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根本不是因為鴉片?！

不論是中國人，還是海外華人，只要一提到鴉片戰爭，都充滿了民族恥辱感，不加思考的認為是：帝國主義想把鴉片賣給我們，我們不想買，於是帝國主義用船堅炮利打開了國門，強迫我們買他們的鴉片。

真的是這樣嗎？如果真如書上所寫，是由於鴉片貿易引起的這場戰爭，那麼當時中國都已經戰敗了，鴉片應該源源不斷地、大肆地傾銷到中國來啊！可為什麼我們一直到20世紀中葉才收回租界，而鴉片貿易在20世紀初就停止了呢？

還有，到底是誰真正的在打這場鴉片戰爭，又是跟誰在打這場戰爭？

帶著這些疑問，希望你讀完本文後，面對這段歷史，能多些思考和反思。

01

鴉片最初是藥品不是毒品

有句關於鴉片的名言——「宗教就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是馬克思說的，它誤導了很多今天的知識分子，讓他們對鴉片和宗教產生了錯誤的聯想。

在馬克思的時代，西方人還不知道鴉片是毒品，也不知道鴉片會上癮。當時的鴉片是麻醉藥，醫生給病人動手術之前，會讓病人服用鴉片，起到止痛的效果。

馬克思這句話的原意是：宗教讓那些活在苦難中的無產階級廣大群眾被麻醉了，以至於他們感受不到自己的痛苦。

所以，鴉片最初只是作為止痛藥品被人們認識，也沒有法律禁止鴉片，鴉片貿易當時是合法的。

02

鴉片戰爭的導因是什麼？

鴉片戰爭的導因到底是什麼？為什麼中英之間會發生兩次戰爭？不同的史學家提出過不同的理論。最簡單也是最為中國人接受的一個理論就是：英國人想把鴉片賣到中國，中國不肯買鴉片，所以兩邊就打起來了。

其實，這個理論根本與當年的歷史事實不相符！

中國的確有像林大人這樣的清官反對鴉片。但是，清政府從上到下，從地方到中央，不只是默許鴉片販賣，甚至是支持販賣鴉片。如果英國不把鴉片賣到中國，他們自己也要種植鴉片。

所以，不是中國人不想要鴉片，英國人硬要把鴉片賣給中國人。事實情況是，中國人想買鴉片，英國人也想把鴉片賣給中國人。

鴉片戰爭背後有一系列很複雜的歷史因素在裡面，我們必須仔細思想和查考。

03

根本原因：文化戰爭

哈佛學者，東亞歷史權威，張馨保教授在《林則徐和鴉片戰爭》（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把他對鴉片戰爭的詮釋濃縮為一句話：Culture War Theory（文化戰爭）。

因為兩個不同文明、不同價值觀，在全球化、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了衝突，以至於導致了這兩次中英戰爭（鴉片戰爭）。

張馨保教授認為：兩個文化有什麼不同呢？中國當年是一個農業社會，儒家社會，已經幾千年沒有變化了。在清政府已經走向晚清的時代，它需要轉化卻一直沒有轉化，這是中國當時的處境。 

鴉片戰爭前的世界與中國

而英國，當時是一個工業社會，工業革命把英國徹底改造成了一個現代化國家，它是capitalistic（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一個progressive（激進的）社會，是一個restless（停不下來的）社會。大英帝國統治下的資本主義被馬克思稱作：萬惡的資本主義！這是一點也不錯的。

當兩個社會、兩種文化相撞的時候，產生的衝突，導致了兩次中英戰爭，中國人稱之為「鴉片戰爭」，其實不應該被稱為「鴉片戰爭」，因為導因不是鴉片。

04

戰爭原因的追溯

張馨保教授對兩次鴉片戰爭背後原因的分析，可以一直追溯到漢朝。

從漢朝以來，中原的統治者就一直自稱為「天朝」。在周朝時，就有了「天子」，普天之下叫做「天下」，周人信「天」，而「天子」就是天與地之間的「代言人」。

但周朝講「天下」，還沒有講「天朝」，直到秦始皇「一統天下」時，也還沒有講「天朝」。漢朝時，「天子」自稱自己的朝代叫「天朝」，只要不是「天朝」的「化外人」都是「野蠻人」。

所以，從漢朝開始，中原的「天朝」和鄰國的外交關係，一直就是「宗主附庸」的關係，一直就沒有平等的關係。不論是外交上，還是貿易上都沒有平等關係。

05

貿易是對你的「施恩」

因為，中國地大物博，本身就是個小宇宙。中國不需要和鄰國有外交，就可以自給自足。所以，中國在歷史上進行的幾次鎖國政策，完全都沒有問題。

中國一直到清朝末年，都還沒有一種平等交易的概念。中國人根本不需要外國人的任何東西，中國人自己生產、發明的東西，就足以讓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富足的國家。任何的貿易對中國人來說，都是「天朝」對那些「未開化民族」的「施恩」。

誠然，在工業革命之前，一直都是這樣。中國不需要跟外國人有外交，不需要跟其它國家進行貿易。

可是，到了工業革命之後，這個泱泱大國就變成了井底之蛙。英國都進行了工業革命，清政府還在那邊夜郎自大，還以為西方人都是未開化的野蠻人。

當時清政府規定：洋人要與我們天朝進行貿易，只能在廣東的香港。為什麼在廣東呢？因為在那個時代，廣東被稱作「南蠻」，是蠻荒之地。

清政府認為：你們這些外國的長毛野蠻人，你們如果要想跟大清貿易的話，就只能跟我們民族裡的野蠻人進行貿易。所以，就讓他們跟「南蠻」打交道。他們沒有資格到北京，天津，甚至山東這些地方去，只能去蠻荒之地。

英國人眼中的道光皇帝是這樣的

載於《倫敦新聞畫報》1842年6月4日的道光皇帝畫像。

我們眼中的英國船：當時中國人稱之為「火妖怪」

06

極不平等的「公行制度」

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之前，西洋商人只能在廣東經商，而且必須服從1720年清政府制定的「公行制度」。

1752年開始清廷就規定，每艘來到中國的商船到達廣東港后，每艘西洋船上都必須要有一個中國商人，稱為「行商」。

行商有3個職責：

第一：決定商品價格

洋人帶來的鐘錶賣多少錢，不是洋人能決定的。雖然他們是生產者，把商品帶來貿易，但是賺多少錢，價格自己不能定，是「行商」定的。「行商」定價之後，自己要收取多少，也是「行商」定的。

「你們外國人，如果不喜歡，那你們就走，我們也不在乎！」 所以，西洋商人來到廣東經商，是非常痛苦的。他們自己連價格都不能定！

第二：監督「彼夷」

「行商」在公文中稱洋人為「彼夷」，清政府認為：洋人沒有受過儒家思想的熏陶，信的是耶穌教，是非常不開化、非常野蠻的宗教，是需要被監督的。

第三：代售商品

西洋人所要銷售的商品，不能由西洋人自己賣，必須由「行商」替他們代售，代售還要收取回扣。

07

赤裸裸的歧視和欺壓

洋人在廣東的生意做得非常的辛苦，不僅受 「行商」的欺壓，同時還要受當地政府的欺壓，必須繳很多的稅款，包括四項主要稅款（交給清政府）。還要對10個政府部門和商務機構，繳交各樣的費用。

「行商」在幫洋人代繳各種稅費時，還會私自編造各種名目，裝入自己的腰包（例如進港費）。

除此之外，還有許許多多規定，令西洋人在中國覺得非常痛苦。比如，商船只能停靠海港，不能駛入運河；上岸也只能停留港口，不能往內地走；還不能帶女人入境。

「公行制度」的反應兩個赤裸裸的歧視：第一，是對外國人的歧視；第二，對商人的歧視。

在中國傳統社會理念中，士、農、工、商，「商人」階級是最低的。

西洋商人，既是外國人，又是商人。所以他們是卑賤中的卑賤，就應該被整個社會制度踐踏。用以踐踏他們的制度，就是清政府制定的「公行制度」。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末，西洋商人一直遭受清政府的踐踏。

1834年8月號的英文報紙《中國叢報》中將「夷目」（外國人頭目）譯成「barbarian eye」（野蠻人的眼睛），這一譯文激怒了英國官員。圖為1832年創辦於廣州的《中國叢報》第一卷。

08

站在雙方立場看問題

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大清的意思很明顯：我們不需要你們，就是不想和你們洋人做生意！

你們為什麼要來和我們做生意呢？幹嘛非得把你們的東西賣給我們，我們不想要你們的東西，我們不需要你們的東西。

你們來跟我們做生意，被我們踐踏，又覺得自尊心受了傷害。我們中國人閉關鎖國，就讓我們鎖國好了，你們洋人為什麼一定要我們和世界同步，為什麼一定要把我們的社會現代化？

我們沒有妨礙誰，這麼想、這麼做也無可厚非！

但是，西方現代主義有一個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要把別人變得都和自己一樣，這就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精神。

整個東印度公司的目的，其實就是利益。尊嚴可以被踐踏，只要能夠得到利益，他們不惜一切。這就是萬惡的資本主義。但是，當西方人的尊嚴，被踐踏到一個地步他們就受不了了，就要來打中國人。

09

萬惡資本主義者的辦法

一開始只有東印度公司的商船能來到中國，其他歐洲商船都必須經由東印度公司來中國。中國和東印度公司的貿易是一個不平衡的貿易。如上文所述，中國有西方人想要的一切東西，西方人的東西中國人不屑一顧。

西洋人只是一些鐘錶、工藝品，有趣但沒有很大的市場，市場需求很小。而中國有兩件東西，在歐洲有龐大的市場需求：茶葉，大黃（香料）。

所以，東印度公司投入了大量的金錢向中國購買這些商品。但是，中國又不想買東印度公司的東西——貿易就失去平衡了。導致東印度公司不斷虧損，這時萬惡的資本主義者想出了一個辦法：鴉片！

東印度公司開始向中國販賣鴉片，這成為東印度公司在國際貿易上的一個主要收入。東印度公司在東南亞種植鴉片之後，把它賣到中國。

1840年，鴉片的總交易量是37,000大箱。到1850年時，從37,000箱變成70,000大箱。用鴉片換茶葉和大黃，這就是萬惡的資本主義者想出來的辦法！

10

鴉片甚至變成了貨幣

到19世紀末，英國政府已開放私人貿易公司在中國經商，就不需要經過東印度公司了，許多的私人商船就運送鴉片到中國來。

這導致當時中國鴉片的普及到了一定程度，在雲南，鴉片已經成為了一種流通的貨幣。當地，不要大洋銀子，用鴉片買東西。許多中國農民也不種田了，改種鴉片，整個中國都對鴉片上癮了。

中央的官員、地方官員、老百姓，所有階級都染上了煙癮。

一開始，中國人並不知道這些東西對身體有害，會造成毒癮。而英國人，一開始就知道，所以英國人自己不吸鴉片，卻把鴉片賣到中國，為的是不讓他們的商人在國際貿易上虧損。這就是邪惡的資本（帝國）主義！

11

林大人的思想局限

19世紀末，中國出現了一位英雄林大人。

林大人是大清朝難得的一位清官。但是，林大人不懂英文，對西方文化也缺少了解。所以，雖然他很偉大，但思維還是受了時代和文化的局限。

第一個局限：錯誤地認為英國人如果不在中國做生意，英國的經濟就會癱瘓，中國人和他們做生意是「施恩」給這些 「蠻夷」。

而事實上，當時的大英帝國如日中天，它並非一定要和中國進行貿易。

當然，英國跟中國貿易剛開始是虧損的。但有了鴉片之後，英國就不虧損了。它完全可以不跟中國做生意，他還有印度、非洲、澳洲、美洲……

當時，大英帝國取代了西班牙，自稱是「日不落帝國」。原先這名字屬於西班牙，後來成了英國的了，意思是全世界都有它的國土，大英帝國的國土總是被太陽照耀著，帝國的太陽是不會落下的。所以，它可以不跟中國進行貿易。

當然，關於這個誤會，林大人很快就知道了。

第二個局限：持守「明儒實法」的施政方針。

中國雖然是儒家社會，但歷朝歷代的政府在施政時，都是用法家的手段在施政。他一直認為要用嚴厲的方針，嚴厲地執行「公行的政策」，就能除去奸商，只留下那些正直的洋商……

第三個局限：不加證實就認定英國從中國進口的大黃和茶葉，是東印度公司的主要收入，而他認為鴉片只佔這個收入的一小部分。

林大人認為：鴉片貿易的利潤，對東印度公司來說根本微不足道，為什麼還要賣給中國人？為此他感到很氣憤！

第四個局限：認為英政府並不支持東印度公司向中國販賣鴉片，所以他認為很簡單，向英國政府報告東印公司在我們這裡賣鴉片，你們自己解決，把那些人抓回去。但他很快發現並非如此，原來東印度公司的背後，就是大英帝國的海軍。

於是，林大人帶著這四個誤會，在與洋人交涉的時候，受到了很多局限。

12

有中國特色的抓捕

1839年，林大人下令廢止東印度公司在廣東所有的交易，下決心根除鴉片在中國的禍害。雷厲風行地禁止了東印度公司在廣東所有的交易。然後，扣押了東印度公司在廣東的所有貨物（包括鴉片），迫使西洋商人繳交所有的鴉片。

林大人錯誤的認為這些西洋商人大部分是好的，是不想賣鴉片的，就只有一個壞蛋在背後主使，這個壞蛋叫顛地（Lancelot Dent）。只要把這個人抓了，英國人就不會再賣鴉片到中國了。

所以，林大人在1839年3月22日，把顛地（Lancelot Dent）抓了！

關於林大人抓捕顛地（Lancelot Dent）的方法，也很有中國特色！

在法制社會，如果警察要抓人，會先向被抓者出示「拘捕令」。但是，在抓捕的過程中，林大人並沒有拘捕令，也沒有差派衙門的捕快去抓人。而是用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方法！

林大人對顛地（Lancelot Dent）說，「我一直很喜歡你，沒有機會認識你，所以請你來我家喝茶」。顛地（Lancelot Dent）「受寵若驚」應邀前往。林大人一見這個傻瓜真的來了，就把他抓捕了。

13

沒有公平審判的抓捕

當時大英帝國駐華商務總監、大英帝國的海軍隊長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t）聽說有一個英國公民被清政府抓了，就去向清政府要人。

因為，在當時的清政府還完全沒有fair trial（公平審判）的觀念，更沒有法制觀念。

比如當時，清政府如果聽說哪有革命黨，就會去村裡抓人。抓到兩群人，一群是革命黨，一群不是革命黨。衙門在審案的時候，就把他們帶到城隍廟，問神明哪群人是革命黨。怎麼問神明呢——擲簽決定，擲到哪一群人，哪一群人就是革命黨，然後全部拉去砍頭。當時的清政府就是這樣審案的！

有幾次英國人被清政府抓了，就這樣被不分青紅皂白的給砍頭了。

因此，當時如果英國人在中國犯法，須由大英帝國的海軍來審理，如果要處刑，也是由大英帝國的海軍來處刑。以確保他們受到fair trial（公平審判）。

於是，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t）跑到林大人的府上說：「我們的英國公民被你們抓去了，我不知道他犯了什麼罪，請你把他交回來，我們一定會好好地審訊，如果他犯了罪，我們也一定會處罰。」

而林大人竟然覺得對方自投羅網，把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t）也抓了。

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t）是駐華商務總監，等於是代表英國女王的駐華使節，就這樣被林大人簡單粗暴地給抓起來了。

林大人之後，又扣留了在廣東大概350多個西洋商人，長達47天，最後，終於逼得這些洋人交出了鴉片、並且全部焚毀。

林大人認為他用這種手段，終於得勝了！他覺得對付這些「野蠻人」，就要用這種野蠻的手段。他以為自己得勝了，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14

英國海軍封鎖廣東港

當時，英國有個商人叫威廉.傑爾丁（William Jardine）去見英國首相帕默斯頓（Palmerston），請求首相下令封鎖廣東港。於是，大英帝國的海軍，就封鎖了廣東港，廣東的船隻沒有一艘可以出去。

藉此向清政府提出以下4點要求：

1，要為英國人在廣東所受的羞辱，作出充分的道歉； 

2，要為林大人所沒收的鴉片，支付賠款； 

3，要簽署一個公平交易合約，以免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當時英國試圖要廢掉不平等的「公行制度」，建立平等的貿易制度，不願意清政府再用野蠻的方式，把英國人當野蠻人對待）；

4，開放更多商港進行外貿。

（PS：最後簽訂的《南京條約》，基本上也就是英國人想要達到了以上這些目的）

15

雙方相互的封鎖

英國的艦隊就封鎖了廣東港，不許英國的船隻進去，也不許中國的船隻出來。

但是，當大英帝國的海軍封鎖了廣東港后，還是有很多英國的商船想駛入廣東港，金錢的驅使，使他們寧可被野蠻地對待，也要賺錢，不顧一切的想要賺錢。

林大人也做出了回應：你封鎖我們沒關係，我們也封鎖你，反正我們根本不需要你們！於是，林大人也封鎖了廣東的商港，不讓英國的船隻進來。

英國船隻無法進入廣東港后，便撤退入澳門、香港暫時落腳，等待禁令解除。

16

英國水手打死林維喜

1839年5月，停靠在香港的英國商船中，有一些水手在尖沙嘴下了船。當年的尖沙嘴還只是一個荒涼的小村子。商船的一些水手和尖沙嘴的一些村民發生了肢體的衝突，不小心打死了一個村民叫做林維喜。

注意，打死林維喜的不是英國海軍，英國海軍的素質很高，可是英國水手的素質很差，打死林維喜的是英國水手。

【背景知識】

英文中有個動詞叫「shanghai"，「shanghai"作為動詞（verb.）是「強拉船夫」的意思。

20世紀初，上海已經成為一個貿易中心，英國很多商船都跑到上海。那個時候，很多船上的水手，都是被當時英國的有錢人在英國本地「拉夫」當水手，那些人不想上船當水手，但被英國的土豪劣紳強拉來在船上當苦力。

拉來的也都是白人，因為那時已禁止黑奴制度了。這個拉英國鄉下白人上船當水手、苦力去上海的動詞，在英語中就叫「shanghai」。

所以，這些水手實際上都是被強拉來的，他們酗酒、打架是英國素質最差的一群人。

就這樣，一群素質很差的英國水手和尖沙嘴的村民，因為口角，發生肢體衝突。當然，英國水手身體比較強壯，就把一個叫林維喜的中國村民給打死了。

17

英方公開道歉並賠償

事發之後，英國海軍艦長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t）立即公開道歉。他以大英帝國代表的身份，代表女皇向尖沙嘴的村民道歉，並提出200英鎊（約427,200元）的懸賞，要查出打死了林維喜，要判其死刑。

同時，他拿出1,500英鎊（約3,204,000元）賠償給林維喜家人，另外又給林家100英鎊（約213,600元）。主要是怕當地衙門知道林家得了1,500英鎊的巨額賠償后，訛詐林家，讓他們交稅。

此外，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t）還拿了100英鎊（約213,600元）給尖沙嘴的全體村民，以表達他真誠的歉意。

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t）真誠地認為：「這件事是我們英國人的錯，必須道歉！雖然現在中英關係緊張，我們的錯就是我們的錯。」

18

不耐煩的林大人

找到幾個嫌疑犯后，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t）就一個一個審訊、調查。當時的審訊過程，已經很現代化了，所以需要時間，不能隨便亂定罪。他用了很長的時間，很仔細的審問，到底是哪一個人殺了林維喜。

結果，林大人不耐煩了，林大人認為：事情很簡單，你們英國人殺了一個中國人，一命抵一命，你們就隨便交出一個英國人，讓我們殺掉就可以了。

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t）說：「當然不可以啊，我一定要查出真正的殺人犯，不可以拿一個無罪的人去抵罪。」

不難看出，中英雙方的思維天差地別。中方認為，你們英國人殺了人，隨便交出一個英國人給我們殺，這就叫公平。英方認為，誰殺了人就去償命，沒有殺人的不可以去償命，殺了人卻又不償命這也是不公平。

兩邊對「公平」的看法很不一樣，林大人非常的不耐煩，導致雙方關係越來越緊張。

19

誤會導致雙方開火

1839年5月，林大人在這種緊張的關係下，做了一個決定：有條件地開放廣東商港，即西洋商船可以駛入廣東港，但要聽命清政府。

當時，有一艘英國商船叫Volage，違抗了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t）之前下的「不許英國商船進廣東港」的命令，擅自進港。所以，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t）下令開炮以阻止這艘船進港，就發了一炮，打在Volage的前面，對它表示警告。

結果大清水師一聽英軍開炮了，就立即開火，兩軍就打起來了。這就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中英戰爭（也叫第一次鴉片戰爭）。

出於誤會，兩邊本來可以不打的，卻打了起來。而這背後的根本原因，是兩種非常不同的文化起了衝突！

戰爭中服役的復仇女神號

20

兩邊都不想停止鴉片貿易

這次戰爭不應該稱為鴉片戰爭，因為，鴉片不是這個戰爭的導因。

我們一直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中國是反對鴉片交易的，而英國是支持鴉片交易，以至於兩國才打起來。

但事實上，當時中英兩國都不想停止鴉片交易，清政府其實是允許鴉片交易的，他們可以靠收取重稅，來獲得巨大利益（還記得前面提到的「公行制度」嗎，鴉片在中國是由中方定價，中方代售，並且抽取重稅），清政府和英國鴉片商官商勾結，兩邊都不想放棄。

對，中國有林大人反對鴉片交易。但是，林大人是極少數，林大人在清政府里是被排擠的。為什麼林大人是「悲劇英雄」，就是因為林大人的立場，不代表大清國的立場。不只是朝廷，中國的農民都紛紛放棄種植農作物，改種鴉片。

而清廷的態度不光是視而不見，根本就是公開支持。前面也提到了，中國的雲南省當時已經普及到用鴉片作為流通貨幣。

清政府即使不向東印公司購買鴉片，仍然會自行生產、或是向南洋的其它國家購買。

也正是這個原因，這個理由，使得英國鴉片商向英國政府辯稱：向中國人販賣鴉片無可厚非。

他們在英國國會的辯詞是這樣的：「就算我們不販賣給中國人，中國人也還是會種，或者向別人買。所以，中國人吸鴉片上癮是他們自己的錯，不是我們的錯，我們賣鴉片給他們是無可厚非的。」

21

誰是真正與鴉片爭戰的人

可是，有一群人是真正地在跟「鴉片」在爭戰！他們打的那場仗，才是真正的鴉片戰爭。

自從馬禮遜來華之後，西方的宣教士大批湧入中國。他們當中有不同國籍、不同的神學立場。可是，反對鴉片貿易這個議題上，他們的立場是完全、絕對一致的。他們一致反對英國政府販賣鴉片到中國來。

當時，在中國有一個叫Whitehead的牧師說：「The missionary in China areabsolutely one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of opium traffic.（在反對鴉片貿易這個使命上，來華宣教士是完全一致的。）」

22

不願在祖國的罪惡上有份

第一批證明鴉片對身體有害的，就是英國的醫療宣教團隊。

其實，英國本地的醫生和科學家，他們早就應該知道鴉片有害。可是，他們從來不用實驗證明，他們不知道鴉片有害，是因為他們「選擇不知道」。

而他們「選擇不知道」，是因為他們知道在中國販賣鴉片，會給他們的祖國帶來極大的利益。他們「選擇不知道」，是因為這些萬惡的資本主義者，沒有把中國人當人來看！他們沒有看到中國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有尊貴的形象的人。

可是，英國的基督徒不一樣，這些宣教士，他們愛中國人的靈魂，他們沒有辦法視而不見！英國的科學家、醫生不願用實驗證明鴉片是毒，這些宣教士就來證明。

當時的英國宣教士和基督徒，不願在他們的祖國的罪惡上有份，便一致反對他們的帝國。

當時有一位牧師名叫格瑞斯·約翰（Gris John），很多英國的基督徒國會議員引用他的一句話，他在國會中反對英國的鴉片政策。他說：「我們不可以因為防止中國人自殺，我們就去殺他們，中國人自己會吸鴉片，是不對，但我們不可以因為防止他們自己種植鴉片，我們就賣鴉片給他們，這個是很簡單的倫理。」

可是，儘管宣教士證明了鴉片的毒性，他們發動的「反鴉片運動」，仍然遭到極大的阻力。不但遭到英國帝國主義、東印度公司、資本主義的阻力，更大的阻力其實來自清政府、國內民眾！

23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唯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聖經·詩篇》第1篇）」

這些英國基督徒，為了「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寧肯被自己的同胞唾棄，寧肯不顧自己祖國的利益。因為，他們愛中國人的靈魂，他們愛基督神的國度！

當年，歐洲的宣教士們作了一個約定：絕不搭乘運載鴉片的商船！因為他們相信，上帝所喜悅的人，是絕「不站罪人的道路」。他們不從惡人的計謀，所以載運鴉片的商船，他們絕對不肯上。

那怎麼辦呢？當時從英國和歐陸駛出的商船全部都有鴉片，但是英國駛向美國的船是沒有鴉片的，因為英國人不對美國人販賣鴉片，而美國駛向中國的船也不載鴉片。所以，英國和歐洲的宣教士到中國來，他們都是坐船先到美國，再從美國坐船到中國。

可是，你知道嗎？

當時，即使是從英國或歐陸直接坐船來中國，都需要3-4個月。從英國坐船到美國，需要一百多天橫渡大西洋，再從美國再坐船到中國，又需要一百多天橫渡太平洋，還有等船的時間。

因為拒乘載有鴉片的英國商船，他們差不多要多花半年時間才能到中國。

在沒有飛機、內燃機、現代導航的19世紀，交通很不發達，船上淡水、食物儲備有限，常常要忍飢挨餓，而且隨時會有喪命危險。

24

那美好的仗他們替我們打贏了

1865年，美國宣教士丁韙良出版了專書，論述鴉片危害，以及有關鴉片貿易的法律問題。

1868年，《中國叢報》從創刊開始就不斷用中英文刊載各地宣教士，反對鴉片貿易的文章。

1874年，在中國的西方宣教士成立了「英華禁止鴉片貿易協會」，號召所有的宣教士積極地向英國報告鴉片的害處，並且呼籲英國禁止鴉片貿易。「內地會」負責人英國宣教士Benjamin Broomhall彙編中國境內140多年來，宣教士禁煙的言論《在華宣教士禁煙言論集》《吸食鴉片的真相》《英國的罪惡與愚蠢》，出版以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888年，宣教士戴德生在倫敦「第三屆國際宣教會議」當中指出：「英國的鴉片在一個星期裡面，對中國人所乾的壞事，抵消了西方在華的宣教士，用整整一年時間所做的善事。」戴德生並且呼籲全英國的基督徒，投入反對鴉片貿易的禱告以及行動當中。

由於宣教士們在民間積極地活動，英國的基督徒終於認識到鴉片危害中國的罪惡，最後做出了實際的行動。禁煙派終於在英國的議會當中佔了多數，西方各國也同時受基督教道德譴責的壓力，迫使英國政府在1906年通過：從1908年開始，十年之內，每年減產十分之一，到1917年徹底地停止鴉片貿易。

1909年在上海，以及1912年在荷蘭海牙，分別召開了兩次國際會議，中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義大利、日本、荷蘭、伊朗、葡萄牙等國共同協議，全面禁止鴉片、以及毒品貿易走私。

25

尾聲：別再讓宣教士再背鍋了

鴉片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一百多年了，已經成為前前朝的歷史。可是，很多國人今天一提到那段歷史，仍舊活在恥辱和仇恨中。

是的，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里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是的，帝國主義用船堅炮利敲開了我們的國門！是的，帝國主義當年燒了我們的圓明園！

但是，請不要再說當年的宣教士們是帝國主義的「幫凶」、「乘著炮彈飛來」、「思想侵略」，這個黑鍋他們已經背了一百多年了。

鴉片貿易危害的是中國人，受益的是英國（西方）人，還有清朝貪官和姦商。哪有「幫凶」、「思想侵略者」會冒著生命危險，拒乘載有鴉片的商船，繞道大半個地球來中國，一邊幫中國人戒煙，一邊積極反對「對於自己祖國有利的鴉片貿易」？

今天，我們正在崛起，正成從「大國」走向「強國」。可是，如果一個國家連面對事實的勇氣都沒有，我們不禁要問：它真的「大」嗎，真的「強」嗎？

……

上文說到，葉名琛想，這事兒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無妨，更總結出對付洋人的「獨門秘訣」，就是壓根別搭理，對方提什麼要求一律拒絕就行，這樣問題就「解決」了，還能得皇帝褒獎，陞官發財，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當然洋人也不會那麼好欺負，其實心中積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個借題發揮的機會....... 

（此處省略五萬字，主要是發不出去）

所有的不滿在1856年完全爆發了。於是乎，一支英法聯軍，承載著英美法俄這四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野心」，向著廣州進發了。

廣州瞬間破城，葉名琛被捉走。咸豐收到奏摺，頓時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怎麼我們一直勝利勝利再勝利，突然就破城了？於是批閱道：覽奏，實感詫異！

英國跟大清打交道，累積了不少經驗，其中一條就是：你就是搗翻大清的半壁江山，皇帝也不會在乎的，必須直接搗他的家門。這時距第一次鴉片戰爭已近二十年，天朝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麼樣的了，結果等號稱最強的大沽炮台慘遭秒殺，咸豐還在那裡莫名驚詫。怎麼辦，簽約唄，簽完約吃飯。

《天津條約》相對之前的條約，主要變化是允許外國軍艦進入長江，允許外國人進入內地，增開通商口岸，允許外國人進入北京設立使館。

綜觀兩次鴉片戰爭所簽各個條約，內容其實並無什麼不平等之處，大開國門本就是與時俱進，賠款屬於國際慣例。至於理論上比較出格的軍艦入江、割讓香港、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這四條，軍艦入江只能怪清廷無能，長年內戰，無力保護外僑，那就只好讓人家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割讓香港，則是因林則徐兩次給所有英國商人斷水斷糧，說到底還是安全問題；領事裁判權蓋因大清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極其野蠻，外人不能接受；至於協定關稅，就只能責怪那些敲詐勒索外商的貪官了。

當然了，方式是極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稱其為「不平等條約」。但這樣的不平等也是大清自己招來的，若是大清能早點放下身段，先擺出一點平等的姿態，本來也不會無端遭此命運；除了俄與日本確實野蠻以外，英法美大體上都是講道理的，而大清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學習對方的先進技術，日後更不可能任俄羅斯與彈丸之地的日本宰割。

薛福成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傳統觀念逐漸崩塌，敏銳的指出：西方人對大清以誠相待時，大清官員想的卻是怎麼再多撈點小便宜；而當西方人轉用武力威脅時，大清馬上就妥協退讓。事實上，清朝的歷史就是這麼個循環：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籤條約——清廷不肯執行——再次惹怒洋人，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一直持續到1900年庚子之戰，上國的威儀終於被揍得蕩然無存。這段期間內，大清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長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虛浮的皇家尊嚴和那不能為人民所分享的所謂「主權」了。

現在故事還沒發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嚴還是暫時不能丟的。根據《天津條約》，簽定之後，外國使節應進京換約了，這是所有的殘酷現實里最讓咸豐慌張的——外國人要進京面聖了，而且不會三跪九叩！這是對遺續千年的那點帝皇威望和「萬國來朝」之類夢囈的最致命的一擊，也是咸豐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豐恐慌到了什麼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鴉片合法、取消一切關稅、再多賠幾百萬兩白銀為籌碼，阻擋洋人進京面聖，後來又想在上海換約、在海上換約，千方百計阻撓，足見皇帝心中的價值取向——一切現實的國家利益，都可以對其皇者之尊讓步——只可惜戰敗者在談判桌上是沒有發言權的。

此時咸豐親自主持外務，但水平實在不比葉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點計謀，無非就是「先派鄉勇與夷交戰，朝廷再出面調解」之類老掉牙的帝王權術，滿腦子柔遠羈縻之類安撫藩屬國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豐的智庫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這種完全超越自身理解範疇的危機，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堅持，此時的咸豐可以說是大腦短路，行事作風已完全不可理喻，咸豐帝本人成了繼林則徐、葉名琛之後的第三個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為直接導致了「萬園之園」圓明園的被焚。

《天津條約》上雖然有咸豐親筆簽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該條約當成一紙空文，僅作「緩兵之計」，負責簽字的桂良上奏說：「此時英、法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只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咸豐覺得此計甚妙，只待時機一到便可執行，這樣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設公使駐京。可洋人又哪會理會這種丟車保帥的伎倆，這分明是想再討一頓打。

洋人堅持進京換約，咸豐又規定人數不得超過十人、不得坐轎、不得列陣儀仗、換約后立即離京。但老外們早看透清廷那點心思，這次來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們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幾」，得到的指示是拒絕一切貶低使節身份的接見儀式，為了保證這一點，必須有海軍隨行護航，因此對咸豐的要求一概拒絕。

咸豐決計不能讓別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損了威嚴，於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員悍將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屬國朝貢的儀式入京，可以「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並且堵塞航道，讓洋人走北塘繞一個大圈進京，若洋人不從，則可「師出有名」。天知道這時咸豐的大腦里到底在想什麼。

英國人把船開到大沽口，發現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團阻擋，大清解釋說：此地沒有衙門，也沒有軍隊，只有這些自發組織的愛國民兵團。僧格林沁曉諭公使改道，當時英法堅決不從，要求清理航道，美國則答應繞道而行（因為中美條約之間根本就沒有換約的協定，其實本來是不能換約的，但就像前幾年修約事件一樣，清廷無人懂法，沒人看出這點，所以美國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賣乖，馬上見好就收），於是美國公使又被「民團」允許登陸，接著被幾個乞丐用騾車拉到北京，又遭軟禁數日，而且約還沒換成，皇帝沒見著，後來又被拉回北塘，終於換了約。

此事被西方各國視為「奇恥大辱」，這就完全屬於大清自己背信棄義，皮痛找打了。而英法兩國在大沽口乾耗數日，連個政府官員都見不著，只有一堆「民團」，其實這種破綻百出的伎倆哪裡瞞得了外國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體大清子民，長期以來卻沉迷於自己的這些「小聰明」里，結果給列強們留下了一個印象：愚蠢，自作聰明，毫無榮譽感。

後來英法決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驅北京。這幫人正幹得熱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卻是連半個清兵或民團都沒有——表面看來是如此，其實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著，準備按咸豐指示，給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們「名正言順一擊」呢。後來一些英國將領承認：他們知道清軍埋伏在那裡，但根本沒把對方放在眼裡。這回他們可是大錯特錯，僧格林沁可說是繼林則徐之後第二個正兒八經能辦事的大員，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獸，此人調教出的軍隊絕不可與英法之前遭遇的腐敗軍們同日而語。

結果大沽口之戰，英法大敗，捷報傳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歡樂的海洋，而英法兩國暴怒不已，南下調兵遣將，此舉又被朝廷看作對方認輸投降的信號，於是覺著自己的軍事實力好象瞬間上了好幾個台階，這下事態總算是「正常發展」了。咸豐覺得這時差不多該「恩威並用、柔遠羈縻[ ji mi，拉攏]」了，於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紅白臉的把戲，又擺起了天朝上國的譜來，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條約》作廢，不過念在洋夷恭順，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條約》另立新約，換約在上海進行。

英法當然不會「自悔求和」，第二次捲土重來時，清軍手裡那點燒火棍又不夠看了。等到發現事態不妙時，咸豐又慌了（一個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轉換而又屢教不改的），於是又耍起了小聰明，派人每天給英法發去照會，內容都差不多：你們怎麼來打我們呢？這是誤會一場啊！快來北京換約吧，我們等著你們呢。意思就是我們大家就當大沽口之戰從來沒發生過，坐下來好好談吧。說實話，咸豐自覺這封信「暗藏巧機」，相信聰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卻偏偏不是他這等「聰明人」，覺得這些照會簡直是莫名其妙。英法還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淪陷后，清朝終於改口了：別打了！我們投降……

這次來當然就不是天津條約那麼簡單了，大沽口之戰的帳也要好好算一算。後來英國派出巴夏禮和威妥瑪談判，本來所有條件都談好了，結果咸豐一看：媽呀，又要進京，還要帶一千衛兵！這還得了，咸豐這回是徹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訓：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於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虜英國使團一行39人，準備以此為人質，與英法談判。

襲擊使團，國際法之大忌，世界震動，打，打死他丫的！聯軍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動了，這種情況是聞所未聞啊，咸豐彷彿都能感覺到自己的龍椅在震動，但死到臨頭了，居然還在嘴硬，後來跟英法談判，一句話：什麼都可以談，使節進京的問題絕對不能談！

不能談就繼續打。此時法國得到情報，皇帝在圓明園休假，於是派兵前往，大潰清軍，但是皇帝不在，結果撲了個空。法國人一入圓明園，虎軀一震，媽呀！長這麼大沒見過這麼多寶貝！這真的是在大清國嗎？法國人二話不說，馬上動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沒能洗完。周邊淳樸的大清子民聞訊而至，終於將圓明園洗劫一空，順便放了把火——請注意，圓明園的第一把火是大清自己人放的，只不過手法太不專業，殺傷力有限，至於第二把火還得過會兒再說。仗都打成這樣了，連皇帝家的別墅都給打殘了，咸豐只得放下自己那點可憐的堅持，終於答應了外國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聖。

不過外國公使最後還是沒能見到咸豐，因為咸豐一口氣咽不下去，掛了。看來看去，第二次鴉片戰爭打響，除了有葉名琛的自負以外，事情發展到這種程度，咸豐皇帝也是「功不可沒」。不過對咸豐來說，這種堅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為自古以來，還沒說是哪個藩屬國的使節見了皇帝可以說是不用三跪九叩的，這禮數要是壞在了咸豐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聞所未聞的千古之恥、萬世罵名啊，無論如何他也要保住這點面子，以至後來咸豐鬱鬱而終，給人的感覺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對諸列強來說，他們是無法理解咸豐這種心態的，對他們來說，兩國交往，就該平等相待，清國雖然戰敗，之後派官員出使國外時，外國也是以禮相待，偏偏大清的皇帝把他們當成藩屬國，其最重要的標誌就是逼使節向皇帝下跪。這跪禮之爭從乾隆時期開始算起，已持續大半個世紀，到咸豐這代總算是劃上了句號。

更令人震驚的事發生了。英法要求大清釋放使團，於是巴夏禮等一行39人，不對，是19人，被放出來了。這19人的狀態用三個字形容叫「半條命」，剩下20個乾脆被大卸八塊。這簡直是莫名其妙，大清本想拿使團做談判籌碼，結果還沒談完就先行撕票了，說到這裡，我已經不知該怎麼解釋清政府的行為了。總之，友邦莫名驚詫，英法一商量，這口惡氣忍不下去，不給個迎頭痛擊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頭上撒泡尿。後來兩國產生了分歧，英國說要燒圓明園，法國說燒那有球意思，不過是個皇帝的度假村，要燒就燒皇宮。雙方爭執半天，最後英國說服了法國，於是大隊人馬殺進圓明園，這回是專業縱火隊，圓明園基本所剩無幾。

這裡要順帶一提的是大清對國際法的理解。咸豐死後恭親王主持外務，反正聯軍打到皇城根下，說什麼也得服了，不過恭親王發現一點：洋人和過去那些藩屬國很不一樣，簽完條約之後居然能照之執行，說撤軍就撤軍絕不拖延，也不多討小便宜。而這些人又處處以所謂「國際法」攻擊大清，大清自該以對方最重視的「國際法」回擊。

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大清終於接觸到了中文版的《萬國公法》，這距離林則徐上次詢問伯駕有關「領事裁判權」的內容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學習了國際法后，只想以此對付洋人，從來沒想過要自己遵守，這種務虛的態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學造詣，在談判桌上依舊慘虧給對手，無論勝仗敗仗，一旦簽起條約，永遠都是大清吃虧。再加上後來西太后獨攬大權，簽約之事總被個別人的意見所左右，雖然民間有人指出「外國這不合法那不合法」，大清完全不必退讓，但腐朽的清廷卻毫不理睬，而民間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國，使大清百姓逐漸產生一種觀點：國際法是強國用來欺負弱國的工具。這種理解一直流傳至今。

圓明園第二次被燒已經是四十年左右後的事情了，這回縱火的是八國聯軍。關於拳亂，中國史學界的有識之士早就要求撥亂反正，沒辦法，義和團做的實在是太過分了。但也有人為義和團辯護，說是「外國侵略在先，義和團排外在後」，這種說法不值一哂。且不說「侵略」有一大半是大清自找， 義和團所謂的「排外」行動，幾乎不殺外國人，專殺中國人，毀壞洋貨亦是對私人和公共財產的嚴重踐踏，從仇視洋人發展到仇視洋紙、火柴甚至鐵路、電線桿，嚴重阻礙國家建設和科技進步，及至後來揚言要攻擊外國使館，等真招來洋人後又不戰而敗，除了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不斷招致災難，於國於民無半點利處，哪有半點「排外」的樣子？這樣的愚昧暴民、烏合之眾，居然被某些人奉為英雄，我又時常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只能理解為：那些說義和團是英雄的，和義和團其實是一丘之貉。

人常說「落後就要挨打」，大部分人卻始終將「落後」理解為拳頭的力量， 其實，文明的落後、觀念的落後，才是挨打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愚昧閉塞、弱小落後，一方面卻又自作聰明、自以為是，這兩點結合，使的大清對外來文明、外來人士都充滿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觀日本，在國門被炮火打開之後，立即打出「文明開化」的旗號，知恥后勇，勵精圖治，使兩國的命運在未來發生根本性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