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六四」以後,我和張勝(時任總參軍訓部戰役訓練處處長)訪問他的父親張愛萍上將,準備給他寫一本傳記。
張愛萍說,在七個上將之前他單獨給中央軍委寫過一個報告,那時候還沒有戒嚴,他讓這些領導去跟廣場的學生對話,不要跟學生那麼對立,說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是搞學生運動的,為什麼現在就不能跟他們對話呢,要把他們當敵人呢,看著這麼多孩子在廣場絕食、生病,對他們的訴求置之不理呢?
問:很長的一個報告吧,大概多少字?
答:我看過報告的草稿,應該有1000字左右,後來七個將軍的信很簡單,就兩句話。
問:那個報告送給誰了?
答:送給中央軍委了。
問:具體就是鄧小平嗎?
答:對啊,鄧小平是軍委主席啊。就送給他,趙紫陽那個時候是軍委副主席,雖然趙紫陽行政上是國務院總理、總書記,但是他在軍隊也是有職務的,是常務副主席。
問:但是趙紫陽軍委的位置不是虛的嗎?
答:是,基本上是虛的,他很謹慎,基本不過問軍隊的事情。只有一次,也是我們《解放軍報》做的一件事情。那時候對軍車收費,北京剛建了一些高速公路,對各種車輛收費,包括軍車。我們報紙登了一篇文章,反映收費影響部隊的進出和行動。這個事情報導後,趙紫陽親自批示,說對軍隊不要收費。因為牽扯到地方的問題,他介入了。
問:張愛萍的報告是什麼時候送給軍委的?
是學生在天安門絕食不久,他建議跟學生對話。
5月底,第一批進城戒嚴的非武裝士兵被市民攔截下來,市民向他們解釋學生為什麼舉行抗議活動。這支部隊撤離了。 JIAN LIU
問:就是他一個人上書的是吧?
答:他一個人。後來七個將軍是他領頭,起草人是他的兒子。
問:當時軍委有沒有什麼反應呢?
答:好像沒有。所以他也很生氣,才有了第二次聯名的事情。
問:是不是因為第一次沒人理,第二次覺得人多了才會有人重視?
答:我沒問過他這個,我的感覺就是順理成章。
他跟我講過一件事情。「六四」第二天,6月5號,葉飛上將讓他的兒子開車一起到張愛萍家。葉飛住在西邊軍事科學院附近,那時候雖然是戒嚴的狀態,軍車根本不能開,老百姓看到軍車就攔,他兒子是中央電視台的,開著地方牌照的轎車拉著他,從西邊到東城,他住的什剎海,一進門葉飛就哭了,說愛萍啊,我們的軍隊完了,向老百姓開槍了。現在習近平不是老說「初心」什麼的,這才是老一輩的初心,要求中國平等,不要去欺負老百姓,應該讓老百姓生活好,怎麼能拿槍對付老百姓呢。
問:我想他們心裡也明白,他們的第一任務是保護共產黨、保護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嗎?
答:我覺得沒有。如果有的話,應該去糾正他們走錯的路,不要往這條路上走,你們往這條路上走,就是違背了初心,就是一種背叛。從我記錄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軍隊高級幹部,他們也是不同意的。
問:軍隊高級幹部裡面,這種抵抗的情緒普遍嗎?
答:那時很普遍,很多人不同意。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將近一年的時間,北京三總部軍隊機關的幹部都不敢穿軍裝出來,甚至他們在軍隊的辦公樓裡都穿便衣。你只要穿軍裝出來就會被老百姓打啊、罵啊。
問:高級幹部是這樣的情緒,那麼士兵呢?
答:我覺得士兵完全受蒙蔽,而且士兵完全被戒嚴部隊新聞處所謂的暴徒搶佔北京、破壞北京要奪權所蒙蔽。說趙紫陽要奪權,現在看就是一個政變。就是他們想要趙紫陽下台,用這種辦法。所以我覺得太殺雞用牛刀了。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事件當晚車輛起火。 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89年6月:天安門一片火
問:儘管你在軍隊裡有軍銜、在《解放軍報》有職務,在鎮壓的那天晚上,你和張勝一家人一起穿著便服騎車去了天安門。能不能描述一下那天的經歷?
答:那時候天安門火光衝天,從午門看過去就一片火,能看到士兵鋼盔的輪廓。
應該11點左右。我們在東華門鎖車的時候,門口看門的大爺就說不要進去了,太危險了,你們快走吧。我們沒理他,還是往裡走,剛走的時候就看到很多外國記者拿著器材,抱著攝像機、照相機,從天安門跑出來。看到我們以後說,不要再往裡走了,太危險了,已經被部隊佔領了,你聽現在的槍聲特別密集。我說一定要去。他們剛出了東華門,我們就被藏在這裡的一隊武警截住、包圍了。這些人提前隱蔽在這兒,我們都不知道。
我和張勝是軍人,而且是高級機關的軍人。我是《解放軍報》專門從事突發事件報導的記者,張勝是總參軍訓部戰役局局長,一點兒都不知道。他們包圍了我們,我想肯定進不去了。我說我們現在就出去,「不行,你們出不去了」,上來舉著電警棍就打,我第一次見到電警棍,那時候是第一次裝備這些人,是一萬伏的高壓電警棍。你想它的力量多大,一棍子,打在我後背,電流加上力度。我從這兒就趴在門口兒了,我的記者證放在口袋裡,飛出去沒了。但是如果我們四個人有任何一個人說明自己的身份,都不會挨打,因為我們身份太顯赫了。我們四個人那時候根本沒有商量,沒有一個人說自己的身份。就這麼忍著,直到被打昏在地。
江林採訪七屆人大一次會議的記者證。CHRIS BUCKLEY
問:然後你進了醫院,後來呢?
答:我在協和醫院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各種傷員不停地往協和醫院送。我算輕的,被安排在協和醫院體療室,做恢復運動的地方,很大。運動的墊子上都躺著傷員,一條繩子拉著輸液瓶,人一個挨一個,密密麻麻的。他們問我是哪兒的,我說是記者,哪個報社的,我當時沒說我是《解放軍報》的,我覺得那天的解放軍就是恥辱的代名詞,我脫口而出《人民日報》的,他們說《人民日報》好啊,《人民日報》替老百姓說話,那幾天《人民日報》是講真話的,全是大家愛看的新聞。因為我是「《人民日報》的」,就沒讓我睡那個墊子,安排睡在體療的床上。等到早晨,協和醫院的槍聲特別密集,密集到我覺得軍隊就要開到醫院裡面來了。又送來好多被子彈打傷的,傷員被不停地轉移到別的醫院。
我被轉移到中日友好醫院,我妹夫接我到黃寺的家裡,才知道黃寺的宿舍院兒整個空了,除了家屬和孩子以外,軍人全部不在宿舍,都在辦公室,一待七天不能回家,從來沒有這種先例。三總部裡面唯一在工作的就是楊白冰領導的總政治部,那時候楊白冰是總政的主任,他的哥哥楊尚昆是軍委的常務副主席,所以你想這個屠殺會跟他們兩人沒關係嗎?
後來跟報社的人討論這事兒,我說哪兒用這麼多部隊進來,13個還是16個集團軍,一個天安門需要這麼多人嗎?他們說怕兵變。這七個上將在戰爭年代都曾經是這些部隊的直接首長。
問:聽說一個是怕兵變,一個是所有的部隊都參與,誰也逃不開責任的。
答:對,但主要是兵變。
1988年3月,七屆人大會議召開,楊尚昆當選國家主席。圖為楊尚昆參加解放軍空軍代表團討論後,為江林帶去的郵票紀念首日封簽名。人民日報記者攝。 COURTESY OF JIANG LIN
1980年,江林代任總後勤部專職新聞幹部期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鵬參觀軍事後勤展覽。江林說,「六四」期間,中國官媒都不讓發聲,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報導都來自戒嚴部隊新聞處,其辦公地點就位於中南海李鵬總理辦公室。 COURTESY OF JIANG LIN
2019年:真話之罪
問:你覺得現在軍隊,還有軍隊出來的人,對待「六四」有你這種態度的多嗎?
答:在外地的人,沒有參加「六四」的人,基本都不了解情況,他們都相信戒嚴部隊新聞處的東西。那些年也轟轟烈烈地搞了很多東西,比如十個共和國衛士。一年以後這十個衛士也不提了。可能鄧小平意識到這個問題了,當時在高級機關裡,很多人是我這個看法,根本不贊成。
現在我這樣想法的人已經退休了,新的人完全不知道「六四」了,而且他們對「六四」完全就是戒嚴部隊思想,軍隊就應該去鎮壓。2012年左右,有一次碰到張勝,他說,很多人指責他,說那個時候你們是錯誤的,如果沒有「六四」就沒有今天中國的繁榮,這是他們的結論,所以他們認為「六四」是對的,開槍開坦克壓死人都沒有錯,這是他們的觀點。這是現在佔據主流的觀點。
1990年,因「六四」期間受傷的真相遭到舉報,江林被總政點名離開軍報。自此,她開始創作《沉澱》。左圖為江林在北京家中向時報記者展示《沉澱》原稿,這部作品曾因記錄「六四」而被總政治部審查沒收。右圖獻詞中「鍾愛已久的情人」暗喻她從事的新聞工作。 COURTESY OF JIANG LIN
問:我知道你已經想很久要把這些事情說出來?
答:五年以前我就曾經想過把這本書(《沉澱》,我對「六四」的記錄和兩次失去自由的經歷)出版,有這樣的準備。我覺得作為一個記者,說出知道的真相,這是一個再自然不過和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在中國這種環境,講真話反而成了一種罪過。我認為中國再怎麼經濟改革,再怎麼經濟發達,你不講真話,你不讓老百姓知道真相,你仍然不是一個文明社會,仍然還是一個愚昧的社會。文明社會的標誌,首先是思想的自由。你這麼個國家,再弄得冠冕堂皇,房子再造得漂亮,吃的東西再好,但是大家都不能講真話,那是什麼人。沒有說話的自由,永遠進入不了文明社會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