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者:三糊塗
——《為袁世凱辯護:以保守主義的視覺》·自序|
在私德愧於滿清王室、公德愧於革命黨人的主流視覺籠罩下,大張旗鼓的為袁世凱(1859-1916)辯護,既需要良知,更需要勇氣。何況還是以保守主義的視覺。眾所周知,在革命主義、激進主義、進步主義的光輝照耀下,保守主義直接被視作了頑固守舊、復辟倒退甚至反革命的代名詞。當然,我這裡所謂的保守主義是英美式的保守主義,儘管保守主義千差萬別,儘管英美式的保守主義某種程度上就是自由主義,保守的是自由的大傳統,但是鑒於自由主義在西方常常被激進主義者或者社會主義者竊去以至於被指責已蛻變為社會主義,鑒於古代中國深受輪迴的暴力革命的危害、近代中國更是被一波高過一波的激進主義與社會主義拖進歷史的岔路口甚至苦難的深淵,所以保守主義被我首選為理論的武器。
不管是體制之因,還是文化之故,總之,中國民眾在智力上是很懶惰的。網名三七、筆名刀爾登的邱小剛稱之為「道德下降」。他說中國人「道德下降的第一個跡象,就是不關心事實,畢竟,……辨別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辦法,還是把自己從這一負擔解脫,讓別人來告訴我誰是壞人,我只負責吃掉他。」[1]
我們還可以發現,民眾在吃「壞人」的時候,其負責的精神和踴躍的情緒令人刮目。北京市民可以爭吃袁崇煥的肥肉片,全國人民更是發誓要把「壞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對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之類的政治宣傳,對於「打的打的打,打倒劉小奇,打的打的打,打倒王光美」,以及「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之類的民間蠱惑,那是從上到下從老到幼,口誦足蹈歌之詠之,很少有人在心底疑問,或者對事實作一下追尋的。更不妙的是,好不容易出個疑問者、追尋者,其他人就會蜂湧而上,乾脆將其也當「壞人」一併吃掉。
不管是「道德下降」還是「智力懶惰」吧,總之,用辭不雅些,就是愚蠢。理智者都知道,千萬不能給愚蠢者對話,因為他會把你拉到與他一樣的檔次,然後再用自己豐富的經驗打敗你。民間諺語云:有飯給飢人,有話給智人。聖經也云:寧可遇上丟失崽子的母熊,不可遇上無知的妄人。所以理智者最好的辦法是自言自語,不要期望聽到眾多的回聲。想當年梁啟超很具智力上的優越感和道德上的勇氣,1901年寫有《舉國皆我敵》的詩篇,云:「眇軀獨立世界上,挑戰四萬萬群盲!」當然他也知道,這種挑戰是需要時間的,所以他在詩中還云:「闡哲理指為非聖兮,倡民權謂曰畔道。積千年舊腦之習慣兮,豈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責,覺后是任。後者終必覺,但其覺非今。十年以前之大敵,十年以後皆知音。」[2]一句話,他認為十年後,民眾就都是他的知音,能聽懂他改良與啟蒙的呼聲了。問題是不但當時的民眾沒有聽懂他,踩著他的身子上位了。半個世紀之後,革命的主流思想還把他罵作保守派、保皇黨!他的老師康有為,更是被偉大的紅衛兵當「四舊」直接給破了——康墓遭毀,康的頭骨被綁在棍子上,抬著遊街示眾……
中國民眾很怪,有大忽悠說人民萬歲,他們就亢奮半個世紀一直下不來;有實在人說民智低下,他們就惱得,恨不得把人拉過去撕扒著吃掉!某種程度上,中國百姓就是《讓子彈飛》里的鵝城居民,誰贏跟誰,誰輸搶誰。所以,我這辯護更多的是自言自語。當然,托改革開放及網際網路的福,現在自言自語的人多了,民眾道德的下降與智力的懶惰也正處於消退中,對此我們應該表示謹慎的樂觀。
事實上我一直很納悶。某種程度上研究歷史從來都是后見之明,問題是在中國后見之明都難得。有些人士表現得,比身處歷史當局中還要無知無覺。這其中最不能原諒的當然不是普通民眾,而是專業的歷史研究者。也許他們的專業精神及情趣偏好只是不問青紅皂白的摟政治的腰子,總之他們在自己的歷史研究中表現得智商低下,道德更低下——這種雙重低下,對民眾造成了嚴重的誤導與傷害,比傻帝國就此形成!歷史已經處於輪迴中,他們卻還在狂喊新時代。如果非要我舉個例子的話,我想舉吳晗。從民國到新中國,一個《朱元璋傳》,吳晗先後寫了四個版本:1944年版、1949年版、1954年版和1965年版。[3]初版認為朱元璋是從「流浪青年」到「最偉大的軍事統帥」、「最偉大的政治家」及「偉大的民族英雄」。二版中出於政治的需要,拿朱元璋影射蔣介石,於是「流浪青年」改成了「流氓」,「三個偉大」變成了「暴君」——「以屠殺著名的軍事統帥」、「最陰險殘酷的政治家」云云。這稿子被□□□看了,可能從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要求吳晗把朱元璋寫好些。於是,「流氓」又改成了「流浪青年」,「暴君」變成了「農民領袖」。至於吳晗本人,還在1965年版本的序言中津津樂道,當初民國某編輯部讓他把朱元璋的「紅軍」改為「民軍」,而他很有骨氣地拒絕了:「寧可不出書,這字萬不能改」![4]可是□□□先後給他三條不倫不類的改稿指示,[5]他卻屁顛屁顛地努力遵行。直到最後跟不上,成為「文革」祭旗的第一道犧牲。
據1949年版本,吳晗把元朝的專制統治概括為:「構成了天羅地網,銅牆鐵壁,沒有一點漏洞,透不出一點氣,沒有聲音,連耳語也不敢,沒有文字的抗議,連數說歷史都是犯法的。」[6]對朱元璋開國大典后的政治形勢描述曰:「奉天殿受賀后,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進爵。……一霎時間鬧鬧攘攘,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滿了蓬勃的氣象,新京師里平添了幾百千家新貴族,歷史上出現了一個統一的新朝代。」[7] 對於朱元璋的文字獄,概括得更形象:「網羅布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網外圍外的在戰慄,在恐懼,在逃避,在偽裝。」[8]
看著這些預言或者說惡讖式的歷史片段,難免讓人冷戰。吳晗哪裡是在說史,分明是在總結現實指向未來。所以,無論是吳晗治史,還是吳晗制史,都無一例外地告訴我們,與其說我們的歷史學家是在研究歷史,倒不如說他們是在製造相同的歷史。吳晗可能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分明是在奉毛澤東之命「數說歷史」,為什麼也是「犯法」呢?
連吳晗這樣優秀的歷史學家都沒有看透:哪裡有法,皇帝只有新舊之分,歷史學家也只有御用與秉筆獨書之分。既然選擇了御用,新寵終歸要變成舊寵,而且難免失寵。
某種程度上講,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歷史學家似乎比政治學家更加不能讓人原諒。因為他們的政治投機不是偷雞不成蝕把米那樣簡單,而是直接混淆賊、雞、米之間的關係,賊不是賊、雞不是雞、米不是米的。還拿吳晗來說話。一方面,他把新朝認作了現實與歷史的決裂,卻沒有看出現實僅是歷史的延續與輪迴;另一方面,一直以來,官方史學總是把吳晗的倒霉歸之於《朱元璋傳》中的「后妃不得干政」惹惱了江青。[9]可事實上,哪怕就是腦殘,看了吳晗的《朱元璋傳》和《海瑞罷官》都應該明白,最該惱的根本不是江青,對號入座還輪不上她是不?
當然我不是歷史學家,我就是個挖歷史牆腳的。所以無論出於哪個角度,那種道義上的譴責也輪不到我身上。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就沒事了,我有我自己的事兒。那就是,以良知與勇氣贏得另一種譴責——尋歷史的真相,探文化的陷阱,為蒙受不白之冤的歷史人物呼籲,給過多塗飾的歷史事件脫彩。有些人會因此而惱怒:第一,他可能是既得利益者;第二,他可能是既得利益者正在利用的犧牲。如果說前者可惡,那麼後者只能是可悲。之所以淪為犧牲,正是由於智力的懶惰與道德的下降。但是這種懶惰與下降又羞於被人指出。他們喜歡聽的話是「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卑賤者最聰明」之類。這種鬼話,明顯是哄傻子,但是他們樂意被哄,你不哄他們跟你急,你哄得好了,他們就喊你英明!智力上你越道德,在大眾眼裡你反而越不道德;智力上你越不道德,在大眾那裡反而贏得感恩戴德。這真是一種令人頭疼的中國式病症。按英國保守主義的首席代表柏克的邏輯,說鬼話的這些人對於卑賤的人民大眾並不是真心看得起,事實上他們對卑賤民眾真正的態度是「極其鄙夷」,只不過,由於要利用他們,特別是要把他們當成「權力的貯蓄所」,[10]也就是要把自己弄成人民的代表,從而擁有人民授權,進而擁有統治之合法性與正當性,才把人民當作口紅抹在自己唇上的。吃飯的時候,口紅就被吃掉了;洗臉的時候,口紅就被洗掉了。在利益當口與真實狀態中,口紅是礙事的,至少是多餘的。只有在對外或者表演時,口紅才是需要的。要命的是,口紅不知道這一切,它處於光彩照人的暈炫中,直到如今還沒有清醒過來!
我不想媚眾,更不想媚愚眾。有人把它搞成民粹。哪裡是民粹?簡直是民穢!因為我們看到的景象是,大量的民眾,在面對袁世凱的時候,既不乏智力上的自信,更不乏道德上的優越。簡直是千夫所指,萬民唾棄,也不想想,你配嗎?
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云:「任憑你像堯舜那麼聖賢,像秦始皇、明太祖那麼強暴,像曹操司馬懿那麼狡猾,再要想做中國皇帝,乃永遠沒人答應。」[11]問題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卻告訴我們,皇帝還是有的,只不過改換其它名稱罷了。中國百姓沒人不答應,他們喊萬歲喊得比上輩老奴隸還要投入還要激昂。不信你看看當年的紅色海洋,那簡直神經病大聚會,腦殘者大狂歡!而且,啟超如果有幸身處紅朝,那麼他本人,鐵定要先做右派,后做反革命,不是自絕於人民,就是被下放、被勞改、被專政甚至不經任何正常的法律程序被秘密槍崩,到時候還有人找他娘要那五分錢的子彈費!
海派學者李劼說:「歷史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在中國遇到了其天敵——中國人頑強的文化心理定勢:在沒有皇帝的年代里人人都想做皇帝。一個皇帝推翻了,千萬個皇帝在成長」。他還說:「孫中山這尊雕像的意義在於僅僅制止人們搞穿龍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類的復辟形式,卻並不能阻擋不穿龍袍的皇帝君臨中國!」[12]
可惜,袁世凱缺少李劼的智商,像梁啟超一樣腦子不轉彎兒,不知道在中國,不穿龍袍,照樣是皇帝。巴巴的搞小女人扶正的遊戲,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小樣兒嘛!
更小樣兒的是中國人民,聰明一時,糊塗一世,當初要是理智地支持袁世凱稱帝,我們今天就是立憲帝制了——曾經有一個美好的制度,放在全中國人面前,可是沒有幾個人珍惜,等到失去的時候才後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給我們一次機會,我們會說:我們要立憲帝制!如果非要在前面加一個期限的話,我們希望是——一萬年!
按保守主義的視覺,政權掌握在一個人(皇帝)、少數人(貴族精英)或者多數人(民主)手裡,都不是問題,問題是權力運作的方式!一句話,國體無所謂,關鍵是政體!
歷史走到今天,中國人明白這一切嗎?
不明白,還對著袁世凱翻白眼吐唾沫!
當然,躲開這些政治上的宏大敘事,我還可以指出一個簡單的中國邏輯——成王敗寇,人家不就是沒弄成、退位了嗎?如果他是在位之身,這麼對待他,像美國百姓寫信罵奧巴馬白痴、法國百姓當面罵薩科齊混蛋那樣,也算符合做人的正當性和做公民的正常邏輯。
遺憾的是,一百年過去了,我們中的許多人既沒有讀懂袁世凱,也沒有提升自己的智力與道德——不如回家面牆去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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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刀爾登:《刀爾登讀史:中國好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頁。
[2] 汪松濤:《梁啟超詩詞全注》,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頁。
[3]吳晗:《朱元璋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蘇雙碧序:《吳晗和朱元璋傳》。此版依據的1965年版。
[4]吳晗:《朱元璋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自序。
[5]這三條指示是:其一,吳晗認為西系紅巾軍首領彭瑩玉功成不居,起義成功后回到人民中間去了,毛澤東不以為然,認為彭這樣堅強的領導者,不應有迴避行為,不是自己犯了錯,就是史料有問題。其二,毛澤東認為吳晗「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其三,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
[6]吳晗:《朱元璋傳》,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頁。此版依據的是1949年版。
[7]吳晗:《朱元璋傳》,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頁。
[8]吳晗:《朱元璋傳》,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頁。
[9]吳晗:《朱元璋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蘇雙碧序:《吳晗和朱元璋傳》。
[10]柏克(英):《法國革命論》,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73頁。
[11]《飲冰室文集點校·第5輯》,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1頁。
[12]李劼:《我們的文化個性和個性文化:論世紀現象》,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