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類分子的子女

編者按：

　　《五類分子的子女》發表以來得到社會各界的很大反響，讀者的留言似井噴一般。我們已經接連換了十二次留言，仍然無法滿足大家上登留言的願望。還不時有讀者因為沒有看過，要求查找。為此，在此文發表半年之際，我們決定重新刊登，與讀者重溫，並為大家開闢上傳留言的新園地。

導讀：

歧視五類分子（有段時候是七類）的子女，從一出生就把他們打入另冊，用種種不正當手段壓制他們的發展，是一種粗暴的做法，是對人的尊嚴和權利的野蠻侵犯，是皇朝歷史上等級壓迫的延伸。然而，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這種野蠻做法在中國都大行其道。

反思歷史上的誤區，挖出它的根源和現象，匡清思想，是為了在當下更好地實行人權和人道主義，實行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念。

本文將高度重視另一個現象，並予以描寫。那就是，即使在錯誤政策的高壓下，即使在大多數人都對五類分子的子女敵視、壓制之時，老百姓中依然有不少人（包括某些幹部），對他們予以幫助和同情，充分顯示了人性中的善良和正義沒有完全泯滅。同時，部分五類分子的子女的一些特殊的人格特徵，和他們的絕境中的掙扎和反抗，都將引起我們的關注。

　　　　　Ａ

1971年冬天，我去吉林農村，看見村裡一個小男孩，大概八、九歲，他拖著鼻涕，衣衫褸褸，十分齷齪，臉上帶著恐懼和驚惶。有人告訴我，這是小地主。我推算，按他的年齡，至多是地主的孫子。我看見，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欺凌他，把痰吐在他臉上。

我的靈魂在顫抖。

在我的故鄉上海，人們只罵我是資產階級的狗崽子，沒有人叫我小資本家，在農場，他們還是稱我知識青年。這使我深刻地認識到，我還遠沒有真正地墜入地獄，我至多是在地獄的邊緣行走；而在那些愚昧落後的地區，黑暗是那麼地濃重，受苦受難的人們還在不見陽光的深淵掙扎；而雨果的巨著《悲慘世界》的警世意義還遠沒有過時。

今天，當我坐在電腦前，開始寫這篇文章時，當我反覆考慮這種寫作還有沒有意義的時候，那個可憐、齷齪的小地主就一再出現在我的眼前，猶如一聲響鞭抽在我光著的脊樑上。我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暴君，焚書坑儒，殘暴地屠殺知識分子，毀滅文化，但時至今日，還有人鼓吹他是千古一帝。元朝統治華夏的時候，人分四等，漢人是第三等，南人是四等，都是最低等級，和牲口一樣任人奴役。還把職業分成十個等級，妓女是八等，讀書人是九等，還在妓女之下。把五類分子（俗稱黑五類）的子女打入另冊的做法，不過是元朝等級制的延續和復活。歷史已經行進到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這種野蠻做法什麼時候得到過真正的揭露和批判呢？難道我們應該把這巨大而深刻的歷史現象輕輕放過，對它在國人心目中的血痕也刻意粉飾，讓它的陰魂藏在皮袍之下，繼續發酵，有朝一日重新冒頭害人嗎？

聯想到當下，文革已經過去４０多年了，但是替文革翻案的呱噪之聲不時冒出，有時甚囂塵上。這些都告訴我，寫此文很有必要。

我想，一個人，做下某件事情，不論是好是壞，如果他是一個成年人，那麼，他應該做好承擔責任的準備。但是，五類分子的子女完全不一樣，從他們降臨人世，什麼都沒有做，只是哇哇哭幾聲，就已經列入了另冊，就已經按上了父輩的罪名。這和聯合國憲章所說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等原則，有一毛錢關係嗎？說穿了，其實質就是皇朝的誅九族，夷三族。不同的是人類的文明已經進步了許多。

不由回想起我的少年時代。我的小學和中學，都在上海的徐匯區，這是上海相對富裕的區。但是，我記得很清楚，我的同學中間，家境好的並不多，除了資產階級、高級職員、國家幹部之外，大部分家庭都過得十分清貧，工人、城市貧民的日子不好過。至於五類分子，更是不堪，我去過幾個同學家，一家父親是右派，我的同學在家中是老大，他下面有五個弟妹，像一堆小蘿蔔頭。他說話聲音很輕，像是怕驚動什麼人似的。那時候我們班排話劇《紅岩》片斷，就有同學說，你說話這麼輕，講台詞下面都聽不見。他說，是呀，我不演角色，就替你們做服務。於是，好多瑣碎的事交給他，他從來不抱怨，只是默默地做。他的父親原是一個小企業主，不是知識分子，也沒說什麼太出格的話，卻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教。只靠母親微薄的工資，養活６個孩子，我想像不出他們的日子是怎麼過的。我上他家裡去，只要遇上吃飯，桌上就只有一碗青菜。

另一個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軍官，他們兄妹兩個，母親卧病在床，一天我上他家裡去，真正領教了什麼叫「家徒四壁」，像是被大水沖洗過。這同學身材亭勻，跳繩特別厲害，能連著跳出十多個雙飛，甚至還能跳出三飛，全班只有他一人會跳三飛。今天我回想起來，驚訝的是，那男同學英俊的臉上始終有一種光亮，像是自信，像是不甘，我始終不明白，在那樣的外界和家庭環境中，他要有怎樣的意志和底蘊，才能臉上有這般的亮光。許多年後我才知道，他的父親在抗戰時參加了國民黨的遠征軍，在緬甸和日本兵進行了殊死搏鬥。

現在我的兒子，他們的食品是那麼豐富，魚肉龍蝦都是家常菜。我和他們說起我那時的情況，他都不願意聽。我不由陷入深思，想到的是代溝、記憶和苦難。

今天我要說的是，當時孩子們中間沒有隔閡，不管是資本家出身，還是右派、反動軍官的子女，還是工人、城市貧民出身，大家都是一樣的孩子！都有一顆天真尚沒有受到玷污的童心，關係好得很，家庭出身沒有在我們之間劃上鴻溝。那時我們玩的大概區域，北起淮海中路，南到建國西路，東起陝西南路，西到衡山路，中心地帶是永康路上的外國弄堂。這是我們的領地！我們玩官兵捉強盜、刮香煙牌子、打彈子、鬥蟋蟀、踢足球，無拘無束，忘乎所以！孩子的天真活潑消融了一切階級概念。太陽西下了，我們回到各自或富裕、或清貧、或家徒四壁的家庭中去。

我描寫的這一段，完全屬實。我是想說，童心不產生階級歧視，哪怕一個家庭吃的是雞鴨魚肉，另一個家庭吃的是泡飯鹹菜，如果沒有外來思想的灌輸，他們不會自發地產生階級仇恨。並不是因為一家過得好了，另一家就為此要受苦，兩者不構成因果。五十年後，我們一些同學聚會，對此都有真切的認識。

孩子們很無辜。只是由於階級路線的強行貫徹執行，才在中小學生中造成了分裂。人性中潛伏的惡被錯誤的政策發掘出來了，煽動起來了，才產生了後面的紅衛兵，有了令人心痛的學生斗學生，學生斗老師。

　　　　　　Ｂ

在這篇文章中，我並不想簡單地呈現苦難，這是謀篇時候就想好的。如果僅寫黑五類的子女遭受的不公和坷坎經歷，不是不可以，而是因為已經遠遠的不夠了。所以，我放棄了許多單純的苦難描寫，我要表現的是苦難中的人性光亮，是五類分子的子女中的一些特殊性格和他們的苦悶徬徨，以及一些有愛心的人對他們的暗中關懷。

成的父親是個歷史反革命，早早就去勞改了。但是家庭出身並沒有讓他成為一個謹小慎微的人，反而使他變成一個桀驁不馴的人，一個要強的人。他右手壞了，就用左手學習擊劍，竟然一劍成名，取得了南京市的青少年擊劍冠軍。高中時又因為談戀愛，初嘗禁果，受到學校的處分。在許多學生的眼裡，他太出格了，太惹人注意了，簡直就是一個刺頭。

文革開始了，當眾人都知道此人的老爹是歷史反革命時，一些革命幹部子弟、紅五類子弟的血開始沸騰了，再不能讓他囂張了，一定要把他的反動氣焰打下去。他們斗他，批他，把他的腦袋重重地壓下去，然而他一再把腦袋抬起來。他引用黨的政策，出身不能選擇，重在政治表現。他把當時革命理論中對自己有利的都搬來了，他的口才太好了，又有較高的文學素養，幾乎出口成章。他說毛澤東不是出身貧農，卻成了偉大的領袖；周恩來也不是工農出身，卻成了一國總理。你們有什麼理由僅用出身一條，就要壓制我們的革命熱情？他不像是替自己辯護，倒像是發表熱情洋溢的廣場宣言，他的對手理屈詞窮。

他們當然不甘心失敗，就拚命地打他，他拖著傷痛的身子回家，想來想去不對，只有針鋒相對。於是，他也成立戰鬥隊，都是和他玩得來的同學。一次和對方發生了激烈的武鬥，用的是皮帶和課桌椅的木腿。軍管的部隊聞訊趕到，把他們全抓起來了。第一件事就是填表，其中最重要的一欄就是家庭出身。對方組一個一個填，寫的都是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輪到成了，他一點不含糊，在出身一欄里寫上「反革命」三個字。

邊上的同學看呆了，他是何等的豪氣，何等的瀟灑！

不由想到了我的經歷。那個時候我也不甘心，也出去寫大字報。就有個別幹部子弟特別恨我，憑什麼資產階級狗崽子也要造反？他們襲擊我，用皮鞭抽我。還揚言要來砸我的家。那天晚上，五個同學就聚集在我們家的底樓，父母和弟弟妹妹就在樓上睡覺，我想他們肯定睡不著。我們也準備了皮帶和木棒，一邊印傳單，一邊等著他們。窗外的天穹上，懸著尖尖的月亮，像一枚銀鉤子，勾住了我的心。

這個情節被我寫進了1981年發表在《小說界》的我的中篇處女作《月亮圓了》里。

那晚他們沒有來。

成的其他行為也讓人刮目相看。他下鄉了，但很快就離開，他看準了一件事，養蜂。戶口沒地方落，乾脆不要了。沒有了戶口，糧票、油票、布票、肉票，十幾種票統統沒有了，他成了一個徹徹底底的「黑人」。其實不可怕，他最多時養了近百箱蜜蜂，還租用了卡車，夏天去北方，冬天回南方，他和蜜蜂一樣辛勤勞作。他做了十多年的黑人，活得自在、滋潤。

我以為，這種反抗的姿態十分迷人。

現在，他已經進入了人生的晚境，卻有了舒適的環境。有意思的是，他還和昔日武鬥的高幹子弟成了朋友。這說明，經過歷史的淘洗和演變，大多數人都能回歸正常的人性，寬容之心隱藏於人的靈魂深處。

接下來這個事例，就有點可悲。

我聽說過不少當年對待地主的一些殘忍、可怕的做法，這裡我不想把它們寫出來，還是寫他們的子女們吧。

一個幹部，參加革命幾十年了，已經有相當地位了，可是他心中卻被一事苦苦糾纏著。因為他的母親，一個逃亡的地主婆在他的家中。他的父親，當年的地主在土改中死了，母親沒死，卻無處藏身。他怎麼不怕受牽連？但這是有養育之恩的生身母親啊，猶豫再三，他把她接到自己家中來了。

接下發生的我們可以想象，接連不斷的運動讓人目眩，他是一個知識分子，曾經發表過一些不適當的言論，整肅、批判、高壓，他被舉家遷出省城，遷往偏僻地區。他驀的發現，他受到的處分要遠遠大於家庭出身好的幹部。而且，組織上知道他家中藏了一個地主婆。

他無數次地追問自己，如果當年不把老母親接來家中呢？如果現在再把老母逐走呢？他的心一次次發硬，又一次次發虛。在倫理和革命之間，在大義滅親和親情之間，他無數次的徘徊、猶豫、糾纏。他知道晚了，現在即使把老母逐到大街上去，也晚了，幾十年過去了。但是，母親在他眼裡變了，已經不是慈祥和藹的老母了，而變成了青面獠牙的惡鬼。他的眼睛出問題了。他把外界所給的歧視、壓迫全化成了怨氣、怒氣，發泄到生他養他的母親身上。從來給母親吃殘羹剩飯，還不許熱一下；對母親說話從來是惡聲惡氣。母親在床上躺兩天了，他扔下的話是，死不掉的……

局外人看了都心酸。我不知道是老母親忍受這種虐待好，還是當初就不去接回來，讓她直接死掉，哪種方法對他的生母更好呢？

這種由兒子親手製造的地獄，她的後半生一直在忍受，直到她悄無聲息地離開這個世界。

　　　　　Ｃ

這裡我要寫一個有愛心的女人。黃是一個基督徒，文革前，她常去教堂做禮拜，後來教堂關掉了，她就在家中默默地禱告。

她住在一幢老式房子的三樓，房子的結構很好，就是燒飯要到底樓灶間去，有點不方便。二樓住了一家人家，姓施。男人是國民黨政府的一個官員。黃年輕的時候，曾經遭到流氓欺負，實在擺脫不了，就向施先生哭訴。施先生面孔白白的，很斯文，也沒有多說，只說你放心吧。流氓就此不來糾纏了。她心裡感激施先生，隨即和施先生的太太成了好朋友，經常一起搓麻將。

後來，生活發生了變化，施先生被抓走了，黃鶴一去不復返，死在監牢里。麻將也不準搓了。施家有一個兒子，叫小果，小果是遺腹子，生下來就沒見過父親。而黃孤身一人，又沒有孩子，所以黃很喜歡施家的兒子小果，常常把他帶到三樓自己家裡，給他吃餅乾，吃香菲子，看小人書。有時小果在她家玩，一玩就是一下午。

再後來，文革爆發了，里弄里天天敲鑼鼓，敲到哪家，哪家倒大霉。終於敲到施家了，他們家一切東西，紅木大櫥、紅木床、八仙桌、梳妝台、舊沙發、落地燈，全都被抄走了。小果和他的媽媽也被掃地出門，住進一間亭子間。６平方的房子里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張竹床，一隻馬桶，一隻鋼精鍋。他們呆坐到天黑，才想起燒一鍋粥。

天全黑了，小果和媽媽躺在竹床上，眼睜睜看著天花板。有人敲門，小果聽見了，卻不敢動，還在輕輕地敲。媽媽爬起來了，開了門，是黃，她翹起一根食指放在嘴唇上，右手提一個籠擱，打開，裡面是一小碗紅燒肉。她小聲地說，趁熱吃。香味鑽進小果的鼻子，這是他一輩子吃過的最好吃的紅燒肉。

黃是中學老師，這一年退休了。小果的媽媽在生產組領了商標紙牌來穿，穿二百張得３分錢。每次她領來牌子，黃都要拿走一半。穿啊穿，施太太在簡陋的亭子間穿。從雞叫穿到鬼叫。穿啊穿，黃在三樓自己家裡穿，有時候忘了燒飯。都是為了讓施家母子倆能活下去，為了小果有錢買衣服，買書本和作業簿。媽媽的眼睛越來越壞，戴上老花鏡也看不清紙牌上的小孔了，她不停地咳嗽，佝僂著背，搖搖晃晃，好像隨時要倒下去。終於有一天，媽媽倒下了。黃趕來了，施太太拉著她的手，說，好姐姐，在世上，我只有你一個親人了。我奔黃泉路，最放不下的是小果，我托給你了。

黃不停地抹眼淚，說，好妹妹，你說什麼呀，好好養病，會好的……小果是你的兒子，也是我的孩子呀。當年我被流氓欺負，還是你家施先生解救的。

施太太還是撒手走了。不多久，喇叭里天天叫上山下鄉。黃心裡很煩惱，她想，施小妹是把小果托給我的呀。她拉著小果的手，到居委會去了。居委會主任見了有點詫異，你和他一起來幹什麼？

黃說，我想，我想……主任說，你說話乾脆點，你想幹什麼？

黃卻有些難為情的樣子，這個孩子沒有父母了，我也沒有孩子，想把他過繼過來，做我的兒子。

主任眼睛張大了，你腦子昏掉了，他的老頭子是歷史反革命。你的階級立場到哪裡去了？

黃說，小果是孩子，從來沒有做過壞事。我想，過繼過來，我身邊就有個人照顧。

主任連連搖頭，我明白了，你是想讓他逃避上山下鄉，是嗎？老阿姐，你腦子要清爽點，上山下鄉是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誰敢違抗？

黃灰溜溜逃回來了，心怦怦跳了半天。小果下鄉去了，因為出身黑五類，建設兵團沒有資格去，到黑龍江的農村去插隊落戶。

臨行前一天，黃燒了晚飯，叫小果來吃。黃燒了紅燒肉，說，吃吧，吃吧，以後沒有辦法給你燒了。小果吃了一塊，放下筷子，黃還是叫他吃，她坐在邊上看著，眼裡噙著淚，愁腸寸斷，直到他吃得一塊不剩。

從此她們天各一方。黃不死心，還是跑到居委會去，一次又一次，主任也有點感動了，說，門檻都要被你踏平了。你就把申請信放在這裡吧，你放心，我會替你送上去的。

一晃九年過去了，文革結束了，小果還在鄉下修地球。一天他接到一封信，同時有一份電報。看日期，信先寄出，電報是十天後發來的，但實在山高路遠，交通不方便，又是大雪封山，他收到電報已是五天之後了。小果先看電報，上面寫，思念，速回。再拆開信看，黃寫到，上帝保佑，居委會主任今天對我說，我的申請書上面批了，因為我們申請得早，同意我們過繼了。我終於可以叫你一聲兒子了。我對得起你的姆媽施小妹了……

小果又驚又喜，又有隱隱的不祥的感覺，她叫我速回，是不是有什麼事？他連忙請了假，往上海趕，山高水長，他走了整整三天，才回到上海。沒想到黃已經溘然去世了。居委會主任到家裡來，拿了一張批文給他，說，黃老師不容易啊，那個時候天天來找我，好像這樁事辦不下來，她不活了一樣，真是菩薩心腸啊。我也被她感動了，居委會也幫了不少忙。

小果攥紙的手索索發抖，對著黃的照片，撲通跪下來，撕心裂肺地喊出：姆媽！

主任說，好了，好了，你不要太傷心了。聽說政策已經下來了，知青都要返城了。以後你回來，可以住黃老師的房子了。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黃是一個普通不過的女人，她做的每件事也都是平易世俗的，然而，我們讀她的故事，不覺得怦然心動，熱淚盈眶嗎？她讓受傷的受欺凌的心靈得到了撫慰，讓一切在人的尊嚴面前虛假、做作的行為黯然失色。

我到黑龍江農場時，是文革的中期，那時候黑五類的說法以已經擴大到黑七類，他們的子女還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和歧視。我是一個敏感的人，只要提到出身，我就焦躁不安，好像有燒紅的烙鐵移向我赤裸的胸脯，好像緊箍圈套上了我光潔的腦門。然而，就因為我寫過一些不成樣的小說，在知青中傳遞，場部宣傳科的頭就下了一紙調令，調我去宣傳科上班。一時間我簡直不敢相信，要知道我們農場先後來過近２萬知青，上海天津哈爾濱，有才有德的高中生不計其數。而我只是一個初中生，又是資產階級家庭出身，一個黑七類的子弟，他們卻沒有顧忌選用我。

我感激他們，人和人是不一樣的。是他們給了我自信，給了我勇氣。即使在錯誤政策的高壓下，仍然有人顯示了他們人性中的善良和正義。

　　　　　　Ｄ

　　1979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文件，摘除地主、富農的帽子，他們的子女的家庭出身也相應不存在了。這也包括給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摘帽。但是，我不知道當時有多少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熬過了漫長的歲月，還活在人間，熬到了他們摘帽的一天？沒有見過統計數字。

　　2017年，聖誕來臨之際，有人呼籲抵制洋節。更多的人卻在感受天主之愛，人類之愛，人間之愛。

有文章說，明朝皇帝曾經問徐光啟，為什麼華夏五千年這麼多先賢和宗教都不信，偏偏要信外來的洋教？徐光啟答說，因為天主提出的要愛「仇人」、「照顧最小的兄弟」等思想，不可能來自人，一定來自於真神。（其實在基督教的早期，也經歷了血腥的殺戮和戰爭，後來一步步進步發展，才有了今天的精神面貌。）

反之，把同胞分成等級，並對一部分人及其子女予以歧視、加害，也一定不來自於人，而來自於人類中的魔鬼，來自於專制和愚昧。

十九世紀，法國作家雨果寫下了《悲慘世界》這部偉大的作品。它的卷首語說：只要因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時期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只要本世紀三個問題——貧窮使男人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某些地方還發生社會的迫害，換句話說，同時也是從更廣的意義上來說，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益的。

我以為，當歧視人迫害人的荒謬還沒有被徹底批判、清除之時，人們追求的自由、平等還沒有真正實現之前，我這樣的文章也不會是無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