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下交談時，95％的塔利班成員贊成保護女性」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阿富汗如何開啟更包容的政治進程
距離美國從阿富汗撤軍、阿富汗塔利班第二次掌權，已經四年。2025年7月，在2021年阿富汗戰爭結束4周年之際，俄羅斯成為第一個正式承認「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的國家，德國成為第一個許可阿富汗塔利班外交官到任履職的歐洲國家。
有數據顯示，同阿富汗臨時政府進行實際外交接觸的國家，在過去一年內就「翻了一倍」。美國總統特朗普與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簡稱「阿塔」）的秘密接觸正在進行，阿塔代表也已成為聯合國主導下的阿富汗問題相關會議的常客。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際社會一再表示關切的阿富汗包容性政府進程、女性權利問題，在過去一年沒有好轉，甚至進一步惡化。用國際承認換取阿塔組建包容性政府、保護女性受教育和工作權利，曾是不少國家試圖推動的「交易」。但現在，這種路線是否已經徹底失敗？「國際社會的策略並沒有錯，問題在於現在塔利班過於僵化。」原阿富汗政府內政部長穆罕默德·奧馬爾·達烏扎伊對《中國新聞周刊》稱，塔利班是無法替代的對話對象，但塔利班內部的觀點是可以改變的。
在目前參與阿富汗國際談判進程的人士中，達烏扎伊和阿塔保持著密切接觸。1996年到2001年，阿塔第一次掌權期間，達烏扎伊作為聯合國官員在阿富汗工作，「幾乎會見過所有塔利班領導人和高級官員」。
2001年到2021年期間，達烏扎伊先後擔任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的幕僚長和總統加尼的競選團隊負責人。2010年到2020年間，通過達烏扎伊與塔利班溫和派的接觸，原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開啟了內部和解進程。此後，達烏扎伊被任命為總統和平事務特使及高級和解委員會秘書處負責人，深度參與阿富汗問題相關國際談判至今。
2025年8月，在塔利班重新掌權四周年之際，達烏扎伊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專訪。他坦言，阿富汗長期陷入「代理人戰爭」和地緣政治衝突，是許多大國關注的戰略要地，這使得各國需要在戰略層面考慮和阿富汗臨時政府的關係。不過，他希望國際社會也能採取措施支持阿塔內部的溫和派獲得更大的決策權，從而讓阿富汗進入更積極、包容的政治進程。
「當我和塔利班內部人士通過秘密的、非正式的渠道進行私下交談時，95％的人都贊同組建包容性政府，贊同保護女性的受教育和工作權利。」達烏扎伊說，「問題在於，對這些人來說，服從最高領袖的決定，是他們的宗教義務……塔利班溫和派需要在最高層面獲得決策主導權，才能改變現狀。」
2024年10月21日，阿富汗霍斯特省，放學回家的女生。圖/視覺中國
「特朗普回來了」
《中國新聞周刊》：不久前，俄羅斯正式承認「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德國也許可阿富汗臨時政府派出外交官到阿富汗駐德國使團工作。更早之前，特朗普政府通過與塔利班的秘密談判，使多名在喀布爾被拘留的美國人獲釋。這些動態是否意味著，「特朗普2.0」的背景下，塔利班將獲得更多的國際承認？
達烏扎伊：一定程度上，是的。即使在拜登政府任內，美國和塔利班也進行了秘密談判。而特朗普在其第一個任期內就和塔利班達成了撤軍協議。他總是會給談判以機會。
不過，和2019年到2020年的美塔多哈談判不同，當時，特朗普和阿塔都將解決駐阿美軍的撤軍問題作為優先事項。而現在，特朗普政府和塔利班接觸的首要目標只是釋放被扣押的美國人。所以，當前美國和塔利班的談判角度不同。如果塔利班表現出靈活性，建立和特朗普政府的信任，則談判可能深入更多領域。但如果塔利班採取僵化立場，則特朗普政府更可能保持不承認塔利班，甚至加大制裁力度。
當然，我們也要考慮到俄羅斯承認臨時政府所帶來的影響。長期以來，俄羅斯/蘇聯就一直以戰略眼光關注阿富汗。在美國入侵阿富汗之前，阿富汗的軍事體系整體上是「蘇俄體系」。美國人花了20年將之轉變為「美國體系」。現在「美國體系」撤出了阿富汗，阿富汗的地緣政治處於一個不確定的階段。特朗普政府也會考慮這個因素。
《中國新聞周刊》：阿富汗前政府時期，美國主導了阿富汗內部和解進程，但歷屆美國總統的態度不斷反覆。你如何理解美國對阿塔的政策變化？
達烏扎伊：如果從2001年的「9·11」事件談起，小布希政府認為塔利班和「基地組織」是一回事，「應該像對待基地組織一樣對待塔利班」，當時的阿富汗政府因此無法推動內部和解進程。
奧巴馬政府的戰略包括和平對話，在2010年促成了阿富汗政府舉行的和平支爾格大會（阿富汗傳統的部落議事大會），並成立了促進與塔利班對話的高級和解委員會。一年後，奧巴馬政府代表和阿塔代表在德國舉行了一次間接會談，他們在同一棟樓，通過不見面的方式接觸。2013年，雙方在多哈設立辦事處，就是這次會談促成的。雖然這種模式遭到阿富汗政府反對，但多哈談判進程就此開始了。
2017年，特朗普開始第一個總統任期后，宣稱不喜歡秘密對話，「要麼直接談判，要麼在前線擊敗他們」。美國和阿塔的直接談判就此開始，並達成了《多哈協議》。拜登上台後說，這項協議是特朗普的「心肝寶貝」。出於反對特朗普的心理，拜登草率地推進撤軍，導致了阿富汗的崩潰和塔利班的再次掌權。
現在，特朗普回來了。我的理解是，他會從2020年他離開時的議程開始，同時又表現出和拜登倉皇撤出阿富汗不同的立場。因此，在談判釋放囚犯之後，特朗普可能會要求阿塔歸還美國武器，索要阿富汗的稀有礦產資源，以及要求塔利班將一些恐怖組織徹底驅逐出阿富汗。
據我所知，在多哈談判進程中，阿塔曾非正式地告知美國官員：美軍撤離阿富汗后，塔利班會宣布「佔領結束」，然後保持這種狀態幾年時間；再然後，雙方可以重新談判，讓美國「像在許多中東國家一樣」重返阿富汗，包括再次獲得軍事基地。不過，我們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對此有多認真，願意走多遠。特朗普的行事風格總是出人意料。在阿富汗，一切皆有可能。
穆罕默德·奧馬爾·達烏扎伊 圖/受訪者提供
如何爭取談判機會？
《中國新聞周刊》：四年來，國際社會一直試圖通過國際承認進程，換取阿塔建立一個具有包容性的阿富汗新政府，但這個策略似乎尚未奏效。巴基斯坦前國家安全顧問優素福在接受本刊採訪時稱，這是因為塔利班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和一般政治人物不同，國際社會沒有給予塔利班願意進行「交換」的利益。你如何看待阿富汗問題國際談判進程的僵局？國際社會的策略是否錯了？
達烏扎伊：國際社會的策略並沒有錯，問題在於現在塔利班過於僵化。20世紀90年代，塔利班建立了一個不具有包容性的政權。2021年第二次掌權之際，塔利班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對國際社會承諾會實現包容性。但事實上，現在他們只願意接納自己內部的包容性。他們認為塔利班內部存在少數群體，就體現了包容性。這種強硬路線，使得更大的包容性進程難以推進。
很多人說「我們必須和塔利班談判，因為別無選擇」，是的，塔利班是無法替代的對話對象，但塔利班內部的觀點是可以改變的。如果塔利班的實際決策層發生變化，談判機會就會出現。
塔利班並非如一些人所言，完全代表某個特定的族群、部落或文化。塔利班內部基本可以分為三個派系：宗教最高領袖阿洪扎達，政治辦公室領導人巴拉達爾，軍事領導團體「哈卡尼網路」。目前，主要是阿洪扎達身邊有一些重要顧問強烈反對包容性政府談判和女性權益問題。
這些人理念不同，關鍵在於其成員所處的社會環境。塔利班可以被視為一個「男性社會」，一些核心成員從小在宗教學校長大，那裡的環境完全是男性的。
相比之下，巴拉達爾集團和「哈卡尼網路」在包容性問題上的態度比較積極。但是，過去幾年，國際社會主要致力於對「哈卡尼網路」進行投資，我認為這是錯誤的選擇，因為哈卡尼家族的勢力在阿富汗東部及喀布爾，他們不是坎大哈人。阿塔有「坎大哈現象」，即只有「坎大哈來的人」才有機會成為領袖。
因此，巴拉達爾集團更有可能獲得塔利班政府的實際領導權，他們和已故塔利班前領導人曼蘇爾的派系也有良好的關係。巴拉達爾領導的政治辦公室成員長期在多哈參與談判，與國際社會對話，是他們做出了關於包容性政府和女性權益問題的承諾。我樂觀地認為，如果巴拉達爾集團能主導決策，他們會啟動改革。
我還想指出，當我和塔利班內部人士通過秘密的、非正式的渠道進行私下交談時，95％的人都贊同組建包容性政府，贊同保護女性的受教育和工作權利，贊同阿富汗需要解決恐怖主義問題，贊同與周邊國家搞好關係。
問題在於，對這些人來說，服從最高領袖的決定，是他們的宗教義務。他們總認為雖然不同意最高領袖身邊那些顧問的觀點，但基於「應當服從使者和你們中的受權者」的信條，阿洪扎達是真正的權威，他們必須服從。所以，只有塔利班溫和派在最高層面獲得決策主導權，才能改變現狀。
對此，我不建議國際社會直接將塔利班溫和派領導人納入公開談判進程，因為強硬派會據此指責他們「為外國人工作」。但通過秘密渠道，國際社會可以賦予溫和派領導人一些特權，由此鼓勵其他塔利班成員轉向溫和派。比如，一些人在和我們接觸時總是會問，能否將他們的名字從旅行制裁的名單中移除。如果能受到實質性鼓勵，他們在塔利班內部的支持者就會增多。
癥結何解？
《中國新聞周刊》：你剛才談道，國際社會與塔利班接觸的思路是正確的。但接觸的平台是否存在問題？目前，阿富汗國際談判進程依然依賴2021年戰前開始的「多哈進程」，現由聯合國主導。包括你在內，阿富汗活躍人士經常批評這個進程未能聚焦於「真正解決問題」。多哈進程需要如何改革？在多哈之外，是否還需要建立其他機制來推動阿富汗的包容性對話？
達烏扎伊：我認為繼續推進多哈進程毫無意義，因為誰都知道，2021年的多哈進程導致災難性崩潰。我們應當降低對多哈進程的關注，考慮由其他參與者來推動和解進程，比如中東阿拉伯國家和阿富汗周邊國家。
巴基斯坦和塔利班之間的衝突已經緩和，可以作為推動阿富汗內部對話的場所。我希望一些中東阿拉伯國家也參與進來，但我發現它們意願不強。這可能是因為它們選擇了世俗的現代化道路，和塔利班目前的路線完全相反。雙方在敘事上存在巨大反差，所以它們覺得：如果塔利班不採取靈活的姿態，我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呢？
我希望中國在這些進程中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阿富汗問題的癥結在於，這裡存在太多的「外國代理人」，並且涉及其他地緣政治衝突。比如，當巴基斯坦和塔利班關係一度惡化時，印度就出來對塔利班表示「我們可以幫助你」。阿富汗和解進程應當避免捲入這種「負面競爭」。而中國，既未參與這種競爭，也沒有在阿富汗進行「代理人戰爭」，中國視所有阿富汗人為朋友。
《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對塔利班的國際制裁仍在持續，這使得世界銀行等機構難以進入阿富汗。對於緩解阿富汗民生困境，你有什麼建議嗎？
達烏扎伊：是的，由於制裁，阿富汗人民無法獲得發展援助，現在人道援助也在減少，生活比戰前更加艱難。我理解很多國家認為阿富汗的基礎設施項目不應當交由塔利班來執行，但無論誰掌權，阿富汗人民都需要發展。
在阿塔第一次執政時期，我作為聯合國官員在阿富汗工作，當時就存在兩種執行體系，一種是本國政府執行項目，另一種則是由聯合國系統內的機構來執行。現在，我們完全可以將國際資金提供給聯合國，由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執行，專門機構最終將合同分包給國際層面和阿富汗本地的非政府組織及私營機構。這就可以保證援助切實地抵達阿富汗。我呼籲各國儘快推動開啟這樣的替代性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