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為什麼要打工」，女工的辛勞與掙扎

「媽媽為什麼要打工」，女工的辛勞與掙扎

　　在剛剛過去的7月末，或許你看到了這則新聞——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鎮縣，暴雨後的清晨，一輛中巴車被洪水沖走，車上14人，都是在附近大棚採摘辣椒的零工，多為中老年女性。

　　過去幾年裡，女性農民工在務工途中或工作中的意外屢有發生。它們並非孤立事件，而是映照出一個龐大群體在城鄉遷徙中的脆弱與辛勞。

　　而在今年春天的浙江採茶季，短視頻平台也出現了大批來自中原地區的農村女工，她們幾十人共居一間宿舍、喝冷水、吃饅頭，隨著農事的節律，如候鳥般在全國巡迴打零工。

　　這些新聞，讓我們一次次看見女性農民工群體。她們數量巨大，在艱苦的環境下工作，清晨出門，夜裡歸家。用極其艱苦的勞動，哺育兒女，貼補家用。我們應該怎麼理解她們？媽媽為什麼要打工？為什麼如此急迫地掙錢？她們在焦慮什麼？

　　王歐，或許是最適合回答這個問題的人之一。他是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的副教授，研究農民工及其家庭，已經超過十年，尤其關注女性農民工在城鄉之間的處境。在江蘇和廣東的工業區、在廣西和江西的鄉村，他看到了農民工如何勞作，也看到了他們的孩子如何留守。他的另一個身份也很重要——他來自江西，出生於1985年，是曾經的留守兒童，一位女工的兒子。

　　平頂山葉縣的冷藏車事故發生后，王歐心中鬱結，寫下了一篇題為《女性農民工的母職困境》的文章，他想要解釋：為什麼對這些農村女工來說，掙錢成了最重要的事情？這篇文章發表於今年7月，《人物》也因此找到王歐，想和他談談。

　　王歐觀察到，最近十餘年，在勞動力市場上，女性農民工的比例在上升。在照料工作之外，農村女性，也越來越成為家庭不可或缺的主要勞動力。為了掙錢，她們會在孩子出生幾個月後就出門打工；做陪讀媽媽時，她們也在打零工；中年時她們會進廠，做高強度的工作；到了老年，她們會做清潔工……她們的整個生命周期，都在隨著家庭的需求而變化、換擋。

　　女性農民工對掙錢的強烈渴望，有大的背景。過去十多年，農民工家庭越來越深地嵌入了城鄉結構的變化之中。土地城鎮化的模式，從教育、住房、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給農民工家庭帶來了壓力，而這種壓力，女工是最直接的承受者。

　　她們陷入個體自由與家庭責任、家庭照護與家庭生計的拉扯之中，有著急，有取捨，有糾結，還有不忍和眼淚。

　　以下是王歐的講述：

　　女工的眼淚

　　我對女性農民工的關注，開始於十多年前的田野調查。讓我從兩個小故事說起。

　　2013年，我進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讀博，第一年我們都在學校上課，要把學分修完。接下來就要找一個題目，開題、寫論文。

　　說來也巧，2014年，我的導師參與了一個關於留守兒童的課題，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項目。他知道我對勞工、農民工、城鄉發展等等議題感興趣，就讓我做學生層面的負責人。那年暑假，我們去了研究的第一站，江蘇崑山——留守兒童的父母打工的地方。崑山是蘇州下面的一個縣級市，但經濟很發達，經常排在全國縣級市的首位。

　　在崑山，我們去了好多工業區，我們當時提出來，要調研那些把孩子留在老家的年輕工人，工業區管委會也很配合，幫我們找人。當然，工人都很忙，白班、晚班兩班倒，我們的訪問時間，要麼是上午八九點，晚班工人剛下班，要麼是傍晚，白班工人剛下班。當時也很奇怪，來參加我們調研的，大多數都是女工，是年輕的媽媽們。

　　我記得特別清楚，在一家電子廠，那天早上，我也是發問卷，我們的問卷都是A3紙對摺，正反各兩頁，問題很簡短，有很多空白。我是填問卷的督導，哎，我突然發現，有個女工，填完問卷沒走，還在寫，密密麻麻寫了很多，邊寫邊掉眼淚。我也不敢打擾她。

　　後來她寫完了，我就問她，是不是我們的問卷設計得不好，有好多問題沒問到，以至於她還要自己寫？她說不是，我們的問卷設計得很好，問題都是她關心的。我們當時的問題大概是：你為什麼出來打工？打工之後怎麼跟小孩聯繫？聯繫的頻率是多少？打電話主要講什麼？就問得很細。

　　她說，正因為填了這麼多題目，把她壓抑在心裡的很多話激發出來了，她特別想說。但是小孩太小了，這些話無法跟孩子說，只能把它寫下來。我們聊了一會兒，她整個過程都很激動。

　　等她一走，我就看她寫的什麼。哎呀，我心裡特別難受，她一直在解釋一個問題——媽媽為什麼要打工？她說，媽媽不是很狠心，不是不愛你，不是對你不好，我出去打工是不得已。我必須要出去，希望可以給你一個好的教育環境，讓你將來不必像我們一樣。

　　我現在還記得她的樣子，她說這些話的場景。她是安徽廬江人，胖胖的，扎個辮子，眼睛大大的，邊寫邊掉淚。包括那批問卷，這麼多年了，一直跟著我，現在放在老家的小書房裡。

　　當時我剛開始學社會學，很多事情都不懂。但是這個場景對我的衝擊非常大。

　　為什麼呢？在那之前，在清華的課堂上，我接觸到學界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當然很多研究就是我的老師、師兄、師姐做的，他們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判斷是——短工化，新生代農民工會頻繁換工作，一份工作干不滿一年、半年甚至一個月。他們在勞動倫理方面退化了，不像上一代農民工吃苦耐勞，能忍受長時間的枯燥勞動。

　　在崑山接觸一線工人之前，我腦子裡都是這些研究和判斷。但見到她們，我發現不是這樣的。好多年輕女工，孩子剛出生就出去打工，沒有見證孩子學說話、學走路，犧牲了非常珍貴的、陪伴孩子長大的時光。她們那麼辛苦地加班、倒班，為了她們的小孩去勞作，一點時間都不願意浪費，我受到了很大的觸動。那時候，我就開始模模糊糊地思考，她們為什麼要這樣？

　　我再提供第二個例子。崑山的調研之後，我又跑到農民工的老家，看到了另外那批留在家帶孩子的女工。

　　在廣西，我認識了一位女工。她是貴州人，嫁到廣西，第一胎生了個兒子，第二胎又生了雙胞胎兒子。公婆都70多歲了，帶不了孩子，丈夫是建築工，哪裡有工程就去哪。所以她只能自己帶孩子。我們做了好幾次訪談，我就發現，她特別著急掙錢。

　　這種著急的表現是什麼？雙胞胎孩子才一歲多，她就想跟著同村的女工去打工。她老公當然不願意，一直摁著她，說她出去了，孩子沒人管。那年過完春節，她趁老公喝完酒心情比較好，就做他的工作。他就同意了，說你去吧，跟著同村人，去哪個城市、去哪個廠，反正也知道。

　　年過完了，大家要出門了，她也收拾了行李，到河對面的公交車站等公交，準備坐大巴去廣東。等車的時候，她老公就知道了，騎摩託過來，把她扣住，不讓走。他一個人攔可能還攔不住，後來公婆也來了，一邊牽著大兒子，一邊背著小兒子，孩子哭著說，「媽媽你別走，捨不得你」。她心一軟，癱坐在地上，「工也打不了了，又出去不了了」，這是她的原話。

　　當時他們夫妻吵架，她就說，自己在家也沒事幹，「你做點建築工，一個人做，我們七個人吃，你做多少就吃多少，都吃完了」。當地很直接，就是這樣去算賬。

　　我在跟她接觸的過程中，非常強烈地感受到：留守女工，不是安心在農村留守，她們有非常急迫的掙錢打工的願望。我也感受到她的糾結，她知道沒人帶孩子，一直在等孩子長大，一直在糾結，到底孩子多大，她能出門掙錢。

　　我還可以補充一句，這個村子的蓋房標準是蓋三層，她家還只蓋了兩層，你想她的經濟壓力有多大，自己結婚的房子還沒蓋完，還有三個孩子要讀書、結婚，她能安心在老家留守嗎？她的經濟化取向，能不強烈嗎？

　　我覺得，正是這些在田野中碰到的案例，促成我的思考，讓我考慮女性農民工的經濟面向，後面我寫了一篇文章《家庭化與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轉型》，就討論這些問題。

　　二代女工，相似與不同

　　我研究的所謂「新生代農民工」，是80后、90后甚至00后，而我們一般談到的第一代農民工，是60后、70后。研究中我就發現，這兩代女工其實有很大的區別。

　　我們以結婚作為轉折點，結婚前，兩代女工的區別就很明顯。

　　第一代女工，出門打工之後、結婚成家之前，比較「懂事」，掙點錢就寄回去給父母，支持哥哥結婚，支持兄弟姐妹讀書，她打工還是出於「家庭取向」，是為了她的父系家庭；新生代女工，尤其是90后、00后，家庭目的變得很弱，掙到錢就自己花，買衣服、化妝品、逛街……當然也會給家裡一點錢，尤其是逢年過節，但是是以禮物的形式給的，意義不一樣。

　　我訪談新生代女工，真的，她們都說，從剛工作到結婚之前那段時間，是她們一輩子最開心的時候，談到這一段，她們眼睛都是發亮的。她們會認識姐妹，發了工資之後，放了假，她們會先飽飽睡一覺，然後小姐妹就一起逛街，試衣服，試鞋子，買化妝品，做美甲，做髮型……逛到腳都走不動了，還要走。真的是一段非常明亮的時間。

　　到了要談戀愛、找對象，兩代女工也很不一樣。

　　第一代女工，也有自由戀愛的，但不多。我有個姨，就是在廣東打工時談了朋友，嫁到了湖南，但前提是我外公同意，他不同意，她是嫁不過去的。更多女工還是回家相親結婚。我的另一個姨，打工的時候，有個浙江男孩對她特別好，但我外公不同意，他覺得這是最好的一個女兒，堅決不允許她嫁到外面。她後來就相親，嫁到了隔壁村，後面也不是很幸福。

　　她們出門打工，當然會碰到單身男工，也可能會有浪漫關係。但她的父母、弟妹、老家的習俗和觀念……對她的影響更大。她們也更容易聽父親的話，「弟弟妹妹要讀書，家裡還這麼困難，你要懂事」，等等說辭，都是對未婚女孩的要求。

　　但新生代女工，家庭的約束就弱多了。現在的家庭不會讓她們拿多少錢回家。她們之於家庭的獨立性，也大大提高了。她在外面談戀愛，要跟一個遠距離、跨地域的人結婚，父母一般不會反對，反對也不會成功，我都看到過很多抗拒父母的案例。

　　這種差異背後，偏學理一點的解釋就是，她們和鄉土社會、和父權制家庭之間的關係，已經不一樣了。

　　等她們結了婚，有了寶寶，尤其是寶寶上小學之前，兩代女工的區別也非常大。

　　第一代女工，生孩子之後，很多就會留在農村帶孩子。當時隔代撫養沒有這麼盛行，農民工家庭對農業的依賴也更強，女工在留守期間普遍務農，學界對此有很多研究，叫「農業的女性化」。她們對小孩教育也沒那麼重視，不會專門陪讀。小孩上了小學，她們又會出門打工。

　　但是新生代女工非常不一樣。往往小孩出生沒多久，她們就出門打工，孩子上小學了，她們再回來陪讀。我在廣西、江西看到的情況都是這樣，孩子剛幾個月，媽媽就出門掙錢了，孩子上了小學，就回來陪讀，她們很重視學校教育。

　　當然，這個群體也會分層——那些經濟條件相對好、能買房或租房陪讀的人，才會回來。也有大量80后、90后女工，儘管重視教育，但沒有這個經濟條件，她們的小孩依然讀村小、鎮中心小學、鄉鎮中學。她們不需要陪讀，就一直在外面掙錢。

　　所以特別不同的是，你讀過去關於女工的研究，無論是潘毅老師的《中國女工》（出版於2007年），還是李靜君老師的《性別與南中國的奇迹》（出版於1998年），她們寫的都是單身女工。女工結婚成家之後，就回老家留守、育兒、搞農業，成為「38、61、99」部隊（指農村留守的婦女、兒童、老人特殊群體）的一員。但今天的年輕女工，生子之後，反而是要出去打工。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一個學教育學、博士論文做兒童發展研究的同學聊起這個現象，她大為震驚——各種學術研究都表明，從懷孕到上學這段時間，對兒童發展至關重要，所謂「三歲看老」，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們要理解，女工的一生，都是隨著家庭的需求而變。根據她們的經驗，學校教育非常重要，可以幫助孩子向上流動。所以她們必須把握窗口期，在孩子出生后、上學前的幾年，努力掙錢，爭取在縣城買房，孩子上小學之後，就回去陪讀。

　　雖然不舍，雖然心碎，但她們必須捨棄陪孩子長大的時間。這是她們的理性選擇。

　　媽媽，只有生產，沒有生活

　　這些母親背井離鄉，遠離孩子，她們是怎麼生活的？我在文章里寫過一段話，「她們力圖通過更長時間、更加辛苦的勞作以及更加節儉、更加抑制的消費，最大程度地擴展母職的『經濟』之維，以彌補經濟母職的擴張對照料母職的侵蝕。」

　　怎麼理解呢，我在那些工業區調研，我看到那些女工幾乎都是，只有生產，沒有生活。

　　你想，如果她是在富士康，每天早晚倒班，幾乎沒有休閑娛樂，都是在上班掙錢。遇到淡季，工廠單子不多，每月有一兩天，她們會有點閑暇。怎麼過呢，可能會先睡個好覺，睡到中午，彌補身體的消耗，醒來就刷刷手機。工友、老鄉之間也會聚餐，但不再會像年輕時那樣下館子，而是在出租房裡做飯，他們覺得這樣更熱鬧，也更實惠。

　　當時我在深圳沙井工業區做調研，在城中村租房，我的鄰居就是工人。我就看到他們在休息的時候，男性工人會喝很多啤酒，女性工人就一起做飯，她們會幹很多活兒。

　　跟上一代女工相比，她們還是會為自己保留小小的空間，也會化妝，染頭髮，穿著也會在她們的審美領域，有一些追求。但是顯然，會被壓抑到一個很小的空間，不能在自己身上花太多的心思、時間和金錢。她大量的時間都被勞作佔據了，大量的錢，都被家庭拿走了。

　　當時我們做訪談，在那些出租房裡，只要一聊到孩子，那些工人，尤其是女工，沒有不掉眼淚的。我現在還記得，在崑山，我遇到一對河南夫妻，在富士康下游的代工廠工作，跟我聊完，那個媽媽就拿著毛巾，情不自禁地掉眼淚。

　　現在想起來，我那時候很傻，我老問她們——每次跟小孩團聚之後又要離開，離開的時候，你心裡怎麼想的？你會怎麼跟小孩告別？她們說，都是等孩子出門玩的時候走，睡著的時候走，或者讓爺爺奶奶把孩子抱走，小孩子發現媽媽不在了，就哇哇大哭。

　　我就發現，這些女工，她們無法面對這些創傷性的場面，會把情感隱藏起來，不能碰。她看起來很冷漠，跟孩子的關係沒那麼密切，跟孩子打電話，老問孩子學習怎麼樣，有沒有聽爺爺奶奶話，感覺她好像一個工具人，就是想著掙錢，就是用經濟來彌補孩子其他層面的缺失。

　　但實際上，她們一直在壓抑自己，她不能表達對孩子的愛。因為表達了，她又做不到，她所處的環境和結構，也沒有機會讓她表達。所以她呈現出的狀態，就是壓抑和冷漠。

　　將來有機會，我一定要寫一篇文章，主題就是留守兒童父母的精神世界——他們其實有一個非常豐富的精神世界，他們沒有時間和機會去表達，但並不代表他們沒有情感。

　　上面我們談的是出門在外的女工，還有一批在縣裡陪讀的女工。她們的生存狀態，我覺得可以用兩個詞概括，一個是「在家不在位」，一個是「在位難工作」。

　　「在位難工作」，就是當孩子還比較小，或是處於教育的關鍵期，那媽媽的重心就是陪孩子。但她們又有很大的經濟壓力，怎麼辦，只能去做那種時間彈性的工作，通常是計件工，時薪甚至不到10塊錢。

　　我在江西南部，就看到很多媽媽在做計件工。那邊離廣東近，承接了一部分內遷的服裝產業，縣城裡有很多小作坊。一個小作坊，三五台縫紉機，就把陪讀媽媽召集起來，讓她們分包某一個環節，計件拿工資。

　　她們怎麼做事情呢？早上，她把孩子送到學校，就去小作坊車衣；到了中午，如果孩子的學校不提供午餐，她就要回去做飯，學校提供午餐的，她中午就吃自己帶的飯，稍微午休一下；工作到下午三四點，接孩子放學、做晚飯、輔導作業，等孩子睡了，她們繼續工作到八九點。

　　還有一點，服裝行業有淡旺季，淡季還好，相對從容，旺季就很麻煩。老闆要趕在出貨期之前，把產品往廣東運，這時候女工會非常忙，她們的應對方式就是——三五個女工，統一找個親戚來幫忙，看一周甚至一個月小孩，以集體育兒的方式來應對。

　　另外一種就是「在家不在位」，孩子稍微大了點，女工想多掙點錢，就會進到本地的工廠。我調研過中年工廠媽媽，都是每天在流水線上勞作十幾個小時。旺季時，每個月只休息一天甚至半天。她們想多掙點錢，就必然要犧牲陪伴孩子的時間，「陪」的環節，會打折扣。

　　由此您就能感覺到，她們的生活節奏之快，時間擠壓之深，又要工作，又要顧孩子，其實她們不容易的。經濟壓力很大，沒有所謂「從容不迫的陪讀」。

　　我之前讀過一些文章，有的說縣城陪讀女工愛打麻將、婚姻關係不穩定，有的僅僅關心這些媽媽怎麼和學校互動，怎麼報班，怎麼教養孩子。前者讓我很生氣，後者我覺得視野太狹窄。他們沒有看到，這些女工，她的家庭要進城，她背後的經濟壓力、家庭分工，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女工到底承受了什麼。

　　城鎮化如何形塑女工命運

　　女工承受的壓力背後，有大的時代背景，那就是城鎮化與土地財政的發展模式。

　　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大概起源於2016年，當時我有一個很樸素的想法——工人是在城鄉之間流動的，我要研究他們，不能只在他們的打工地，還要去農村，去他們的老家。

　　我去了江西和廣西的兩個縣，要去農村，通常要在縣城中轉。當時在江西遂川，我受到的衝擊就很大——縣裡建了非常多的商品房，馬路很寬，酒店很新，跟城市差別不大嘛。當時我就很好奇，到底誰在買這些房子？我模糊地覺得，這個現象值得關注。

　　等我進了村，又看到了一些現象：村小基本沒有了，小孩子讀書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很小（甚至還沒有課桌高）就去寄宿，要麼就只能到縣裡或者教育發達的鄉鎮去讀書。

　　在廣西調研時我發現，鎮上都已經有了房地產樓盤。當時為了省錢，我還借住在那些買房的農民工家裡。他們都是老家在村裡，為了孩子讀書，在外面買房。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不可避免地會聊到：房子什麼時候買的，怎麼買的，為什麼買，誰出的錢，還欠多少錢……

　　包括我自己的經歷，我老家在江西永豐縣，是一個南北狹長的縣，有山。那幾年我就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老家村子的資源稟賦越差，人出去打工越早、越多，空得越快，出去買房的也越多。我家附近，那幾年突然出現了很多說不同方言的人，都是從山裡搬出來的。

　　大概是這些零零散散的調研、閱讀與返鄉經歷，讓我看到，中西部縣城裡建了很多房，而買房的主體就是農民工。我開始更自覺地了解這個現象，了解土地城鎮化，了解這對農民工的家庭、小孩與女工來說，到底有什麼影響。

　　首先，農民工買房的兩個主要原因，一是結婚，在縣裡有房，那在婚姻市場的議價能力就會高一大截，尤其在偏遠村莊更是如此；二是孩子讀書。而且結婚和買房，這兩件事是結合在一起的，買房結婚，那麼很自然，孩子就可以讀書。

　　這種城鎮化生活，首先我們要承認，農民工在追求更好的生活。雖然他們不能在打工的地方實現城鎮化，但可以離開村莊，在縣城買房、定居，讓小孩接受城鎮的教育，對這些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飛躍。

　　但這種跨越，也帶來了非常大的代價——買房要花很多錢，江西縣城現在的房價，從六千到九千元不等，廣西低一點，均價四五千。買個100多平米的房子，光毛坯房就是五十萬，通常裝修還要十幾二十萬。普遍情況是，買房會花光他們的積蓄，還會剩一半房貸，他們也可能不好找銀行貸款，就會找親戚借錢。因此，他們固然可以住進新房，但買房也會留下很多債務。

　　而且當他們到了縣城，生活花費就會變得很高。吃的、用的都要買，縣裡的孩子，很多也會報培訓班，會學才藝。我們就發現，縣城孩子的撫養，也有中產化的趨勢。縣裡無處不在的消費場所和消費機會，遊樂場和商場，也會讓花費變多。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尤其是陪讀媽媽，她們的經濟壓力更大、生活支出更多、經濟緊迫性更強。我認識的女工，有的在超市裡賣東西，一個月1800塊錢工資，都捨不得請一天假，背後就是這樣的經濟壓力。

　　當然，更大的背景在於，在調研中我發現，在很多農村，建新房已經很困難，農民工被鼓勵離開農村，到縣裡去買房。

　　在很多縣城，好的教育資源都被轉移到了新城區，老城區的實驗小學、中學，資源越來越少，鄉鎮學校的老師和骨幹，也不斷被抽調到新城。

　　而這樣的城鎮化，最終加劇了女工的經濟取向，加劇了她們在母職的不同方面的衝突。

　　女性的一生，如何嵌入家庭

　　我最近在關注所謂「女工的整個生命周期」，我們不能以切片的方式，去審視她們的生命，無論在什麼年齡，她們都是嵌在家庭和地方社會裡的。每個階段，她的生命意義都在不斷轉換。

　　在我看來，她們的生命周期，有這麼幾個主要的轉折點：

　　第一個轉折點就是結婚成家、生養子女。結婚成家之前，她們是非常自由的，甚至完全可以像城市的女性一樣，去安放自己的親密關係和生活方式。但結婚生子之後，她們人生的意義和任務都變了，職業生涯也會有巨大的斷裂。

　　第二個轉折點，就是孩子上小學。孩子開始接受義務教育，隨著縣域城鎮化以及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女工群體會出現分化。家庭條件尚可的女工，會去縣城陪讀；但大量家庭條件弱一點的女工，顧不了孩子讀書，就會一直打工。

　　第三個轉折點，是孩子上高中或大學之後，教育基本定型了。這個階段，女工的生活重心和家庭角色會發生很大變化——短短十來年，孩子會經歷上大學、結婚、買房、給彩禮。尤其孩子如果考上大學，在城市定居，她們壓力就更大了，要給孩子在城裡買房，至少要付首付。

　　在這個窗口期，她們會重新成為一個「經濟人」、「打工人」，要麼出門打工，要麼進縣裡加班很厲害的工廠。有男孩的家庭，女工的「經濟化」取向會更強。就像我們在新聞里看到的女工們，明明有更輕鬆的工作可選，她們為什麼選工時更長、待遇更高的工作？這是在這個階段會發生的普遍現象。

　　接下來的轉折點，是孩子結婚成家，有了孫輩。她們可能會去帶小孩。但現在很多年輕媽媽會自己帶孩子，那女工就要持續地打工、給錢，以金錢的方式來幫助孫輩。但在這個階段，她們不會那麼緊迫和焦慮了，因為她們會覺得，孫輩出生，「自己的人生任務完成了」。

　　這些階段結束，女工就到了大齡，開始考慮養老問題。這個問題也非常緊迫，這一代女工，普遍沒有社保，他們的孩子要麼在城市背著房貸，要麼是自顧不暇的農民工。而且她們普遍有個想法，叫「不想給子女添麻煩」，想自己搞定。

　　我這些年也在做大齡農民工研究。他們到了60歲甚至70歲，還在外面做工。我在江西回訪時就發現，有個62歲的女工，因為她的公公卧床生病，她回了老家，照顧他直到離世。等後事一辦完，她又跑到廣東做清潔工。當時她給了我很大衝擊，60多歲了，你都不能安度晚年，還要出去打工。她們是覺得，能夠在外頭幹活掙錢的時間不多了，要抓住最後的尾巴。

　　那她們什麼時候會停下來呢？就是做不動了，被城市勞動力市場淘汰了，她們就停下來，回到自己的村子，度過最後的時間。

　　縱觀女工的整個生命周期，我會覺得，她們的生命，是嵌在家庭裡面的，而且因為城鎮化的趨勢，這些轉折變得更加鋒利，她們承擔的壓力也更沉重——城鎮化在普及，民辦大學與職業學校在擴張，孩子要進入城市。所有這些都會傳導到農民工家庭，傳導到女工身上，讓她調整自己生命周期的轉折。

　　我們說了這麼多女工，那男工呢，這個家庭里的父親呢？我個人認為，父親的角色比較單一，就是掙錢。如果我們把分析女工的框架，用來分析男工，那他人生最大的轉折點，就是結婚。結完婚，他就變成了一個「當家人」，一個掙錢的人。社會對他的期待，就是你把錢拿回來，這就行了，你就是一個好男人。

　　從單身工人到丈夫、父親、爺爺，他們的角色，相對來講都比較簡單。他們很少承擔照料義務，一般什麼時候會參與呢，過年返鄉的時候，或者建築工在兩個工期之間返鄉，會參與一些所謂的「家庭照料」，但這種管理也很粗暴，我經常聽到的就是「打一頓」，只有父親能暴打孩子一頓。

　　至於這些家庭里的權力關係，總的來說，家裡的戶主還是男性，他常年在外掙錢，回到老家，還是家裡的代表，權威還在。但家裡日常小事的決策，包括錢怎麼花，其實已經是女性做主。但這也帶來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女性承擔的責任也更大。

　　如果她在陪讀，最後孩子不聽話，沒考上高中，那麼丈夫會責怪她，她也會覺得自己沒做好。在日常的照料和勞作之外，這會給她們帶來額外的焦慮。但我們必須要知道，在那樣的環境里，一個母親又能怎樣幫助到孩子？或許更多要依賴的，是社會和學校教育。

　　我的母親，也是女工

　　最後談談我作為研究者的感受吧。我做研究，跟很多人都不一樣。大多數人是出於職業或智性方面的興趣，但這麼多年來，我都是從自身經歷出發。尤其是我們今天談的母職和女工問題，跟我的經歷直接相關。

　　我也曾經是留守兒童，生活在一個不那麼幸福的家庭里。從很小開始，我就看到了所謂「母職的經濟化」，看到了我媽媽在經濟層面，對這個家庭的付出。

　　我的父母，是什麼樣的人呢？首先說我父親，他是我爺爺奶奶最小的孩子，從小就備受疼愛，他在村子里是開手扶拖拉機的，是個技術工，在村裡也受歡迎。但他不是很著家，愛喝酒，喝完酒也愛打牌，掙的那點錢，自己胡亂就花光了。

　　而我媽媽，一輩子都是掙錢的人。在務農時期，她就是主力，我六七歲就跟著她下田，一直看到她很辛苦。農業是季節性的，不忙的時候，她也要干別的活。她去水泥廠扛過水泥，去石灰廠打過工，在工地上干過活。一般女性在工地上都是做小工，但她是做雜工，這是中老年男工乾的活。所以你就知道，她一直都是重勞力。

　　我上初中之後，他們到廣東打工，我爸爸不願意進廠，就在那邊開三輪，後來跟著我表哥，承包了一些工廠的廢料處理工作。我媽媽更辛苦，她進過廠，做了好多年拾荒的工作。因為我爸爸的性格是那樣，我媽媽總得跟著他、管住他，讓他不把錢花光。

　　他們打工打了很多年，直到我和我弟弟大學畢業，中間他們還回家蓋房子，也是我媽媽在總負責。

　　後來我父親身體不好，因為愛喝酒，他變得很胖，50歲不到，血管就出了問題，偏癱在家，我媽媽照顧他。但就算這樣，她還是會出門做活，找那種凌晨、深夜乾的活，這個點我父親睡著了，不需要照顧，幹完了，她就匆匆忙忙回家。那幾年，是她最最不容易的時間。

　　在這樣一個家庭里，我媽媽的經濟角色非常非常突出。她要掙錢，也要管我爸爸的錢，既要忙外面，也要忙裡面。這一輩子，她都是以一種非常極端的方式，來凸顯她「經濟人」的角色。

　　這對我媽媽有什麼影響呢？後來我弟弟有了孩子，她去幫忙帶孩子，你就會發現，她很不適應，因為她不知道怎麼帶小孩——她是典型的「幹活的人」，這種照護工作，是她不熟悉的。所以她經常以那種命令的方式去帶孩子，會罵小孩，恐嚇小孩。她沒有那種細心和耐心，也沒有那麼精緻和講究。所以直到現在，我媽媽生活在弟弟家裡，矛盾一直都很多。

　　所以對我來說，因為出身於這樣的家庭，我母親強烈的經濟角色，她掙錢的辛苦，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她很難兼顧別的層面，母親、妻子的層面，我都看在眼裡。

　　這種經歷也永遠影響了我們的母子關係。我小時候也不是她帶大的，是爺爺奶奶帶的。她常年乾重活，後來又在外面打工，我們之間的交流，尤其是情感方面的交流，其實沒那麼多。

　　但在做女工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我逐漸理解了我媽媽——她具備很多我們認為的「男性氣質」，如果她不這樣，那些活兒她干不下來。如果我不是做這個研究，不去訪談那些女工，可能我一輩子都不能理解她，沒有機會去理解，我或許就成為社會上一個普通的養家的男人。

　　但正是這段經歷，讓我慢慢靠近她。在心底里，我也希望我自己的母親讀到我的這些研究。她為了家庭勞作一輩子，卻沒有與她的兩個兒子建立起良好的情感關係。但是我其實非常想跟她講，她的一個兒子，在以自己的調研、思考和寫作，間接地理解她。

　　或許再過一些年，等我們都從容一些，我會給她寫一個屬於她自己的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