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層動力枯竭是中國政治的總病根 --轉載

(轉自"冼岩博客" , 部分觀點本貓不是很贊同. 但不失為一篇好文. )
作者:冼岩

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社會空間不斷發育的同時，權力腐敗、貧富懸殊、官民衝突、環境破壞等病症也在加劇。未來混沌不清，很多人憂心忡忡。裸官、裸商忙於轉移財產、安排後路，公共知識分子則開出多種藥方：民主、憲政、社會主義、權威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儒家、道家、法家……應有盡有。未來究竟有沒有出路？路在何方？中國能否主動進行選擇？這些可說是當下中國最重大的問題。

各種藥方都有其依據，都不難自圓其說。或許，只要其中任何一種能夠真正落實，中國的狀況都可能得到極大改善，未來也將變得清晰。實際上，不需要那麼繁瑣的理論論證與方案設計，不需要那麼多的君臣佐使，只需一味葯服下去，中國的問題就可解決得七七八八----這味葯叫做「從嚴治官」。

柯雲路小路《新星》的主人公原型呂日周，在山西長治時治礦難的故事，頗能說明「從嚴治官是解決今日中國一切問題總鑰匙」的道理。在呂日周2000年任長治市委書記前，煤礦數量、產量均佔山西全省十分之一，而且多高瓦斯礦的長治，同樣礦難不斷。呂到任后，只立了一條規矩：黨政領導幹部必須下礦井，各自負責不同礦區。如果某煤礦發生礦難，只要負責的縣委書記或縣長沒到該煤礦下過井，首先要辭職，然後追究具體責任；如果下過井，發生重大責任事故時官員可先不辭職，只按具體問題追究具體責任----僅此一條，長治從此無礦難，真正「長治」了。

對比目前中央政策只要求企業負責人和私營煤礦主下井，對黨政領導不作要求的現狀，不難明白而今許多地方礦難不斷的癥結所在。由此可見，「從嚴治官」在現實中還有很多文章可做，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一旦做到，猶提綱挈領，效果可能出人意料。

原因也簡單，中國是個有著特殊國情的國家，其重要特色之一是，官員的權力極大，掌控著全國最重要的資源。這既是優勢也是劣勢。優勢在於，只要把官員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事情就能快速推進，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前幾十年的經濟建設、「經營城市」，都證明了這點；同理，只要把官員管好，綱舉目張，國家就好治理。劣勢在於，如果官員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就舉步維艱，廉政建設如此，調整收入分配也如此；同理，如果官員管不好，其他方面做得再多，最終可能也只是白忙乎。所以，官沒管好，可說是當下中國一切問題的總根源；管好官吏，可說是解決當下中國一切問題的總鑰匙。要管好官吏，古今中外只有兩種有效手段：要麼以民主方式交給老百姓看管，要麼執政者自己必須從嚴治官。

眾所周知，政治民主化對今日中國來說，還屬任重而道遠。但令人奇怪的是，從嚴治官在中國似乎也此路不通。君不見，各種會議、文件上，照例說是要「從嚴治黨」、「從重處理」；但在實際操作中，怎麼處理最後還是由「一把手」說了算。在英國，倫敦市副市長用公務卡為同學聚會買單（這還是北京奧運期間他從中國官員身上學到的本領），事發后不但被免去副市長一職，而且被法院判令到一家社區公廁從事清潔工作；而在中國，像于幼軍、邱曉華、陳久霖這樣的大案，也不旋踵即可「復出」----現狀如此，貪官在中國這種土壤上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就是正常現象；不這樣，反倒令人匪夷所思。

人非聖賢，沒有民權的伸張，沒有權力的分立，中國當然做不到英國那種程度。這其中的奧秘，早已被吳思「潛規則」理論所揭透：「皇上也是冤大頭」----相對於整個官僚系統而言，皇帝個人的力量太小，信息不對稱是必然。但是，也不應該就是現在這個樣子。即使在古代中國，貪腐到這種程度也並不常見，一般只有在歷朝歷代末期，才會出現。當代中國由於經歷了對官僚集團的「贖買」，以換取對「改革開放」的支持，所以特殊利益集團快速壯大，吏治「超常規發展」到朝代末期狀態。中國現在最缺的，不是那種「為民做主」的「青天」，這樣的官員不論真假，在官方對先進典型的宣傳中，人們還不時可以看到；真正缺少的，是那種能夠從嚴治官，敢於刀鍘皇親國戚的「青天」。正因如此，「鐵面宰相」朱容基才能贏得基層民眾、知識分子乃至海外愛國人士的廣泛擁戴。朱容基對當代中國的最大貢獻，不是他對中國經濟的掌控力，也不是他的人格風範，更不是他反腐堅決，而是他對待官員、同僚毫不因循苟且，一改官場蠅營狗苟的庸酬之風，為當時中國帶來一派新氣象，讓人們看到希望。

對從嚴治官的衡量，不是看每年抓出多少貪官，而是要改變這種不斷滋生庸官（此庸非指智力，乃指作為，因循苟且）、貪官的土壤。為什麼中國反腐愈反愈腐，貪官、庸官瀰漫？原因其實簡單，民間諺語早給出答案：上樑不正下樑歪----上行，不但下必效之，而且杜絕了改變的可能性。在中國現行體制下，一切重要改變，都必須從上層決策開始。如果上層本身就是現狀的受益者和維護者，他們又怎麼可能推動現狀之改變呢？

為什麼早已形成全社會共識，公認為行之必有效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遲遲不能出台？有媒體報道，某項調查表明，90%的公務員都不贊成財產公開----其實，這些都是虛的。這種調查所能接觸的，只是中下層官員。這種官員別說90%，哪怕100%反對，只要高層有決心，同樣可以實行財產公開。真相在於，也僅僅在於：正因為高層本身不願意、不敢公開自己的財產，所以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才一直「時機不成熟」；什麼時候時機成熟？只有等到財富積累、轉移過程都完成後，才會成熟。但由於官員一屆5年，好不容易等這一屆的財富積累和轉移完成了，下一屆又要開始積累。所以，只要國產沒有瓜分完畢，公權力未受到有效制衡，「時機」永遠不會「成熟」。

政權高層的利益化和這種利益格局的固定化，導致權力最高層的動力枯竭：只能順著原有慣性維持現狀，不能提供改變現狀的加速度。這是中國當下政治的總病根。在這種狀況下，從嚴治官固不可能，民主化更不可能，憲政不可能，社會主義不可能，儒教不可能……反腐，也只能是一種調劑與點綴。

最高層動力的枯竭，具體表現為國家領導人的行為能力受到3條繩索捆綁。1，強人不再。自鄧小平后，中國很難再出現可以一人之力推動整個體制變化的強者，強人已喪失生長土壤。而這種強人的存在，是現行體制下擺脫利益集團束縛，改變現狀之必須。2，高層決策集體化、規則化。近些年來，最高決策層越來越強調集體領導；在人事、決策上，逐步建立起越來越多難以改變的規則。最高層的這種民主化、法治化趨勢，原因之一就在保障核心層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任何個人，都難憑一己之力改變現狀。有意改革者，也只能有心無力。3，前代干預。前代領導人的權力基礎還在，影響力不退，這既是對現任領導人的制肘，也是對利益分配現狀的加持。現在還只有前一代，十八大后可能出現前二代並存，加持之力更大。

在這三重捆綁下，很難期待中國會出現戈爾巴喬夫或者普京。戈爾巴喬夫的出現，有特殊歷史原因，與當時的大小政治、意識形態氣候密切相關，很難在中國複製。普京的出現，雖然是葉利欽末期利益安排的產物，但他的強勢擁有兩大根基。一是前克格勃強力系統，這一在前蘇聯解體過程中受創最重的體系，為普京重建權力基礎提供了特殊支持，就像文革后老幹部復出對鄧小平的支持一樣。二是選民，這才是最根本的因素。民選制度為普京擺脫對利益集團的依賴，轉而依賴民眾，成為俄羅斯英雄，提供了制度基礎----好萊塢大片中的英雄總統，其實從沒有在美國出現過；真正出現的，只有俄羅斯，只有普京。

既然最高層動力枯竭，運行軌道已被鎖死，圍繞十八大的種種迷霧與紛爭，其實就與中國的未來命運，與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狀況，沒有多少關係。就像紅樓賈府中大老爺二老爺吵架、邢夫人王夫人爭風，與焦大、劉姥之流不相干一樣。不管十八大最終花落誰家，中國的軌跡都會沿早已設定好的方向和方式運行，中國的未來不會有大的改變。

十八大后的中國，至少會遵循以下三項定式：一，挖空心思保證經濟增長，這是執政集團一切利益與存在的前提；無論於公、於私，有了經濟增長，然後才能談其他。對此，鄧小平早精闢概括為「一個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經濟能夠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確有特殊的「中國因素」存在，筆者將另外撰文論述。

二，特殊利益集團分肥不斷。參與坐莊分肥的人，不會減少，只會增多，所以他們的掌控力將越來越大。不要妄想什麼遏制特殊利益集團，一切與他們利益根本相悖的東西，最終都只能讓路。「三個代表」的提法，既有延伸性，又有概括力：原來只是「一個代表」，代表大家坐天下；現在還要代表大家「先富起來」，代表大家享受「先進文化」。

三，面對貧富懸殊，由於金字塔上層部分的利益只能增不能減，於是只有不斷強化財稅的汲取功能，從中間部分挖出更多養分，既滿足上面越來越膨脹的吸血需要，又可填補下面逐漸增多的空缺與窟窿，緩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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