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第五代導演彭小蓮去世:理想主義的困惑仍舊無解

作者:8288  於 2019-6-20 16:05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網路文摘|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6月19日上午10時許,中國導演、編劇彭小蓮因病去世,享年66歲。作為第五代導演之一,生長在上海的彭小蓮用影像與文字的創作,以坦誠與勇敢的態度回看過往的歷史。


 記憶作為一種存在的延續,人因為保存記憶而保有尊嚴和力量。紀錄片《紅日風暴》與紀實作品《他們的歲月》、《美麗上海》是彭小蓮了解父輩的一種方式,也呈現了一份對歷史的答辯詞。在被欺凌與被侮辱的歲月,她記錄下那一代人為保持尊嚴而付出的努力。


除了紀實影像,她所拍攝的故事片《上海紀事》《美麗上海》《上海倫巴》《假裝沒感覺》《請你記住我》等,也在觀眾心中留下了浪漫印象。



人世間好像什麼都長不了,沒有不死的東西,沒有永恆。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問自己:你會在獨立中萎縮嗎?於是便坐立不安,慌慌張張四下尋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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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宗陶

節選自《那些說不出的慌張》

春天,懶洋洋來了。


一個女人,穿件翠綠翠綠的毛衣,露一截黃貢鍛小碎花的襯衣領子,踩雙大頭水兵皮鞋,大搖大擺篤篤定定向這邊走來。她用一笑自我介紹,眼角有細細的皺紋堆起,因為皮膚底子好,又有份自信在,終歸是好看的。


年輕時,她是美的。用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話說,「圓圓臉上有一雙亮晶晶的圓眼睛」。皮膚像剝了殼的白煮蛋,幼滑、透明,走在淮海路上總招人回頭。幾十年後有一天,她在紐約街頭看到一位上了年紀的女人,身板筆直,一頭白髮,臉上有皺紋,卻那樣搶眼。「我都走過去了,一會兒回頭,一會兒回頭,捨不得不看。」




大大方方老去,女人依然可以動人,若隨隨便便放棄對自己的要求,那是罪過。自由人彭小蓮過著一種相當自律、勤奮的生活,每天鐵板釘釘有閱讀、寫作或者看片、剪片的時間,每周去游泳館4次,一旦飲食過量,會深深自責並加以改正。她在為下一部電影積聚能量,也是為自己能夠依舊挺拔地走在馬路上。


好多年沒有正經拍照片了。她細心選定了市中心難得的一塊綠地。作為一個上海人,一個拍出過「上海三部曲」的導演,城中哪只角還有些韻致,她心裡有數。




拍照那天,平時隨意的彭小蓮居然請經常搭檔的劇組化妝師打理了面孔,額頭上還生出幾縷可疑的劉海,像是從前小姑娘隔夜裡用火鉗燙卷的。然後,一抹羊絨衫的水紅,從男性化的棉外套里露出來。


一個正宗上海女人。聽她說說羊絨衫的事吧:「原價120(美金),打折,2499,想想都便宜,一口氣買6件,送人!」


窮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願望去活


一位長輩描述過片場工作狀態的彭小蓮,「她那個嗓門,簡直是咆哮。」不僅咆哮,還有國罵。一個導演,也許可以有一百種方法鎮住大場面,這是最直接的一種。


「我喜歡聰明人。最怕劇組裡有笨笨的老實人,你向他發火都覺得沒底氣。」


有次給大學生做講座,她一手拿瓶礦泉水,一手抱罐薯片,大講如今大學怎樣爛、怎樣擴招收了許多錢,又對學生不負責任,導致現在的小孩子素質都差得要死——這些「小孩子」聽著聽著,使勁鼓掌。


彭小蓮「吃相難看」,莫非是被流浪藝術家雲集的紐約格林威治村「帶壞」的?不不,她說,3歲看到老,她從小就那樣——當父親繪聲繪色講完童話故事、小姑娘本該天真一下的時候,她指著書上的插圖說:「這個公主一點也不美麗!」她還會跟男孩子打架。


她說自己散漫、沒有教養、坐立不安、肆無忌憚(一定有長輩這樣教訓過她),骨子裡有一種不安的東西在蕩來蕩去。


與「文革」相伴的青春期給她的另一份禮物是:不肯按規範生活,又沒有足夠勇氣承擔後果,結果就是那樣一副一臉「夾生」的樣子。


流浪的、窮困潦倒的藝術家形象塞滿了她的整個青春,讓她吃夠了苦頭。她最好的女友最終嫁人的造型,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亂披在身上,剪著朋克一樣的短髮。每次,彭小蓮望著她,望著一個活生生的窮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願望去活,心裡就踏實了許多。


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紳介。因為深深懂得農民對土地的感情,這個農民一樣壯實的導演,從1968年起開始拍攝成田機場建設強征土地而農民自發對抗的系列紀錄片,同時紀錄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漸漸消失的傳統。6年後,紀錄片一問世,震驚了電影界。



圖為小川紳介

1988年認識小川后,彭小蓮慢慢接觸到他那瀕臨解散的團隊。那是一個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公有制小集體,卻在現實面前矛盾重重。在小川工作室,彭小蓮吃著只蓋一片薄鰻魚、沒有任何別的菜的工作餐,再次明白:為了理想,確實有人會選擇極度貧困。


回到中國,她成了「簽約導演」。意思是沒有單位,接一單活,拿一份錢。她從不羨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沒什麼計劃,也不想掙錢的事,寧願手頭緊一點。


「一集5萬,那30集也有100多萬,有時候想想沖著錢去吧……那我至少得看兩套同類型的電視劇吧,可我家電視機也沒有。一想到那種痛苦,算了算了!」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勸她,她會跳起來:「講過了呀!不拍就是不拍!」


「我想過的,放棄比堅持還要痛苦。也就是說,如果我撅著屁股去拍那些沒意思的電視劇(有意思的一直沒碰到過),去做所有不快樂但可以很快來錢的事情,我會比沒錢更難過!有時候也給朋友幫幫忙,不拿錢,但是我跟他們講清楚的,那是因為我想干,我有樂趣。」


世道已經讓人難有真正的快樂了,那就盡量給自己找點樂子吧——這是彭小蓮的邏輯。概括這世道,她斬釘截鐵、言簡意賅:「一泡污(滬語,屎)一樣!」


寫不出來和不記得了


彭小蓮的父親彭柏山,早年寫詩寫小說,經胡風介紹與魯迅通信,有師生之誼。1934年在「左聯」入黨,1938年投筆從戎,成為新四軍24軍副政委、皮定鈞司令的親密戰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


作為1955年欽點的「胡風分子」,彭柏山的後半生在審查、監禁、批鬥中度過。1968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3個月後,接到通知去收屍的女兒在福爾馬林藥水里,看到徹底變形的父親。


30年後,當彭小蓮為父母寫《他們的故事》而不得不複述這個場景時,她不斷寫著、改著,最終是用一片紙、不到200個字夾在書稿里交給出版社的:「我從來沒有在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過這個場面。現在,我還是寫不了這些。我想等夏天過去以後,等我再強大一些,我再試著,把它寫出來。」



彭小蓮與母親


彭小蓮的母親朱微明,曾是新四軍《前鋒報》總編、王芸生親自招進《大公報》的記者,解放后在上譯廠參與翻譯過70多部蘇聯電影。1955年她是「反革命家屬」,1966年她是「大叛徒」。她獨自拉扯5個孩子,彭小蓮是最小的女兒。


1969年,朱微明還關在隔離室,孩子們陸續被發往江蘇南京、甘肅天水、上海奉賢、雲南和江西。一家人,就這樣散了。


江西插隊9年,彭小蓮顯得既沒有委屈要訴,也沒有傷痕要舔,除了幾張泛黃的照片留下來,她「什麼都不記得了」。一起下鄉的女伴倒還沒忘,一群人夜裡去偷南瓜,那個掉進糞池裡的「窩囊廢」就是她。


其實,她早把那些細碎的、荒誕的,或刺激、或悲慟的人和事,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說或電影里了。譬如,夜裡在小隊倉庫值班,老鼠從肩頭爬過,她動都不動,因為白天幹活太累。譬如,在逃票的旅途上,遭遇女警搜身,連人帶包被甩出火車車廂。放聲大哭嗎?不,設法蹭上下一趟。


彭小蓮不屬於被「到農村廣闊天地去」感召的那一群,而是被一刀切政策趕出上海的。那個小村子讓上海知青開了眼:「曉得鄉下窮,沒想到這麼個窮法!」因為潮濕,睡的木板床床腳常能長出小蘑菇。她得了關節炎。


母親在她的毛衣袖口裝了一圈鬆緊帶,下田勞動時好箍緊一點、暖和一點。而她那時,成天只想著怎樣偷懶、少幹活,常常瘸著腿走路。


插隊的最後兩年,她被公社小分隊留了下來,不必再下田幹活。《林海雪原》是常演的一出,不知哪個聰明人想出個點子,用裝尿素的化肥袋子為楊子榮做了一件白披風,於是,這齣戲煞是好看——


鑼鼓敲得人頭昏腦脹,楊子榮披著尿素袋子在農家飯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揮著手臂,一群裹著尿素袋子的人衝上台去,有的轉圈,有的翻筋斗,彭小蓮只須混在人群中,從舞台這頭跑到那頭,再原路折回,同時將那些飯桌跺得咚咚響。這時候,她腿不瘸了,關節炎也好了一大半。


再後來,她獲得了報考大學的機會。出版人肖關鴻說,插隊時,彭小蓮差一點被選去演一部樣板戲,因為出身問題被淘汰。1978年,她考取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肖關鴻說,這樣的情節符合她的性格。


回滬前,彭小蓮望著湛藍的天空、禿山上的兩株老樟樹、河邊用棒槌敲打著衣服的農婦,忽然淚流滿面:9年,就這麼過去了?在這裡瞎混了些什麼?


我們連自己的思想都沒有

淮海路還是那條淮海路,只是隨著時間流逝不斷變幻內容。


在她小時候,那是一條優雅的闊馬路,穿過一片法國梧桐就是母親所在的上海市電影局,上海電影譯制廠的主管單位。


12歲,這條馬路突然變得像舞台一樣,隨便哪個角落都有小分隊演出,有人在糊標語,有高音喇叭和蒼蠅一樣四處亂竄的少年。布店不賣布了,食品店也不賣吃的了,櫥窗里全是領袖巨幅肖像,櫃檯里擺滿領袖著作和印有他頭像的徽章。


後來不對了,彭小蓮常常看到污泥和小石塊在空中「嗖嗖」地飛,有一天,它們准准地打在……打在母親的太陽穴上。


15歲,母親被關起來了,哥哥姐姐要麼被抓,要麼發配外地,彭小蓮敢跟男孩子一起走在馬路上,昂首挺胸,說說笑笑。在有些人眼裡,那就是女流氓了。


25歲,當返城知青彭小蓮重新走在淮海路上,看見樹榦或電線杆上貼著許多小條子:對調——某地調上海,或者調換房子。母親執意要她扶著,在這條路上,來來回回地,散步。之前,退休的母親已經到原單位去過了,逢人便講:「你知道嗎?我女兒考上大學了!」


如今,在從前電影局的位置聳著兩家國際品牌旗艦店,常賣限量版貨品。三樓是一個club,京城出版人張立憲在此會友,看了看價目表說,「咱們來幾盎司啤酒。」


「就昨天,跟女朋友逛街,櫥窗里甩到一眼,一根圍巾顏色真舒服。進去一看4000多,還有一隻包么32我朋友就講,人,不要有那麼多慾望,回家吧,一張碟一本書,日子也能過充實的。」彭小蓮說。


今天的淮海路是誰的?這種戇問題,她是懶得去想了。


不要說淮海路,就是家門前這條小馬路,幾十年裡好像也沒有停歇過。早些年紅衛兵在這裡衝進殺出、燒線裝書、打老年人,火光映紅了每家的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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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一些門面房悄悄改頭換面,改成店面了。再後來霓紅燈裝起來了,也是紅艷艷的。


1990年代初,彭小蓮剛從美國回來,她的英文在家門口新開的酒吧前派了用場。有個外國胖子摟著中國女孩佔了整個人行道,彭小蓮推著自行車過不去,用英語說「你讓開」。正因語言不通談不攏價錢的外國男人抓到了救命稻草,請求中介,彭小蓮要求支付翻譯費,胖子說「No」。


No what? There is no free lunch. f*** you!」彭小蓮推開胖子,從「中外交流」中間走過去了。


除了震耳欲聾的音樂,另一樁煩心事是深夜雲集的出租司機神出鬼沒的方便。假如院門沒有關緊,彭小蓮很有可能踩著一坨大便,一腳高一腳低地爬樓梯。


「啊喲,踩到黃金啦,恭喜發財。」鄰居,是派這種用場的。


這些馬路跟人一樣,都在與時俱進。一個時代換一副樣貌,但好像都長不了。凝聚很難,離散,倒像是一夜間就能完成。彭小蓮呷一口咖啡:「與時俱進是個好東西嗎?切!」


1991年,彭小蓮跑到東京,為她的論文、紀錄片《我的日本夢》收集素材。她想解決的疑問也攤給了小川紳介:在父輩的年代,日本人用槍炮都沒有佔領中國的消費市場和廉價勞動力,為什麼現在,他們全得到了?


她第一個訪問的,是從少女時代一起走過來的閨中密友阿橘,當時正跟丈夫住在東京6平米的出租房裡,靠打3份工維持上學,功課是半夜裡一邊打瞌睡一邊做的。阿橘後來考取東京大學研究院時,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向她鞠了一躬。


阿橘聽了她的愛國主義主題怒不可遏:「你是個什麼東西,有什麼資格來給日本留學生做結論?你在美國拿著獎學金,你打過工嗎?你知道什麼是真實的生活嗎?你有什麼資格說風涼話?還要寫篇深刻的論文,你給我省省吧!」


雙方嗓門越來越大,最後都變成咆哮:「我 操 你 媽!」


她們的友誼,好比潮水和沙灘,是在不斷的衝擊和拍打中加深的,但還是有措手不及的時刻。


她又訪問了一個在日本做男妓的上海青年。他是「文革」時出生的,但不知劉少奇是誰。19歲到了日本,發現這一行錢來得快,又「不吃虧」,所以停不下來。不過5年光景,一個看上去健健康康的年輕人,聊到最後只是反覆說著:「沒意思,一點意思沒有。」


在東京的大太陽底下騎著自行車採訪,彭小蓮像在沙漠中穿行。她常常在訪問中失掉了主題,為闖入陌生人的命運而尷尬,要麼,傻傻地跟著被訪者一起哭泣。她常常覺得,時代慌亂得,令整個胸腔都掛不住那顆心。


她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小川。小川說:「孩子給社會毀了。」


沉默很久小川問她:「毛澤東還是給了年輕人一些理想主義的東西,你說對嗎?為什麼要全盤否定呢?為什麼不把有價值的東西留下來?」


「我們什麼都沒有,連自己的思想都沒有。我們用什麼來判斷哪些是有價值的?」她說。



把空氣也拍到電影里去


彭小蓮在北電導演系78級的那個班有29個人,其中包括:陳凱歌、田壯壯、吳子牛、夏剛、張建亞、金韜、張軍釗、李少紅、胡玫……

 

如果有生人在她面前搬弄老同學的是非,她多半會替他們講話:「《無極》很爛么?但你要相信,陳凱歌開拍的時候,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


有一年陳凱歌在某地參加新片首映式,有人打電話給彭小蓮:「快看電視,快看電視,觀眾正在起鬨要他們(陳凱歌與陳紅)接吻呢!」彭小蓮嘆口氣:「做導演都做到這個份上了!」


如果熟悉的朋友在她前面加上定語「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的同學」,她一定會說:「辛酸辛酸,活在別人身上了。做了那麼多年導演,還要去沾別人的光。」


「別人」中不乏與時俱進者。每次參加電影節,看到這位或那位老同學,走在紅地毯上,襯衫如雪,皮鞋如鏡,頸上系朵黑色小蝴蝶結,身邊總有記者環繞。她會在心裡「哦」一聲:某某某現在是這個樣子了。


她的根基在上海,而中國電影的重鎮早已北移。「這把年紀我是漂不動了,做自己想做的吧。」但真是很難,好劇本難找,投資難拉,說話算數的製片人也難碰上。


她寫過一個不錯的本子,幾乎談妥,前後耗時兩年,最後黃了,「北京人,你知道的呀。」


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道濃郁的故事片,有別於王家衛那種在香港擱淺的上海記憶,都不怎麼出名。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電影,會找到那種專屬於女性的細部處理能力,和語調。那些滬語,不僅僅是從房東太太或者麻將搭子嘴裡有腔有調地念出來的,而是從人物的一招一式和眼神里傳遞出來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揚家醜的那聲「噓」。


老演員鄭振瑤在她的兩部片子里演母親,抽香煙,會外語,精明而堅韌。香港女演員顧美華、台灣女明星王祖賢在《美麗上海》里演一對姐妹,一個插隊回滬,不動聲色,像柔順的水草,被命運撥弄來撥弄去;一個留學歸來,言必稱美國。


呂麗萍在《假裝沒感覺》里演一個不斷帶女兒搬回娘家的母親。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連水電費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繼任老公。「大家都很難的,日子實在是過不下去了。」呂麗萍領著女兒坐上計程車,期期艾艾跟水電費老公分手,男人向車窗里伸進一隻手:「實在要走,計程車錢我出。」


細心的觀眾能夠體會,這些從她電影里走出來的人物,被賦予了怎樣的生命。



她的攝影搭檔,就是在美國時的同學、台灣人林良忠(前不久經顧長衛推薦,為蔣雯麗導演的《我們天上見》掌鏡),一個人文修養相當好的攝影師。他們對色彩、光線、畫面的調度,摻雜東方傳統文化和西方學院派的影響,投射在銀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語言,有油畫般的質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電影那樣粗糙。」


她在片子里所用的心思,更多的不是技術上的、剪輯手法上的,而是直奔心靈和情感。所以有些觀眾,會被她平靜的敘事弄得大哭。她的電影,像是上海灘的良家婦女,耐看。


因為一些原因,《美麗上海》拍完一年多沒上映。2004年,這部片子拿下金雞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獎。好些報道都在渲染「擊敗張藝謀的《十面埋伏》」,然而,為什麼要跟一部明顯走下坡路的、缺乏誠意的作品相比呢?


小川紳介向她展示過什麼叫做電影人的誠意。那種貼著人群搜索的鏡頭語言,是跟農民泡在一起6年才可能有的;那個稻穀受精的畫面,是花了很長時間、在夜裡、在顯微鏡下,捕捉到的。


帶著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樣的視角,捉住那些蘊含人與生活本質聯繫的細節,把故事片拍出紀錄片的毛邊感,把空氣也拍到電影里去——這是彭小蓮從小川那裡悟到的電影哲學。小川身體力行告訴她:好作品跟思想的誕生一樣,需要閑暇、空間和沉澱。


當然,小川也告訴過她一些別的事情:有一次去柏林電影節拿獎,被安排在豪華酒店,每晚收看電視里的色情節目到深夜,結賬時發現那是一筆巨款;後來電影節為他的收費電視埋了單。國際大導演小川,真難為情啊。


採訪26個在世「胡風分子」


小川紳介留下的文字不多,關於中國導演他寫過兩個人,一個是侯孝賢,一個是彭小蓮。小川認定彭小蓮是個好導演,並點出她身上具有拍出上乘紀錄片的潛力。當時彭小蓮正籌備拍攝巴金的後半生(后因種種原因停機)


小川逝世后,遺孀洋子追到上海,請彭小蓮完成丈夫的未競作《滿山紅杮》。窮得叮噹響的彭小蓮硬著頭皮回到窮得叮噹響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貧困的條件下完成了這部作品。


《滿山紅杮》獲得2001年日本十佳紀錄片獎,次年在柏林電影節作特別展映;20043月在紐約上映時,《紐約時報》給了很高的評價。

 

彭小蓮再次沉浸在小川鏡頭語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沒有小川他們在那裡生活的8年,憑我怎樣走馬觀花,即使看見櫥窗里的東西,也抓不住它們的生命。但是,在這樣的拍攝中,我逐漸找到了一種對人、對事的觀察角度,哪怕一個物件已經被灰塵蓋滿,我也漸漸知道如何抹去那塵土,看清灰塵下物件的原形。」


借著這種能力和心底里痛徹的情感,她終於動手開拍紀錄片《紅日風暴》,紀錄跟父親一樣的「胡風分子」的命運。


1986年,已經當上導演的彭小蓮代母親去參加胡風的追悼會。會上賈植芳等先生建議她拍一部這樣的電影。「想到要重新回憶那些往事,我就覺得恐懼。我逃到紐約讀書,以為從此就可以忘記。但可能是女人的反應常常慢一拍,那些『過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時候浮現出來,真像電影鏡頭一樣。」


1996年,母親病重,彭小蓮趕回上海。在病床前,她第一次聽母親完整講述了記憶中的那段歷史。她聯繫香港城市大學的朋友魏時煜,開始尋訪當時活著的全部「胡風分子」。


「從2003SARS開始動手,到2009年剪完最後一格,整整6年。」資金有限,她與合作者最後都投進了自己的錢,「等於我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養了這部紀錄片。」


26個在世「胡風分子」,10多個已逝「胡風分子」的親友,300多小時的拍攝素材,100多萬字的訪談記錄。她們收集了跨越半個多世紀的《人民日報》上400多篇與批判胡風分子有關的文章與漫畫。


她們走了大半個中國:阿壠在天津住過的新疆路、關押過「胡風分子」的北京安福衚衕、上海提籃橋監獄、四川的川東監獄和川西勞改農場、胡風和妻子梅志住過的苗溪農場,全都採錄實景。


拍攝過程中,王戎、梅志、白莎、冀汸夫人殷容仙、胡征、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賈植芳、何滿子、綠原,一個一個去世了。



紀錄片《紅日風暴》截圖


這份沉甸甸的資料,幾乎是用父親的生命和信譽換來的。年過八旬的「分子們」聽說是彭柏山的女兒來拍,尤其看過《他們的歲月》之後,二話不說接受採訪。


詩人孫鈿的妻子胡麗娟操一口寧波話,慢吞吞講出,為了帶大7個孩子,她不得不三天兩頭去賣血。一次走得太急滿臉通紅,醫生怕她身體出問題留她躺下觀察后再定;大冬天裡,她開始脫衣服,脫到只剩一件小布衫,好讓自己快點冷下來面孔不再發紅,好馬上去抽血,好買米買煤……兩滴渾濁老淚慢慢積聚在老人眼裡。拍攝者給了彭小蓮一個微小的鏡頭:她的兩隻手握著胡麗娟的手,大拇指一下一下輕輕摩挲著老人的手背。鏡頭不能給得再多了——完成這個採訪走出孫家,彭小蓮整個面孔哭腫了。


作家王戎是接著氧氣瓶出現在鏡頭前的。他講著平反后25年的工資沒處去要,「頭髮都白了,也沒辦法說理去。」講到後來,沒有言語聲,只有老人生氣了,從唇間「呼哧呼哧」喘氣的聲音。攝像機沒有停下來,一個漫長的長鏡頭。兩個月後,王戎去世了。


也有個別思前想後不願面對往事的。當牛漢撥通電話說服舒蕪接受訪問,舒先生的聲音從電話里傳來:「我看沒有必要,因為我重新看我以前寫的東西,就覺得除了那個,好像沒什麼可說的了。」


因為雇不起人整理,大部分同期聲都是彭小蓮自己聽的。她一遍遍聽這些老者的訴說,竟有些麻木: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樣的。拍完片子,她整整抑鬱了一年。


今天,她還是不願多談這部耗了她的心神,同時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細算過日子的沉重作品。


童年,父親每次短暫回家,彭小蓮就有一種驚慌:這次肯定長不了。慢慢地,她發現,人世間好像什麼都長不了,沒有不死的東西,沒有永恆,而她想要。


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在別人眼裡,她像母親一樣,已經足夠堅強、足夠獨立。但她問自己:你會在獨立中萎縮嗎?於是還是坐立不安,慌慌張張四下尋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麼。



附錄:彭小蓮電影榮譽獎項


快人快語


彭小蓮似乎不大懂得市面上採訪與被採訪的路數。她更願意說這樣的事:「為什麼我買的零食都那麼不好吃呢?」「不過也好,我吃他們的。」她在超市認真挑選了一大包,準備深夜剪完片子跟大家分享。她參與剪輯的是紀錄片《老舍》。


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大師》欄目編導、「80后」樊小純對我說:「你要去訪彭小蓮?太好了!她真的很棒!」在跟彭小蓮一起剪輯紀錄片《林風眠》的3星期里,她見證了這位欄目顧問是怎樣用大師的「獨立精神」和「那份傲氣」將劇組的每個人點燃。還有,當大家剪片到凌晨,筋疲力盡想放鬆一下時,會聽到彭小蓮在院里學貓頭鷹叫——那是林先生常畫的一種活物。


少女時代的叛逆,是不是也有一些對身邊事充滿憤怒、可沒地方宣洩的成分?


我想,這更多是生理上的、荷爾蒙的問題,而不是思想意識的問題。沒辦法,那時年輕啊,誰擋得住年輕生命的衝動!


對父輩的選擇、命運,打心眼裡同情、理解么?還是索性認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


我對父輩的命運沒有多少同情。同情已不能說明和解決問題,不多此一舉了。我更願意認識他們,這是對自己的教育!


看到王元化先生跟你聊起55年入獄那段經歷比較吃驚:他患心因性精神病,居然是有人在他的飯里下了葯。


那是他的懷疑,我只是記下來。我問過一些人,都說不太可能。


1991年,你曾經在日本訪問過從事性服務的大陸男青年。《我的日本夢》前期素材里,還有驚到你的故事么?


正常的生活實際上是平淡甚至平庸的。所以,沒有什麼驚人的故事可以放進《我的日本夢》里去。那個男青年,我只是作為一個人,去理解和認識他。


侯孝賢曾在小川的筆記本上寫過「人生有情」4個字,交待他拍電影的秘密。如果要你同樣寫出秘密,你會寫什麼?


我這麼淺薄的人哪裡寫得出這麼簡練的話來啊。寫了整整一本書(《理想主義的困惑》),可能還有很多意思沒表達清楚。


恕我冒昧,你是否有一點愛上小川?


怎麼可能!那是你沒看懂!男女之間如果真有些什麼發生是寫不出那些來的!


都說轉型時代的社會多事,因此也最容易出作品。在電影這行是否得到印證?


且不要說電影了,任何文化藝術創作都出不了大作品。因為我們身邊再也沒有大師了。


假設現在取消了電影審查制度,我們這個市場上首先會有怎樣的電影冒出來?


我不是個有幻想的人,所以對過去/歷史,對未來,從來不去假設!


能不能舉一兩個例子,說說你得意的視角或聲音處理?


我不能這樣給你舉例子。因為創作是非常私人化的,只有和很好的朋友,在衝動的時候說上兩句。我怎麼可能在一本刊物、一個非常大眾的場合大放厥詞呢?


如果馬上要拍新片,你會想到把網路流行語用進去么?譬如「喊你回家吃飯」,「這個可以有」之類。


任何台詞和語言沒有能不能用的問題,只有人物需要不需要的問題。人物的需要決定他應該怎麼說話。


現在導演都用高清數碼拍片,你呢?


淘汰膠片、壓低成本拍電影已經是世界潮流,我也逃不了,膠片將來只能是最後一道工序的需要,也許我下部片子就不再用膠片機拍了。


為什麼對《阿凡達》沒有太多興趣?


因為像Tim Burton(蒂姆·波頓)這樣的導演拍這類題材時更有想象力!


如何看待導演從別人電影里借一段情節或手法?「抄襲」和「再創作」的界限是否仍然模糊?


「抄襲」涉及道德底線,歸法律管。「再創作」大概是一個溫馨的提醒,就是說你不必再干這行了。


你想拍什麼樣的電影?


《卡廷森林》、《飼養烏鴉》、《失翼的靈雀》這類電影,大概就是我想拍的。


現在每逢新片上映,導演和主要演員一天一個城市馬不停蹄參加首映式,據說它真的對票房很有影響。


是嗎?我在美國也看過不少首映式的影片,票房也都很好。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那麼不幸,從來沒有看見任何導演和演員出場的。我們有時只是在那裡排大隊,趕不上這一場就等著下一場。


你寫了不少影評,怎麼選片的?信息從哪裡來?


選片首先是看導演,然後會看BBC的網路消息,看國外影評給影片打分的情況,還有就是聽朋友介紹!


在今天,像林風眠那樣在藝術上獨立,還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了,因為林風眠和他們那一代的大師是在民國文化和教育體制中成長和熏陶出來的。1949年以後出生的人中,似乎沒有看見哪位稱得上大師的。


你的自律是一種自覺還是有事觸動?


是經歷、閱歷的關係。


2002年拍的《假裝沒感覺》里,鄭振瑤演的母親對呂麗萍演的女兒說,「只聽說有剩飯剩菜,沒聽說過有剩男剩女的。」幾年後,便有了。今天都市裡,做一個獨立女性真能幸福嗎?


幸福感是主觀的,如果她覺得幸福,就一定是幸福的。即便不幸福,選擇獨立也是她在一堆不幸的可能里,選擇的最好可能。


活著,你在乎哪些東西?


真實、自由思想。


覺得哪段日子最有意義?


好像都沒有什麼意義。


日子過得還有盼頭嗎?


不知道做什麼好,真的。一直跟自己說,不要滿腹牢騷,好好做事。現在才明白,什麼事是能做的?看《李普曼傳》,就看見人家一直在進取,不停校正自己的錯誤,人和社會,只有這樣才會進步。但現實呢?在這塊土壤上,你別無選擇!有時會有這樣的念頭:當希望上帝幫助的時候,就看見他背對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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