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77萬個女性的主業是家務,只有9萬3千個男性是「家庭主夫」。家務操勞,做一輩子,但是沒有工資,沒有退休金,也沒有社會福利,更沒有社會地位。月薪低於5千的,80%是女性,超過1萬的,只有30%是女性。
每一個大城市都像一件華美的大衣,大衣里可能也都長滿了虱子。對一個過路的客人而言,他不太有機會翻開大衣,看見衣縫裡密密麻麻的虱子,但是,大衣扣不嚴整,裡頭露出不怎麼好看的破絮,卻是大城市的常態。在萬商雲集的紐約,到處可見眼睛紅腫全身酸臭的男人,褲襠的拉鏈壞了,臟骯的毛髮露出來,腳上趿著別人的鞋子,手裡拿著喝空了的酒瓶。在開闊大氣的莫斯科,每一個街角都有拽著長裙的吉普賽女人摟著睡著的孩子街頭乞討。孩子永遠是睡著的,使你懷疑他是否被餵了葯。在官氣十足的北京和燈火輝煌的上海,無家可歸的人用各種眼神看著你,逼你毫無退路地看見他的一無所有,也看見你和他之間險峻的階級對立。在台北,這個帶點文人的懶散氣質的城市,你得特別到夜市裡或地下道,才能看見幾個少了腿或胳臂的人坐在地上用頭磕地。
香港的「大衣」華麗得不尋常。中環的大樓有的雍容優雅,有的氣派恢弘。內部裝潢講究設計的藝術美感,外部大樓和大樓之間的細節銜接,講究實用效率,整個城市基礎建設的完整和綿密,可能是世界第一。如果只看表面,台北跟香港比起來,像個初初進城的鄉下村姑,剛剛學會抿著嘴擦口紅。
然而任何初到香港的人,走在中環高樓與高樓所形成的深谷窄巷裡,都不會不看見她們:很瘦,很老,用那布滿老人黑斑而且青筋暴起的手,推著很重的東西,她們的背脊因為用力而彎曲。都是祖母或曾祖母年齡的人,做的卻是苦力的活,沉默地穿梭在高樓的陰影中。這是香港一景,只是觀光手冊里沒寫。
做為過客時,不理解為什麼外表如此高貴華麗的香港會有這一面,好像一個全身皮草、珠光寶氣的人腳上穿著塑料拖鞋,露出腳指頭,指甲縫裡全黑:這些被人們輕蔑地稱為「垃圾婆」的老婦人,曾經為人妻,她們的丈夫在哪裡?曾經為人母,她們的子女在哪裡?是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什麼樣的歷史過程,使得她們在體力最弱、生命最末的階段里,不能在家裡做慈祥的奶奶,卻在街頭做牛做馬掙一口最後的飯?
住到香港來了,我逐漸明白,「垃圾婆」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結構里:
在香港,六十至六十九歲老人中,每十五位有一位要依靠政府的救濟金生存。七十至八十四歲的老人中,每五位有一位要靠救濟金生存。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每四個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下。
在香港,八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每兩位就有一位活在貧窮線下。
數字不說明全部,但是它總在複雜的一團黑暗上打上一道光,我不再驚奇,為什麼,在富裕的香港,每到冬天慈善機構發放救濟米時,會有上千的老人勾僂著背天還沒亮就來排隊,排上幾個小時之後又總有幾個老人家在擁擠的人群中暈倒,為了一袋五公斤的白米。我也不再驚訝有很多香港老人住在「籠屋」里──一張床,鎖在一個竹籠里,就是他一生的家當。我去看望一個八十歲的老人,他住的是比「籠屋」闊氣的「板屋」,木板隔出的四公尺平方,沒有窗。公用廚房裡髒得可怖,進入「板屋」,空氣令人窒息;但是床以外的空間,竟然一落一落布滿灰塵的全是古書:史記、後漢書、資治通鑒、全唐詩、蘇軾全集、韓昌黎全集。問他最喜歡誰的文章,老人低著頭說,「韓愈」,我同時聽見天花板上老鼠隆隆奔竄的聲音。
如果老,而且還是個女人呢?
在香港,從八十年代起,服務和金融業取代工業成為主要經濟命脈,以往穩定的勞工工作由零碎的散工、外判工、臨時工替代,產生出大量的工時超長而工資超低的工作,集中在非技術和低增值的行業領域裡。在這類非技術的工作人口中,女性幾乎佔了百分之六十,而這些女性的工資卻只有同工作的男性員工的百分之五十三。臨時工除了工作時間長,還得不到法定的勞工保障。
在香港,七十七萬多個女性的主業是家務,只有九萬三千個男性是「家庭主夫」。家務的操勞,可以做一輩子,但是沒有工資,沒有退休金,也沒有社會福利,更沒有社會地位。
在香港,月薪低於五千元的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月薪超過一萬元的,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女性。
巷子,因為樓高而顯得深不可測。老婦人的推車上堆著一大迭廢棄的壓扁了的厚紙箱,推著推著紙箱就散落下來攤了一地;她弓下身來一隻一隻撿。我也蹲下來幫著,然後我們合力將紙箱固定,用繩子綁緊。她又搖搖晃晃一跛一跛地推著車向前走。那是一個穿著黑色唐衫的老媽媽,腦後梳著髮髻。我看著她瘦弱的背影漸行漸遠,想著,這樣的髮髻啊,老媽媽,是應該簪著一朵乳白色的玉蘭花的。
[作者:龍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