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移民二代講述:不敢輕易承諾給父母養老

華人移民二代講述:不敢輕易承諾給父母養老

　　華人在多倫多當移民二代，要承擔多大的壓力？來看看這個華人作家的講述，就連芹菜的價格都會讓人崩潰。

　　每周日我都會和媽媽通電話，那次她問我：「Rachel，你知道一箱芹菜多少錢嗎？」

　　她沒等我回答就說：「要$100！以前，一箱才$23！」

　　我在心裡算了算，漲幅超過300%。難怪媽媽會這麼沮喪。

　　和許多加拿大人一樣，我和家人每次走進雜貨店，都能感受到錢包的壓力。曾經習以為常的差事，如今卻成了壓力的來源，需要精打細算，還總忍不住感嘆「還記得嗎，這東西以前才半價呢？」

　　不過，我可以選擇不買那塊高檔牛肉，或者一周不吃芒果，但我的父母卻沒有讓步的餘地。我的父母在安省Leamington經營著一家中餐館——他們已經做了34年了。由於通貨膨脹，食材成本飆升，但他們不能選擇不買，因為他們要遵守菜單，要滿足飢腸轆轆的顧客，而且本就微薄的利潤空間還要想辦法進一步壓縮。

　　疫情以來，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爸爸媽媽告訴我，所有東西——從食用油到外賣餐盒——價格都漲了兩倍。牛肉以前是每公斤$6.60，現在快漲到$15.40了。

　　「所有東西都在漲，漲，漲，」媽媽搖著頭對我說。

　　多年來，父母一直不願提高菜單價格，因為他們擔心會失去顧客。爸媽心裡太清楚了，有些顧客會不公平地認為，像我們這樣的「異國風味」餐館就應該價格低廉、分量充足——而且肯定要比義大利菜、法國菜甚至休閑西式快餐便宜。

　　「要是太貴了，人們就不會再來了，」自尊心強又固執的爸爸會這麼說，而更為務實的媽媽則越來越惱怒。

　　有一次她跟我說：「我不管他怎麼說，我要漲價了。」接著壓低聲音補充道：「別告訴你爸。」

　　當他們終於一起做出漲價這個艱難的決定，而且無需任何隱瞞時，我鬆了一口氣。但即便調整了價格，他們掙的也不如從前多了。

　　有時候，媽媽會碰上牛肉大降價，於是就一下子買幾千加元的牛肉，把餐館的步入式冰櫃塞得滿滿當當。

　　我們都知道這樣下去不是長久之計。父母已經60多歲了，三十多年來，他們日復一日、夜以繼日地在廚房裡操勞，拼盡全力。他們沒有養老金，也沒有多少退休儲蓄——掙來的每一分錢，都投入到了生意和孩子身上。他們所期盼的，只是有朝一日能退休，而到了那個時候，孩子們能照顧他們。

　　這是我羞於承認的一點：我感到恐懼。想到他們即將到來的退休生活和晚年時光，我的心情一半是釋然，一半是惶恐。釋然是因為，看著他們因關節炎、疲憊和衰老而身體日漸衰弱，我早就盼著他們能停下來，能終於好好休息休息。

　　而這份惶恐讓我更覺羞愧。作為經濟狀況相對最穩定的孩子，我預料到他們退休后，照顧他們的責任很大程度上會落在我肩上。

　　「我該欠父母多少？」這個問題每天都在困擾著我。

　　我知道，這是我——以及許許多多移民子女——必須不斷糾結的問題。在許多亞洲文化中，經濟上贍養年邁的父母是天經地義的事。想想我的父母付出了多少犧牲——逃離戰亂、成為難民、在加拿大重新定居，來到這個新國家后就一刻不停地勞作，只為給孩子們更好的生活——我的答案怎能不是「我欠他們一切」呢？

　　但真要落實到行動上，具體該怎麼做，誰也說不準。

　　我住在多倫多，這裡的一切——從房租到外賣——本就價格不菲。雖然我和丈夫生活還算寬裕，但我畢竟只是個作家。我絕非富人，我的收入顯然無法輕鬆承擔再多兩個人的需求，無論母親怎樣強調她「吃得不多」。

　　每次通話時，媽媽跟我說起各種蔬菜的價格，我都會想到，用不了多久，我就得照顧兩位沒有任何經濟儲備的年邁父母。

　　這讓我感到難以承受，壓力巨大。我害怕的不僅是這份責任，還有它可能給我現有的生活帶來的影響。想到要承擔這些，我心裡竟會生出一絲抵觸，這讓我充滿愧疚。我從未主動提出要成為父母的「退休保障」，但我又有什麼資格抱怨呢？我能做的，就是鼓勵他們多存點錢，在條件允許時提高菜品價格。這既是為了他們，也是為了我自己。

　　如今，每次給媽媽打電話，她還是會跟我提芹菜的價格。價格時高時低，卻再也回不到疫情前$23一箱的水平。我們嘆著氣，一遍遍說著「現在什麼都這麼貴」。

　　未來會怎樣，沒有明確的答案。

　　但我清楚一點：無論處境多麼艱難，父母始終在我身邊支持我。現在，該輪到我站出來承擔這份責任了。就算心懷恐懼，就算不知該如何是好，我也會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