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低端人口」——社會達爾文主義政治的不祥之兆

特朗普總統來早了幾天。不然，北京市政部門強行驅趕外來人口的舉措，其速度和力度會讓他感嘆不已。

嚴查和驅逐外國非法移民一直是美國的國策，這麼有法可依、理直氣壯的事，怎麼執行起來比北京清理外地人口還理屈詞窮、束手束腳？警察不能隨便要人出示身份證，不可以隨便上門檢查，哪怕非法移民身份被確認了，媒體甚至司法系統也偏袒他們，還會有移民律師去幫他們，把他們從看守所里撈出來。更有甚者，還有好些城市宣布自己是非法移民庇護城市，那裡的警察竟可以不理聯邦政府的命令？！

這樣看來，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衰落真是有制度原因的。

要是特朗普總統了解為啥中國能這麼雷厲風行，美國為什麼拖泥帶水，他一定會在 Twitter 上對媒體說：對不起，你們說我歧視這個侮辱那個，我剛從中國學會了一個詞來回敬你們：「Low-end population（低端人口）, You fake-news guys gotta know what they call their own people。」（你們這些製造假新聞的傢伙真該好好聽聽他們是怎麼稱呼自己同胞的。）

「低端人口」無疑是一個讓人震驚的指稱，查考下來，在北京市一級的官方文件中沒有見到這樣的說法，有的只是「優化」、「控制」和「疏解」這些含糊而中性的名詞。但在區一級政府部門的官方文件或報告中，「低端人口」的說法則頻頻出現。而在實際做法上，現在所發生的就是將外地在京弱勢群體、尤其是集中居住在一些在安全和衛生方面有重大問題的群體在嚴寒中強制趕出，等於坐實了傳言中的清理「低端人口」這個說法。

這裡的問題是：對於這樣一個公然歧視性的社會性敏感詞，官方本來就應該以對待政治性敏感詞的那種速度和力度及時去澄清，制止其傳播，劃清政策界限，而不應該麻木不仁，無所作為，從而在實際上放任基層政府在貫徹政策上的蠻橫。在世界其他國家聽來，「低端人口」是近現代歷史上社會達爾文主義最直白的用法，對此特別敏感的人甚至會忍不住產生一些可怕的聯想。

「低端人口」一詞迅速而廣泛的流行，觸動了這麼多人的神經，即使是在被否定的意義上，也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在當今中國繁殖的不祥之兆，而對在京外地底層勞動者在嚴冬的粗暴驅趕又證實了這一點。在外人看來，一個崛起的強大的中國似乎可以不顧起碼的人道主義原則，對底層弱勢群體為所欲為，召之即來，揮之即去。

所以，對於「低端人口」一說的流行，應該超越特定的城市管理的政策範圍，也不能滿足於官方從來沒有正式使用過它的澄清（事實上，今天世界上恐怕真的不會有任何政府會使用這樣的字眼），而應該通過分析它背後更為久遠和廣泛的歷史和現實背景來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它在當今中國會被構建出來並在正反兩個意義上受到迅速傳播。

上海學者許紀霖先生早幾年就近代史上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和大國言說之間的聯繫做過歷史的分析和現實的批評，也指出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法家的富國強兵理想是一致的。當時恐怕很有些人會認為那是做思想史的人想得太多，但現在看來很不幸，他的話不過是預言了而不是防止了這個令人心寒的發展。

社會達爾文主義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則拿來掩蓋由權力關係決定的過程，用結果肯定過程，抹殺基於權利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維護這個不平等的暴力、欺詐和壓榨。

「低端人口」一詞成為話題，一定意義上說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形形色色的變種甚至叢林法則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超越各種意識形態和政治觀點的內在驅動力。這個西方傳來的主義在中國為成王敗寇的帝王邏輯提供了「科學」的註腳，所以和傳統一拍即合。紅色話語中所謂「歷史選擇了我們」就是典型的政治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命題：適者生存。我們贏了，這個最終結果就說明我們該贏。只要我們今天仍然掌握著權力，我們就是成功的，成功就說明有歷史的必然性。這個政治化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只認成功，它本身就排除了兩個追問：一個是你為了成功使用了什麼手段，另一個是為了你的成功人民付出了什麼代價。

今天有很多人質疑八十年代最終悲劇性地失敗了的那個理想主義，包括很多當年的理想主義者和海外的「人血饅頭」消費者。他們會說：今天中國的崛起就說明當時幸虧沒有追求那個理想主義的政治。更有甚者，他們不屑和你爭辯，而是嘲笑所有懷念和堅持那個理想主義的人是 loser：你們的出走、消聲、邊緣化和被遺忘就說明你們被「無情的歷史」自然淘汰了。

社會達爾文主義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則拿來掩蓋由權力關係決定的過程，用結果肯定過程，抹殺基於權利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維護這個不平等的暴力、欺詐和壓榨。它甚至跳過論證，直接告訴你現狀就是論證，所以它本質上是為現實的權力關係辯護的邏輯。你在現實中是失敗的和處於底層的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說明你是 loser。它排除這樣的疑問：有沒有某種社會不公正使得你成為 loser，是什麼樣的家庭背景、戶籍所在甚至生理性別使得你先天就處於難以和別人平等競爭的地位。每年「兩會」上那些維護特權、壓制弱勢的奇葩提案多少與此有關。「低端人口」不過是聽上去更科學和統計學一點，但卻更讓人脊背發冷。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專制政治是天然盟友，因為它不問過程，只看結果，所以凡是在它盛行的地方就會有對專制權力的崇拜和對強權的心服口服，對強人政治的津津樂道。很多人對具體的社會問題牢騷滿腹，但一說起權力本身和它的代表便肅然起敬。他們很多人並非出於懼怕，而是從心底里對權力敬服、順服。從反面來說這也就導致對自己地位的認命,因為自己也不過是個 loser。不但如此，社會達爾文主義還和道德犬儒主義也是連體兒，因為它用成功本身解釋一切：凡是有助於成功的手段都是天經地義的，而道德會讓你有所顧忌，這就束縛了你的手腳。

社會達爾文主義另一個最大的問題是無視甚至否定個人的價值和尊嚴，因為生存的目的就是通過競爭取得各種意義和程度上的成功。人生如果在競爭的意義上是不成功的，那就不但是失敗的，而且是不值得別人關注甚至自己憐惜的。所以，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國度，一定有很多自輕自賤的人，別人的命不在他們眼裡，他們也不會把自己的命當回事，這就是互害社會的心理基礎。

至於自由平等這樣的觀念，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更是處於兩個世界，完全不平行。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國度，一定是對人生來自由平等這樣的觀念不但陌生、而且還懷疑和嘲弄的社會。它認定這些觀念不是假的就是虛偽的，那些既鼓勵個人成功又提倡自由平等觀念的社會，一定是用它們作為口號騙了人才成功的，要是信以為真就犯傻了，所以自己的社會更誠實、更求實、更務實。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低端人口」這個概念和相關措施很可能讓很多人本能地想起了長期以來有實無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治。這個政治定期通過「自然選擇」——即根據不同的標準劃分人群，挑選形形色色的「分子」（也即"loser"）作為犧牲，同時讓那些沒有被犧牲掉的不但感受幸運，甚至覺得優越，不但對同類成為 loser 漠然置之，還可能幫著落井下石。它把災難說成是學費，把死人說成是代價，他們無非都是為「成功」墊底。為了這個成功，還有更多的低端「分子」要被犧牲掉或者是清洗掉。今天他們消失了，明天就被忘掉。

通過制度安排和意識上的潛移默化，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已經腐蝕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早已不再局限於狹義的政治。中國人當今的等級觀念和由此產生的優劣之分不只涉及權力和金錢，還有戶籍、工作、住房、汽車、外貌和年齡，已經到了非常自然習焉不察的地步。

例如，很多即使對政治和社會意義上的不平等憤憤不平的人，也會對「顏值」這個說法毫無反感。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如果「顏」可以有算得出的「值」的話，那麼美就變成了把人劃分成高低貴賤的等級，具有了可以交換的價值，包含著可以藉此索求的利益，顏值高的人就有了在生存競爭中受到承認的比別人優越的資本。所以，「顏值」在社會意義上的使用，和沿用了幾千年的個人意義上的「漂亮」、「美麗」等等字眼所表達的單純的審美感是不一樣的，它是當代中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美學觀。如果一個社會在公共話語中不但普遍容忍而且為「顏值」津津樂道，那就說明它公然藐視對每個人的人格之尊重；它不但賦予少數人以容貌傲人的社會特權，也意味著多數人甘願自輕自賤。

在這樣的社會，出現「低端人口」的概念毫不奇怪，社會意義上的平等和政治意義上的民主也必然面臨社會心理上的強大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