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員工能接受艱苦嗎？任正非說了一句大白話...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認為，華為外籍員工也是懂「以奮鬥者為本」的核心價值觀的，他說：
外籍員工的核心價值觀與我們的核心價值觀並不矛盾。你把這個話變成「你想不想多拿錢？」「想。」「那你多幹活好不好？」「可以。」，OK就是這樣了。以奮鬥者為本其實就是多幹活多拿錢，不矛盾不衝突。我們想講的一些道理，西方員工照樣能接受，員工想多休息，少拿一點就行了，如果想多拿一點那你就奮鬥，這兩個價值觀沒有衝突。
當任正非用一句近乎「大白話」來解釋其核心價值觀時，「以奮鬥者為本」這個聽起來充滿東方集體主義色彩的口號，被還原成了一個全球通用的樸素交易。這番解釋，乍聽之下是實用主義的極致，似乎將一切複雜的文化與哲學差異都消解於無形。
但任正非緊接著的另一段話，卻揭示了這「簡單」背後更深邃的思考。他認為，西方員工因其宗教與哲學傳統，對這類問題的理解可能比我們更深刻，並希望通過哲學學習，為習慣了標準答案的中國員工「犁松思想的土壤」。他說：「哲學來自於宗教，在西方宗教的氣氛很濃烈，西方對哲學問題的認識比我們深刻，我們認為中方員工比外籍員工要幼稚一些，所以希望中方員工先學。我們學一點哲學，目的是把自己的思想犁松，我們的土壤太板結了。華為公司絕大多數的高中級幹部是學工科出身的，學文科出身的人思維方式是平面的，沒有立體結構；學理工的人有立體結構，對事物的理解很深，但缺點是很死板。我們學了半天就是要把理工科的人思想犁松一些。」
這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任正非的自信從何而來？「多幹活多拿錢」的邏輯，為何能讓不同文化背景的外籍員工，尤其是西方員工，不僅理解，甚至能夠深度認同？答案或許就藏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里。任正非所說的「奮鬥者」，在西方世界其實有著早已根深蒂固的哲學根基。
01
新教倫理與奮鬥的內在驅動力
當我們檢索西方關於「奮鬥」的思想源頭時，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論述幾乎是繞不開的界碑。韋伯精闢地指出，新教，特別是加爾文宗，將世俗的職業勞動提升到了「天職」（Calling）的高度。
在這一觀念下，努力工作、創造財富不再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慾望，而是榮耀上帝、證明自己是「上帝選民」的方式。懶惰是可恥的，而系統性、理性、不知疲倦的奮鬥，則是一種近乎神聖的道德義務。這種思想將個體的奮鬥與一種超越性的價值和終極意義緊密相連。
任正非的「多幹活多拿錢」，表面上看是物質激勵，但其背後「以奮鬥者為本」的內核——即通過個人努力實現價值、獲得承認與回報——恰恰與這種世俗化的「天職」觀念不謀而合。對於一個成長於德國、美國或北歐等深受新教倫理影響的文化環境中的員工而言，「奮鬥」本身就帶有一種內在的、不言自明的正當性。他們或許不會用「奮鬥者」這個詞，但他們理解「敬業」（Professionalism）、「責任」（Accountability）和「成就驅動」（Achievement-driven），這些辭彙共享著同一個精神內核：你的價值，由你的行動與貢獻來定義。
因此，當華為提出「以奮鬥者為本」時，它並非在輸出一種陌生的東方價值觀，而是在激活一種早已沉澱在西方員工文化血液中的古老共鳴。他們聽到的不是遙遠的口號，而是熟悉的旋律。
02
自我塑造的渴望
如果說新教倫理為「奮鬥」提供了神聖的動機，那麼存在主義哲學則為其賦予了現代的、個人主義的色彩。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者宣稱「存在先於本質」，這意味著人沒有預設的「人性」，「人是其所不是，是其所是」，人通過自己的選擇和行動來塑造自己。
這難道不就是「奮鬥」的另一種哲學表達嗎？一個「奮鬥者」，正是一個拒絕安於現狀，通過持續的行動和創造，來定義自身存在價值的個體。你的職位、薪酬、地位，並非取決於你的出身或背景，而是你「做」了什麼。這與華為「不看資歷看貢獻」的原則形成了完美對偶。
這種思想在美國文化中，與「美國夢」的敘事合流，演變成了我們熟知的「車庫創業」精神。從惠普到蘋果，再到谷歌，矽谷不眠的傳奇反覆講述著同一個故事：憑藉才華、激情和不眠不休的努力，普通人可以顛覆世界，實現非凡的自我價值。這種對個人意志與自我創造的尊崇，使得「奮鬥」不僅是一種選擇，更是一種實現自由與尊嚴的路徑。
因此，當一名外籍工程師在華為的實驗室里通宵達旦，他可能不僅僅是為了獎金，更是在踐行一種深植於其文化背景的信念——我手所創，即我本身。任正非的邏輯之所以能被接受，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清晰、公平的平台，讓這種自我塑造的渴望得以安放和實現。
03
犁松思想的土壤
任正非推崇哲學，並非為了培養一群坐而論道的思想家，而是為了打造一支能打勝仗的「鐵軍」。他批評工科生「死板」，文科生「空想」，實際上是在點明一種思想上的「熵增」——缺乏開放性與多元結構的思維，最終會走向僵化和封閉。
他讓員工學習哲學，目的就是「犁鬆土壤」。他要的不是讓員工背誦康德或黑格爾，而是要藉助哲學這把「思想的犁鏵」，打破思維定式，建立一種立體的、能夠容納矛盾和複雜性的認知框架。為什麼西方員工可能「更深刻」？因為他們的教育和社會環境，本身就鼓勵批判性思維和多元視角。宗教辯論、哲學探討、社會議題的公開交鋒，早已在無形中為他們的思維「鬆了土」。
從這個角度看，「以奮鬥者為本」不僅僅是一條薪酬原則，它更是一種組織哲學。它要求管理者和員工都要有一種動態的、非線性的思維方式。奮鬥不是蠻幹，而是要理解戰略、洞察變化、持續學習。這恰恰需要一種被哲學「犁松」過的、既有結構深度（理工科優勢）又具靈活性（哲學賦予）的頭腦。
04
結 論
所以，任正非的自信並非空穴來風。他看似簡單的「多勞多得」邏輯，實則巧妙地搭建了一座跨越文化鴻溝的橋樑。其橋面，是人人都能理解的普世人性——對更好生活的嚮往；其橋墩，則是深深植根於西方文明中的哲學傳統——從新教倫理的神聖感，到存在主義的自我創造，再到實用主義的成果導向。
華為的「以奮鬥者為本」，在西方員工聽來，可能不是一種需要被「啟蒙」的新思想，而是一種對他們既有文化基因的確認和激活。任正非做的，不過是用最直白的語言，觸碰到了那個全球共通的、關於「努力與回報」的古老開關。他不是在佈道，而是在點燃早已存在的引信。這或許才是一個中國企業家能夠真正影響世界的深刻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