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靠什麼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2008年春節前，美國《時代》周刊編輯邁克爾·艾略特在他的文章《三城記》（A Tale of Three Cities）中，創造了一個新的詞用來形容世界三大國際金融中心，紐倫港（Nylonkong）。

紐倫港，指的是，紐約，倫敦和香港。

艾略特在文中寫到，

「紐約、倫敦和香港這三座城市因相通的經濟文化而互相聯繫。不僅成為體現全球化的典範，同時也解釋了全球化的原因。這三座城市構建起一個能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金融網，也為中國順利融入現代社會提供了便利。因此，只要能理解『紐倫港』，你就能理解我們這個時代。」

紐約是美國的金融中心，倫敦是英國的首都和金融中心。英美都是資本主義發源地之一。倫敦證券交易所成立於1773年。紐約證券交易所成立於1792年，而當時的香港還是個鮮為人知的小漁村。那香港又是靠什麼後來居上，超越東京，巴黎，上海成為和紐約和倫敦並稱的世界金融中心呢？

答案是自由和法治。

香港的自由，體現在資金可以自由進出，貨幣可以自由兌換，貨物可以自由往來，信息可以自由流通，也體現在稅賦低，營商環境好上。

香港的法治則體現在廉政公署嚴查腐敗，司法獨立上。

先說資金可以自由進出和貨幣可以自由兌換，這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大必要條件。

既然是國際金融中心，就要吸引國際投資者來投資，不能關起門來自娛自樂。這就要取消外匯管制，讓貨幣自由兌換。

香港完全放開外匯市場，在香港，個人和企業可以自由兌換外匯。港幣匯率和美元掛鉤，而美元是國際貨幣，可以兌換各個國家的貨幣。因此投資者在香港就可以直接買賣全球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香港的金融機構服務於全球客戶。不對國內投資者和國外投資者區別對待。在香港，本地銀行和外資銀行也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

如果資金只能進不能出，或者進出要受到嚴格管制，投資者為了資金安全就會對投資有顧慮，不敢投資，或者跑去其他地方投資了。有人說只要有合適的政策，上海也能取代香港的功能，但實際上，如果資金不能自由進出，貨幣不能自由兌換，本地銀行和外資銀行待遇不平等。上海永遠無法取代香港，也無法取代任何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自由，體現在經濟自由度高，是自由貿易港上。

自由貿易港是指設在國家與地區境內、海關管理關卡之外的允許境外貨物、資金自由進出，外方船隻、飛機等交通運輸工具也可自由往來的港口區。

1547年，熱那亞共和國將熱那亞灣的里南那港設立為世界上第一個自由港。其後，為了擴大對外的國際貿易，一些歐洲國家便陸續將一些港口城市開闢自由港。至今，因應全球的貿易活動與經濟發展，自由港的數量已上升至130多個。

香港長期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不設任何貿易壁壘，進出口程序簡便，稅收也低。只用繳納數額很小的的行政費用，除了酒類、煙草、碳氫油類、甲醇以外的所有貨物的進出都可享受零關稅。

香港本地廠商出口商品也不享有任何優惠和特權，可以說是很公平的了。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於《華爾街日報》發表「2018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憑藉90.2的得分，不但再次榮登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寶座，還成為唯一一個總分超過90分的經濟體，遠高於全球平均的60.8分，這也是香港連續25年蟬聯這一世界級的殊榮。

香港的自由，還體現在稅賦低，營商環境好。

香港的稅制有三大特點:簡單,透明，低額。只設三種直接稅，利得稅、薪俸稅、物業稅，最高稅率只有17%，並設有免稅額度。

在香港，銷售稅，消費稅，增值稅都免征。低稅收讓香港有了良好的營商環境，也讓香港成了世界聞名的購物天堂。眾多購物者跑到那裡去買買買。

世界銀行發布的《2016賦稅環境報告》認定，香港的賦稅環境是全球最佳地區之一。

香港的自由，還體現在信息流動的自由。

金融市場瞬息萬變，是一個最依賴信息傳播速度的地方。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信息流動的自由和快捷也是必要條件之一。

在香港，各大國際媒體可以無障礙發行。投資者可以買到當天出版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香港居民只要花少許有線電視費，就能實時收看全球各個國家的電視頻道。投資者在香港可以自由獲取世界各地的信息，不用擔心因為信息壁壘而慢人一拍買賣遭受損失。

想要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就要保證資金往來的便捷和安全。不能讓投資者擔心自己的財產有被非法沒收的風險，官員也要廉潔奉公，這都要靠法治的保障。

香港的法治，體現在廉政公署的存在。

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濟剛剛起飛的香港曾經是個無官不貪的地方。市民們無論做什麼都要行賄。去醫院看病，要給醫生塞紅包；擺地攤做小生意，要給警察塞紅包；連自家的房子著火了，都要按規矩給消防隊行賄，否則消防隊就是干看著不滅火。

這是因為當時香港的反腐敗制度有問題。

當時香港的反貪污部是香港警隊的下屬部門，直接受香港警隊管轄。而香港警隊可以說是香港當時最腐敗的部門。據統計，當時的香港警察95%以上收受賄賂。有名的四大華人探長更是貪污無數。其中華人總警司呂樂貪污額高達五億，人稱五億探長呂樂。後來在廉署反貪風暴中被治罪的名叫韓德的香港警司曾有一段著名的供詞：

「貪污在香港警察隊伍中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覺，白天起床、刷牙一樣自然。」

反貪污部受如此腐敗的警察部門管轄，自然無法清除腐敗，反而與貪污的警察狼狽為奸，坐地分贓，收受華人總警司呂樂貪污「分紅」，對腐敗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香港百姓飽受貪污腐敗之苦，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但是廉政公署的設立改變了這一切。

1973年，來自英國葛柏是香港九龍區副總指揮，是九龍區警察第二位最高負責人，被懷疑貪污420萬港幣遭到調查。而他歷年的合法收入總計只有93萬港幣。

調查期間葛柏先是以太太生病及自己體力衰退為由，要求提早退休。然後在警方監控下看風頭不對乾脆通過新加坡逃往了英國。這徹底點燃了香港社會對貪腐的怒火。

對腐敗已經忍無可忍的香港市民紛紛走上街頭，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

最終在巨大的民意壓力下，1974年，一個「與任何政府部門包括警務處沒有關係的獨立的反貪組織」，即香港廉政公署誕生了。

誕生后短短几年內，廉政公署就雷厲風行地肅清了腐敗，凈化了社會風氣，使香港躋身於全球最清廉地區之列。僅1977年一年，廉政公署就起訴了272名貪污的警務人員，其中145人被定罪。逃亡的葛柏更是被從英國引渡回香港接受審判，最終鋃鐺入獄。

香港的經濟自由度連續25年蟬聯全球第一，其中的一大原因便是香港有廉潔的行政機構和企業文化。而這靠的就是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反腐敗，靠的是四大獨立。機構獨立、人事獨立、財政獨立和辦案獨立。

1.機構獨立，指廉政公署不隸屬於任何一個政府部門，其最高官員「廉政專員」由香港最高行政長官直接任命；

2.人事獨立，廉署專員有完全的人事權，署內職員採用聘用制，不是公務員，不受公務員敘用委員會管轄；

3.財政獨立，廉署經費由香港最高行政首長批准后在政府預算中單列撥付，不受其他政府部門節制；

4.辦案獨立，指廉署有獨立調查權，包括搜查、扣押、拘捕、審訊等，必要時可使用武力，而抗拒或妨礙調查者則屬違法。

這四大獨立，使廉署從制度上切斷了與可能限制他反腐的其他部門的聯繫，從而使反腐敗「一查到底」成為可能。

為了打擊腐敗，廉政公署鼓勵市民舉報貪污，並且全力保護舉報人，設立四十年來，沒有一名舉報人因資料外泄遭騷擾或報復。

廉政公署不但管政府官員的腐敗，連私營機構和企業的腐敗也管。

這一是因為私企的腐敗也侵犯了公共利益。例如，上市公司貪污、商業回扣，最後都直接或間接地侵犯了消費者和投資者權益。

二是因為，如果私營企業的腐敗不被遏制，整個社會清廉將成為一句空話，受到影響，政府也很難獨善其身。

在反腐的過程中，廉政公署僱員自身也要保持廉潔，連收受500港幣以上的禮物都要通報行政長官批准。廉署職員也不能投資股票，因為他們在工作中經常要接觸到與股價變化有關的信息，如某公司財務狀況等，如果參與股票投資，對普通投資者是不公平的。

除了廉政公署，香港的法院也有國際聲譽，受國際投資者認可。

投資者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只要自己做生意守法，財產不會受到任何個人或機構侵佔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離不開法治的保障。

金融，可以說是對誠信，對法治要求最高的行業。如果投資者因為對方誠信缺失，不遵守規則而遭受損失，法院是他最後可以尋求幫助的地方。

香港法院繼承了英國判例法的傳統。三權分立，香港各級法院獨立於立法和行政機構。最高行政長官特首不但無法干擾法官斷案，甚至有可能因為違法行為被法官定罪，送進監獄服刑。

比如，香港前特首曾蔭權，卸任后被判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入獄20個月，后減刑至12個月，2019年1月15日刑滿出獄。

香港法官終身任職，不用擔心卸任后被打擊報復。同時收入很高，可以獨立專心判案，不用搞副業，也更難被物質誘惑徇私枉法。

司法獨立給了國際投資者信心，也滿足了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大必要條件。

雖然伴隨著大陸經濟的高速發展，香港佔大陸GDP的比重從1997年的17%跌到了2018年的3%，但香港依然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優點。我們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無視使香港成為世界三大國際金融中心的各種優點。

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兩大優勢，也是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