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不確定擺在眼前，他們為何仍然選擇赴美留學？

當不確定擺在眼前，他們為何仍然選擇赴美留學？

　　當「風暴」襲來，在美和即將赴美留學的學生們除了直面風險和不確定，也有更多人開始重新思考留學的意義。

　　過去的一個月里，留學諮詢師顧欣旖和同事們，一直被「還出不出得去？」「出不去怎麼辦？」的問題包圍。

　　越臨近7月，這種情緒就變得越發焦灼。

　　近兩個月，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頻繁變動：暫停哈佛等校招收國際新生資格、全面叫停學生簽證面談……上月又突然宣布恢復辦理國際學生簽證，但同時要求審查申請者的社交媒體賬戶……

　　多年來中國留學生一直是美國第一大國際學生來源國，直到2023-2024年度，印度超越中國成為在美留學生最大生源地。這一年，中國赴美留學的人數相比峰值時的2019-2020年度下降約25%，降至10年前的水平。

　　而在純學歷回報收益逐漸減弱的今天，依然有人堅定地選擇赴美留學。當留學生開啟異國求學之路后，他們要面對的，不僅是學業的壓力，還有社交、身份等帶來的衝擊。

　　留學，究竟給留學生們帶來了什麼？當「風暴」襲來，在美和即將赴美留學的學生們除了直面風險和不確定，也有更多人開始重新思考留學的意義。

　　不安的留學生、申請者

　　4月底，胡旋接到藍條的那一天，她注意到，和她同時遞簽的好幾個人，因為專業敏感，陸續從簽證官那裡收到了白條。

　　隨著藍條到手，胡旋終於邁過了赴美留學的必經關卡——拿到了赴美學生F1簽證，以為申請季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胡旋拿到了過簽的藍條。受訪者提供

　　但她沒想到的是，沒過多久，一連串的政策被家人們轉發到她的手機上。一切的消息彷彿都在表明，對於胡旋這樣即將赴美的留學生而言，空間似乎越來越收緊，而未來的留學生活也變得不確定起來。

　　王琪認為，美國不會放棄留學生。「留學生對於美國高校來說，是比較大的收入來源，尤其是像我這麼貴的學生。」但每出一個新政策，王琪的心裡都會一緊。今年夏天，她即將前往康奈爾大學攻讀碩士項目。項目組的老師不斷給她發郵件，詢問簽證最新進展，「但我感覺，他們好像也沒能給出什麼解決辦法」。

　　大三時，王琪曾赴美交換，當時她拿到5年有效期的簽證。王琪陷入了糾結：如果使用還在有效期內的簽證，她怕被問到為何交換學校和碩士學校不一致的問題；但如果此刻重新申請，一旦簽證出了問題，又會耽誤入學。怕出岔子的王琪還是決定使用過去的簽證。

　　5月27日這一天，顧欣旖服務的學員里有人剛收到學校發來的用於申請赴美簽證的I-20表格，就看到暫停學生簽證的新聞，「然後就無法預約面簽了。」

　　突如其來的政策攪亂了很多人的計劃，而每年五六月，都是赴美留學生預約面簽的高峰期，「很多人在8月開學，他們希望能在7月中旬前把簽證的事搞定。」顧欣旖提到。

　　相比之下，馬媛收到的拒簽，更早結束了這種焦慮。「本科是某工業大學？」馬媛只被簽證官詢問了這一個問題。給出肯定答覆后，馬媛就收到了對面遞來的拒簽白條。2020年5月，特朗普簽署了10043號總統禁令，以「國家安全」為由，暫停或限制有關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員獲得F類（留學）或者J類（交流訪問）簽證進入美國。

　　後來，馬媛得知，她的專業也擋住了她去往美國留學的路——土木工程屬於美國限制留學生簽證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專業。

　　實際上，早在特朗普上一任期，赴美留學生們便已經歷過一波動蕩。2018年，特朗普政府收緊了STEM專業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這些受限專業留學生的簽證從5年縮短為1年。然而，這些領域幾乎覆蓋了中國留學生赴美學習最主流的專業。

　　更大的不確定性，籠罩著已經踏上美國土地的學子。鄭元所在的普渡大學，中國學生數量近年來本就在緩慢下降。然而，今年春天事態急轉直下，仍超出了他和同學們的預料。鄭元在社交媒體上刷到不少帖子：普渡大學突然撤銷許多中國申請者的錄取通知書（Offer），甚至有些學生的I-20表格（申請F1簽證的必要文件）已經辦妥，簽證也已經下發，Offer依然被收回。

　　很快，這股寒流就吹到了他身邊的朋友圈。一位朋友的簽證毫無預兆地被撤銷，原因僅僅是在一次酒吧小聚中，與鄰座發生了些許口角爭執。

　　恐慌瞬間蔓延。鄭元後來得知，僅僅到今年4月份，就有約4000名國際學生的簽證遭遇撤銷。他的朋友和部分學生通過加入律所組織的集體訴訟，在多方壓力下恢復了簽證，「但是不會再發新的簽證，他可以安全待在美國，但是一旦離開美國，就沒有辦法再回來了。」鄭元提到。這意味著，他們被「鎖」在了美國境內，與家人團聚成為奢望，更遑論國際學術交流。

　　美國雪城大學社會學教授馬穎毅從2012年起，訪談了美國50多所高校和中國9所高中500多名中國本科留學生，並將七年的研究寫成《留學的孩子》一書。她告訴記者，除了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影響，美國政府對於本土高校打壓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正在層層傳導向國際學生。她認識的不少美國高校教授，也處於焦慮和失望中。「美國不少大學開始出現財政困難，出錢提供全額獎學金的項目在很多學校開始縮小，甚至直接停了。而讀PhD項目的國際學生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對他們來說，機會的確在減少。」馬穎毅說。

　　身份、簽證和前路

　　最近的動蕩，讓於浩覺得幾年前的「噩夢」重演。那時剛拿到研究生Offer的他，被夾在兩股不可抗力之間：國內美國領館因故關閉，簽證無門；而大洋彼岸的學校則堅決不同意提供遠程網課選項。進退維谷的煎熬持續了半年，學校終於同意他延遲入學。抓住這短暫窗口期，他不得不花了遠超正常票價數倍的價格從「黃牛」手中購得一張經濟艙機票，才得以成行。更糟糕的是，入境時，他被海關官員帶進俗稱的「小黑屋」，經歷了長達3小時的盤問和等待。

　　「當時的政策給我的留學造成了非常多的困難，也因此吃了很多苦。」於浩說。

　　由於他的研究領域涉及敏感的機器人技術，簽證官只批給了他一年有效期的F1簽證。在為期兩年的研究生生涯中，於浩無法回國探親。

　　而他留美工作的熱情，也從剛剛進入美國時的高漲，到畢業后完全消失了。於浩並非沒想過留美，但找工作時，只要把「需要工作簽證贊助（H-1B）」一欄打上勾，投出的簡歷，基本都石沉大海。即使有內推機會，也往往杳無音信。

　　於浩逐漸看清了那道「身份」的屏障。作為國際學生，想要長期留美工作，需要僱主願意且有能力贊助H-1B工作簽證，但H-1B簽證實行抽籤制，中籤率並不高。這意味著僱主需要先行投入幾千美元的成本和大量精力。於浩理解在就業市場低迷的情況下，僱主們會選擇用腳投票，傾向於本就有身份的求職者。

　　比眼前求職困境影響更深遠的是那道眾所周知的「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如果你是亞洲人，你最後事業發展一定會碰到一個天花板，所以我更願意回國來我自己熟悉的領域，無論是實現我個人的價值，還是作為中國人在技術空間領域貢獻我自己的一份力。」研究生畢業后，在同時拿到中美兩地的工作Offer后，於浩決定回國發展。

　　即使像劉宇一樣，在美讀完兩年碩士找到滿意工作並成功抽中H-1B簽證，也遠非踏上坦途。相反，他告訴記者，很多留美工作的人自嘲被困在其中，成為「H-1B的奴隸」。

　　劉宇在美工作的幾年裡，因為H-1B只有一年有效期，每一次回國，他都要重新面簽，也要反覆經歷過簽時可能遭遇審查延誤甚至拒簽，導致無法返崗的風險。而他的印度同事，H-1B簽證的有效期卻有三年。風險讓很多人多年不敢回國，他們也不敢輕易跳槽，面對僱主的額外要求或不公待遇，往往只能忍氣吞聲，因為害怕失業——一旦失業超過60天，就必須離開美國。「尤其是那些讀過敏感專業，又身處更敏感行業的人。」劉宇感慨，「這樣的日子過得也挺可悲的。」

　　雪上加霜的是生活成本飆升。工作幾年後，劉宇發現收入增長的速度遠遠追不上物價的漲幅。「逐漸存不下錢了。」近兩年，他的房租漲幅接近50%。「但凡想稍微改善下居住條件，基本房租翻倍。」不想再反覆面對簽證折磨的劉宇，卡在即將30歲的節點上，最終決定回國。

　　劉宇拍下的位於紐約法拉盛一個停車場的收費情況，這幾年他不得不面臨越來越高的在美生活成本。受訪者提供

　　無形的政治社會壓力，也迫使留學生們在日常生活中變得小心翼翼。今年1月入境前，吳迪仔細地查了一遍自己的社交媒體和相冊，刪去了軍訓時拍下的照片。她從芝加哥機場落地，順利入關，沒有被仔細檢查。在出發前，吳迪查詢了美國各大機場入境的嚴格程度，「如果一個機場臭名昭著的話，我肯定就會換一個機場，到境內再坐飛機或者火車。」

　　已經順利拿到簽證的胡旋，也會擔心，之後入境時，會不會比以往更嚴格。遞簽時，在社交賬號那裡，胡旋填上了多年沒用過的QQ號。但簽證重啟后的申請者，沒有她那麼幸運，有申請者面簽后收到郵件，要求提供5年內使用的社交賬號，且把範圍設為公開，取消微信三天可見。

　　現在的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風險、機遇和成長

　　當愈發高昂的費用與日益渺茫的留美前景並存，為何美國依然是許多中國學子的選擇？答案或許藏在風暴中心，個體的淬鍊與成長之中。

　　抵達美國后，現實的衝擊往往比想象中更為猛烈。鄭元和吳迪，都經歷了從國內本科轉學到美國高校的劇烈轉變。首當其衝的是遠超想象的課業壓力。鄭元每個學期都得緊繃著撲在巨大的作業量上，他對比了國內和現在都修過的一門計算機課程，「在國內，一個學期下來，哪怕很認真的同學，可能也就寫幾千行代碼。但在這裡，作業量至少是好幾萬行代碼。」

　　吳迪則疲於應付美國高校普遍重視的「過程性考核」。她上學期的一門課程，每兩周就有一次計入總分的考試，「過程非常痛苦。」

　　吳迪拍下的夜晚的圖書館。受訪者提供

　　鄭元想起剛剛抵達美國時，自己首先需要克服的是撲面而來的孤獨感。「在這裡哪怕同專業的人，課程安排也不一樣，很多時候我們只是上課時見一面，下課後就沒什麼聯繫了。」最初，鄭元甚至有一兩個星期都沒有和外界接觸的機會。

　　留學后，他過上了萬事都要自己操心的日子。為了能夠盡量省錢，鄭元早上會去物業拿兩瓶免費的水。他還加入了一個免費的食物群，有活動就去拿些免費的披薩或其他食物。他把每日開銷控制在二三十美元內，中午一般會和同學去麥當勞吃5美元的「窮鬼」套餐，晚上去學校食堂，花13美元吃一頓自助餐。

　　報稅、處理銀行卡、選課、租房都只能靠自己，甚至是房間的報警器壞了，鄭元都要學會去維修。「在國內，這些事情都是學校或者爸媽操心的，到這裡才發現，每天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帶著爸媽「多融入當地文化，走出華人小圈子」的囑託來到美國后，鄭元發現，「有很多困難，當地人跟我們不是一個處境，他們沒有辦法理解，也幫不上忙。同一屬性的留學生，才能夠互相幫助，一起克服困難。」為了完成非常複雜的報稅流程，他和其他中國留學生一起，研究了一個多星期才弄完。

　　即使在華人圈裡，吳迪也覺得，比起在國內，這裡很難交到知心朋友。吳迪更多只能去看書、思考，找一點事情做來應對孤獨。

　　在這樣的環境里，這些獨在異鄉的年輕人，開始被迫學會獨立，快速成長。

　　兩年裡，劉宇深入觀察和分析美國及國內的就業市場動態、行業趨勢、求職資源。「我去美國的目的很簡單，不是去浪費父母錢的，我畢業了需要立刻開始找工作，當然要把這個事情搞懂。」留學賦予的自由時間，讓他可以更專註目標。

　　吳迪開始學會「主動出擊」。她深知成為教授研究助理對申請研究生和尋找高質量實習有巨大助力。「如果你想參加教授的項目，就得自己主動給教授發郵件，比如在Google Scholar看教授的文章，覺得感興趣，就寫郵件說自己的能力、興趣，問能不能加入研究。」吳迪給全學院幾乎所有老師發去了郵件，介紹自己的情況、表達想要成為助理的強烈意願。努力沒有白費，下個學期，她將成為一位教授的研究助理。

　　這種經歷也改變了她的社交觀。以前她覺得社交就是為了玩。現在她感到，通過有目的的社交去爭取資源、達成目標，也是一種重要的能力。她提到一位朋友的成功案例：通過在LinkedIn上主動聯繫校友，真誠地請求「咖啡面談」推薦自己，最終拿到了蘋果公司聖地亞哥分公司一份月薪達8000美元的實習機會。

　　相較於本科階段，鄭元感受到，現在的學校和環境，給他帶來了更多機會。如今他的社交圈裡有在斯坦福讀計算機科學博士的學長，有普林斯頓的教授，還有在Open AI等前沿機構工作的同學，「在社交的時候會幫助我認識到更多的人，在這裡會有種被資源選擇的感覺。」

　　前不久，鄭元收到了亞馬遜的實習Offer。這對於想要留美工作的他，邁出了第一步。他很難說清自己對美國留學的複雜感情，甚至還會懷念在國內更熟悉的生活，但他還是覺得，從個人能力提升、視野拓展以及未來職業發展（包括賺錢潛力）的角度來說，留學依然值得。

　　祛魅后，留學價值幾何

　　7月3日，美國「大而美」法案正式通過，其中大幅提高了美國富裕私立大學（如常春藤盟校、斯坦福、MIT等）捐贈基金的稅率，還計劃在未來十年內大刀闊斧削減聯邦教育支出。美國大學進一步陷入財政危機，也讓留美的風險和性價比進一步搖擺。

　　「美國大學上一輪經歷的財政危機，是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當時很多美國高校特別是公立學校，解決方法之一是招募國際學生，適逢中國經濟和中產的崛起，中國本科留學生的數量也在那段時間之後有非常明顯的增長。」馬穎毅告訴記者。

　　然而，在國際關係和世界格局和過去很不一樣的現在，馬穎毅覺得，美國高校如果想再一次利用擴招國際學生的方案來應對財政危機，很難如過去那般行之有效。

　　馬穎毅認為，美國高校肯定不會放棄國際學生，也一直都希望能夠讓國際學生的生源背景更加多元化。「近些年美國高校的越南、中東的國際學生，增長速度也很快，但是沒有哪一個國家能有中國那麼大的市場和需求。」她提到。

　　同時，她觀察到一個新趨勢：隨著中國頂尖高校的全球競爭力和國際排名不斷提升，美國正在失去中國最頂尖的人才——他們更傾向於留在國內或選擇其他頂尖學府深造。但對於985、211或下一層級院校的學生來說，赴美留學仍有很強的吸引力，馬穎毅說，「甚至一些二本院校的學生，如果比較會包裝，或者擁有足夠亮眼的申請背景和成績，也有可能申請到頂尖美國學校的碩士，實現教育的一種階層躍升。」

　　在她看來，中國學生和美國的大學，仍然是互相需要的，「只要中美關係的門是打開的，中國留學生和美國大學這種互相需要的關係，仍然是可持續的。」

　　顧欣旖作為一線留學諮詢師，也清晰地感受到了國內社會對留學看法的變化。她指出，不同於早年間被捧上神壇、自帶光環的「海歸」，「現在大家對於海外學歷已經『祛魅』了。用人單位最關心的是你『好不好用』，跟你是不是有美國學歷沒有太大關係。」在她看來，當下留美就業的困難，也影響了潛在申請者和家庭對赴美留學的預期和評價。純粹依靠一紙文憑就能獲得高額回報的時代已經過去，當學歷的「硬通貨」屬性明顯減弱，「大家的選擇是可以預見的。」

　　王琪對「性價比」的下降有切身體會。家裡為她赴康奈爾大學攻讀一年半的碩士項目，準備了150萬元到200萬元人民幣的預算。高昂的投入讓她甚至考慮是否主動將項目延長至兩年。「大家普遍覺得1年制的項目比較水，如果我能在美國待2年的話，我會有兩個暑期可以去實習，這個機會是比較難得的。」

　　本科學校並不太亮眼的王琪，想通過在美讀一所排名靠前的高校，為自己的簡歷增色。「相較於其他國家，對於我們這種成績不算是非常頂尖，而且不打算沖博士的人來說，美國有大量的好學校和各種各樣的項目可以選擇。」但她直言，家裡一度也曾糾結，如果沒有申請到康奈爾，還要不要去美國，要不要考慮別的國家。「美國留學的性價比確實在降低。」王琪冷靜地分析。

　　劉宇畢業那年，同學里超過70%的人選擇了畢業后直接回國。

　　在美工作數年後回國，劉宇很快找到了新工作。在求職面試過程中，他有一個清晰的感受：「沒人會因為你留過學誇你，沒人特別在意你是哪個學校畢業，更不會因為你有美國留學和工作經歷就給你套上光環，只看重你做了什麼事。」

　　這種「祛魅」，反而讓他更珍視留學帶給他真正的內核價值。「我在美國的時候，沒有一天放棄過思考：如果有一天我要回國，我能幹什麼？」他把這種持續思考未來、主動規劃人生的能力，歸因於留學經歷對他的塑造。他自稱不僅在學習專業知識，更在時刻觀察和對比國內外的發展、行業的變化、就業市場的動向，「對我是什麼樣的人，我要去找什麼樣的工作都很清楚」。

　　對於浩而言，留學帶給他最核心的財富，是「學會如何學習」。「美國的教育方式跟中國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樣。教授在課堂上只會講很小一部分」，大量的知識需要自己課後去消化和拓展，「尤其到了真正的科研崗位，你會發現，一個人之前所能積累的知識是有限的，而知識本身又在飛速不停更新迭代。學會如何去學習，如何去找材料，如何去研究，如何去找人，什麼時候該找什麼樣的人去尋求幫助，在整個留學過程中對我的幫助非常大。」於浩覺得，這些收益也一直延續到了工作中。

　　在越來越多人用投資回報率來衡量留學的今天，於浩更願意從人生體驗的維度去理解其價值。於浩說，留學留下的印記和帶來的回報，不應該單純用金錢數字或者地位高低去衡量。「它是我人生當中的一部分，也是構成我現在意識的重要一部分」，參與塑造了認知、視野和價值觀。他慶幸在年輕時獲得了這樣一個「拓寬人生寬度」的機會，得以親眼觀察地球另一端的人們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應對挑戰。這讓他更堅定了自己未來想走的路。

　　然而，於浩的經歷也留下了一個沉重的警示。他回憶起幾年前的一天，自己在校園裡跑步。突然，一個陌生的白人中年男子衝過來沖他吼道：「滾回去！」 這突如其來的惡意攻擊，並非來自極端分子，而是一個看起來非常普通的美國民眾，讓於浩第一次在這個國家感到了真實的恐懼。「我很憤怒，因為這是我的學校，而且我並沒有做任何事。我也很害怕，因為我是一個留學生，我不是美國公民，如果他真的攻擊我或者怎麼樣，如果執法機構不站在我這一邊，我一點辦法都沒有。」這段經歷讓他覺得，在當下選擇赴美留學，必須將潛在的政治和社會風險納入最現實的考量。「它是真真正正會反應到你實際的學習和生活上的，且不是你個人能夠對抗的，你沒有辦法去忽略它。」

　　但恰恰是現在這個時刻，顧欣旖覺得，這是一個契機，迫使每一個打算留學、正在留學的人重新審視自己留學的目標，「想要什麼？自己的水平到底如何？未來能夠幹什麼？」

　　8月，胡旋即將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開弓沒有回頭箭」，最近她時常用這句話安慰自己。

　　「政策可能還會變化，我沒有辦法去控制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況且，控制權確實不在我手裡。」她所能做的，就是專註於規劃眼前的事，為即將到來的PhD生涯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