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無眠
佛教對西藏產生的作用,大致歸納起來,正面作用是,佛教使得藏民有心理凝聚力,獲
得強大的精神皈依感。負面作用是,佛寺體系對於藏民來說是過於沉重的負擔,使西藏長期
處
於停滯狀態,使一個歷史上十分強悍的民族越來越衰弱。總的來說,西藏從佛教得到的
主要是精神利益,失去的主要是物質利益
青海的夏天,乾燥涼爽。這一天早晨,一隊人馬從西寧的塔爾寺出發了。為首的是西藏
色拉寺的高級喇嘛格桑仁波齊,由噶廈政府一名官員洛桑才旺及兩名侍從陪同,隨行的還有
一批到麥加去朝聖的穆斯林商人,及人數眾多的馭騾者。這支組合奇特的隊伍的核心,卻是
一位年紀最小的成員,名叫拉木登珠的四歲農家小孩。因為他,他的全家人──父母﹑姐姐
多瑪﹑已經到古本寺出家的三哥羅桑桑天,也都跟著這支隊伍一道出發。他和大他三歲的哥
哥,同坐一乘由兩匹騾子架抬起的轎子。其它人則有的騎馬,有的乘轎。這天陽光明媚,卻
又下著小雨,彷彿要與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心情暗合﹕既緊張又興奮,既要不事聲張又要盡
可能莊嚴隆重,既滿懷希望和信心又不無擔憂和焦慮。他們將離開回民將軍馬步芳的管轄區,
穿過藏北高原到拉薩去,行程大約要花三個月時間。
達賴靈童首次赴拉薩
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國的抗日戰爭剛進入第三個年頭。戰爭的局勢,國際風雲的激
變,大量從淪陷區往西逃亡的難民,播遷至陪都重慶不久的國民政府,第二次合作但明裡暗
里仍互相較量的國共兩黨,倉皇出走準備私自對日媾和的汪精衛……牽住了幾乎所有人們的
視線,以至於沒有幾個中國人會注意到並記住這天發生在西北大後方的這件事。當然,作為
最高領袖的蔣介石,不會忘掉這件事對於中國的意義。日軍步步進逼,如果重慶失守,中國
的抗戰還能堅持下去嗎﹖政府再往哪裡撤呢﹖一些西方記者提出這樣的疑問。他的回答是﹕
抗戰一定要堅持到底,重慶失守,政府就遷到拉薩去﹗
而這位坐在轎子里東張西望﹑與哥哥不時打鬧著玩﹑相貌尋常的農家孩子,就是拉薩的
新主人,第十四世達賴靈童。
半個世紀以後,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撰寫出版了自傳《流亡中的自在》,回
憶了當年被認定為轉世靈童,被尋訪隊護送到拉薩的情景。他的回憶,比許多西方人士關於
西藏問題的書籍所記載的要平實多了。也許,這是已達最高境界的智者的自在和淡然。總之,
他沒有故作不可一世﹑天將降大任於我的姿態,也不把轉世這件事渲染得神神秘秘,好讓世
人過多地從中看出與現代科學相悖逆之處。他甚至承認,所謂轉世,是一件很難講清楚的事
情﹔但他與他的前世們,精神上確實一脈相承。他告訴我們,其實他只是與「一般的孩子」
一樣,對這趟旅行興奮莫名。而非尋訪隊及後來的西方作者所說,這是他想「回到」前世居
住地的渴望,也是表明他確屬十三世達賴轉世的「種種跡象」之一。
但是,無論是達賴喇嘛,還是西方著者,都「遺忘」了這樣一個重要細節﹕這一行浩浩
蕩蕩向拉薩進發的人馬,除了上面所說的那些成員,還有國民政府派遣的一個騎兵營,由馬
步芳的一個師長馬源海率領全程護送。為了調動這支軍隊,重慶的國民政府還專門撥了十萬
元經費給馬步芳。效忠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馬步芳,只好遵令行事,這位回民將軍不一定理解
最高當局「行使主權」的苦心。他只敏感到尋找靈童這事兒有些蹊蹺,好象可以從中撈點什
么便宜。他也的確撈了一把,向尋訪隊勒索了十萬銀元,輕易地拿到手后,又得寸進尺再要
了三十萬元贖身費。
這行人於十月八日,正式進入西藏的首府拉薩。那些氣氛熱烈﹑載歌載舞﹑華麗鋪張﹑
聲勢宏大的場面,似乎與艱苦抗戰中的中國形成極不和諧的強烈反照。但是沒有關係,位於
亞洲腹地的整個西藏高原,將註定要躲過二次大戰的炮火。這是一塊佛臨的凈土,一片不知
戰爭為何物的祥和之地。達賴轉世靈童改法名為丹增嘉措,他在完成了那些冗長繁瑣的各項
儀式之後,將在這裡安安靜靜地修習佛法,度過他的少年時代。直到一九五○年夏天的某個
深夜,一場罕見的地震把他從寧靜中搖撼出來。當時他衝出寢宮,「仰望天空,一陣接一陣
的轟隆聲相繼而起,似乎是炮彈。總共約有三十到四十次爆裂聲」。按照他事後的說法,這
場地震只是先兆,「暗示了西藏處境的迅速惡化」。果然,兩個月以後,共產黨的部隊強渡金
沙江,在昌都敲開了西藏的大門。試圖抵抗的藏軍主力一觸即潰,新上任不久的噶倫阿沛 ?
阿旺晉美被生俘。一直不願正視前途兇險的噶廈政府,突然面臨西藏命運的重大抉擇,一時
驚慌失措。他們舉行了一次降神作法,根據神的旨意,宣布年僅十六歲的達賴喇嘛提前親政。
不知是噶廈政府怕承擔責任,還是果真相信作為觀世音化身的達賴喇嘛,具有凡人所不及的
救苦救難的通天本事。但無論是誰,到了這時都已無力回天。
無人承認西藏為獨立國
總攬西藏的僧俗大權之後,達賴喇嘛絲毫不比那些一籌莫展的政府官員更有辦法。到了
這一年 12 月 19 日,凌晨二時,由 40 名貴族和兩百名配備著機關炮﹑榴彈炮的精銳
部隊跟隨,年輕的達賴喇嘛溜出布達拉宮,朝南沿著河谷奔向印度邊境。他騎一匹灰色的馬,
隊伍正中飄揚著達賴喇嘛旗,旁邊則是西藏國旗﹕圖案是一輪紅日從白雪覆蓋的山峰中升
起,放射出十二道金光,兩頭獅子抱著佛﹑法﹑僧三寶。
同樣的故事,將在八年以後重演一次。不過那次奔逃更為倉皇,因為整個西藏被解放軍
佔領業有多年,他已充分領教共產黨政權的厲害,他也沒有像現在這樣整齊的衛隊。而這一
次,他希望獲得國際上的支持,承認西藏是一個完整獨立的國家,呼籲世界輿論阻止中國軍
隊侵略西藏。
可悲的是,竟然沒有一個國家承認西藏的國家地位。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是發達國家
或落後國家,是共產主義陣營還是自由世界,是帝國主義還是剛剛獲得獨立的殖民地,是支
持中華民國還是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承認西藏為一個正式國家。只有印度,這個面積
比西藏大不了多少,人口比中國少不了多少的鄰國,以提出照會方式,勸說中國不要採取過
激行動,以免引發新的世界大戰。被中國政府聲色俱厲一番駁斥,立即偃旗息鼓。
達賴喇嘛和他的政府官員們失望了,與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取得聯繫,同意由被俘的阿
沛 ? 阿旺晉美為代表團團長赴北京談判。 1951 年 5 月 23 日,中藏《十七條協議》
在北京簽字。據達賴喇嘛多年後回憶,他是從收音機里得知簽字生效這一消息的﹕
「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想衝出去,叫醒每一個人,但是,我呆坐在椅子上,
動彈不得。」
無論如何,達賴喇嘛最終還是接受了《十七條協議》,返回拉薩。接著又同班禪喇嘛一
道赴北京,晉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親自到車站迎接,場面熱情﹑歡快。達賴當上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兼全國政協常委。班禪喇嘛則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全國人大常委。
共產黨的軍隊兵不血刃開進拉薩,西藏「和平解放」。而從達賴喇嘛的觀點看,西藏自此淪
陷而「亡國」。
西藏是不是一個國家﹖年輕時代的達賴喇嘛自己,恐怕也給鬧胡塗了。他是一位佛學大
師,不是國際法學者,也不是政治家。西藏和他個人的命運,迫使他登上了世界政治的舞台。
老實說,他的確不是凡人,具有高超的政治智能與公關才幹,在極為艱難的處境中,逐漸贏
得了相當一部分的民間與輿論的同情﹑支持。他把藏人在印度的流亡地達蘭薩拉,建成了第
二個拉薩,西藏人的精神首都。他使得一個在侵佔前被稱為「地區」的國家,成為一個在侵
佔後被稱為「國家」的地區。
他在自傳中引述,國際法理專家協會「後來」在他們的報告中提到﹕
一九一二年,中國人退出西藏,其時西藏的地位,持平地形容,則為一實際獨立的主
體……因之可以如此主張,一九一一─一二事件使得西藏再度成為一個完整獨立的主權國
家,在事實上及法律上獨立於中國統治之外。
遺憾的是,這個國際法理專家協會的報告,正如達賴喇嘛所說,是「後來」提出的。從
法理的角度,已經失去了追訴的時效。而且,這個報告的引述部分語焉不詳,僅指出清王朝
被推翻之際,西藏在事實上及法律上獨立於中國統治之外,但沒有討論民國時代西藏是否仍
繼續獨立。倒是從事實上及法律上承認,至少在一九一一年以前,西藏為中國所統治,不是
一個完整獨立的主權國家。
毛說:「西藏是偉大國家」
歷史上,西藏無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一點,連向全世界宣布「我們一定要解放西藏」
的毛澤東,也是首先承認的﹕
「西藏是個偉大的國家。」他第一次見到達賴喇嘛就說,「你們有輝煌的歷史。很早以前
你們甚至征服中國的許多土地,但是現在你們落後了,所以我們要幫助你們。」
達賴喇嘛回憶﹕「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說得那麼確定,不像是門面話。」
達賴喇嘛引述的毛澤東的話也語焉不詳。西藏是個「偉大的國家」,是指什麼時候的事
情﹖顯然,他說的是古代,是強大的吐蕃軍隊攻下大唐國都長安,中國皇帝不得不下嫁公主
以「和蕃」的時代,是「常勝將軍」薛仁貴徵西全軍覆沒,唐蕃兩國和平談判誓通盟好﹑立
碑為證的時代。當然,自西藏併入中國的版圖,舊話重提,不免擺出一副「兄弟之間,彼此
彼此」的高姿態。
西藏與中國的關係,並不始於唐代。曾統一中國北方的前秦皇帝苻堅,就有藏人血統。
如果不是在淝水之戰中大敗於晉軍,他極有可能開創一個新的統一局面,而不至於發生長達
二百多年的南北朝的故事。不過這些都不足以證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現在的歷史學家
大都承認,西藏併入中國,是自元代始。但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對於中國是「外來政
權」。西藏不過是與中國同被一個國家所征服,它們之間只是鬆散地連接在一起。如同日據
時代的朝鮮與台灣,不能說台灣成了朝鮮的一部分。但如果其間日本把國都遷至漢城,從天
皇到各級官員都改說朝鮮話而不再說日語,台灣地方服從於漢城中央政府,那麼也就不妨這
樣認為﹕台灣曾是朝鮮的一部分。
明代的中國,並沒有能繼承元朝的巨大版圖。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曾派鄧愈為征西將
軍,於洪武三年﹑五年﹑十年三次征吐蕃,諸部歸附。但那時的西藏﹙吐蕃﹚,仍處於長期
分裂的狀態,蕃王多,僧官亦多,今天歸附,明天你一走他又各自為政。所以明朝的對蕃政
策,是多封號,少管閑事。雙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倒是十分密切,每年用大量茶葉換取數千
至一萬多匹馬。茶葉是西藏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達賴喇嘛說,「假如有人喝茶比英國
人還多,那就是西藏人。」西藏不產茶,全賴從中國進口。而中國的軍事﹑國防,則仰仗西
藏的馬匹,以對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事實上,明朝對西藏沒有主權。
明末滿清在東北崛起,西藏宗教領袖越過明帝國開始與清國來往。清軍入關,以武力征
服中國,版圖囊括蒙古﹑新疆﹑西藏﹑朝鮮﹑安南,形成中國歷史上除元代以外最大的帝國。
清朝的國祚近三百年,形成今日中國疆域的基本格局,所以應是討論西藏與中國關係的重點。
西藏從屬於清朝的關係,一直是中國所認定並為國際間所認同的。近幾年,由於流亡藏
人進行的獨立運動,才被拿出來重新審視。一種典型的說法是,西藏與清朝是兩個互不相從
的國家。清朝只是為了鞏固對信仰藏傳佛教的蒙古諸部的統治,才藉助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
與班禪。清朝皇帝固然給了達賴﹑班禪一大堆冊封,但達賴也給了清朝皇帝一大堆封號,他
們的地位是平等的。這從對西藏歷史作出重大影響和貢獻的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可以看出
來,清順治帝親自出城迎接,如果西藏為藩屬,皇帝是不會給一個屬地的首領這樣高的待遇
的。記載他們會見的壁畫,兩人也是「平起平坐」的。清朝曾派駐藏大臣幫助達賴喇嘛治藏,
在所有章程中都明文規定,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地位平等,而駐藏大臣代表清朝皇帝,所以
達賴喇嘛的地位與清朝皇帝平等……﹙詳見曹長青主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 ? 前
言》﹚
清帝何種禮節接待達賴
先說壁畫。在引進西方繪畫觀念以前,中國畫是不講透視的,這樣就很難分清人物的主
次,造成「平起平坐」的錯覺。其實仔細觀看五世達賴進京見順治帝的壁畫,實難得出「平
起平坐」的結論,充其量是「對坐」。而十三世達賴進京見慈禧太后的壁畫,更是主次分明,
慈禧太后居一桌之上首,十三世達賴從旁側對。五世達賴進京,外蒙古尚未歸順,朝廷需要
藉助西藏佛教領袖的召喚力,所以在討論歡迎禮節時頗費了些爭執。滿臣認為﹕「上親往迎
之,則喀爾喀﹙外蒙﹚必從之而來,大有裨益。」漢臣卻主張﹕「皇上為天下國家之主,不
當往迎達賴,可以諸王大臣中遣一人代迎。」其時滿清入關未及十年,滿人重實利,漢人重
虛禮,兩種文化觀念相持不下。後來順治帝採取折衷的辦法,以「畋獵」的名義出南苑與達
賴作為路遇,順便表示歡迎。這時的達賴喇嘛,實際上是控制西藏的蒙古族首領固始汗擁立
的。固始汗自 1642 年進藏,至 1717 年拉藏汗被殺,蒙古勢力共控制西藏達 75 年。
1720 年,康熙帝派兵進藏,擊敗准﹙準噶爾﹚藏聯軍,擁立新選的七世達賴喇嘛到布達拉
宮坐床,行廢封﹙任免﹚之事。康熙還親撰《聖祖御制平定西藏碑文》,立碑於布達拉宮門
口。可見,清朝皇帝對五世達賴的迎接,既不是迎接一個地位平等的外國元首,也不是迎接
一個歸附日久的藩臣,而是迎接一位有號召力的宗教領袖。用現在一些學者的說法,是行「帝
師」之禮。
到 1908 年十三世達賴喇嘛進京,規格就大為降低了﹕僅派中堂﹑理藩院部堂等人到
車站歡迎。達賴下車后,乘自備的轎子穿過北京城內大街,到黃寺行宮下塌。所謂「此一時
也彼一時也」,清朝統治已經兩百多年,雖仍看重達賴喇嘛對西藏的影響力,卻無須再藉助
他對未歸附部落的精神作用了。而且十三世達賴任期,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英軍入
侵﹑英藏拉薩條約﹑達賴被清廷革去名號﹙后恢復﹚,中英西藏條約﹑張蔭棠到拉薩整頓藏
事﹑西康趙爾灃對藏人實行改土歸流﹑達賴流亡外蒙古等等,使得雙方關係緊張。朝廷甚至
前有將他「羈留」在北京,以便整頓藏事之議。后採納了外務部右丞張蔭棠的建議﹕賞賚優
隆,而體制裁抑。也就是多給點實利,少給禮遇,不按五世達賴進京的舊例接見。十三世達
賴因此甚為不滿。依照清朝禮節,藩臣晉見皇帝,須行三跪九叩首禮,達賴只願屈膝,不甘
叩首。經過討價還價,最後達賴須備 47 種貢品,跪而不磕頭,但皇帝賜宴時,應跪迎跪
送。
「跪迎跪送」的細節,見於英國侵略軍統帥榮赫鵬著《印度與西藏》一書,從側面證明
了西藏領袖為清朝皇帝藩臣的事實。也可以看出,由於英國入侵,被迫同西方發生接觸而視
野遠較其歷代前任開闊的十三世達賴喇嘛,開始對這種中國式禮節及臣服關係深感屈辱與怨
懟,已生抗爭﹑反叛之意。只是權衡利害,仍不敢貿然選擇脫離中國的道路。清朝政府也不
是傻子,知道達賴喇嘛懷有貳心,遂加緊布置,以防其變。 1909 年 10 月 30 日,達
賴喇嘛回到拉薩,駐藏大臣聯豫率屬吏迎於札什城東郊,達賴故意輕慢不理,視若無人。聯
豫忿甚,借口達賴私運俄國軍火,親自到布達拉宮檢查未獲,又派人到黑河把達賴的行李翻
箱倒篋查了個遍,還是查不出軍火。達賴停止供應駐藏大臣官署的糧草﹑人役,以為報復,
雙方關係公開破裂。 1910 年 2 月,早有準備的中國川軍入藏, 12 日,進抵拉薩。達
賴見勢不妙,逃亡印度。清廷也宣布,再次革去達賴名號,派駐藏大臣另尋靈童代替。此事
最後不了了之。
這是已走到窮途末路的清王朝對西藏最後一次用兵。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紛紛
宣布獨立,清朝覆亡。民國元年,即 1912 年,達賴喇嘛返藏複位,驅逐川軍。第二年 4 月,
更在布達拉開會決議,驅逐由內地進藏及土著漢人。一面和英國秘密商議,尋求保護,一面
又與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提出各項優惠條件,要求權益。
清朝對西藏用兵,一共六次。第一次是 1718 年,康熙帝命西安將軍額倫特以軍數千,
對付佔領西藏的準噶爾部蒙古人,在黑河全軍覆沒。第二次即前面說到的 1720 年,康熙
以皇太子為撫遠大將軍統帥六師,平定了準噶爾部。第三次是 1728 年,雍正帝派三路兵
馬共一萬五千四百人,分別從西寧﹑甘孜和雲南三處進藏,以平定西藏內亂。第四次用兵是
1788 年,西藏與廓爾喀﹙尼泊爾﹚發生邊界糾紛,乾隆帝派兵三千入藏馳援,中藏官員瞞
住朝廷與廓爾喀談判媾和,許賠款以退兵,對上則謊稱收復廓爾喀佔領的濟嚨﹑聶拉木﹑宗
喀三地。第五次是 1791 年,廓爾喀因中藏官員拒付賠款,再次入侵,乾隆帝除了查辦前
次失職官員,再調一萬七千餘人先後開赴前線。這次戰爭,兵臨廓爾喀首都加德滿都城下,
逼使其國王投降求和。但中方也損兵折將,並花掉軍費 1052 萬兩,占當時全國稅收的四
分之一。
主權還是宗主權?
清朝對西藏的權力,是主權還是宗主權,成為西藏是否為一獨立國家的重要區分點。如
果是宗主權,則清朝對西藏只有名義上的「中央」地位,而無實際主持內部事務的權力。曾
與中共西藏工委副書記平措汪階的女兒同居﹑同情藏人命運的魏京生,在監獄里寫過一封致
鄧小平談西藏問題的著名的公開信,認為清朝對西藏只有宗主權,而無主權。對於以清朝軍
隊幫西藏平息內亂和擊退外患,作為西藏從屬於中國的理由,他舉了一個帶明顯嘲諷口氣的
例子予以反駁﹕
「你們鄧家內部發生紛爭,請來老帥劉伯承調解,能夠據此就說你們鄧家是受劉帥管轄,
鄧家也就成為劉家的附屬部分了嗎﹖這不僅是無知,而且是歪曲事實進行詭辯。」
我們來看看,是誰在歪曲事實進行詭辯。我們權且承認,西藏和清朝是兩個國家﹔它們
在長達近三百年的歷史中形成的複雜關係,絕不是兩個家庭可以比擬的。我們又權且同意讓
他以家庭簡單地模擬國家,那麼他也應該選擇兩個不預先設定相互為何種關係的家庭作比
較。鄧小平和劉伯承是中國的兩個著名政治人物,他們兩家互不從屬是眾所周知的,以此來
推導西藏從屬於清朝的荒謬可笑,犯了結論先行的毛病。我們權且再依他一次,就拿鄧家與
劉家來打比﹕如果鄧家內部發生紛爭,請老戰友劉伯承來調解,我們當然不能「據此說鄧家
是受劉家管轄﹑鄧家是劉家的附屬部分」﹔但如果劉伯承一直派一個親屬住在鄧家,與鄧小
平地位平等地參與鄧家事務的管理,鄧家一發生紛爭劉伯承就出面幫他擺平,鄧小平與林彪
﹑賀龍﹑陳毅及其它一切人交往也都要經過劉伯承允許,林立果﹑賀鵬飛﹑陳昊蘇屢次到鄧
家門上來尋舋打架,鄧家打不贏,都要請劉伯承來幫他打,而且劉家一次就拿出全家一年總
收入的四分之一花在鄧家的用度上……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可以認為,鄧家不是一個獨立
的家庭,也不僅僅是與劉家結成了「劉鄧大軍」或某種形式的聯盟,而應該是劉家的一部分。
兩個比喻
在海外積極支持西藏獨立的曹長青,十分欣賞魏京生這個比喻,特意將它引在《中國大
陸知識分子論西藏》一書前言中,而且將魏京生這封公開信收為該書正文第一篇。他自己在
該書另一篇文章《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中,仿照此例作了一個恰當得多的比喻。他說﹕
「雙方的關係很像是一個村子和村邊山上的和尚廟。這個村的村長作為世俗領袖,掌管
著這個村子的權力。很多村民信仰佛教,包括村長也信佛,共同尊奉和尚廟的長者喇嘛為精
神領袖。村長並無掌管和尚廟宇的權力。但當有強盜侵入和尚廟,或廟內小和尚造反,長者
喇嘛向村長求救時,村長會派鄉兵入廟驅敵,幫助恢復秩序后,鄉兵會撤離。平時還要作為
『施者』向和尚廟提供食物。村長對廟宇長者喇嘛的尊敬和友好關係,使村上的佛教徒更加
擁護村長,增加村政權的穩定。廟宇並不需要自備軍力,因為佛教主張不殺生,有危機情況
籲請村長派兵保護。廟宇也不需要宣布獨立,因為它從來都不屬於這個村管轄。喇嘛與村長
的關係是互助互益。
我不得不佩服這個比喻非常之妙,也很貼近西藏與清朝的關係﹙儘管仍有距離﹚。但是,
這說明什麼問題呢﹖不管村和廟相互管轄不管轄,我們仍只會認定一點﹕這個廟不是一個
村。如果要組成類似聯合國的組織,比方「聯合村」,是絕不會接納這個廟作為成員村之一
的。從常情抑或常理上講,這個村村民都會說﹕這是咱們村的廟﹔所有別村恐怕也會以為﹕
那廟是那村的,他們之間的事咱們少管為妙。
這就是為什麼,當一九五○年,噶廈政府向世界幾個國家派出代表團,請求承認西藏的
獨立國地位時,沒有一個政府表示支持的根本原因,──它們都把它當成了一個「廟」,而
不是一個「村」。達賴喇嘛回憶﹕
「我離開拉薩前派出國的代表團只有一個不辱使命﹕到中國去的那一個。其它都無功折
返,情況惡化。……現在,英國政府居然同意中共對西藏主權的部分主張,真令人難以置
信。……至於美國……很明顯地,他們改變了立場。當我意識到這個事實意即﹕西藏必須獨
自面對整個強大的共產中國,我覺得非常悲哀。」
是的,我也很為達賴喇嘛悲哀。作為一個廟的主持喇嘛,當他一直受施的這個唯一的村
不再信奉佛教﹑村長換了幾任﹑村委會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革的這幾十年時間裡,他幹什麼
去了﹖很多年以後﹙ 1989 年﹚,達賴喇嘛的私人秘書丹增格其向一位法國記者承認﹕
「 1950 年之前,我們西藏人真是白痴。與其一成不變地自我孤立,不如對外開放,
和對外建立外交關係。……很明顯的,如果當時的西藏政府懂得利用這一段時間去和外國建
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當然這個外國只會是印度,中國在 1950 年也就沒有辦法這麼輕鬆地
就把西藏的主權問題擺平。」﹙董尼德《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
同樣是對這位法國記者,達賴喇嘛的回答更是坦率﹕
「我對在 1940 年﹙應是 1947 年──引者注﹚當印度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時候,西藏
政府沒有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而派遣一個最大﹑最重要的使節團,並且由年過七十
的攝政親自率團前往祝賀這件事感到特別的遺憾。如果這件事實現了,我也會隨團前往。當
時我還是太年輕了,不過至少我可以到那裡觀光,譬如說到動物園逛逛啦﹗我們當時是應該
要這麼做的。」
機會是從這個世紀過去的頭十來年開始的,然而到這個世紀只剩下最後十來年的時候,
達賴喇嘛和他的助手們仍未能完全跳出「廟」的規劃形式。長期以來吃喝管拿的那個「村」
亂套了,不行了,關係冷淡了,怎麼辦﹖不是去爭取自立,與儘可能多的各村建立「以精神
變物質」的關係,而是只找旁邊另一個信仰佛教的「村」──印度。如果當時這麼做了,西
藏就不會是中國的一部分了。但它就會變成印度的一部分,成為印度的一個或數個「自由邦」,
就象 1974 年被吞併的錫金王國一樣。一個不能在政治經濟上獨立﹑只依靠某一個村子生
存的「廟」,是很不可能掌握自身命運的自主權的。
不要東村要西村?
達賴喇嘛可能會說﹕印度比中國好,我寧願成為印度而非成為中國一部分。這話有道理,
因為他嘗到過做「中國人」的苦頭﹔不過他不會不記得,尚未做成一個印度人,印度總理尼
赫魯就是怎麼對待他的﹕
「還沒有輪到我時,他似乎非常和藹,跟每個到他面前人都能說上幾句話。然而,輪到
我時,我和他握手,他卻木然不動,眼睛直視正前方,一句話也不說。我覺得很窘,我說了
一些『能見到你,我好高興』以及『雖然西藏是個邊遠國家,但是我曾聽說過許多您的事迹』
之類的話,想打破僵局。最後他終於說話了,不過卻是敷衍了事的態度。」﹙一九五四年十
月,北京﹚
「起初他禮貌地聆聽﹑點頭。但是我猜想這篇感情豐富的演講對他來說是太長了。隔了
一會,他顯得分心,就好象快要打瞌睡了。最後他注視我說,他了解我所說的。『但是你必
須知道,』他有點不耐煩地繼續說﹕『印度不能支持你。』」﹙一九五六年,印度﹚
「到了這時候,尼赫魯變得更加生氣,『即使你已經成立政府,印度政府也不會承認它。』
他說。我開始認為,尼赫魯把我當成一個需要常常叱責的年輕人。在我們會談的其它時間,
尼赫魯捶打桌子﹕這怎麼會這樣﹖他輕蔑地一次﹑二次逼問。雖然他愈來愈像是一個恃強凌
弱的人,但我仍然繼續說。最後我非常堅定地告訴他,我關切的主要有兩點﹕我決定贏得西
藏的獨立,但是眼前當務之急是停止流血。這時候,他再也無法控制自己。『這是不可能﹗』
他以充滿情緒的聲調對我說﹕『你說你要獨立,同時你又說不要流血。不可能﹗』他說話時,
下唇憤怒地顫動著。」﹙一九五九年,印度﹚
這位新的「施主」,看來不會比前一個村的「村長」更為友善和平等。至少,無論是順
治﹑慈禧,還是蔣介石﹑毛澤東,都沒有誰曾把達賴喇嘛「當成一個需要常常叱責的年輕人」,
那樣拍桌子打椅地和他講話。但他既已走到了這一步,只好都接受了。幾十年來,對於西藏
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而言,最重要的對外關係還不是同中國打交道,而是十萬藏人借住棲身
的印度。今年五月,印度連續進行了五次核試驗,引發鄰國巴基斯坦緊跟其後進行核試驗,
遭到世界輿論的同聲譴責。除了伊拉克總統薩達姆 ? 海珊拍來賀電,只有達賴喇嘛公開
向印度政府表示祝賀。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以反暴力爭取自由為己任﹑主張不殺生不流
血的喇嘛,怎麼去讚賞鄰國試製和擁有大規模殺人武器呢﹖只有一種解釋﹕以原則換取利
益,寄人籬下,不得已而為之。
清朝直接介入西藏事務
我認為,所謂「西藏問題」其實是「兩權」問題,一為主權問題,一為人權問題。這兩
個問題常常被論者糾纏在一起,以人權強化主權問題的悲壯性,以主權強化人權問題的嚴重
性。雖說都是「權」,但一個是權力,一個是權利。本文主要從歷史角度,思考西藏的主權
問題。目的並非為了「證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探討西藏不被世界各國當做一個獨
立國家的原因。
國家的概念,本來就是模糊不清﹑可以這樣說又可以那樣說的。如果有誰給出一個明確
定義,我們一定可以舉出一個反例來推翻它。即使是國際法理專家協會提出的報告,也只能
是含含糊糊的,如「因之可以如此主張」之類帶偏向性的說辭,從邏輯上並不反對「也可以
那樣主張」。
附屬國與宗主國之間的關係,一般認為,宗主國只對附屬國負有外交﹑國防的義務,無
權過問附屬國的內部事務,附屬國仍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清朝對於西藏,顯然已經超出
宗主國的許可權。即以六次出兵而論,只有第四﹑第五兩次是出於「國防」原因,其餘四次都
是平定內亂,也就是直接介入西藏的內部事務。第二和第四次用兵,更是由朝廷來廢立西藏
領袖達賴喇嘛。而達賴喇嘛的地位也只與駐藏大臣平等,豈有一國之元首,地位與另一國的
國使平等之理﹖駐藏大臣固然不便直接對西藏僧俗事務直接插手,禮儀上還要處處表示對達
賴喇嘛的尊重,但實際上其許可權是相當大的,前面提到一九○九年駐藏大臣與十三世達賴喇
嘛發生的衝突,便足以說明。這次衝突,朝廷是堅決站在駐藏大臣一邊的,導致對西藏用兵,
達賴外逃並被革去名號。這都不是宗主國對一般附屬國應該擁有的權力。當然,在現實世界
中,宗主國常常「忘了」自己的名分,對附屬國做出侵權行為。一旦這樣,附屬國的國家地
位實際上就已經開始喪失。這裡不討論宗主國的對錯﹑是否正義,只討論附屬國憑哪些條件
定位。當附屬國的主權一點點被宗主國拿完,這個國家也就不復存在。美國第五十個州的的
前身夏威夷王國就是一個例子,它原為美國的保護國,一八九八年被美國吞併,一九四○年
正式加入聯邦。錫金王國也是一例。清代時的西藏也是如此。
從另一角度分析,西藏疆域遼闊,天然自成一體的地理環境,單一民族,獨特的政治﹑
文化和經濟結構,高度自治的事實,又可以看做一個完整的國家。我想西方人,在接觸到這
種國家形態時,也是拿不定主意到底該怎麼對待的。 1904 年英國軍隊打進西藏﹑佔領了
拉薩,達賴喇嘛逃亡外蒙,只剩下尚不知情的駐藏大臣有泰前來拜訪英軍統帥榮赫鵬。榮赫
鵬以戰勝國的姿態提出各項要求,遭噶廈政府拒絕。倒是駐藏大臣幫英方說話,斥責噶廈政
府不妥,又奏請清政府﹙第一次﹚革去十三世達賴名號,欲迎班禪代為西藏領袖,迫使藏方
與英方簽訂《拉薩條約》。但這一條約「因損害中國主權太甚」而沒有被清朝政府承認,條
約規定的 120 余萬兩也由中國政府代付。為搭成協議, 1906 年由清政府外務部右侍郎
唐紹儀﹙後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與英方在北京簽訂第二次條約,而將前次條約作為該約
的附約。
一方面,清政府由於國力衰退﹑內憂外患,越來越失去作為宗主國的地位和能力﹔另一
方面,它又實在不甘心喪失這個歷來被認做後院的藩屬,而以一步步剝奪西藏自主權的方式
來加強對它的控制。不妨這樣說﹕宗主國與附屬國的地位都在下降,都是國將不國。這就將
西藏的定位變得複雜化。從十四世達賴喇嘛後來感嘆的,英美等西方大國對於西藏前後矛盾
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們也吃不準,這是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西藏,你可以說它是一個國家,也可以說它不是一個國家﹔你可以說它是中國一部分,
也可以說它不是中國一部分。兩種說法都有道理,就看西藏自己怎麼說了。遺憾的是,它什
么都沒說。等到共產黨的軍隊兵臨城下它再急忙呼籲,已經沒人理它了。
佛教對西藏的正負作用
達賴喇嘛制,是解讀西藏主權歸屬另一組重要密碼。經歷過中世紀黑暗的西方國家,對
於政教合一有一種本能的反感,認為是反文明的舊習。一些支持藏獨的學者,以梵帝岡模擬
西藏,這個面積只有 0.4 平方公里﹑四周為義大利首都羅馬所包圍的城中之城,竟然是一
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而且它的國家元首也是宗教領袖﹗但是他們忘了,梵帝岡恰恰是政
教分離的產物。它的臣民,出城即喪失公民資格。也就是說,它對於個人只有影響力,而不
具有實際的管轄權。它的國家地位,其實是為了尊崇教皇人為規定出來的。西藏剛開始尋求
西方支持的時候,人們對於一個出家人同時又是僧俗兩界的最高領袖,不易產生同情。直至
十四世達賴喇嘛逃亡以後,幾年辛苦經營,才逐漸贏得西方人士的好感。但那已經太晚了。
關於佛教對西藏產生的正負兩面的作用,大致歸納起來,正面作用是,佛教使得地廣人
稀的藏民有一種心理凝聚力,西藏地處高原,自然環境艱苦,佛教可以使他們超脫現世苦難,
安守本分,積德揚善,獲得強大的精神皈依感。負面作用是,龐大的佛寺體系對於供養它們
的藏民來說是過於沉重的負擔,出家人不能婚嫁,不從事除佛事外的生產勞動,使西藏人口
的增長﹑經濟﹑科技教育都長期處於停滯狀態,使一個歷史上曾十分強悍的民族越來越衰
弱,漸漸失去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總的來說就是,西藏從佛教那裡得到的主要是精
神上的利益,失去的主要是物質上的利益。它跟清朝的關係,是拿精神換取物質,也就是前
面說的「廟和村」的關係。當中國政府不再需要這種精神作用,它對西藏的供養就成了完全
的「施捨」,它對達賴喇嘛體系的支持,就要以剝奪其部分主權作為代價。
文化上看達賴轉世利弊互見
達賴喇嘛依「轉世」的方式傳承,這種方式作為藏傳佛教的一種定例,如果從一位同時
也是世俗的領袖來考量,它的利弊互見十分明顯。挑選一位天資聰穎的「靈童」,從年幼時
即著意培養其學識﹑品性,使其能夠在成年以後擔當領袖的大任,以保證不出「昏君」。達
賴喇嘛的身份一經確認,則終身不變,不會出現挑戰者。領袖地位的穩定,是政治穩定的基
礎。在很大程度上,達賴的領袖地位比皇帝﹑國王還要穩固,帝王還可以廢弒,而達賴是廢
不掉的。十三世達賴兩次被清廷革去名號,都遭到西藏僧俗各界一致反對,只得予以恢復﹙
第二次由中華民國政府恢復﹚。無論他做過什麼事,哪怕是逃離西藏,也仍是達賴,為西藏
人民所擁戴,為他的對手﹙如中共﹚所不得不承認。
但轉世方式的弊也很大。每次轉世,都會因達賴喇嘛的缺位和年幼,出現 20 年左右
甚至更長的攝政期。這樣,西藏政治制度實際上並非單一的達賴喇嘛制,而是「達賴喇嘛─
攝政制」,政權由成年後的達賴喇嘛與攝政輪流執掌。如果達賴長壽,可望在位時有所作為
﹔反之短壽乃至早夭,西藏政局就難免動蕩不穩,甚至出現激烈程度絲毫不亞於宮廷政變的
權力鬥爭。不幸的是,達賴喇嘛沒有幾位壽命長的。
具體到每一世達賴喇嘛,其壽命分別為﹕
一世, 84 歲﹔二世, 67 歲﹔
三世, 46 歲﹔四世, 28 歲﹔
五世, 66 歲﹔六世, 24 歲﹔
七世, 50 歲﹔八世, 47 歲﹔
九世, 11 歲﹔十世, 22 歲﹔
十一世, 18 歲﹔十二世, 20 歲﹔
十三世, 58 歲。
其中,一世﹑二世達賴喇嘛是三世追封的,嚴格地說,不能算真正的「達賴喇嘛」。就
像被追封為「魏武帝」的曹操,並沒有真正做過皇帝一樣。從三世到十三世共 11 任達賴
喇嘛,活過 40 歲的只有五位,活過 50 歲的只有三位。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是唯一活
過 60 歲的,他的影響和建樹也最大。在他的任內,密招蒙古固始汗入藏,建立了噶丹頗
章政權,確立黃教正統地位,他自己也確定為西藏政教領袖。他還干過幾件大事﹕興建布達
拉宮﹔派使臣經蒙古繞過大明帝國,向關外新起的清朝「輸誠」﹔清朝入關后,又親赴北京
覲見順治皇帝,贏得西藏特殊地位。五世達賴 1682 年去世,到 1951 年十四世達賴提前
親政,在長達 269 年的時間裡,由達賴喇嘛執政實際只有 70 年﹔其餘 199 年,政權
掌握在攝政手裡。
兩個世紀達賴親政僅 70 年
五世達賴喇嘛晚年,已不大過問政事,專心著作經典,有 30 余卷傳世。政事一切交
由第巴桑結嘉措處理。他去世后,桑結欲專國事,竟秘不發喪達十五年之久。直至康熙帝親
征準噶爾部,從被俘的藏人口中得知五世達賴已久不在人世,致書第巴桑結嘉措責問,桑結
才挑選﹑迎立 14 歲的倉央嘉措至拉薩坐床,是為六世達賴喇嘛。九年後,桑結嘉措被蒙
古軍隊俘虜﹑處死,拉藏汗另委隆素為第巴,派人向康熙帝報告桑結嘉措謀反﹑倉央嘉措耽
於酒色不是真達賴靈童,六世達賴遂被解送北京,行至青海去世。七世達賴不是依照挑選「轉
世靈童」的程序產生的,他八歲出家,九歲被蒙古僧眾迎為活佛供養, 12 歲被康熙帝指
定﹑冊封為七世達賴, 13 歲由平逆將軍延信護送入藏。他活了 50 歲,但 44 歲才開
始親政,掌權僅六年。八世達賴, 23 歲時由乾隆帝降旨,命其親政,至 47 歲去世,執
政 24 年。其間,是清朝統治西藏的全盛時期,名為達賴喇嘛執政,實際上完全聽命於駐
藏大臣。九世達賴﹑十世達賴,都未及親政即夭亡。十一世達賴﹑十二世達賴,分別親政未
滿一年和剛剛一年,就都死得不明不白。直至十三世達賴, 20 歲親政, 58 歲圓寂,才
算是像模象樣地做了 38 年的政教領袖。雖然他那 38 年,實在也是太多災多難。
由此可見,在絕大部分時間裡,達賴喇嘛實際上只是一個名號尊崇﹑高高在上的傀儡,
被攝政挾其作為號令全藏的護身符。攝政不具有達賴喇嘛的無上權威和不可替代性,因而圍
繞著這個位置就會有激烈﹑殘酷的爭奪。為了使自己「合法」和地位穩固,選擇一個強有力
的靠山是最簡單可行的辦法。這個靠山就是中國的中央政府。而要贏得朝廷的信任與支持,
就要盡量表示自己的忠順,表示對駐藏大臣的謙恭﹑服從。在這種情勢下,已經沒有什麼主
權好講了。事實是,五世達賴以後,只有十三世達賴掌權的那 38 年,才有機會跟朝廷分
庭抗禮。
十三世達賴謀求獨立
十三世達賴喇嘛個性很強,久有脫離中國而自立的念頭,只是清王朝對他仍有相當的懾
服力,一直不敢公然相抗。清王朝倒台,趁著全國各省「獨立」之風,西藏也宣布「獨立」。
達賴喇嘛並於民國二年派人與同時獨立的外蒙簽訂了《蒙藏條約》﹕「蒙古西藏均已脫離滿
清之羈絆,與中國分立,自成兩國,……」而後,又派人赴印度出席西姆拉會議,英國﹑中
國﹑西藏三方代表在條約草案上簽字,中國對西藏擁有「宗主權」。事後,中國政府不予承
認,總統袁世凱電令中國代表不得在正約上簽字,惟英藏兩方得以簽字。西藏事實上獨立,
只是法理上仍為中國的附屬國。接著,達賴喇嘛在英國人的支持協助下擴建藏軍,建立軍官
學校,印行藏幣﹑郵票,還向英國派遣﹙四名﹚留學生,考察英殖民地印度,推行新政,如
創辦郵局﹑建發電廠印刷廠﹑成立警察局﹑開設銀行,甚至還試種茶葉,為有朝一日徹底脫
離中國積極準備。但他畢竟還不到火候,不敢與中國徹底翻臉。他是想藉助英國力量和中國
抗衡,伺機贏得西藏的完整主權。 1929 年,南京國民黨政府與達賴喇嘛互派官員,取得
聯繫。達賴承認,英國對於他確有相當的誘惑力,「但吾知主權不可失,性質習慣兩不容,」
他只是虛與周旋而已。還答應,當竭力選派青年數人出席國民黨召開的國民會議﹔希望政府
支持西藏一些織布機﹑製革機及各種工人。
不難看出,十三世達賴喇嘛對於中國政府,基本上也是「虛與周旋而已」。脫離不脫離
中國,什麼時候脫離,內心十分矛盾,而採取「騎牆政策」。早在他剛結束印度的流亡生活
返回拉薩的 1912 年,與部屬討論西藏前途,就感覺左右都為難。結論是,與任一強國為
友,而依附之,不輕舍此就彼。這時,如果他下決心斷絕跟中國的關係,中國﹑西藏的歷史
與版圖或將改寫。但他始終下不了決心,直到 1933 年去世,全藏政教大權重又落到攝政
手中。
國民黨員攝政修行釀禍
這位攝政就是熱振呼圖克圖,他是一位親中國的高級喇嘛,國民黨員, 1943 年還被
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在長達近十年的時間裡,西藏不但沒有進一步脫離中國,反
而跟中國政府關係密切起來。噶廈政府向中國承認「對外西藏為中國之領土,中國政府須答
應不將西藏改為行省」, 1934 年起,民國政府在拉薩設立辦事處。辦事處比起清朝駐藏大
臣權力小多了,而且英國同樣也設立了一個辦事處,兩個辦事處之間互相監視﹑較勁。 1941
年,熱振提出退休三年,潛心修行,把權力交給他的師傅﹑地位不高又年過七旬的大札佛,
為三年後重掌政權留下後路。不料三年後大札佛不肯交出權力,從而引發「熱振事變」。熱
振慘敗,於 1947 年 5 月被勒斃在獄中。如果熱振不退休或復辟成功,西藏的主權問題
也許至今不會再有什麼爭議。傳熱振在審訊大會上,回答「何以西藏要親中國」的質詢,他
說﹕「中藏在宗教上,地理上,都無法隔離, 1904 年英將榮赫鵬攻入拉薩之後,軍事賠
款,概由中國代付,所以不啻是中國的錢贖了西藏的身。」平心而論,熱振的說詞還是有些
良心的。而熱振既死,是西藏脫離中國的最後一次機會。第二年,噶廈派商務代表團持自己
印製的西藏護照,赴英﹑美﹑法﹑瑞士﹑意﹑印度等國考察,在美國受到副總統接見。 1949
年 7 月 8 日,大勢已去的國民黨政府派駐西藏的辦事處遭到驅逐。但是,西藏的國家地
位終究沒有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正式承認。
中國以班禪制衡達賴
相對於達賴,「在野」的班禪是徹底的親中國派,也是歷代中國政府用以對付﹑制衡達
賴所預備的一張王牌。班禪也有自己的封地﹙后藏﹚及政府班子,只是遠不及達賴權勢遍及
全藏,因此在政治上較傾向於中央政府。
誰都知道,班禪在西藏的地位僅次於達賴,有「達賴是太陽,班禪是月亮」之譽。他們
是互為師徒﹑親如父子的關係﹕四世班禪是四世﹑五世達賴之師,五世達賴是五世班禪之
師,五世班禪是六世﹑七世達賴之師,七世達賴是六世班禪之師,六世班禪是八世達賴之師,
八世達賴是七世班禪之師,七世班禪是九世﹑十世﹑十一世達賴之師,八世班禪是十三世達
賴之師,十三世達賴是九世班禪之師。問題就出在對二十世紀西藏命運影響最大的最後一對
師徒,即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的關係上:他們失和了。
達賴的精神領袖地位本來就略高,又是掌權者,更是該任班禪之師,於是拉大了二者之
間的距離。恰逢西藏的多事之秋,達賴早懷脫離中國之意,清廷知悉,竟生以班禪取代達賴
統治西藏之念。兩次革去達賴名號,都要班禪赴拉薩就任。第一次班禪不敢從命,他當時只
有 21 歲,借故推掉了。第二次倒是到了拉薩,犒賞入藏的川軍,主持藏務,但仍不敢接
受藏王的職務,沒多久就返回自己的札什倫布寺。達賴回藏複位后,賞罰恩叛,惡班禪乘己
之危僭位,罰銀四萬兩。噶廈亦強迫札什倫布寺服從達賴的統一領導,也就是「月亮服從太
陽」。 1923 年 11 月,手下幾位重要大臣被拉薩召去扣押入獄﹑深感恐懼的班禪終於出
逃,達賴電令藏軍千餘人追截未成。 1929 年,班禪在南京設立辦事處。 1931 年,班禪
親赴南京出席國民會議,並提案要求恢復其對后藏行政權,隨後班禪正式受國民政府冊封為
「護國宣化廣慧大師」,年俸 12 萬元。這樣,達賴的獨立意圖,受到極大的牽制。沒有同
時受到冊封的達賴及噶廈極為不滿,令西藏住南京辦事處代表向行政院提出四點要求﹕一,
收回班禪封號﹔二,沒收班禪的軍火﹔三,取消班禪的俸銀﹔四,裁撤班禪駐各地的辦公處。
同時發表西藏三大寺及僧俗官員大會反對班禪的宣言。宣言不便明言班禪投靠中國政府之
罪,只說他如何不如達賴地位崇高,如何殘暴,如何逆師犯上僭居日光殿,如何從未與聞政
教兩方面事權,等等,誓言「非達目的不止也」。其中的矛盾是﹕既然從未與聞政教事權,
他又怎麼逆師犯上僭居日光殿呢﹖班禪方面亦針鋒相對,公開列舉達賴「十大罪狀」﹕無非
是驅逐漢人,勾結英俄,阻隔中藏交通,背叛中國之類。班禪還宣稱,自清乾隆時設駐藏大
臣,「上自達賴班禪之掣瓶轉世,下至噶布倫等之選拔任免,均須經由駐藏大臣奏准政府,
然後實行。從此以後,西藏即為中國版圖之一部,而外人謂西藏非中國所有者,均系強詞奪
理,造謠離間。」
由西藏第二號精神領袖班禪出面,宣告「西藏為中國版圖之一部」,給十三世達賴走向
正式獨立又添一道鴻溝。素懷貳心的達賴,竟然忘了擺脫中國的宏偉大志,和得寵於一時的
班禪爭風吃醋。說到底,還是怕名不正言不順。而這「名」,就掌握在「中央政府」手裡。
給你,你是達賴喇嘛﹔不給你,你什麼都不是。
1932 年 12 月,班禪在南京就職「西陲宣化使」,準備返藏建立親中國的政權,但
一直受拉薩方面阻隔而未成。 1937 年 11 月,十三世達賴去世四年後,離藏 15 年的
九世班禪亦在青海玉樹寺拉加頗章宮中去世。兩位西藏最高精神領袖在數年內相繼圓寂,獨
統之爭也就暫時畫上一個句號。此時中國進入八年之久的抗日戰爭,其後又是規模不亞於抗
日的國共內戰,西藏問題「暫時」擱置。而轉世的達賴﹑班禪兩位靈童,也將分別被尋找﹑
確認﹑迎立,各自成長。到十四世達賴與十世班禪帶著前世的恩怨「再次」相遇,已是 1952
年 4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平解放」西藏幾近一年了。
十世班禪始終堅持「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張,但是他也始終不改對十四
世達賴的尊崇。達賴以流亡的方式為西藏的主權奔走,班禪則以「上書」的方式為西藏的人
權呼喊。他們都以極大的勇氣,付出了沉重代價。只有在這時候,兩位喇嘛才完全捐棄「前
嫌」,各自贏得了對方的崇高評價。班禪稱達賴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領袖」,達賴稱班禪為
「偉大的民族英雄」。一個民族硬要到了這個地步,才會出現真正的領袖和偉大的英雄,真
讓人扼腕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