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知識企業家」如此重要？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為什麼「知識企業家」如此重要？——從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談文明性增長
作者：趙曉
一、從「增長」到「文明性創新增長」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布，是人類經濟增長思想的一次分水嶺。
瑞典中央銀行2025年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1]
獲獎者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與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並非簡單地在研究「經濟增長」，他們揭示了增長的本質是一種文明機制：
技術只是表層，真正推動持續繁榮的，是知識、制度與信念所構成的文明程度。
他們的研究讓人們看到，經濟學對增長的認識，已經走過了至少五個階段：
• 1️、投入驅動——以哈羅德–多馬（Harrod–Domar）模型為代表，強調儲蓄、投資與資源動員的作用；
• 2️、技術驅動——以索洛（Robert Solow）模型為代表，強調生產效率與外生技術進步；隨後，保羅·羅默（Paul Romer）提出內生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轉化為企業研發與知識積累的結果；再到阿吉翁與豪伊特（Philippe Aghion & Peter Howitt）建立的「創造性毀滅」模型，揭示創新是一個舊事物不斷被取代、新事物持續誕生的動態循環——增長不再是靜態積累，而是制度化的創新過程。
• 3️、結構驅動——以劉易斯（W. Arthur Lewis）、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等人為代表，強調產業結構轉型，突出從「增長」走向「發展」的過程：經濟進步不僅是數量的擴張，更是社會結構與人力資源的轉化——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工業的遷移、從低生產率向高生產率的跨越。
• 4️、制度驅動——以諾斯（Douglass North）和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等人為代表，突出產權、法治與包容性制度對增長的決定作用；
• 5️、文明性增長（Civilizational Growth）——以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與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等人為代表，揭示文化、信念與文明環境對創新與持續繁榮的深層驅動。
從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莫基爾的《增長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這一路徑強調：
現代經濟增長不僅源於制度激勵，更根植於一種文明心智——即相信理性、尊重知識、容忍異見、追求真理的社會大環境。
文明性增長的核心，不在資本多少，而在社會是否形成一種尊重真理、鼓勵創新、包容破壞、約束權力的文化生態。
這正是莫基爾所稱的「增長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
二、知識企業家：文明性增長的引擎
莫基爾指出，工業革命的真正起點不是機器，而是心智。
它源於一種社會信念：
知識是光，能改善世界。
在這種信念支撐下，出現了一類特殊的人——他們並非單純的商人或學者，而是能把思想轉化為社會能量的人。
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知識企業家（knowledge entrepreneurs）。
知識型企業家[3]
知識企業家之於文明，正如市場企業家之於經濟，他們是創新思想的發動機、文明轉化的橋樑。
他們不一定製造產品和技術，卻能創造思想；
不一定籌集資本，卻能喚醒觀念。
他們將理論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科學理念）與實踐性知識（pres**tive knowledge，工匠經驗）結合，使知識不再停留於書本或作坊，而成為可傳播、可積累、可轉化的「有用知識」（useful knowledge），從而成為推動社會持續更新的核心動力。
沒有他們，知識就只會停留在書本上；
有了他們，知識才會成為火種，點燃新的制度與文化。
三、「思想市場」：知識企業家的生存土壤
哈耶克
哈耶克-《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4]
在《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1945）中，哈耶克提出「市場不僅是商品的分配機制，更是知識的發現機制」。
他並未直接使用「market for ideas」一詞，但其思想已奠定了「思想可競爭」「真理需在自由市場中檢驗」的理論基礎。
科斯
羅納德·哈里·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企業、市場與法律》[5]
科斯在若干場合（尤其1988年《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曾將學術界與公共討論稱為「思想的市場」，但仍屬比喻性用法。
他關注的是制度與產權如何影響知識傳播，而非系統闡述「思想市場」作為文明現象。
莫基爾
真正把「Market for Ideas」上升為理論框架並以之解釋「歐洲為何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的，是莫基爾。
他進一步提出「思想市場」（market for ideas）的概念，並以此分析東西方分明何以大分野，西方興起而東方依舊停滯。
莫基爾-《啟蒙經濟》The Enlightened Economy Mokyr[6]
莫基爾指出，15—18世紀的歐洲，正是在政治分散、文化多元、出版自由的環境下，思想得以流通、競爭與積累。
當伽利略在義大利被定罪，荷蘭的大學向他伸出橄欖枝；
當笛卡爾在法國被圍攻，他在阿姆斯特丹繼續思索「我思故我在」。
思想於是擁有了「出逃權」，真理也因此擁有了進化力。
這種思想市場的形成，使「知識企業家」在歐洲首先得以出現：
他們可以出版、辯論、實驗、傳播；
他們把知識從權力的附庸，變成了創新的引擎。
而在缺乏思想市場的東方社會，知識被政治化、功利化、科舉化——知識變成「考試的道具」「權力的裝飾」「道德的符號」，不再具有創新的張力。
於是，就像莫基爾所言：
「中國的問題，不是沒有知識，而是沒有讓知識自我更新的制度。」
甚至,
「李約瑟難題，也不是『為什麼中國沒有發明』，而是『為什麼中國沒有形成一個能讓知識累積並自我更新的制度』。」
四、三類企業家：市場、政府與知識
我多年以前，就曾提出過一個三分法：
現代社會需要三種企業家——
• 1️、市場企業家：通過創新產品等創造財富；
• 2️、政府企業家：通過創新制度改進公共秩序；
• 3️、知識企業家：通過思想創新推動文明更新。
過去四十年，中國最活躍的是第一類，偶爾也出現第二類，如鄧小平、胡趙等；
但最稀缺、也最被忽視的，還是第三類——知識企業家。
在一個只崇拜權力與金錢的社會，思想創新者往往得不到尊重，甚至被視為「多事之人」。
然而，正是知識企業家，構成了文明性創新的源泉。
他們不僅推動技術革命，也喚醒制度更新，乃至信仰重建。
五、中國的緊迫任務：重建知識尊嚴
中國今天擁有全球領先的高鐵、航天與AI技術，卻仍缺乏持續創新的文明結構。
原因不在技術，而在文化。
在一個不尊重思想和知識、不包容異見、不保障學術、言論與信仰自由的環境中，知識企業家無從生長，思想市場難以形成。
若要真正實現從投資驅動到創新驅動的轉型，必須建立一個保障人權、尊重知識的社會：
• 1️、制度上：保障思想、言論與學術自由，讓創新不再伴隨恐懼；
• 2️、文化上：重塑尊重真理、敬重學人的社會價值觀；
• 3️、教育上：從「標準答案教育」轉向「探索式教育」；
• 4️、信仰上：恢復對真理、自由與上帝的敬畏，讓理性有靈魂。
唯有如此，知識才能成為光，照亮制度的更新與文明的成長。
六、結語：創新呼喚「知識企業家」的時代
202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告訴我們，增長的核心不是資本的積累，而是文明的更新。
市場企業家讓國家富強，制度企業家讓社會公正，而知識企業家——讓文明得以持續且不斷提升。
他們是「有用知識」的牧人，是「思想市場」的開拓者，更是「文明性創新」的火種與源頭。
如果說市場企業家創造財富，政府企業家創造規則，知識企業家創造未來。
願中國早日成為尊重思想、敬畏真理的土地，讓知識企業家群體興起——使經濟增長不止於GDP的攀升，更成為文明自我更新的見證。
圖片來源：已根據知識共享許可協議4.0國際版（CC BY-NC 4.0 International）發布
引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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