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年前,他們注意到自己的有線電視費用已逼近200美元,並認為這太高了。經過多次討論,我們決定購買一個40美元的數字天線。我提醒他們說,他們仍將獲得同樣的直播電視體驗,但看不了任何有線新聞。然而,永遠免費的電視節目超越了一切。我80歲的父母就這樣和有線新聞一刀兩斷了。
從那以後,我們發現本地電視台的節目實在是五花八門。現在我回到家,會看到爸爸在看專放西部老片的GRIT台,或者看到媽媽聚精會神地看著一位胖乎乎的中年女士穿著凱蒂貓圍裙,教觀眾怎麼做台灣蚵仔煎。
小時候,如果老師或者其他好心的大人問起我們一家人都在一起做什麼,我覺得最好還是對他們撒謊。這好像比承認事實要容易多了——除了看電視,我們什麼都不一起做。
四十年來,我們一直圍坐在一張白色的桌邊,黃色的桌腿有點搖晃,現在我明白了,不管詹妮-林恩的媽媽怎麼想,我們終歸還是在進行深入交流。我們只是需要一種方式來表達那些因為語言、文化或代際差異而無法直接表達的東西。電視成了我們的萬能翻譯機。
通過我們最喜歡的遊戲節目,父母承認他們要依賴我和姐姐來指揮他們。通過我最喜歡的情景喜劇,媽媽含蓄地表達了她知道我第一次分手後有多麼孤獨,我應該像瑞秋一樣得到更好的生活。通過父母在政治上的衝動,我也勉強地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幾十年來,他們一直感覺像是局外人,如今,通過宣稱這個國家是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是在表達一種歸屬感。
由於新冠病毒,離開家好幾個月之後,我最近才得以再次去看望父母。儘管發生了這麼多事,一回到家,我還是會看到年輕的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出現在《聖菲小路》(Santa Fe Trail)或《最後前哨》(The Last Outpost)當中,看起來就像是父母記憶中的典型美國英雄。媽媽總是說,爸爸年輕時噴著髮膠,留著完美的模仿髮型,是那麼的英俊。我忍著沒有告訴她,這話她已經說過幾百遍了。我只是提醒自己,今後我們一起這樣吃晚飯的機會,比我們以前在一起吃飯的次數要少了。我只是邊吃邊聽。然後,我們一起對著電視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