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女性自願裹小腳怎麼辦

一位媒體人在跟我微信聊天時說：「女權主義是幹嘛的？是思想的進步還是讓女性更幸福？我們看廣東地區，越保守的地方，潮汕等地，越保守其實越幸福。而那些倡導女權的人，往往似乎並不幸福。」

這次聊天的發端，是南都周刊的一篇報道《90后的性與愛：身體永遠在場》，主題是寫一位叫淑嬋的女孩的本科畢業設計：找30位有過墮胎經歷的女性拍攝裸照，再記錄下她們的墮胎故事。她為這個畢業作品取名為《孩子，你是這樣離去的》。

報道顯示，在採訪成果集結起來辦成一個展覽后，這個作品引起了一些女權主義者的注意，她們找到了淑嬋，與她進行了交流。報道中有一段女權主義者對淑嬋作品的質疑，被很多人認為是最精彩的段落。

淑嬋畢業設計《孩子，你是這樣離去的》中的圖片，源自南都周刊

這一段幾乎全抄自淑嬋為畢業設計印製的冊子，原文是這樣的：

【女權：你的題目有問題，怎麼能說是孩子呢？

淑嬋：當一個女性懷孕了，人們就會說：懷了一個孩子、孩子幾個月大了、孩子在動、孩子快出世了。用「孩子」來稱呼胎兒是很普遍的。

女權：但是你現在的主題是墮胎，在這樣特殊的語境下，再使用擬人化的稱呼就會不合適，一些詞就變得敏感有傾向性。胎兒不是生命，所以不能用惋惜孩子生命的方式來講述女性墮胎的故事。

淑嬋：為什麼不是生命？

女權：生下來才算，在此之前無論是幾個月大，它都不是生命。生命的定義應該是獨立的個體、有人權，胎兒只能算寄生。墮胎就比如長了一個腫瘤你會把它切掉嗎？

淑嬋：會吧。

女權：你會心疼嗎？

淑嬋：不會。

女權：一樣啊，胎兒就是一團肉，我們沒有必要賦予它那麼多美好的意義，正是因為社會都認為女人懷孕就該負責任，因此有過墮胎經歷的女性在社會中總會受到歧視、偏見和道德上的譴責。

但作為女性應該有權利選擇是否生育，並且不受到任何束縛和責備，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身體，我們說了算。你考慮過你的展覽中許多參與者都會是在懷念自己的孩子，會造成「墮胎恐懼化」嗎？

淑嬋：墮胎恐懼化？

女權：「墮胎恐懼化」就是人們過分製造和擴大墮胎對女性身體的傷害，比如為什麼不討論扁桃體手術？不討論闌尾手術？因為墮胎背後還有「影響女人生殖力、生育質量」的暗示，再往背後就是女人的價值與「生育力、身體」的綁定。如果一位正打算墮胎的女性看了你的展覽，她會作何感想？你從題目到小彤的案例都很容易讓觀者滑向不能傷害生命、揪出加害者的負面情緒中。

淑嬋：最開始策劃這個項目時我的確是抵觸墮胎的，但隨著採訪的深入，發現它的原因很複雜多樣，沒有絕對的對錯。現在我只想盡量客觀的記錄這種社會現象。

女權：不會有真正客觀的記錄，作者的觀點不可避免的會滲透到作品里。你要為自己的作品可能表達出來的東西負責。

如果說胎兒是生命，那所有的墮胎都是在殺生，無論出於什麼目的。許多宗教反對墮胎就是認定了「生命」這個點。就像殺人犯，無論你的理由是多麼悲情，你都是殺人了。所以你要想討論墮胎話題就必須要明晰立場，回答它的本質問題：胎兒是不是生命？你的答案決定了你是支持墮胎還是反對墮胎。

淑嬋：我沒辦法回答。】

這些質疑，帶著強烈的女權主義色彩，估計是淑嬋創意之初沒有想到的。

2014年冬天，淑嬋有了這個畢業設計概念，她來讀易洞書店跟我們幾個聊過。我當時就提醒她：雖然你不支持墮胎，但是你不能代表所有女性表態。對於有些女性，墮胎是被逼無奈的選擇，但另外一些女性會覺得墮胎技術是她們可以彌補過失、獨立選擇的保障。所以你不應該把徵集志願者的文案寫得很悲情，否則會對後者構成某種冒犯。

淑嬋同意了，當然我們不能要求她拿掉題目里的「孩子」。我覺得有立場沒什麼不好，她的出發點就是覺得社會和媒體，對墮胎女性的心理傷害關注不夠。當時主要是擔心她能不能找到30個有墮胎經歷又同意拍攝裸照的志願者。讀易洞後來還送了她一本《不存在的孩子：19-20世紀墮胎史》（書名里也使用了「孩子」）。

《不存在的孩子》[法]讓-伊夫·勒納烏爾卡特琳·瓦朗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我在這兒並不想討論是否應該反對墮胎，只是由篇頭那位媒體人的感觸，想到最近女權主義屢屢被批評為「行為藝術化」，「全世界都是可供它們敲打的釘子」（參見《為何中國女權運動如此接近「行為藝術」》、押沙龍《我的女權主義，她們的女權主義》），不禁想來談談「女權主義何為」的問題。

我說過，我更喜歡用「女性主義」而不是「女權主義」來翻譯Feminism，「女權主義」是日本首用的譯名本身就有對Feminism污名化的色彩。這是來自戴錦華老師的教導。而篇頭那位媒體人的問題，我在十六年前上戴老師的《女性主義研究》選修課時，在課後就問過她。我當時對女性主義近乎無知，就這麼愣愣地去問：

「戴老師，如果有些女性，她們不介意自己的地位低下，被壓迫，被遮蔽……總之就是她們不追求女性主義主張的女性個人權益，那女性主義應該怎麼辦呢？」

戴老師估計也被問得有點愣，具體怎麼回答的，我也記不清楚了，估計是「這正是女性主義啟蒙的意義」之類。在下一堂課，我卻得到了意外的表揚。戴老師說，她和幾位朋友討論過了，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而且暫時還沒有特別完美的答案。

就在我問這個問題的1999年，《讀書》第10期上發表了楊興梅的《小腳美醜與男權女權》，聽說這篇文章，把素有「男性女權主義者」之名的舒蕪老先生氣得差點兒背過去，到處打電話找人寫反駁文章。

為什麼吶？《小腳美醜與男權女權》的觀點，主要是說近代史上的反纏足運動，也是由男性知識精英發起與推動，如果說「小腳美」源自男權社會的主流審美，並將之內化為廣大婦女的內心意識，「小腳丑」又何嘗不是沿循同樣的路徑，同樣體現「一個男權社會的殘忍的威權」？作者認為：「如果說放足之後男女就人格平等，實等於拿腳的形狀來衡量女性的人格，這些婦女解放的鼓吹潛意識中實暗含貶低女性的傾向」，因此她主張解決問題應該針對具體問題來研討，「而不必在任何男女不同之處都看到兩性的不平等」。作者並且質問：

「清季以來的反纏足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主張婦女解放（甚至是否真正主張婦女解放）都還是個可以考究的問題。更關鍵的是，在強調腳的解放的同時，是否忽視了（儘管基本是無意識的）『人的解放』這一更根本的目標呢？」

明火執仗地質疑「五四」之後主流話語公認的反纏足文明論，難怪宗奉「五四」的舒蕪先生要怒火中燒了。

在某種意義上，這也不過是「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而已。「五四」既宣傳「人的解放」，那麼人對自己，無論是生活、命運，還是身體、皮肉，都不再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而是有自由的處置權。按這個邏輯，上世紀三十年代一位叫老宣的文人已經說出「（纏足）毀傷是第三者客觀的話；在當局者只當作一種修飾，如文身、貫鼻、纏乳、束腳，都是同類的例」。古代女人纏足，與當代女人整容，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呢？

反對者一定會舉出「被動性」作為反對的依據。誠然，古代婦女纏足，很大一部分是被動的：不纏足嫁不出去或嫁不好，被人瞧不起啊。那後來，為什麼民國政府已經嚴令禁止纏足，還是有不少女性死活要纏足或不肯放足呢？因為此前的男權社會已經內化到她們的意識中了呀，你看經過這麼多年的教育，現在還有誰纏足？

但是，這一點很難說服絕對的個人主義者。既然人對自己的身體有自由處置權，那為什麼政府可以禁止其中一種如纏足，而不禁止隆胸、穿耳、削骨？如果說纏足身體，整容科哪些項目於身體是絕對無害的呢？有的禁止有的不禁，判斷的邊界在哪裡？而且，政府有沒有權利干涉個人的身體處置權呢？

由身體處置權，可以擴大到個人對生活的自由選擇。如果某些女性自願選擇依附男性生活，放棄獨立求得安穩，她們的權利是否應該受到尊重？如果她們認可傳統的婦女出嫁-生育-相夫教子的模式就意味著幸福，女權主義者有沒有權利替她們代言？

我現在還會常常想起當年問過的這些問題，也還沒有解除內心的困惑。一般來說，當女權運動狂飈突進的時候，這些問題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先驅們完全可以用一句「啟蒙程度不足」或用「文明/野蠻」的二元對立模式，就可以將這些問題掩蓋過去。但是落實到具體案例上，就不是那麼容易說清楚了。

以墮胎的爭議為例，雖然淑嬋的採訪指向性比較明確，吸引的主要是對墮胎經歷懷著怨念的志願者，如第一個受訪者「小珊」會在墮胎后的鬼節「到處買衣服燒給『孩子』」，而且飽受後遺症的折磨。但也有受訪者如「喵喵」會認為墮胎是她「成長過程中比較好的經歷」。

如果樣本更多更有代表性一些，我們應該會看出，墮胎是否會成為女性人生經歷中慘痛的記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從小習得的性觀念與生命觀，周圍環境的認可度，醫療條件的好壞，性伴侶的意見與負責程度，父母家庭的接受與否，墮胎之後自我人生規劃的實現程度……這些都構成了「墮胎記憶」的一部分，種種複雜，完全不可能是「胎兒是否生命」或「支持/反對墮胎「這樣的簡單對立可以嚢括的。

我當然能理解女權運動「行為藝術化」的某種苦衷。於媒體與公眾而言，如果不能給出一個簡單明了、斬釘截鐵的訴求或結論，恐怕很難吸引他們的注意。形式上的誇張，仍然是為了傳播的有效。即如淑嬋的這次採訪，如果報道不是冠以《90后的性與愛》這種其實牛頭不對馬嘴的標題，恐怕也換不來閱讀十萬+的新媒體成績單。

然而，正如我在去年冬天給淑嬋的建議：最重要的是讓受訪者講出她們隱秘的故事與情感、想法，不要將整個或部分訪談悲情化，也不要預設各種結論。好在淑嬋不是一個理論迷，她後來遇到的各種案例，恐怕也大大擴展了她此前的想象，比如有位丈夫代患抑鬱症的妻子接受採訪與拍攝，而志願者的人數與開放度，也遠遠超過了我們事前的預期。

網上有人提問「女性主義與女權主義有什麼區別」，提問者採納的答案中提到「女權主義算是宏大敘事（關於國家、歷史），而女性主義算是微觀敘事（關於個體）「。雖然並不嚴謹，卻點中了當下女權運動的概念化、簡單化、宏大敘事化的弊病。我還是覺得，女性的解放，人的解放，都當從個體開始。而個體的訴求，從來不是一是一二是二如小蔥拌豆腐。

與空泛的種種解放、自由的口號相比，對於「自由選擇」的保障，其實該是重中之重。我現在實實在在能想到的，一是知情權，要讓人明白TA的選擇有何意義，會承擔何種後果，這時比較容易出現的陷阱是「將黃金時代預約給他們的子孫」，身體力行者生活沒有切實的改善，革命往往會在高潮后陷於困頓；另一個，也是更重要的，是自由選擇之後獲得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貧困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如果人的選擇只有「做穩了奴隸」與「想做奴隸而不可得」，大多數人選擇什麼不言自明。在社會對自由選擇的保障未曾建立之前，少不得會出現「保守的人更幸福」的悖論。

女權，人權，都是大的課題，但又是切身的體驗。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採訪，更多元的表達，無論如何，90后淑嬋的努力與行動力，值得讚佩。

紀錄片《金門銀燈》劇照，該片導演伍錦霞為第一位執導港片的海外華人女導演，在她的電影里，女性角色都有著超前的自主意識。配圖與內文無直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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