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儘管取得了戰鬥的勝利,島津久光卻在勝利中看到了薩摩藩與英國之間的巨大差距。島津久光發現對方的大炮的射程和威力遠遠超過薩摩藩的大炮。這次雖然薩摩軍依靠各種有利條件,僥倖傷亡較小,但裝備設施損壞卻很嚴重——薩摩藩苦心經營多年的集成館(近代工廠區)和鑄幣局被嚴重破壞,鹿兒島城城門、箭樓被毀,房屋被毀者達500多間。薩摩藩實力損失慘重。如果英軍休整后再第二次、第三次來犯,薩摩藩終將敗北。因此,薩摩藩若要繼續抱殘守缺,拒絕改革,與西方搞對抗,是絕沒有出路的。
正是基於這樣的清醒認識,島津久光決定放棄「攘夷」的觀點,改為採取「開國」的政策,全面進行現代化改革,向西方學習。而「開國」的第一步,就是放下勝利者的架子,謀求與英國人的和解。而英國也因薩摩藩的強硬反擊而重新評價其實力。這次事件反而發展成薩摩藩與英國的合作契機。於是,就在薩英戰爭硝煙剛剛散去,薩摩藩就開始啟動再改革——重建集成館。半年之後,1864年6月,薩摩藩創辦了西學(日本稱「蘭學」)學校——開誠所藩校。1865年4月,薩摩藩向英國派出了日本第一代赴西方國家的留學生。1866年11月,薩摩藩從英國引進了日本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近代紡織工廠——鹿兒島紡織所。不過幾年時間,薩摩藩就走在了日本甚至是整個亞洲近代化運動的最前列。在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中,薩摩藩作為日本最強大、最近代化的地方勢力,堅決地站在明治政府的一邊,成為擊敗幕府政權,建立維新政府的主力軍。而經歷過薩英戰爭和近代化改革洗禮的薩摩藩藩士們,如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則都成為了明治維新的領袖人物。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以薩英戰爭為契機的薩摩藩改革就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先聲!
說到這裡,有人可能不禁要感慨:日本人運氣真好,只付出了這麼少的「學費」就啟動了近代化運動。然而,殊不知,這樣的運氣,中國得到的比日本更早、也更多!就在薩英戰爭的前4年,1859年(咸豐九年),在中國大沽口就發生了跟薩英戰爭幾乎一模一樣的事情。在第二次大沽之戰中,輕敵冒進的英法聯軍同樣被佔有天時地利的清軍僥倖擊敗。可是,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的大清朝廷越發加強了盲目自信,認為英夷法夷終究不是天朝的對手,以前得逞幾次不過是一時僥倖,只要天朝任用得人、迎頭痛剿,那些妖魔小丑是完全可以擊敗的。從而中國這頭睡獅又放棄了一個醒來的機會,翻個身子又沉沉睡去。
要知道,這還遠不是中國第一次因為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而放棄改革的機會。早在薩英戰爭170多年前(1685年,康熙二十二年),中國軍隊就在雅克薩與沙俄軍隊發生過戰鬥。早在薩英戰爭200年前(1661年,順治十八年),中國地方軍隊就在台灣與荷蘭的海陸軍都發生過激戰。在這些時候,歐洲已經進入了近代社會,荷蘭業已成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正以海上馬車夫的形象縱橫大洋之上,俄國的彼得大帝也即位3年,正在醞釀一場偉大的改革。雖然還沒有到後來鴉片戰爭時完全一邊倒的程度,但此時的俄國、荷蘭軍隊在組織、裝備、訓練等方面已比仍處於封建社會的中國軍隊有著明顯的優勢,堅船利炮的形象已經建立。可是,由於中國軍隊最終取得了這些戰鬥的勝利,在戰鬥中發現的雙方差距就被勝利的光環所掩蓋了,睡獅再一次躺下,進入天朝上國的香甜夢鄉。與薩英戰爭做一個對比,人們不禁要喟然長嘆:如果中國的皇帝們能有島津久光那樣的眼力和胸懷,中國何至於要到1861年圓明園化為灰燼之後才成立總理衙門,使得自己的近代化進程如此姍姍來遲而又代價巨大呢?
在經歷了無數曲折,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之後,中國終於走上了現代化的大道。在近年來國際金融風暴的考驗下,中國更是一枝獨秀,在西方國家紛紛在經濟衰退和債務危機的泥坑中掙扎的時候,依然保持了快速增長的經濟發展勢頭。一時間,各種類似北京共識、中美共治,乃至中國很快就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說法紛至沓來。如果用戰爭來比喻,毫無疑問,中國現在是打贏了一仗,而且贏得相當漂亮!然而,從薩英戰爭的歷史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出,勝利者未必就是不應受到指責的,他也可能有著許多內在的缺點問題需要向失敗者學習。然而,這些問題很容易被勝利歡呼聲所掩蓋,從而隱藏下來,成為身上的暗傷。從這個角度來看,勝利其實比失敗更值得警惕!因為失敗時,人們比較容易保持清醒的頭腦,會努力尋找自己的缺點問題和改進之道,從而為後來的勝利打下堅實的基礎,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就是這個道理。而勝利,則恰恰相反,可能會讓人們沖昏頭腦,自以為是。如果沒有島津久光那樣的眼光,勝利反而很可能會成為失敗之母!因此,讓我們向島津久光學習,深刻的總結勝利的教訓,時刻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不斷反省自己、改進自己,不要讓今天的勝利變成明天的失敗,而是要讓今天的勝利變成明天更多更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