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下班送外賣，為啥爭議這麼大？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近日，四川遂寧公職人員孫先生利用業餘時間送外賣引發爭議。據報道，他經本單位批准同意后兼職送外賣，平均每天送3個小時，一天能賺100多元。
公職人員跨界當外賣員，身份反差引起大眾好奇和爭議。有人認同：靠雙手掙錢值得尊重；有人質疑：捧著「鐵飯碗」不該擠占外賣員的生存空間；有人憂慮：會不會影響本職工作。
眾說紛紜背後，有兩個更值得深思的問題：公職人員搞副業，為啥爭議這麼大？這一現象又折射出怎樣的社會現實與管理難題？
當公職人員穿上騎手服，穿梭於街頭巷尾，輿論最先炸響的是一句質疑：公職人員收入穩定，為什麼還要兼職送外賣？
有網友說得更直白：古人尚且懂得「伐冰之家不蓄牛羊」，而這位享受著穩定保障的公職人員，卻跑來和靠送外賣養家糊口的人搶飯吃，還美滋滋地分享送外賣很愜意，香甜地「吧唧嘴」，這不是刺痛低收入勞動人群的心嗎？
在大眾認知里，公職人員每月工資準時到賬，福利待遇齊全；而反觀外賣騎手，風吹日晒，多跑一單才有多一點收入的可能。在這樣的職業反差下，「公職人員兼職送外賣」極易被解讀為「既占著體制內的好處，又來擠壓低收入群體的活路」，公眾敏感的神經自然被狠狠觸動。
但也有人提醒，當我們拋開情緒，深入公職人員群體內部，會發現大多數公職人員並沒有想象中的那樣不差錢，特別是基層公職人員，一旦突如其來需要用錢，僅憑工資收入也同樣捉襟見肘。
還有人擔憂公職人員兼職會擠佔全職騎手的訂單，加劇行業競爭。孫先生日均送3小時外賣賺百元，在龐大的外賣市場需求面前，確實微乎其微。但公眾的邏輯是，一旦大量的公職人員效仿，個體嘗試演變為群體行為，或許真會擠壓外賣員的生存空間，這也是爭議背後，大眾擔憂的「公平失守」。尤其當社會就業壓力較大時，這種擔憂的情緒變得更容易被某一件事挑動起來。
說到底，靠勞動掙錢本身沒錯。但「公職人員」這個身份，讓兼職從「個人選擇」變成了「公共議題」。
一名外賣員正在送外賣。圖源：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國之聲
二
當然，除了「公職人員為什麼要去送外賣」，人們還關心「公職人員能不能送外賣」。本質上，這是對「公職人員職業邊界」的追問：副業與主業的界限在哪兒？公權與私利的紅線在哪兒？
怕耽誤工作。有人擔心：心思都花在「外快」上，本職工作還能幹好嗎？這種顧慮很正常，任何職業都該守住「主業優先」的底線。畢竟，他們的工作連著政策落地、連著群眾冷暖、連著急難愁盼。所以，兼職的前提必須是「把本職工作干到位」，這是基本的職業倫理。
怕公權私用。公職人員和普通勞動者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是公權力的行使者，哪怕下班了，「某某單位工作人員」的身份也不會消失。如果有人借著「兼職」用職務便利謀取私利，又該如何監管？
公職人員搞兼職，關鍵就在於：合法合規、不碰權力、不礙主業。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明確，公職人員開展副業需嚴格遵循《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條例》等相關規定，並結合所在單位的管理制度及副業性質綜合判定。
下班搞兼職究竟行不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寫稿賺稿費、做體力勞動、種點農產品，這些「純靠本事、不沾權力」的兼職，做好報備，做好時間管理，自然可行；但如果是掛證取酬、借「理財」名義違規圈錢、違規從事有償中介活動，哪怕在下班時間，也絕對不行。
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這是為官的原則，也是從政的戒尺。
圖源：視覺中國
三
當輿論場上聲浪漸起，爭議的關鍵，從來不是「能不能掙錢」，而是「用什麼方式掙錢」。在合規框架下正視下班兼職現象，既是對勞動價值的尊重，更是對公共治理精細化的考驗。
平衡「堵」與「疏」的關係。避免「一刀切」，不能因「怕風險」就全盤禁止合法兼職，也不能因「尊重勞動」就放任不管。分類施策，疏堵結合，劃定「可為」與「不可為」的邊界，明確什麼能幹，什麼不能幹。既防範風險，又給正當的兼職需求留出空間。
分清「勞動所得」和「特權變現」。公權私用、分散精力等風險和擔憂，恰恰需要用制度紮起籬笆和籠子。對兼職時長、收入來源劃出清晰紅線，對涉密崗位、領導職務等實施差異化限制，通過單位審批、紀委備案、公眾監督形成閉環管理，這樣更精細的管理制度體系既能消除公眾誤解，又能釋放基層活力。
守住「主業」和「副業」的界限。如今，平台經濟帶來更多新業態新模式，也給了很多人體驗「斜杠人生」的機會，讓擁抱人生有了更多可能性。但，允許正當兼職不等於放任自流，公職人員搞副業的機制越規範，一放就亂的隱患越少，公眾爭議就越少。
當規矩更清晰可行、監督機制更有效，公職人員下班後送外賣，或許就不再是爭議，而是一個普通勞動者自食其力的平凡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