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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回首話知青

作者：8288 於 2018-9-2 15:4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網路文摘|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5評論

作為當年知青運動的親歷者，我們有責任將文革中「老三屆」上山下鄉真實的歷史面貌告訴後人。

作當年上山下鄉的地方

五十年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場曠日持久的上山下鄉運動，對所有親歷者都是一個揮之不去的記憶。儘管千千萬萬知青各自的家庭背景、性格志向、生活環境，乃至後來的人生軌跡各不相同，但有一點卻是一樣的：他們都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最燦爛、最該用來讀書深造的青春年華，撒落在了田間地頭和荒山溝壑。而一個人的青春歲月留在哪兒，哪兒就是他永遠的「青春原鄉」，終生難以忘卻。所以，曾經的知青們對那個改變了自己人生命運的歷史事件往往懷有複雜的情感：有青春無悔的、有感嘆唏噓的、有深惡痛絕的，卻惟獨沒有願意讓自己的子女也去接受相同「再教育」的。

當年那場看似千軍萬馬、波瀾壯闊的知青運動，其實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政治運動，其本身毫無科學意義與社會進步可言。所謂的「知青」，實則是被強制著不讓學習知識的「知識青年」；他們所經歷的更是沒有任何浪漫氣息的「青春歲月」。或許正因為如此，這場由領袖發起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十年後就嘎然而止，黯然落幕了。

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人到暮年容易懷舊。而年輕時遭受的痛苦和磨難到了晚年往往會被淡化，甚至被不自覺地塗上一層浪漫主義色彩，並在悄悄中轉化為一種無意識的自我撫慰。所以，每當我讀到某些知青作者熱情謳歌上山下鄉，讚美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時，總會有一種啼笑皆非的認同感。畢竟，人的青春只有一次，人生不可能重來；與其嗟嘆抱怨，不如長歌當哭。退一步說，我們這些過來人比起那些殞命在荒原山野，長眠於北大荒，或者至今還在精神病院里苦度餘生的知青患者，已經太幸運了。但無論如何，作為當年知青運動的親歷者，我們有責任將文革中「老三屆」上山下鄉真實的歷史面貌告訴後人。

高中夢碎、求學無門

筆者是當年67屆高中生。社會上許多人似乎有個錯覺，以為「老三屆」知青對前途絕望，自願放棄學業始自文革爆發之初。實際上，文革開始后很長一段時間裡儘管校園狼藉，無學可上；儘管社會混亂、政治環境惡劣，廣大「老三屆」學生依然抱有重回課堂，繼續學習的幻想。真正讓他們轟然夢碎，徹底心死的當頭棒擊乃是1968年底開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自那之後，曾經的同窗好友們就各奔東西，從此天各一方，「相忘於江湖」了。只有到這個時候，莘莘學子們才幡然醒悟，原來我們的宿命是如此另類！如此不堪！想當初豪情萬丈投身文革，看如今傷痕累累捲起鋪蓋，原本再過一年就可叩開的大學之門，從今之後只能淚眼夢中見了。

本人所就讀的連江一中屬於福建省重點中學。該校文革前每年的高考錄取率都很高，曾被樹為全省的「高考紅旗」。以文革前一年（1965年）為例，僅本科錄取率就高達75%，若加上專科則超過了80%，而同年全國的平均錄取率僅百分之二十幾。本人所在的高二（1）班共有47位同學，如果沒有文革和上山下鄉，僅按正常錄取率推算，1967年可望考上大學的人數應該在38到40人。然而，歷史只有事實，沒有如果。到了文革結束恢復高考時，我們這個班總共只有2個人考上本科大學，3人考上大專。本人雖然萬幸在而立之年搭上「時代末班車」，考入了福建師範大學，可那場望穿秋水的高考畢竟遲來了12年！那可是一個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畢業的生肖輪迴啊！

放眼古今中外，有誰能找到第二個在和平時期，全國整整6屆中學生同時失學，同時面臨回鄉和上山下鄉的先例？沒有！過去沒有，今後也絕不會再有！就連當年生死存亡的抗戰時期，全國的大、中、小學都依然堅持辦學（比如西南聯大）。所以，我們這一代學人中無法出大師級人物，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這些老三屆學生錯過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黃金年齡。他們最美好的青春歲月不是在校園，不是在課堂，而是在「廣闊天地」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不妨想一想，楊振寧、陳省身、吳大猷、華羅庚等學界泰斗們在烽火連天的抗戰年代都能讀完大學並脫穎而出，那麼，千百萬「老三屆」學生中又該潛藏著多少今日的大師級學者呢？可惜他們都被埋沒了！這固然是他們個人命運的悲劇，但又何嘗不是整個國家民族的不幸與損失呢？每當想到這裡，我的心情總難以平復。近年來，有個別人居然信誓旦旦地宣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主席有計劃地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英明之舉，是青年運動方向的必由之路。相信說這種話的人要麼缺乏起碼常識，要麼別有用心。誠然，當今中國確實存在有過知青經歷的高層成功人士，可他們當年大都因父母被迫害受株連而上山下鄉，有的甚至還被關進監獄。所以，與其說是「培養」，不如說是落難。值得稱道的是，他們能在逆境中積極進取，自強不息，故而有今天的輝煌，當然可喜可賀。

我們應該讚美患難中的堅忍不拔，卻永遠不可歌頌人為製造的苦難艱辛，更何況昔日的知青大都還健在，往事並不如煙，怎麼能夠閉著眼睛戲說歷史，歪曲事實呢？恕我說句粗話，要是那些當年病死、累死、冤死在他鄉的知青們能夠復活，絕對會氣得一板磚將這伙戲說者拍成碎渣，扔進茅坑。此刻在我的案頭恰巧有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宋任窮兒子宋輝先生的一首詩，是專為紀念上山下鄉運動50周年而作。不妨抄錄該詩開篇第一段如下：

五十年前，我在課桌旁，

與理想青梅竹馬；

突然被告知，

你的理想不應該在這裡，

而應該在田間、地頭、鄉下。

於是，我放下書包，打起背包，

向著一個迷茫的目標出發。

驀然回首，

碎落了一地芳華。

這「碎落了一地芳華」蘊含著作者多少難以言表的哀怨、悲嘆與無奈啊！

回到本人高中班的話題。這個班級的47位同學雖然最終考上大學的只有5位。但沒有考上或根本沒有去報考的同學也絕非無能之輩。他們中有好幾位都是當年出類拔萃的學習尖子，成績非常優秀；要是1967年可以參加高考，上一流大學肯定不在話下，五十年後的今天或許都已成為各個領域的傑出人才了。可惜他們後來的人生軌跡迥然不同，曾經的學霸轉眼「泯然眾人矣」！由於當時瀰漫全國的流行口號是「紮根農村一輩子」，這些同學在農村待了幾年後，眼看前途無望，也就順從命運；有的結婚生子，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務農至今；在艱難求生的掙扎中，在柴米油鹽的煩擾中耗盡了青春朝氣。當十年後恢復高考時，他們都已是幾個孩子的父母，當年的雄心壯志早已消磨殆盡，中學所學的知識也早已蹤跡難覓，根本無法再走進考場。行文至此，我突然意識到我們班的人數已不再是47，其中有12位已經相繼離開人世了。嗚呼，天人永隔，世事滄桑，似乎只在轉瞬之間！

青春尋夢夢難成

當年知青們告別城市，告別父母，來到山村荒野揮汗勞作的情形已是盡人皆知。然而，比起肉體上遭受的痛苦，他們在精神上、心靈上受到的磨難和煎熬，恐怕更非筆墨所能形容。至於那些出身「黑五類」家庭的子女就更不用說了。想想看，正值青春躁動的年華，又是長身體、長知識，充滿人生幻想的年齡，卻不得不奔赴邊疆、草原、荒漠、山區；說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實則年復一年面朝黃土背朝天。既然是「接受再教育」，總該有順利過關，結束教育的一天。那麼，這一天在哪裡？況且這名不符實的「教育」根本是顛倒過來的：插隊知青除了出勞力干粗活，大多還給當地人掃盲、科普、治小病、傳授最基本的文明常識。更令人沮喪的是，隨著年齡一天天增長，知青們不得不考慮戀愛、婚姻、成家立業的終身大事，畢竟「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記得，一位當年跟筆者同在一個公社上山下鄉的女知青，就是因為在山區長期插隊，戀愛受挫，加之一次次苦盼返城的機會，卻一次次落空，終於精神崩潰，瘋了。不妨設想一下，親眼目睹一個女子從清純可愛的少女，變成了失意憔悴的熟女，最後變成了披頭散髮的瘋女，那是一種什麼感受？多年後，當我聽到關於她的最終結局時，我的內心依然禁不住震顫。對一個孑然一身插隊山區的弱女子，還有什麼打擊比得上一次次朝思暮想的返城希望快成為現實時，絕望又追了上來？

那個時期的中國農村物質生活匱乏，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同樣匱乏。如果說正當青春年少的身體還可以承受繁重勞動的話，這個歲數的青年男女卻是最耐不住寂寞，最渴望愛情滋潤的群體，所謂「哪個少女不懷春，哪個少男不鍾情」，實乃天經地義。人生苦短，在生命勃發、激情四溢的青春歲月里，缺失了一段兩情相悅的愛情經歷，怎麼說都算不上一個圓滿的人生。否則哪有「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的千古名言呢？於是乎，總有些不甘寂寞的年輕人開始挑戰命運，墜入愛河，而他們的愛情所能結出的果子慘淡苦澀者有之，凄楚悲催者有之，讓人不忍卒視者亦有之。一個名叫王楊玲的陝北姑娘就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催人淚下的知青愛情畫卷。她是一對北京知青的私生女，1970年11月27日出生在陝北某縣一個偏僻的山村。她的呱呱降臨，非但沒有給父母帶來喜悅和激動，反而讓那對偷嘗愛情禁果的北京知青陷入到恐懼和羞恥之中。在背井離鄉、孤苦無依的插隊歲月里，他們播下的雖然是愛情的結晶，收穫的卻是他們無法承受之重。望著眼前這個孱弱的女嬰，小楊玲的父母簡直六神無主。他們自身的生存都成問題，又如何撫養這個額外的小生命呢？兩個茫然無助的年輕人哭了，絕望的眼淚奪眶而出，滴落在剛剛出生的嬰兒臉上。最終小楊玲被偷偷地送給了當地一對年歲已大，沒有子女的村民。在後來的歲月中小楊玲不但飽嘗黃土高原貧困農家的生活艱辛，還飽嘗了寂寞孤單，遭人歧視的滋味。在小楊玲16歲那年，她的養父母鑒於生活所迫，中斷了她的初中學業，硬是將她許配給了當地一個沒有文化的農民，訂婚禮金僅僅200元！小楊玲在向好心人苦苦求助時哭著說道：「在漫漫10多年裡，我無數次地設想假如生身父母就在身邊，自己的處境會是什麼樣子？我從小跟別的孩子在一起，一吵架，人家就罵我是沒娘的『野種』。多少次做夢我都夢見自己站在村頭等媽媽……」雖然小楊玲最終找到了自己的親生母親，逃出了被包辦的婚姻，可她的幼年、童年，乃至一生都烙下了知青一代苦澀愛情留給她的深深印記。

知青作家葉辛的長篇小說《孽債》，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都不約而同地描寫了那個年代廣大知青的生活現狀和情感世界，尤其是他們所經歷過的慘淡愛情、曲折婚姻與漫漫返城路。細細讀來，不禁感慨唏噓，潸然淚下。如果說這些作品中的故事情節難免有小說虛構的成分，那我們不妨來看看發生在知青年代的幾個真實事件：

1969年，重慶涪陵雙河大隊一些知青偷了農民和生產隊的東西，大隊黨支部書記將其定性為階級鬥爭新動向，結果8名知青在聚會時全部被村民活活打死。在吉林九台地區插隊的女知青光被當地生產隊長齊殿發強姦、猥褻的就達23人。瀋陽軍區某師二團六營連長張國良在三年時間裡共姦淫女知青數十人，其中數人還被迫多次墮胎。而四川巴中的一個林場，10名重慶女知青全部被當地幹部強姦，其中兩人不堪凌辱跳水自殺......禽獸如斯乎，不舍晝夜，其狀何其慘哉！

可以想象，當年這些花季少女遭受如此劫難，其精神與心靈上的煎熬該是多麼凄絕！可這一切她們除了埋藏心底，又能向誰訴說？又該如何維權？那可是一個沒有法制，沒有公理，深陷文革災難的非常時期，不知多少人生離死別，也不知多少人痛苦到淚盡繼之以血，就連國家領導人都橫遭批鬥、備受屈辱啊！借用蘇軾的兩行名句——「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用來表達這些苦難知青們此時的內心世界，可謂恰如其分。

人生路漫漫、願夢永相伴

在紀念知青運動50周年的當下，為數同樣眾多且無城可返的回鄉知青們卻幾乎無人問津。他們的命運結局從某種意義上說可能比城市知青更值得同情。由於這些年來廣大媒體和國家政策都只聚焦上山下鄉知青的返城、就業和其他善後事宜，回鄉知青始終成為被人遺忘的一族。2013年前後筆者在一次遠郊旅行時無意間遇到了一位當年老三屆回鄉同學，在他的盛情邀請下，走進他家做客。賓主落座后我開始仔細打量老同學的家。令人不敢相信的是，黑乎乎的房間里除了一台老式長虹電視和一個啪啪作響的電風扇外，看不到其他任何現代家庭必備的電器。據他介紹，這台體積龐大的長虹電視還是個二手貨，花230元買的。望著他那布滿皺紋，飽經風霜的臉，我忍不住鼻子發酸。若不是此刻電視里正在播新聞，我真不知今夕是何年？

曾經轟轟烈烈，席捲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轉眼已經半個世紀。當年的老三屆現在都已年過花甲，有些已步入古稀。隨著歲月流逝，知青的年代與我們漸行漸遠，很快就將沒入歷史塵封。然而，那種對「青春原鄉」的懷舊情結卻至今無法散去，依然纏繞在我們心頭。

記得女兒20歲生日那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自己這個歲數時的生活景象：鋤頭、鐮刀、斗笠；開荒、種地、砍柴；一碗稀粥，兩片鹹菜，每天都是無數個昨天的翻版。可奇怪的是，當年如此苦不堪言的辛酸勞累，此刻居然幻化成了一串背景柔和、影像清晰的蒙太奇鏡頭——林中開荒聞啼鳥，田間薅草見魚蝦，甚至還有給村民夜校上課，生產隊會餐吃肉的溫馨畫面。或許，這便是潛意識中對知青往事的回憶，對青春足跡的追尋，對自己逝去青春的祭奠。

截至1979年，全國1700萬知青基本上都告別了自己的「第二故鄉」，回到城裡。縱觀知青一代人的命運轉折，國家始終是一個關鍵詞。知青上山下鄉是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的產物，它讓一部分知青得到磨礪與成長的同時，也讓其他知青虛耗了青春歲月，最終成為整整一代人的歷史記憶。

回到城市的知青由於年輕時無緣求學深造，既無學歷背景，又無專業技能，視野觀念也相對落後，所以，大多被安排進街道工廠、集體作坊、國營小廠礦，做著毫無技術含量的工作，領著微薄的工資。可以說，返城伊始他們就已經被邊緣化了。看著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看著大街上往來穿梭的私人轎車，他們無奈地發現自己在故土上竟然成了外人。

歷史的腳步轉眼進入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大規模的下崗潮來了，許多知青又是首當其衝。那些曾經因被安排進工廠企業而欣喜若狂的老知青們，此時面對著下崗猶如面臨第二次上山下鄉。而更令人揪心的是，當年下鄉是單身一人，此時下崗則是拖家帶口。

記得，有一位詩人曾寫過這樣兩行詩：「幸得春風花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不知當年的老知青們讀到它們，會作何感想？造化弄人，造化弄人啊，老三屆知青！

擱下禿筆，我忍不住再次吟誦起宋輝先生的那首詩。詩人對那場改變了無數人命運的知青運動雖然難抑憤懣與感傷之情，卻能以寬容平和之心看待那段早已過往的歷史。是啊，一個人若對從前的苦難始終耿耿於懷，無異於自囿苦難之中。也許正是基於這種豁達心態，詩人在該詩的最後一節中寫道：

「知青貢獻是推不倒的樹，

知青精神是折不斷的麻！

我們曾負重前行，

我們曾輝煌華夏！」

誠哉斯言！只是「輝煌華夏」似嫌溢美過甚。「輝煌」乎？「蒼涼」乎？「悲哀」乎？定論自在人心也！

作者介紹：張傳彪，退休教授，共出版專著5 本；主審譯著1本；發表學術論文一百餘篇。現為國內3所本科大學學報特約審稿人；曾受聘擔任石河子大學、常州大學、閩南師範大學、湛江師範學院、福建工程學院、黃岡師範學院客座教授、兼職教授、講座教授。

作者原系連江一中1967屆高中生，1969年1月上山下鄉，插隊在連江縣丹陽公社東山大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