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留美幼童」們，後來都去哪了？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19世紀70年代，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的動蕩時局中。為尋求變通之道，1871年，經容閎提議，丁日昌、李鴻章、曾國藩等人向清廷建議，自次年起，分4次向美國派遣幼童在美國學校學習，以圖學成後有裨國家自強；同時還規定，留美幼童們的學習期限為15年。該計劃在1872年成功實施。清廷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創設出洋肄業局，具體經辦幼童留美事務，並由刑部候補主事陳蘭彬、江蘇候補同知容閎分任出洋肄業正副委員。
根據清廷的規劃，1872-1875年，120名肩負「師夷長技以制夷」使命的孩童，以幼小身軀拜別了故土鄉親，在父母至親的淚水與叮嚀中，踏上了留學異國的未知之路。其中最幼者10歲，最長者16歲。由於沒有多少父母願意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國外接受西方教育，招選便主要集中在與外洋接觸多的東南沿海地區。為了推進招選工作，容閎還專門回到家鄉，以私人關係和鄉誼做動員。因此，廣東籍幼童佔比極高，人數達到84人；此外，還有江蘇籍22人、浙江籍8人、安徽籍3人、福建籍2人、山東籍1人。
對於這項中外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留學創舉，曾國藩等人將其稱為「固屬中華創始之舉，抑亦古來未有之事」。但留學項目並未能順利進行。由於國內保守派的激烈反對，加之使團內部的人事紛爭以及美國出現排華風潮，在多重因素影響下，清廷決定在1881年8月中止此項計劃，提前召回留美幼童。那麼，這批率先感受中外差異、「開風氣之先」的少年留學生們，在日後將會經歷怎樣的人生歲月呢？
歸國后的職業選擇
1881年，除了先期遣返、病逝異鄉和私自留美不歸者外，共有94位幼童、分3批回到祖國。94人中，詹天佑和歐陽庚剛好大學畢業，其餘60人正在讀大學或專科學校，32人尚在中學。歸國之初，因種種原因，留美幼童們並沒有獲得施展才能的空間，甚至受到相當程度的冷遇。抵達上海后，迎接他們的是被嚴密看管。他們下船后先是被送往上海海關道台衙門，隨後被看管在「求知書院」中。該地因「鬧鬼」傳聞已被關閉十年，「牆壁剝落，地板骯髒，石階滿布青苔，門窗勻已潮濕腐爛」，留美學生黃開甲將之形容為「監獄」。社會輿論對他們也缺乏善意。《申報》將他們稱為「類多椎魯之子，流品殊雜」，併發出「此等人何足以與言西學，何足以與言水師兵法等事！」的質疑。
同時，對這些留美生的工作安排，皆由中國官員決定，完全沒有考慮其在美所學及個人志向。例如詹天佑在耶魯大學學的是鐵路工程，卻被分到廣東博學館教書，后又被派到黃埔水陸學堂教英文。歐陽賡在耶魯大學學的是機械工業，卻被任命為舊金山等地領事。如此安排顯然會造成他們學非所用，背離了派遣學生赴美留學的初衷。不過，儘管歸國留美幼童們初期的職業安排不盡如人意，但他們學問紮實，聰明能幹又有報國之心，因此多能脫穎而出。到民國時期，他們大多已是國家棟樑之材。
有學者統計，留美幼童歸國者，日後服務於海軍者20人，中有艦隊司令1人，海軍次長2人，其他海軍將領14人，其中有5人犧牲於中法、中日戰爭；從事教育事業者5人，中有清華學堂首位校長，北洋大學校長；從事鐵路、電報、工礦事業者30人，中有6人是工程師，3人是鐵路局長，9人是工礦企業負責人；在政界、外交界任職的24人，中有內閣總理1人，外交總長2人，外交次長1人，駐外公使2人，領事、代辦以上外交官13人；從事金融商業者7人，中有上海華商銀行行長，江漢關監督等。茲列舉其中幾位代表者的人生軌跡：
詹天佑無疑是這批人中最負盛名者。1861年4月出生的詹天佑，在1872年成為首批赴美留學孩童，最後考入耶魯大學謝菲爾德理工學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土木工程系。1881年回國時，他已順利畢業。1888年，詹天佑進入天津中國鐵路公司任職，開啟了他輝煌的鐵路建設生涯。1905年，他受命主持第一條由中國人自己修建的鐵路「京張鐵路」，創造性地設計出人字形軌道線路，並親身參與開鑿居庸關、八達嶺等高難度隧道，出色地完成了在西方人眼中中國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民國成立后，詹天佑主持了粵漢、川漢鐵路的修建和全國性交通技術工作，制定了我國第一套鐵路標準設計圖、最早的鐵路規章制度等內容。1914年，詹天佑創建「中華工程師總會」並擔任首任會長，至此，中國有了「工程師」的概念。1919年1月，為爭得東三省鐵路的管理權，詹天佑還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監管遠東鐵路會議，但因日夜操勞、舊疾複發，於同年4月病逝。詹天佑的職業成就與愛國精神早已得到國內外的廣泛認可，周恩來總理曾讚譽他為「中國人的光榮」。
唐紹儀則是留美幼童群體中獲得官階最高者。其族叔唐廷樞是容閎的幼年同學，在唐廷樞的推動下，唐紹儀被選派為第三批留美幼童，併入讀哥倫比亞大學。應召回國后，他進入天津水師學堂繼續學習，並在天津稅務衙門任職。1889年，唐紹儀被派往朝鮮，協助袁世凱處理外交事務，於1896年正式成為中國駐朝鮮總領事。此後，他在清末新政中擔任多個重要職務，包括山東省洋務局總辦、津海關道、外務部右侍郎等。1904年，在與英國就西藏問題進行談判時，他成功維護了中國在西藏的主權。辛亥革命爆發后，他作為清政府全權代表參與了南北議和，並在次年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首任內閣總理。但由於同袁世凱政見不合，僅任職4個月便辭職。此後，他與袁世凱決裂，轉而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主張。1929年，唐紹儀回到家鄉，擔任中山縣縣長，致力於地方建設，包括規劃中山港等項目。全面抗戰爆發后，他雖拒絕與日本合作，但外界輿論盛傳他與日本人有染，最終在1938年被國民黨軍統特務誤殺於上海寓所。
鄺榮光成為「留美幼童最後的謝幕人」。1863年，鄺榮光出生於廣東台山市，其叔父是容閎好友、曾編著《英文成語詞典》的鄺其照。1872年，他成為首批赴美留學生，到拉法葉學院（Lafayette College）攻讀地礦專業。回到中國后，他被分派進唐山開平煤礦，並憑藉自身努力，很快成為一名採礦工程師。此後，他不僅參與了許多煤礦的勘測、發現了湖南省湘潭煤礦；繪製了現今所見國人自製的第一幅地質圖《直隸地質圖》及古生物化石圖《直隸石層古迹圖》；還在爭回本溪煤礦礦權中，與日方針鋒相對、據理力爭，捍衛了中國的主權。1962年，鄺榮光在天津辭世，他也是最後一位謝世的留美幼童。
兩位「叛逆者」
除了按期歸國的94人外，還有2人抗旨不遵，選擇繼續留在美國求學。他們分別是容揆（kuí）和譚耀勛。
容揆是容閎的族侄，1861年出生於廣東新會縣。1873年，他作為第二批官派幼童赴美，並在1880年畢業於春田高級中學（Springfield High School）。這一年也成為容揆人生的轉折點。因他拒絕放棄基督教信仰，新任留學監督吳嘉善最終決定將其開除並遣返回國。但容揆卻在春田市換車時趁機逃匿，並公開宣布與清廷幼童出洋肄業局脫離關係。族叔容閎最終介入了這次逃跑事件。在容閎的幫助下，容揆順利入讀耶魯大學。也因此，容揆沒有受到1881年留美幼童撤回事件的影響，仍能夠繼續留在美國生活並完成學業｡在耶魯大學文科專業畢業后，出於對植物學的興趣，容揆又進入耶魯大學謝菲爾德理工學院學習了兩年的化學和生物學研究生課程，隨後在1887年前往哥倫比亞大學礦業學院學習｡
在美期間，容揆以筆為刃傳播中華文化。他在期刊雜誌上撰文闡釋科舉制度、介紹中國節日與習俗；還創辦紐約中文報紙《中國新聞報》，為華人社群提供資訊；並翻譯啟蒙書《以畫啟蒙》，助力同胞學習英語。1893年，容揆開始供職於中國駐美國公使館，直至1936年退休。在外交官任上，他積極保護厄瓜多、蓋亞那等地華僑，協助處理了秘魯排華事件；還推動了庚款留學事業的發展。1943年3月，容揆病故，享年82歲。雖然此生未再返回故鄉，但容揆卻在7個孩子的名字當中，無一例外地把自己的全名「Yung Kwai」給了他們，作為中國血統永遠的印記。
與容揆相比，譚耀勛則沒有那麼幸運。作為首批留美幼童，他因剪辮問題遭到清廷遣返，並與容揆一同秘密逃跑。1883年，他同樣在耶魯大學完成了學業，進入紐約中國總領館任職。但在人生即將開啟新篇章時，他卻在這年秋天得了肺病，不得不回到哈特福德西北的庫布魯克鎮養病。當年，譚耀勛剛剛來到美國時，便在此地卡琳頓夫人家裡生活了近10年。當年11月13日，譚耀勛病重去世，年僅24歲。死後，他被安葬在卡琳頓夫人家的墓地里。至今，譚耀勛的筆跡、日記等都被保留在這座小鎮上。
五位「去而復返者」
回國的94名幼童中，陸永泉、李桂攀、鄭廷襄、李恩富、張康仁5位最終又返回美國，完成了他們的學業。與上述兩位同清廷公然決裂者一樣，他們返美念書時身份已變，不再是官派生，清廷也不會再出錢資助，所以在美國的一切費用都需要自己承擔，生活、學習的難度和挑戰遠超上一次。
首批留美的陸永泉，於1859年出生於廣東香山，是詹天佑在耶魯大學謝菲爾德理工學院土木工程系的師弟。1881年被召回時，他尚未完成學業。被分配到福建馬尾船政學堂后，他旋即於1882年離開中國，並與曾經接待過他的寄宿家庭取得聯繫，如願回到耶魯大學繼續完成學業。1883年，自耶魯大學畢業后，他又申請在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礦業專業深造一年。1887年，陸永泉奉李鴻章之命，參與招募在美國修建鐵路的華人技工，並負責把他們帶回中國參加津沽鐵路修建的協商談判工作。1909年，在擔任中國駐紐約領事館副領事期間，因遭遇槍擊不治身亡，時年50歲。
1860年出生的第二批留美幼童李桂攀，剛剛高中畢業便被召回中國。1883年，他決定放棄到天津學習法律的機會，返美並在理海大學註冊，成為技術專業大一新生。入學不久，他就被清廷招募到華盛頓為官員們做翻譯，因此再次中斷學業。4年後，李桂攀離開政府機構，開始和美國人合作，在紐約經營茶葉生意。後來，他娶了當年寄宿房東家的女兒Elizabeth S. Jewett為妻。為了給中國同胞提供在異國他鄉的語言幫助，李桂攀還曾在1889年出版了一本幫助新移民適應生活的雙語對話參考書，除中英文互譯單詞、簡單句使用外，又添加了廣東話發音註釋。1898年，38歲的李桂攀在紐約去世。
鄭廷襄是第三批赴美幼童，在歸國后先在天津入天津水雷學堂學習，後到大沽炮台魚雷部服役。1883年，他轉道朝鮮，輾轉赴美，進入窩士特藝學書院學習工程機器製造。此後，他成為一名出類拔萃的工程師，並參與建造了紐約著名的布魯克林大橋。後來，他也在紐約逝世。
李恩富則是120名幼童中唯一的一位作家。回國后的李恩富被派到水師學堂學習，但他並不喜歡這裡的生活。此後，他到香港工作，攢夠路費后回到美國，又通過演講和為出版商打工的方式賺取學費，得以在耶魯大學繼續完成學業。畢業那年，李恩富出版了他的個人回憶錄《我在中國的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這是中國人在美國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全面展現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之後，他加入美國新聞界，為華人同胞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吶喊。他在美國各地進行演說和辦展覽，強烈譴責排華運動的種種不公，一時間成為在美華人的代言人。1927年，66歲的李恩富孤身回到了中國，並在1938年逝世於廣州。
此外，被派到天津水師學堂的張康仁，也在兩年後重返美國入讀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后，由於美國的排華熱潮，張康仁的律師之路並不順利。儘管在他和校友的多方爭取下，他最終在1887年加入美國國籍，並在次年成為首位獲准在美國執業的華人律師；但在1890年，張康仁申請加入加州律師協會時，由於公民身份遭到懷疑，被加州最高法院裁決入籍證件無效。他的美國國籍因此丟失，原本的律師資格也被取消。此後，他只能在銀行中謀得一個譯員的職位。1913年，他曾被中華民國委任為駐華盛頓外交官，同年還出席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白宮為女兒舉辦的婚宴。不過，到1926年心臟病發作去世，他也沒能再站上法庭的律師委託席。直到2015年3月16日，美國加州最高法院決定追發張康仁的律師執照，從而推翻了該法院在1890年拒絕他從業資格的判決，糾正了百餘年前因種族歧視而導致的歷史錯案。
大變局下的個人命運
清末民初的時代洪流深刻塑造著留美幼童們的人生命運，而他們的成長軌跡也成了近代中國轉型最生動的註腳。
留美幼童們因洋務運動「師夷長技」的厚望而被分批派往美國，卻又在1881年因保守勢力阻撓等多重時代因素被強制撤回，多數人未能完成學業。一位留美生的感慨道盡時代對個體的桎梏：
「當年我們由美回華，實感遺憾。可是，即使我們學成歸國，在那個時代，也不許可我們有所作為。」
不過，他們並未就此沉淪。即便未能被分配到與留美專業相吻合的工作，他們的自學能力、開闊的眼界，也足以讓他們在各地電報局、煤礦，甚至海軍中，勝任機器製造、開挖煤礦、架設電纜等工作，從而保障他們在贏得成功人生外，也促進了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發展。
曾任民國總理的著名外交家顏惠慶曾將留學生稱為架在太平洋上的橋，通過這座橋把美國的知識、理想、制度、發明和物品傳遞給中國同胞，讓他們適應橋那邊的環境，生根發芽，逐漸傳播。留美幼童群體曾經就是這座橋本身，在習得西方知識時，他們也通過英文寫作傳播中國文化，造福同胞。此後，他們還成為這些橋樑的搭建者，指引一波又一波的留學生循著他們曾經的腳步，搭起了一座又一座新的橋樑，持續推動著中外社會與民眾間的交流和理解。
這批留美幼童們的歷史貢獻，正如Thomas E. LaFargue在他專門介紹這批留美兒童的書中所要傳達的：
他們不僅是建造現代化新中國的鋪路先鋒，也用自己的行為構架了中西之間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