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妞不牛:為托克維爾進入中國而興奮歡呼
作者: 阿妞不牛
近來有網友抱怨萬維編輯不公,導讀上的文章主要為談論中國政治,尤其是負面批判指責的文章所佔據。而許多純正文學藝術的詩歌,幾乎沒有上過導讀。
俺同意這些雅士對此現象的事實描述。也同情他們的抱怨。因為俺實際上也是一個文學與詩歌愛好者。但是,同意加同情之外,俺覺得萬維編輯恐怕還是無法從善如流,在萬維導讀上每天一首風花雪月或者豪情萬丈的詩歌:原因很簡單:這抓不到廣大華人的興奮點,無論是埋首科研的博士后還是引車賣漿者流,流行歌曲可能比吟月葬花或者詩言志更吸引人,而真正流行了的歌曲,是要付錢買的。而最優秀的詩歌,如今也難賣錢的。
而不要付錢買的,花錢也買不下的,是中國心:華人關注中國:中國是聚焦的興奮點。好的,壞的,都是。如果只要好的,誰也爭搶不過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而如果要壞的,也要看怎麼個壞法。象俺這樣天天從頭頂到腳底翻查中共與中國毛蟲狗蚤的,人家也煩也厭。俺為了能夠繼續在萬維生存露臉,也必須改弦更張,為中國興奮一下,正面的興奮一下。
俺終於找到了一個關於中國的興奮點:托克維爾進入中國了!俺為此興奮,甚至壓低聲音歡呼。
據港媒報導,最近,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京城關心國事的知識界、甚至中南海領導人中,激起熱烈的討論。「始作俑者」是中共國務院副總理王歧山。據說他向友人與同僚部屬都大力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為中國這樣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從歷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環境也好,現代化轉型不會那麼順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夠。」雖然托翁早已開始用中國簡體字在中國佈道,但是真正開始講流行普通話,還是得力於王岐山這位甚至有望在十八大入常的老總的推薦。由於他的推薦,一時間托翁的簡體字著作,洛陽紙貴,法國老翁的京腔,開始流行。流行語是:你「托」了嗎?不是問你是否象某位市長一樣被民眾抓住當眾脫光上衣! 問你聽說過讀過托克維爾了嗎?你知道什麼是舊制度嗎?你曉得什麼時候開始大革命嗎?
亞力西斯?德?托克維爾是十九世紀法國的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他最知名的著作是183年出版的《論美國的民主》 以及1856年出版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在這兩本書里他探討了西方社會中民主、平等、與自由之間的關係,並研究平等觀念的崛起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產生的衝突動蕩變革。
托克維爾其實早已進入中國。不過那時候是繁體字,翻譯也不是「普通話」,就只有胡適等少數人讀得懂。因為毛主席曾經不小心說過,在二十一世紀要給胡適平反。隨著胡適在大陸被悄悄地平反,托克維爾也被簡體字化了。但是還是不能變成進入會議室和民間街頭巷議的普通話,遑論中央電視台的標準國語了。中共黨內的真正讀書人象王岐山,某天在開完一整天會批閱完一大推公文之後,倒在床上順手拿起一本書,隨手翻開,看到了這樣觸目驚心的文字:
「當人們讀到十八世紀大臣和總督們的來往信函時,就會十分驚異地看到一個怪現象,臣民百依百順,這個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專制特質,但當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輕微的批評也會使它惶惶不安,簡直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
「我將試圖說明:同樣是這些法國人,由於哪些事件,哪些錯誤,哪些失策,終於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僕役;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並集中全部權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價換來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無物的自由表象;這個政府如何標榜為人民主權,而人民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議,又不能進行選擇;它又如何把議會的屈從和默認吹噓為表決捐稅權,與此同時,它還取消了國民的自治權,取消了權利的種種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論、寫作自由—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詡。」
「大革命是在人民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王岐山無法入睡了。他爬起來,想打電話問胡溫習李這樣幾個問題:
同志們,危險啊。
為什麼我們帶領中國一天天崛起,人民卻一天天怨氣衝天甚至怒火中燒?
我們懂得了發展是硬道理,為何這個老頭子卻說經濟繁榮何以反倒加速革命的到來?而且他說的神乎其神,還一再應驗?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纍纍;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為何社會財富蓬勃增長的過程中,卻爆發了驚世駭俗的大革命?尤其是當托克維爾觀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國政府雖然依舊足夠強大,但卻不再單純地實行專制,而是在「到處維持秩序」;法國民眾則「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財富」。這樣的情勢下,為什麼還會爆發摧毀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維爾給出的答案是:儘管法國政府在大革命爆發前已經部分轉換了自己的角色,致力於「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著許多專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發前的20年裡,政府一方面積極鼓勵民眾發家致富,另一方面則發起各種新興事業,成為國內市場最大的消費者,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貿易關係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但結果民眾收穫了更大的失望,因為政府殘留了太多專制時代的毛病,民眾「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多」;民眾「為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出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合同運氣如何,就像搞冒險貸款一樣」。
托克維爾總結道:「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慾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催促自己的毀滅。」
還有啊。這個老頭子說:將某一社會階層推入孤立、失語的困境,很可能就等於把他們推向了革命。
農民是法國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國最大的底層社會群體。據托克維爾的調查,在革命爆發前夕,法國農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惡霸的欺凌;來自政府的強暴行為也很少涉及他們,他們享受著公民自由,擁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斷,18世紀的法國農民,顯然要比13世紀處於完全封建專制時代的法國農民生活得更好才對。
但托克維爾所見到的事實卻不是這樣的:「但是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離棄他們,他們處境之孤單也許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僅見。這是一種新奇的壓迫。」托克維爾所指的,不單單是舊時代的貴族們在政治權利喪失后,紛紛拋棄農村搬往了城市;18世紀的法國農村,但凡稍有資產者,無不千方百計離開農村遷往城市——「文獻證明,農村裡幾乎從未見過超過一代的富裕農民。種田人一旦靠勤勉掙到一點財產,便立即令其子弟拋開犁鋤,打發他進城,並給他買下一官半職」——農民被其他階層拋棄了,最後,農民自己也拋棄了自己。農村陷入一種荒蕪狀態。
國家一直在進步。王權實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舊貴族喪失了原有的政治權力,但他們獲得了豐厚的補償,免繳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稅;資產階級則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唯獨農民,在新時代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相反,他們被拋棄在死寂的農村,權益無人過問,壓迫則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托克維爾感嘆道:「如果在農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錢又有教養的人,他們即使無意保護農民,至少有興緻、有權力在掌握窮人和富人命運的那個共同主宰面前,替農民求情,那麼所有這些新的壓迫能制定嗎?」
但「既有錢又有教養」的舊貴族和新資產階級都對農民不感興趣。在大革命爆發的前夜,舊貴族竭力維護自己的既有特權,新資產階級則竭力為自己謀取新特權,沒有人關心喪失了與上層社會的溝通能力的農民,沒有人在意農村的失語,而是任由他們生活在孤苦無助的深淵裡。窮人和富人之間幾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務,其實是一件相當恐怖的事情。後來的結果眾所周知:舊貴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將革命的鎚子遞交到農民手裡的新資產階級,則很快被農民用鎚子砸碎了腦袋。
還有呢。
專制社會裡,民眾無法參與公共事務,彼此孤立,最終只會變得越來越自私自利
專制政體與社會道德水準之間的關係,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得更精闢的了:
「在這種(專制)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繫,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拚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拚命地攢錢或賺錢。不借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慾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慄,只有專制制度能給它們提供秘訣和庇護,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若無專制制度,這類感情或許也會變得強烈;有了專制制度,它們便佔據了統治地位。」
醫治這種因專制而導致的社會道德墮落的辦法,在托克維爾看來,只有給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著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脫金錢崇拜,擺脫日常私人瑣事的煩惱,使他們每時每刻都意識到、感覺到祖國高於一切,祖國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夠隨時以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致富更偉大的事業心,並且創造知識,使人們能夠識別和判斷人類的善惡。」
還有很多呢。
王岐山當然不敢也不方便半夜打電話給九常委談噩夢。他猛喝了一大杯涼水,繼續看這個兩個世紀前的法國老頭算卦。
中間勢力難以生存的社會,是「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
革命的引導者是一群毫無現實政治生活經驗的「哲學家」,而之所以會由「哲學家」來引導革命,而不是由社會活動家來引導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於中央集權下,沒有中間勢力,產生不了社會活動家。托克維爾說:
「由於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階級,不再存在活躍的政治團體,不再存在有組織、有領導的合法競爭的政黨,由於沒有所有這些正規的力量,當公眾輿論復活時,它的領導便單獨落在哲學家手中,所以人們應當預見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體事件引導,而是由抽象原則和非常普遍的理論引導的,人們能夠預測,不是壞法律分別受到攻擊,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擊,作家設想的嶄新政府體系將取代法國的古老政體。……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這是法國革命最奇怪的特徵之一,如果人們注意到這場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準備,由最沒有教養、最粗野的階級進行的,就不會為此感到驚奇。」
民眾「搞革命」時的種種暴力方式,其實都是政府教的
與托克維爾同時代的大多數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許多學者,都曾致力於批判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利的藐視,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夠像托克維爾那般,窺見到大革命過程中的這些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利的藐視,其實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導」。托克維爾說:
「我掌握事實,所以敢說,……舊制度給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許多形式,大革命只不過又加進了它的獨特的殘忍而已。」
托克維爾舉了不少案例來說明這個問題,譬如:大革命時期,對私有財產的掠奪,一度達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托克維爾認為這種行為,與舊政權的「教導」有密切關係:
「路易十四以後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現身說法,告訴人民對私有財產應持輕視態度。18世紀下半葉,當公共工程尤其是築路蔚然成風時,政府毫不猶豫地佔有了築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礙築路的房屋。橋樑公路工程指揮從那時起,就像我們後來看到的那樣,愛上了直線的幾何美;他們非常仔細地避免沿著現存線路,現存線路若有一點彎曲,他們寧肯穿過無數不動產,也不願繞一個小彎。在這種情況下被破壞或毀掉的財產總是遲遲得不到賠償,賠償費由政府隨意規定,而且經常是分文不賠。每個所有者都從切身經歷中學會,當公共利益要求人們破壞個人權利時,個人權利是微不足道的。他們牢記這一理論,並把它應用於他人,為自己謀利。」
這個老托,分明是今日中國拆遷上訪戶的總托啊。
王岐山徹夜未眠,一夜通讀了這本簡體字古書。第二天,他就用普通話在小範圍摘要翻譯複述了這個外國老頭的夢話。京城迅即開始流行托克維爾普通話。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這樣的高官也公開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易綱認為這本書引起他的反思,「實際上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對產生這種暴力血腥運動土壤分析的反思。」
在一些關心國事的小圈子、甚至高層領導人中,《舊制度與大革命》正激起熱烈的討論。托克維爾對於大革命之前法國社會的一些片段描述,像是穿越時空,直接抵達了此刻的中國,許多話同從來不知道什麼托的民工網語驚人一致,比如:
「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
「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發財慾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激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推促了自己的毀滅。」
托克維爾的普通話也變成了中國學者的方言。法律學者何兵指出,就中國現狀來說,一方面大量的私產被公共化,另一方面大量的公產被私有化,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出現前所未有的緊密混合。國家管理措施不再只涉及公共領域,而是直接涉及億萬人的私人財富。股市的風波關聯著萬家的喜樂。過山車式的房價,挑動著億萬人神經。政府措施不當,誘發人民聚集起來向政府發泄不滿。此前對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變得像乾柴烈火,一點就著。
托克維爾所描述的200 多年前法國大革命前夕,與今天的中國不只有幾分相似。何兵寫道:「這些無不重蹈著法國的覆轍:社會上層階級開始關心窮人的命運時,窮人尚未使他們成到畏懼;他們關心窮人時,尚不相信窮人的疾苦會導致他們自己的毀滅。在網際網路時代,壓制社會各界對窮人的同情幾乎不可能。無論從道義還是現實出發,關注和同情窮人都是正確的。但正是這種同情和關注,使得窮人的慾望和怒火被點燃,而龐大的中國社會,不可能一夜轉型,實現政通人和。農民上訪,工人罷工,張力正在加劇,危機正在迫近。中華民族有無可能避免一次大的社會動蕩,實現穩定轉型,實在無法判斷。」
俺卻感覺興奮。不是因為俺早知道的火山要爆發,而是因為終於有一個王岐山睡不著覺,並且把托克維爾的古典法語變成了京城普通話。下一步,如果把托翁的《美國的民主》也翻譯成普通話併流行一下,在十八大學習一下,中國是有可能避免法國兩百年的覆轍的。我們吃過了血饅頭,也啃過草根咽過糠窩頭,連王岐山也提醒警告大家,不要再吃法國式鍘刀砍頭。如果國家領導人能這樣從噩夢驚醒,民眾應該有所盼頭。而如果連國家領導人都驚醒警醒了,地震還是要來,火山還是要爆發,那就是天不佑中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