

這些人到了文革，一夜之間都成了「牛鬼蛇神」，都在里弄接受監督勞動。他們遭到一些里弄乾部的肆意羞辱和打罵。著名大律師鄂森就因不堪侮辱而跳樓自殺。

記得是1967年的夏天，文革正鬧得轟轟烈烈，我家突然來了兩位穿軍服的人和一個里弄乾部。那裡弄乾部介紹說，這是我們里弄的軍代表。

那軍代表看著我先生，放高嗓門說：「你們這些牛鬼蛇神都給我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不許亂說亂動！」說完揚長而去。我先生頓時有一種不祥之感：我們一家有可能要被趕出上海，去北大荒農村。

因為里弄里已經有幾個右派分子被趕到北大荒去了，也都是先來兩個軍人，查看一下家庭情況，然後是訓斥幾句，不出幾天就通知他們離開上海。我們當時惶惶然不知所措。

過了幾個星期，那個軍代表又來了，看見我們就說：「你們準備好要離開上海，去什麼地方還不清楚，正在等待上級領導部門批准。」

一聽這話，真如同晴天霹靂。我先生只是一個教書的，我們這一輩子連上海都沒有跨出過，如果都要發配去北大荒，叫我們怎麼活啊！

極度惶恐之下，我們夫妻倆曾經有過尋死的念頭，打算先把小孩送給別人，哪天要強迫我們上火車就哪天去死。

幾個月過去了，那個軍人從此沒有再來過，去北大荒也沒有人再提起。我們不清楚是何原因，只慶幸自己沒有貿然去尋死。我先生還是天天過著掃地、掃公廁的生活。

然而在劫難逃，某天又來了一個什麼幹部，只是沒有穿軍裝，也是一副盛氣凌人的架勢，他一開口就是「當前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云云。接著就說：「你們要準備好離開上海，因為上海不是你們這些牛鬼蛇神居住的地方，你們還要佔用我們的糧油、食糖、肥皂的配額。

政府給你們兩個選擇，一個是你們自己找個地方，但必須是農村，而且不能是江浙滬，可以選安徽、江西等地，另外一個就是由政府分配，具體什麼地方我們再去聯繫。」說完也是揚長而去。

一番話，把我們已經平靜的心情又攪亂了。我先生絕望地說：「看來離開上海去農村這事已經是鐵板釘釘了，不過比原先稍微好點，就是可以自己去農村找個落戶之處，總比發配去北大荒要好。」於是我就到處託人打聽，哪裡的農村可以容納我們一家。

事情總算有回復了，說是安徽淮北有個地方可以用錢買落戶的權利，具體做法還待詳細了解。我們覺得淮北總比北大荒好，於是就著手準備去淮北。

有一天，一位送外匯的工作人員將我先生的妹妹從美國寄來的外匯送到我家。在當時階級警惕性很高的氛圍下，周圍鄰居甚至以前的朋友都對我們一家避而遠之，即便在路上遇見也裝作不認識急速離開。

而這位送外匯的幹部，是唯一一個對我們講話語氣非常柔和的人。每次看見他將已經兌換好的人民幣和僑匯券恭恭敬敬送到我們手上時，我心裡非常感動。

那人還時不時親切地說：「寫信請你的親人、朋友多寄外匯來，為國家建設出力。」然後微笑著離開。

當時匯到中國大陸的外匯，不可能直接到達接收者的手上，而是要由外匯管理局兌換成人民幣，再送到接收者家裡。

因外匯緊缺，規定凡有外匯匯入，國家依據金額的多少配發僑匯券。這個僑匯券可是讓無數人羨慕的寶貝。在物資匱乏的年代，持僑匯券者可以進入上海華僑商店，購買市面上買不到的物品。

當那個送外匯人就要離開之際，我忍不住說了一句：「謝謝您這些年來對我們家的照顧，每個月按時給我們送來救命錢。但我們馬上就要離開上海了。」

那人不由得怔了一下，趕緊問：「你們要去哪裡？」

我回答：「安徽淮北，不會再回上海了，因為我丈夫是現行反革命。」他聽了后，臉上表情由原先的微笑頓時變得凝重起來。他問：「已經決定了嗎？什麼時候走？」

我回答，肯定要走，只是還沒有定時間。那人略略思索了一下就轉身離開了，連「再會」都沒有說一聲。

我們急切地等待淮北的迴音，到底要多少錢才可以買個落戶的權利。然而也是始終沒有答覆。這樣一拖又是幾年過去了，此後再也沒有誰上門來說要我們離開上海一事。

文革結束，大地回春，胡耀邦親自主持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我先生也終於獲得平反，並重新走上大學講台，后又當選為上海市政協委員，與市政府共同研究建設管理上海的規劃。

殊不知他在30年前，就是因為上書市委領導提出充滿善意的建議，結果招來一頂「反革命」帽子的。

我們一家的生活恢復正常了，唯獨當年被勒令離開上海卻最終沒有成行一事始終是個謎。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我們一家沒有被趕出這座大都市？

在某次政協會議上，我先生和另一位政協委員偶爾談起此事，那位政協委員曾經是外匯管理局的高級幹部。

據他說，當時中國大陸十分貧窮，而且外匯緊缺，他們給送外匯的工作人員下達指令：不管收外匯的人是什麼身份，都必須好言相待，讓他們叫外國親友多寄些外匯進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能夠有外匯來的家庭都有海外或港台關係。此外，還給這些辦事人定了指標，在他們負責送匯的範圍內，一旦有外匯增加，領導會有所獎勵。

話說到這兒，我先生就明白了：我們一家之所以最終沒有被攆出上海，是那位送外匯的幹部聽到我們要離開上海的消息后，趕緊向他們的領導作了彙報，然後由他們領導之間進行了協調，才使得那個「趕走牛鬼蛇神」的計劃擱淺了。

如果我們去了外地，這個外匯額度就要轉到那裡，這樣上海的外匯收入就會有損失。

外匯啊外匯，你不僅讓我們免於飢餒得以苟延殘喘，還保障我們在動亂年代沒有被趕出上海。

謎底終於揭曉。然而，這個謎底，令人喜還是令人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