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加沙到伊朗，「第六次中東戰爭」改變了什麼？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當地時間7月21日，英國和法國、義大利、澳大利亞、丹麥等20多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呼籲立即結束加沙衝突，並表示準備採取進一步行動，為政治解決巴以衝突作出努力。
從2023年10月7日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到2025年6月24日以色列與伊朗經歷短暫的高烈度「十二日戰爭」，以色列與伊朗領導的「抵抗之弧」的衝突大致完成了一個循環。在此過程中，已經變成戰爭機器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胡塞武裝、敘利亞以及作為「抵抗之弧」核心的伊朗進行了循環式的打擊，使「抵抗之弧」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在以色列和伊朗的衝突中，以色列還裹挾美國對伊朗核設施進行了大規模轟炸，進而使伊朗遭遇了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當前，在「抵抗之弧」中，除了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組織相對低調未遭到嚴重打擊外，其他力量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並難以對以色列發起較具危險性的攻擊，只有胡塞武裝仍高調地進行反以鬥爭，但也很難對以色列形成嚴重的威脅。頗為弔詭的是，在以色列完成對伊朗的打擊后，又回到此次衝突的原點加沙衝突，繼續對哈馬斯進行打擊，使加沙的人道主義危機更加嚴重，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數次停火談判均陷入僵局。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1日，加沙地帶加沙城，以色列戰機對加沙中部納賽爾社區的邁赫蘭大樓發動襲擊，此前以色列軍方曾發出警告電話。
以色列與「抵抗之弧」的衝突以哈馬斯與以色列的衝突為開端，亦即哈馬斯通過挑起衝突對巴勒斯坦問題邊緣化和以色列右翼激進政策表達強烈抗議，但其悲劇性在於在經歷了近兩年的衝突后，哈馬斯自身和整個巴勒斯坦陷入了更加嚴重的危機，而由伊朗領導的「抵抗之弧」作為由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組合而成、以伊斯蘭主義為反以意識形態的奇怪聯盟也似乎走到了命運的盡頭。受此次衝突的影響，巴以問題、「抵抗之弧」、中東地區核心矛盾、中東地區格局和秩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無疑是新一輪巴以衝突演變為第六次中東戰爭所釋放的巨大能量。
性質特殊的第六次中東戰爭
以色列與「抵抗之弧」衝突的規模和影響顯然已經構成第六次中東戰爭，但它顯然不同於前五次中東戰爭。
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是阿拉伯國家集體反對以色列建國而引起的戰爭；1956年的第二次中東戰爭是以色列、英國、法國與埃及之間圍繞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的戰爭，其特殊性在於它是埃及與以色列以及老牌殖民國家之間的雙重衝突，並非純粹的阿以衝突；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是阿拉伯國家遭遇的最嚴重的失敗，阿拉伯民族主義從此一蹶不振；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則是埃及為進行埃以談判的「以打促談」之戰。戰後埃及和以色列逐步媾和並於1979年建交，埃及基本上已退出阿以衝突。阿拉伯國家也因此分化為溫和派和抵抗陣線，從此以後再未爆發真正意義上的阿拉伯國家集體對以色列的戰爭，阿以衝突逐步向巴以衝突轉變。
1982年第五次中東戰爭是以色列為消滅轉移到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組織而發動的戰爭，最終迫使巴解組織及其武裝力量脫離巴以衝突前線，轉赴突尼西亞等非洲阿拉伯國家。這次戰爭是阿以衝突轉變為巴以衝突的標誌，也決定了中東不太可能再爆發阿拉伯國家集體與以色列的戰爭。儘管敘利亞、黎巴嫩也參與了戰爭，但此後阿以衝突已轉變為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衝突，其形式也已發生巨大的變化。
1987年巴勒斯坦爆發哈馬斯領導的大起義和1988年巴解組織宣布巴勒斯坦建國，以及20世紀90年代中東和平進程啟動以來，巴以問題和阿以問題日益剝離。其突出特點是，無論是衝突與和平，都是相關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分別展開，如敘以、約以、黎以、巴以談判成為中東和平進程的談判形式。阿拉伯國家已經很難集體對抗以色列。
但是，正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斯蘭主義成為伊朗凝聚哈馬斯、真主黨等力量反美、反以的意識形態，而作為伊朗盟友的敘利亞儘管並不信奉伊斯蘭主義，但卻充當了「抵抗之弧」的樞紐，成為伊朗向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滲透的走廊。此後，日漸形成的「抵抗之弧」與以色列、美國矛盾的累積，是新一輪巴以衝突即哈馬斯與以色列的衝突爆發后不斷外溢，並演變為以色列與「抵抗之弧」全面戰爭的歷史邏輯。
因此，在近一年前的評論中，筆者就把這場衝突定性為第六次中東戰爭，並強調了其不同於前五次中東戰爭的特殊性：新一輪巴以衝突不僅是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異常殘酷的對抗，而且以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與以色列衝突，乃至以色列與伊朗衝突的外溢方式，對中東局勢產生了嚴重影響，並且造成了伊朗領導的「抵抗之弧」與美國、以色列的陣營化對抗。（參見：劉中民：《新一輪巴以衝突是一場更複雜的「第六次中東戰爭」》）。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0日，加沙地帶，人們聚集在加沙城的一個食物分發點。視覺中國 資料圖
第六次中東戰爭對中東地區格局的衝擊
第一，「抵抗之弧」遭到毀滅性打擊，其組成力量或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或進行重新定位，或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其作為整體性力量復興和重建的可能已經微乎其微。
首先，哈馬斯陷入生存危機。在「抵抗之弧」的眾多力量中，哈馬斯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即使是阿拉伯國家的加沙重建計劃也把哈馬斯排除在外，而以色列仍未放棄徹底消滅哈馬斯的目標。因此，哈馬斯已難以挽回失去加沙統治權的結局，甚至其組織存續也面臨嚴重危機。
其次，黎巴嫩真主黨遭到嚴重削弱，黎巴嫩更加向伊斯蘭教遜尼派的核心沙特靠攏。目前，真主黨武裝一方面受到以色列沉重打擊，另一方面面臨以色列和黎巴嫩國內要求其解除武裝的壓力，進而使其軍事和政治地位受到雙重削弱。從黎巴嫩國家層面看，遜尼派力量顯然有所上升，並在國家定位上向沙特和西方靠攏。
再次，敘利亞重返阿拉伯世界，並且向沙特和美國、西方靠攏，並改善與以色列的關係，甚至不排除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倒台後，沙拉領導的過渡政權在地區層面遠離伊朗並積極重返阿拉伯世界，向阿拉伯國家靠攏，尤其是更加倚重沙特；在國際層面則向西方靠攏，美國已解除對其制裁。伊朗和俄羅斯等影響敘利亞的傳統力量地位一落千丈，尤其是敘利亞作為「抵抗之弧」的樞紐地位將不復存在。
最後，伊朗作為「抵抗之弧」的核心，在是否重建「抵抗之弧」問題上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伊朗在與以色列和美國的衝突中受到嚴重削弱，在政治、軍事、外交、社會等層面均面臨嚴峻挑戰。伊朗遭遇的危機很大程度上來自其領導的「抵抗之弧」與美以的矛盾衝突，更植根於其輸出革命的地區政策。無論如何，未來伊朗重建「抵抗之弧」的可能性都已經微乎其微。
第二，中東地區核心問題和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伊朗問題日益成為中東地區的核心問題，以色列與伊朗及其領導的「抵抗之弧」的矛盾成為地區主要矛盾，並有可能再度爆發衝突。
長期以來，阿以衝突的巴以化（阿拉伯民族主義衰落、阿拉伯國家退出阿以衝突）——民族衝突的宗教化（宗教因素作用上升使伊朗通過支持伊斯蘭主義組織介入巴以衝突）——以伊矛盾的結構化（以色列與伊朗領導的「抵抗之弧」矛盾主導巴以衝突）——美伊矛盾的伊以化（美國與伊朗矛盾和以色列與伊朗矛盾交互影響），是導致巴以衝突和伊朗問題合流，並導致伊以衝突爆發和擴大化，以及美國被迫參與的深層次根源。（詳盡論述參見：劉中民：《美國為何會下場？阿以-巴以-伊以衝突的嬗變及其轉換機理》）
具體說來，傳統中東核心問題的巴勒斯坦問題與新生的地區熱點問題伊朗問題糾結在了一起，即伊斯蘭革命后的伊朗外交尤其是支持伊斯蘭主義的「輸出革命」外交，使伊朗通過支持哈馬斯、真主黨等與巴勒斯坦問題捆綁在一起，並使巴以問題與複雜的伊朗核問題，根深蒂固的美國與伊朗對抗等「伊朗問題」結合在一起，進而使巴以問題、伊朗問題實現了捆綁。而巴以問題構成了以色列和伊朗的對抗的載體，並最終超越出巴以衝突走向當下以色列和伊朗的直接大規模衝突。在此次衝突中，美國壓制以色列和伊朗實現停火，以色列和伊朗的根本矛盾和伊核問題均未得到解決，未來以色列和伊朗因矛盾激化再度爆發衝突並挾裹美國介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第三，美國中東政策混亂對中東地區的破壞作用持續上升。
自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宮以來，美國中東政策最大的特點是無道、無序和無常。首先是無道，主要表現為美國已放棄過去拯救中東和民主改造等所謂的「普世價值」，而轉向利益優先、側重交易的實用主義。其次是無序，主要表現為美國的中東政策缺乏系統性、全局性、協同性的戰略規劃，而是帶有投機性、隨意性的戰術應對。特朗普的中東政策除著眼於美國利益之外，既缺乏宏大的戰略目標，也缺乏系統的戰略安排，而是以短期利益為主的一系列投機行為。最後是無常，主要表現為美國中東政策缺乏持久性和可持續性，通常是缺乏可信度的威懾或漫天要價受阻后始亂終棄，使美國中東政策的信用不斷下降。這同樣在美國對巴以衝突、胡塞武裝、伊核問題的政策上得到了具體體現。（詳盡論述參見劉中民：《特朗普的「三無」政策是以色列伊朗衝突的重要根源》）
以美國此次對以色列-伊朗衝突的政策為例：美國在與伊朗就核問題進行談判的過程中默許、縱容以色列對伊朗進行軍事打擊，在以色列與伊朗衝突不斷升級之際又悍然打擊伊朗核設施，隨後又壓制伊、以在缺乏監督和保障的情況下實現脆弱的停火。由此可見，美國對此次衝突的危機處理是十分簡單粗暴而又缺乏信譽的霸權主義做法，不僅無助於地區安全的穩定，而且嚴重破壞了美國的國際信譽和國家形象，也將不可避免地加劇美國中東霸權的衰落。
此外，伴隨美國在中東的破壞性作用增強，以及大國在中東競爭的加劇，大國協調解決中東熱點問題的難度不斷加大，這在加沙停火問題的大國協調失靈中得到了具體體現。
第四，中東地區格局重組加快，三大次區域分化嚴重，沙特、土耳其的優勢地位突出，以色列和伊朗的影響力下降。
近年來，受俄烏衝突、巴以衝突兩場衝突及其外溢，以及地區國家對外政策選擇不同等因素影響，中東地區的力量格局處在不斷重組之中，並使中東地區大國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境遇。從地區大國的角度看，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四大傳統強國的地位發生了較為明顯的分化。
由於受國內發展、對外政策、國際和地區形勢等因素影響不同，沙特、土耳其在地區格局中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它們對於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的斡旋調解，對於美國和西方的戰略重要性上升，都使其國際地位和地區地位不斷上升。以色列儘管在軍事安全上優勢突出，但其在外交上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並難逃戰術勝利、戰略失敗的命運。伊朗的處境則更加艱難，其領導的「抵抗之弧」遭到重創，地區影響力和輻射範圍大為萎縮，且在核問題上承受著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
第五，地區國家戰略自主和戰略投機同時加強。
近年來，特別是2021年中東地區的和解潮流、發展潮流不斷深化以來，中東國家對內更加重視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制定發展戰略；對外不選邊站隊，從自身利益出發決定外交政策。就阿拉伯國家而言，它們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與美國、歐洲、中國、俄羅斯、印度以及更為廣泛的全球南方國家展開了多元合作，並在巴以衝突等地區問題上堅持自身的主張和方案。土耳其在美歐俄之間的平衡外交更加從容。作為美國的北約盟友，土耳其敢於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問題上與美國、歐洲和北約進行鬥爭和博弈，甚至採取與美國相悖的政策。
但是，由於大國協調、國際約束下降，地區國家在戰略自主增強的同時，其戰略投機的動機和行為也在不斷加強，中東國家中的沙特、卡達、阿聯酋、土耳其、埃及均具有「搖擺國家」的特徵，尤其是這些國家在大國關係、域外核心利益（東非、北非）、地區熱點問題上的投機行為，都加劇了地區國家的競爭和熱點問題的複雜性。
總之，第六次中東戰爭的獨特性在於它源於巴以衝突，但其衝突的主體、性質和影響卻越來越偏離巴勒斯坦問題，其結果是不僅巴勒斯坦的處境更加艱難，巴以問題的解決更加無望，而且通過以色列與「抵抗之弧」的衝突滋生和孵化出更加複雜的惡果，進而使中東地區格局再次發生嚴重的扭曲和異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