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很快佔領了全東北。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有一個叫劉鴻霖的小夥子,後來人們只記住了他的另一個名字——蕭軍,在北滿一個小縣城舒蘭聚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抗日青年,準備拉起隊伍抗擊日本強盜。他們失敗后,蕭軍被迫逃亡到哈爾濱,成了沒有職業的流浪漢。倔強的蕭軍又找到一群新的戰友,開始以文藝為武器進行新的鬥爭。當時,「蕭軍」這個名字還沒有出世,人們熟知的是流浪詩人「三郎」。蕭軍任《國際協報》副刊編輯。1932 年夏天,《國際協報》副刊收到一封女讀者的求救信。這個女讀者署名張乃瑩,正被困在哈爾濱東興順旅館里。和她同居的男人拋棄了她,不告而別,讓她一個人承擔六百多元的食宿費。旅館老闆見她付不出這筆巨款,要把她賣到妓院抵債。這個張乃瑩就是日後馳名中國文壇的女作家蕭紅。
1911年6月2日出生於地主家庭,蕭紅誕生於黑龍江省呼蘭城的一個大財主家庭,因生辰的不吉利而不為父母和奶奶喜歡,幼年喪母以後,她在這幢小屋裡度過了不幸而蒼涼的童年。父親張廷舉是當地有名的官僚紳士。不僅對佃戶奴僕很殘暴,對蕭紅也十分嚴厲。冷酷的環境使蕭紅從小就富於抗爭精神。同時,也使她能夠同情理解下層人民的疾苦和辛酸。蕭紅在哈爾濱讀中學時,受到「五四」以來新思潮的影響。她一邊醉心於繪畫,一邊如饑似渴地閱讀「五四」新文學作品和大量西方文學作品。這一切,把她帶到一個嶄新的精神境界。當蕭紅出落成一個楚楚動人的少女時, 1931 年,專橫的父親逼著蕭紅嫁給一個舊軍官的兒子。蕭紅斷然拒絕,和封建家庭決裂,逃出了父親的控制。但那時的黑暗社會,對蕭紅這樣孤立無援的少女來說,不過是比封建家庭更大的一個牢籠罷了。蕭紅被騙和汪殿甲相識,陷進災難的深淵。兩人在哈爾濱的一家旅館里同居了很久。之後,絕情的汪殿甲以回家取錢為由,扔下懷孕的蕭紅揚長而去,再也沒有回來。
1932年7月,日軍佔領下的哈爾濱,連續下了20多天的大雨。道外區東興順旅館里,一位叫張乃瑩的懷孕女子正赤著腳無力地在房間里來回挪動。由於生活物資的緊缺,懷孕7個月的她面容憔悴。重病纏身的她走投無路,給當地的報館寫信求援。蕭軍受主編所託,前去探看女作者張乃瑩。蕭紅對蕭軍的到來,非常驚喜。她沒有料到那封求救信會引起反響,更沒有料到來看望她的人正是她所佩服的作家三郎。蕭紅讀過蕭軍以三郎筆名發表的詩歌和小說。她原以為三郎一定是西裝革履、生活優裕的文藝家,沒有想到竟是一個頭髮蓬亂、衣著襤褸的流浪漢。然而,這漢子有一種無畏的豪爽的英氣,蕭紅不由產生信賴的親切的感覺。沒什麼客氣的套話,彼此很快毫無顧忌地傾談起來。 蕭紅在那狐鬼滿路的茫茫人海里,終於遇到一個知音,便打開心扉,把自己的悲慘身世,不幸遭遇,難言的屈辱,痛苦的心情,對愛和美的渴望與追求,盡情地傾述出來。蕭軍越聽越感動,不由得重新打量這個苦難的少女和房內的一切。在蕭紅的床上,蕭軍發現了散落的紙片上畫著圖案式的花紋,雖是胡亂勾勒的,但線條洗鍊流暢,顯示著勾勒者非凡的藝術才情。接著蕭軍又看到紙片上有幾節字跡秀麗工整的短詩,那詩是: 這邊樹葉綠了。 那邊清溪唱著:……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著青杏的時候; 今年我的命運, 比青杏還酸! ……
蕭軍被震動了!他感到無比的驚異!問道:「這是你畫的和你寫的嗎?」這個不幸的作者有些不好意思,默默地點點頭。蕭軍這時的激動,簡直難以言說,直到半個世紀后,蕭軍回憶起當時的心情,還是那樣刻骨銘心。蕭軍說: 「這時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變了,季節在變了,人在變了,當時我認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變了……出現在我面前的是我認識過的女性中最美麗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她初步給我的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見了,全消泯了…… 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顆晶明的、美麗的、可愛的、閃光的靈魂!……我馬上暗暗決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須不惜一切犧牲和代價—拯救她!拯救這顆美麗的靈魂!」 然而,要真的拯救這顆美麗的靈魂,又談何容易。性如烈火的蕭軍雖然多次到旅館去警告老闆,決不許他出賣蕭紅去抵債,但是老闆卻軟中帶硬地威脅說:「我們開店的,全靠各方主顧關照,住客就是我們的衣食父母,只要把店錢給了,我們立即歡送這位張小姐……」明明看透了蕭軍貧窮,拿不出這筆巨款,故意對他嘲弄和訛詐。蕭軍每次從旅館探望蕭紅回來,都焦急地一籌莫展,像一頭籠中的猛獸,在斗室中踱來踱去……。 時機,終於到來了。 1932 年秋天,松花江堤決口,洪水奔流,哈爾濱大片地區成了汪洋澤國。蕭紅所在的東興順旅館,一片混亂,人們各自逃生。在暴風雨的黑夜裡,蕭軍終於把蕭紅救出來。
蕭軍與蕭紅在患難中結為夫妻。從此以後,蕭紅有了堅強的伴侶。蕭軍送給妻子的禮品,不是什麼珠寶首飾,而是比珠寶更珍貴的三首定情詩:
浪兒無國亦無家,只是江頭暫寄槎; 結得鴛鴦眠便好,何關夢裡路天涯。
浪拋紅豆結相思,結得相思恨已遲; 一樣秋花經苦雨,朝來猶傍並頭枝。
涼月西風漠漠天,寸心如霧亦如煙; 夜闌露點欄乾濕,一是雙雙俏倚肩。
就這樣,動亂時代的兩個苦難兒女,兩個英勇的兒女,互相攙扶,相濡以沫,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獲得自由后的蕭紅和蕭軍卻又不得不面對貧窮和飢餓的追殺,他們經常出入當鋪,四處借貸,而此時的蕭紅又即將分娩。就在一個三等的貧民醫院裡,蕭紅生了一個女嬰。然而他們實在養不起這個女嬰,醫院看門的老大爺把這個孩子抱走了。苦難的身世激發了他們對貧苦人民的感情,使他們的目光共同投向了下層人民的艱難身世。他們堅持共同寫作,不久便醞釀出了他們的第一個愛情結晶———一部名叫《跋涉》的文集。1934年6月,他們輾轉到了風景秀麗的青島,在那裡度起了精神的蜜月。在愛情滋養下,蕭紅在一幢小樓里寫下長篇小說《生死場》,這本書此後奠定了她在中國文壇的重要地位。蕭紅在此後不到十年的創作生涯中留下了近百萬字的作品,成為中國現代文壇一顆耀眼的明星。
(3)
1934年10月,在魯迅的支持下,他們搭乘日本貨船來到了上海,住在大陸新村,成了魯迅的鄰居。在魯迅身邊的初期,他們的創作和情感都更加豐盛,而且魯迅還專為他們設下宴席,以便能介紹一些文壇的朋友給他們認識。為了給蕭軍準備一件合適的見客禮服,蕭紅連夜縫製衣服,在昏暗的燈光下熬了一夜,這些綿密的針線里凝聚了蕭紅的無限情意。
這是蕭紅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但這段蜜月在兩年後不可避免地結束了。蕭紅和蕭軍之間發生了衝突,爭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蕭軍甚至動手打了蕭紅。在蕭紅的身體和心靈深處遍布著難以醫治的創傷。後來的人們這樣對比蕭紅和蕭軍之間的差別:一個多愁善感,另一個坦蕩豪爽;一個是長不大的女孩,另一個是血性漢子。蕭紅說:「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們男子為什麼那樣大的脾氣,為什麼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氣包,為什麼要對妻子不忠實!」蕭軍則告訴友人:「她在處世方面,簡直什麼也不懂,很容易吃虧上當。她單純、淳厚、倔強、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為了緩解衝突,1936年蕭紅孤身一人東渡日本,寫下《孤獨的生活》。而蕭軍則回到青島。客居他鄉的蕭紅仍然思念著蕭軍,她在給蕭軍的信里還張羅著要為他買柔軟的枕頭和被子。次年「七七」事變,立即回國,投身抗戰文藝事業,應李公朴之邀,從武漢到臨汾去民族革命大學任教,宣傳抗日救亡。在西安,當蕭紅滿含希望地回到蕭軍身邊后,他們的矛盾卻發生了進一步激化,猜忌和怨恨變得毫無遮攔,最後分手的時刻終於降臨了。蕭紅是非常珍惜這段感情的,她寫了很多詩。雖然很怨恨蕭軍,甚至罵蕭軍,但是她內心裡還是希望蕭軍回心轉意,她不想捨棄蕭軍。謝絕了蕭軍最後的挽留,也謝絕了丁玲等友人前往延安過「火熱生活」的邀請,蕭紅選擇了一條孤獨的創作和生活之路。
蕭紅與端木蕻良(以下簡稱端木)是1937年10月在武漢相識的。因為都是東北老鄉,也都是文人,端木與蕭紅夫婦一開始就相處得不錯。據錫金回憶文章所寫的情況看,四人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又像同志會,同吃同住,關係融洽而隨便,經常討論文學創作、時勢發展,揚言要組織宣傳隊,開辦飯館等,四個年輕人經常又笑又唱又說又鬧,把房頂都快掀掉了。在這段時間裡,蕭紅對端木很有好感,兩人在一些問題上也有相同的看法。端木身材瘦高,穿著羊氣,說話和聲細雨,性格內向,孤傲、文質彬彬,與蕭軍的粗獷、好強、豪放、野氣形成鮮明對比。當幾人在爭論問題時,端木一般都站在蕭紅一邊,端木從不與人發生正面衝突,只是採取迂迴戰術。這些都使蕭紅產生好感。尤其讓蕭紅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膽地讚美她的作品超過了蕭軍的成就"。這是其他朋友沒有做過的。過去只有魯迅與胡風賞識蕭紅的才華,蕭軍嘴上不說,心裡是不服氣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因此端木對蕭紅文學成就的讚賞,對蕭紅有特殊的意義,使她感受到來自一個男性的對她才華的讚美。這就使二蕭本已裂痕重重的感情生活面臨著新的考驗。蕭軍本人、蕭紅與端木都敏感地發現了三人之間關係微妙的變化。
蕭紅在臨汾與蕭軍分別後,與端木有了更多的接觸,常常主動找端木談創作,談她的身世。並同塞克等人一起逛西安古城,欣賞碑林書法。兩人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但還沒有確定戀愛關係,直到蕭軍又來到西安后,蕭紅提出與蕭軍正式分手時,蕭紅與端木也沒有真正考慮過兩人的關係。這時的端木還從沒有想過要結婚的問題,而蕭紅也還拿不定主意到底怎麼辦。經過一番猶豫和痛苦,蕭紅把自己的情感和命運從蕭軍那裡收回,轉交給了另外一個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贈給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這兩件定情物包含了一個受傷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愛,而小竹竿則象徵著堅韌與永恆。1938年初夏,蕭紅與端木蕻良在武漢舉行了婚禮。端木蕻良與蕭紅的結合是理智的結合,當胡風提議讓新娘新郎談談戀愛經過時,蕭紅說:"張兄,掏肝剖肺地說,我和端木蕻良沒有什麼羅曼蒂克的戀愛歷史。是我在決定同三郎永遠分開的時候才發現了端木蕻良。我對端木蕻良沒有什麼過高的希求,我只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互相諒解、愛護、體貼。"
新婚中的蕭紅正懷著蕭軍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幾天後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斷了她與蕭軍最後的緣分。蕭紅只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互相諒解、愛護和體貼。蕭紅和端木相處的歲月里,兩人互相勉勵,寫下了大量的新作,而蕭軍也找到了新的終生伴侶。
(4)
抗戰爆發后,上海淪陷。1940年與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不久發表長篇小說《馬伯樂》和《呼蘭河傳》。由於被迫東躲西藏,加之醫院藥物匱乏,蕭紅的肺結核日益嚴重,本來就虛弱的身體逐漸走向了崩潰。重病之中的蕭紅因為沐浴著愛情的陽光,仍然樂觀開朗。有一次刮十二級颱風,端木忽然在家裡接到一個電話,說蕭紅病危。端木坐了船冒著風浪和生命危險,過海去看她。結果一到瑪麗皇后醫院,蕭紅睡得挺好,而且一見他來了還很高興。端木告訴她護士給他打電話說她不好了,蕭紅就咯咯咯地笑。其實端木不知道這個電話是蕭紅自己打的。
蕭紅與端木結合是有感情基礎的。但兩人性格的差異日漸在生活中顯露出來,互相都會感到失落與幻滅,感情悲劇也就不可避免,蕭紅儘管倔強勇敢,但畢竟需要丈夫的呵護與溫存,況且是在多難病重時期更是如此。而端木從小隻受到別人照顧溺愛,依賴性很強,又是生活能力很差的人,不會也不懂得要關愛呵護妻子,反而仍要蕭紅來為他操心受累。從武漢撤退時,蕭紅讓端木先走他就先走了,將懷有身孕的蕭紅一個人留在戰火紛飛的武漢;1941年12月8日,日軍從深圳開始進攻香港,蕭紅同意他突圍,他就準備突圍撤離了,他這種只顧自己的舉動使蕭紅自然感到被冷落被遺棄了。
綠川英子在《憶蕭紅》一文中寫道:「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碼頭上夾在濡濕的螞蟻一般鑽動著的逃難的人群中,大腹便便,兩手撐著雨傘和笨重行李,步履維艱的蕭紅。在她旁邊的是輕裝的端木蕻良,一隻手捏著司的克,並不幫助她。她只得時不時地用嫌惡與輕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沒有滿月份的兒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她的悲劇的後半生中最悲劇的這一頁,常常伴隨著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與憤怒,浮上我的眼帘。」
蕭軍和端木蕻良分屬截然不同的類型,一個是所謂硬漢,一個是生性嬌慣,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具有悠久傳統的大男子主義。男性的自我中心,使他們無視蕭紅作為女性的身心需求。像綠川英子所說的「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與憤怒」,他們是無從察覺的,更不要說做到許廣平那樣感同身受的體貼。許廣平《追憶蕭紅》中寫道:「她(蕭紅)同時還有一種宿疾,據說每個月經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來好幾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樣,每次服『中將湯』也不見好。……(我說)白鳳丸對婦科不無效力,何妨試試?過了一些時候,她告訴我的確不錯,肚子每個月都不痛了,後來應該痛的時候比平常不痛的日子還覺得身體康強,她快活到不得了。等到『八一三』之後她撤退到內地,曾經收到她的來信,似埋怨似稱謝的,說是依我的話服過藥丸之後不但身體好起來,而且有孕了。戰爭時期生小孩是一種不容易的負擔,是不是我害了她呢。後來果然聽朋友說她生過一個孩子,不久又死去了。不曉得生孩子之後身體是否仍然康強,如果壞起來的話,那麼,真是我害了她了。」
這裡所體現的身體關懷,才是對一位女性真正的關愛。除了要承受戰亂、飢餓、繁重的家務、感情的折磨,蕭紅還要承受婦科病、懷孕的負擔、產後的虛弱。這一點,被人們忽略了。在大家眼中,蕭紅只是一位女作家,很少有人想到她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女性。不是得了肺炎、得了癌症,才叫有病在身。身體的不適引起精神的憂鬱,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多愁善感、小資情調。蕭紅一生遇到的男性,無論是蕭軍、端木蕻良,還是早年的汪恩甲、臨終前相伴的駱賓基,都從未想到這一層。在一個男性中心的社會裡,蕭紅的悲劇是宿命的。面對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權,她只能是一個「軟弱者」、一個「失敗者」。彌留之際,蕭紅終於有所醒悟,感嘆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卻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
同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1942年1月22日日一個凄涼的冬日,年僅三十一歲的蕭紅死在戰亂中的香港一個臨時醫院(聖士提反臨時醫務站)里,年僅31歲。死前又被誤診為喉瘤,喉管開刀,不能發聲,痛苦萬狀。這時,她生命中的兩個男人都不在身邊。25日黃昏,葬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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