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債人生，如何上岸

負債人生，如何上岸

　　以貸養貸

　　又是倒霉的一天。22歲的蘇鵬在和老闆拜訪客戶途中，手機意外摔裂。壓抑已久的煩悶，順著那道扭曲的黑色裂紋，轟然迸裂。

　　2020年，畢業不久的蘇鵬就職於廣東一家初創網際網路公司。因業務和回款雙雙承壓，好不容易收到項目結款，老闆會預留出自己還房貸和養家的部分，有剩餘再給員工發工資，如何發放也親疏有別。在長達七八個月里，蘇鵬的工資就沒一次性發齊過。每個月都會被分拆成數次發，每次千餘元不等，最多時加起來也不足3500元。

　　許是為了排解對老闆的怨氣，許是受「悅己消費」浪潮的助推，他也說不清是哪些交錯的內外因素經歷了怎樣的彎彎繞繞，最終化作了消費的衝動。總之，過去一直用著兩千元以下安卓手機的蘇鵬，突然心一橫，決定入手一台新款蘋果手機。

　　問題來了：如何在收入大幅縮水的背景下，完成消費升級式的「悅己」？捷徑近在手邊。

　　1998年出生的蘇鵬成長於消費金融發展和普及的年代。數據分析機構尼爾森於2019年年底發布的《中國年輕人負債狀況報告》顯示，86.6%的年輕人都在使用信貸產品，其中有近一半的人把信貸產品當作「支付工具」使用，年輕人平均債務收入比為41.75%，僅13.4%的年輕人零負債。

　　此前，蘇鵬已對京東白條和螞蟻花唄等消費信貸產品十分熟悉。這兩款產品分別於2014年和2015年上線，主打「先消費，后付款」，最初還僅限平台內使用，隨後便逐步拓展至線上線下多元消費場景。蘇鵬主要將這類信貸產品用於線上購物和到店支付，提現功能使用的頻率較低，通常兩三個月一次，每次千元左右，還款壓力並不大。

　　可這次，為滿足線下購機需求，他瞄準了一家知名電商平台旗下的大額現金借款產品，「放款迅速、額度靈活、取現方便」的宣傳詞頗合他心意。該款借貸產品的年化利率為23%（註：對於金融機構的金融借款，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為年利率24%；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為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的4倍，當前大約為12.4%）。

　　據西南證券2025年3月發布的《消費金融行業發展脈絡梳理及投資分析》，以蘇鵬為代表的「新市民人群（註：包括但不限於進城務工人員、新就業大中專畢業生等）」、中低收入人群及靈活就業人群是消費金融公司的核心業務對象。這類長尾客群整體收入水平穩定性較差、應對財務風險的能力較弱，一旦經歷經濟周期波動或個人突發事件，便可能無法按時償還貸款，故消金公司在利率定價方面總體較高。

　　以某消金公司披露的產品信息為例，截至2023年年末，該公司的信貸產品年化利率主要集中在7.2%-23.76%，其中年化利率在15%-20%和20%及以上的貸款佔比超八成。

　　「23%」的年化率意味著什麼？蘇鵬毫無概念。看到「提現一萬元，分期12個月，每個月的利息只有一兩百元」的界面提示后，他沒有任何猶豫。僅需上傳身份證、填寫好學歷和社保信息后，1萬元閃電到賬。

　　更換工作后，蘇鵬的月薪漲到萬餘元。受網上「信用卡刷得越多，信用分越高」的說法鼓動，蘇鵬又激活了信用卡。被借貸平台作為營銷噱頭的「額度PK」，也成為部分年輕人在朋友圈中暗自較勁的「面子之戰」。

　　網貸入口無處不在，借款「秒到賬」的即時滿足，疊加彈性分期、延遲支付的機制設計，助長了部分年輕群體的超前消費衝動。那個階段，蘇鵬購物已經不太考慮價格：一次逛街就能花掉5000元，請朋友吃飯刷掉1000元才有面子；想聽演唱會，一個月能看上三四場，門票加上往返交通費、住宿費等，單次就需要兩三千元……很快，他的信用卡額度先是突破了兩萬元，不久又越過了三萬元。

　　由於沒有記賬的習慣，蘇鵬彷彿蒙眼踏上了一條失控的傳送帶。到2021年，以貸養貸已成為他的日常。

　　「比如月末信用卡要還1萬多元，可工資除去房租、生活費就只剩下三四千元。信用卡不能提現，不想逾期就只能去網貸平台借。我一般會提前五六天借個六千到一萬元，到了還款期先把窟窿堵上。借多了，A平台不給貸，就去找B平台。」因為借錢太過容易，蘇鵬並不焦慮。至於下個月要怎麼還，下個月再考慮。

　　然而，為了避免逾期而以貸養貸更像是在飲鴆止渴。截至2025年1月，27歲的他已經負債近40萬元，每月還款額逼近3萬元。站在新一年的起點，蘇鵬看著觸目驚心的數字，心慌突然猛烈襲來。他意識到自己不能再貸下去了，早已註定的終點還是來了。

　　網貸入口無處不在，借款「秒到賬」的即時滿足，疊加彈性分期、延遲支付的機制設計，助長了部分年輕群體的超前消費衝動。（盧俊傑/圖）

　　一個黑了，接著全黑了

　　債務危機不僅吞噬著部分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也將一些中年人拽入無底黑洞。

　　39歲的安茜聲音柔和，透著一絲波瀾不驚的沉穩。丈夫比她年長一歲，婚後二人在廣州購入一套小兩居。迎來二孩后，又在佛山添置了一套120平米的三居室，總價220萬元，首付三成，是典型的中產家庭。

　　夫妻倆從事了十幾年的房地產銷售，見證了行業順風順水的黃金年代。2016年，全國房地產的銷售額超越2013年的峰值，創下歷史新高。市場狂熱，安茜的丈夫作出了下海掘金的決定。

　　這是理性思考後的結果——他當時32歲，繼續留在地產公司任銷售總監，收入固然可觀，但礙於學歷等因素，後續升遷會有瓶頸；即便往後不被排擠，大概率四五十歲還在原地踏步，終究會被後浪拍在沙灘上。與其到時陷入被動，不如為長遠計，在還有選擇的年紀搏一把。安茜支持丈夫的選擇，但兩個孩子一嬰一幼，這意味著她需要投入更多時間照顧家庭。一番斟酌后，安茜離職做了全職媽媽。

　　順利完成初期的幾個小項目后，安茜的丈夫與合伙人看中了在廣州天河區投資商業公寓的商機。「當時政府規劃了很多商業用地，公寓和商鋪市場很熱，有些地方百來萬元就能上車。很多同行躍躍欲試，一旦遇到不錯的機會，就生怕錯失。」在跟公寓業主方簽訂了包銷對賭協議后，他們投入了大量資金用於前期廣告包裝和外立面整改。作為三個股東之一，安茜的丈夫出資200萬元，這是一家人的全部積蓄。

　　然而僅半年後，廣州的土地市場便呈降溫態勢，並在此後一年持續轉冷。投資幾乎「打了水漂」。為了挽回損失，公司從廣州轉戰佛山，開始拓展地產電銷業務。那也是夫妻二人在銀行大規模貸款的開始。

　　截至新冠疫情前，通過在銀行的消費貸、信用貸、房產抵押貸等形式，二人名下的貸款數額已超百萬元。不過由於彼時企業經營總體平穩，逾期的壓力並不大。然而自2020年下半年房地產市場步入深度調整期，房企的整體資金來源下降，特別是隨著多家地產龍頭先後爆雷，多米諾骨牌效應開始顯現，「甲方倒了，乙方拿不到甲方的結款，我們這樣小的丙方、丁方更是回款無望。」

　　因為公司仍有業務推進，為了「留得青山在」，安茜和丈夫開始做各種小額貸款。「行業好的時候，銀行都追著你放款；後來行業低迷，再加上我們本來負債就高，銀行這扇門就關閉了，我們只能去找其他窗口。我們要養員工，也要養自己。如果真的逾期了，公司日後的經營會大受影響。」

　　不同於此前在銀行貸款，利率一般在7%-8%，小額貸的利率大都是20%起步。有一次著急周轉，在一位剛入職某知名金融公司的朋友介紹下，她並未仔細閱讀合同條款就急著簽訂了一筆近100萬元的二次抵押貸（註：已做抵押獲得貸款后的房產，其市場價值大於所抵押債務的餘額部分可以再次抵押貸款）。

　　錢一周不到就到賬了，但安茜事後回過神來，才發現這筆貸款收取的費用除了基本的利息，還包括「三費」，即服務費、保險費和擔保費。「利率加三費，直接去到了近30%。100萬元的借款，每個月要還2萬，幾乎九成都是在還利息。」

　　夫妻倆期盼著行業回暖，卻遲遲未能等到。竭力保住公司的代價太過高昂，等到不得不放下執念時，已然泥足深陷。最初，兩人還計劃著先保住一個人的徵信，直到2023年年中，安茜的徵信也潰了堤，「一個黑了，接著全黑了。」

　　（盧俊傑/圖）

　　托底與漏底

　　退無可退，蘇鵬決定向父母坦白。

　　這並非是做好了讓雙親收拾爛攤子的打算，他最擔心的還是逾期后被催收方「爆通訊錄」（註：因部分貸款協議里包含個人信息收集和使用條款等原因，催收方會在發生逾期后不分時段地電話或簡訊「轟炸」借貸人通訊錄中的聯繫人，以逼迫借貸人還款）。如果父母終究會知曉，他希望這個晴天霹靂至少由自己告知。

　　為了讓父母過個好年，他將坦白時間定在了元宵節后的第一個周末。撥打電話前，他做了漫長的心理準備，憂心父母是否能承受得起這樣的打擊。那場對話的細節，蘇鵬已不願回憶，「這不是筆小數目，說出來，家庭多多少少都被破壞了。」

　　實際上，父母並沒有為蘇鵬托底的義務。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除非父母作為共同借款人簽署借貸合同，或者以擔保人的身份訂立有效擔保合同，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應當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即便從法律意義上並不存在「子債父償」，蘇鵬的父母還是決定幫他清償債務。「他們覺得靠我那點工資，這麼多錢不知得還到猴年馬月。年紀輕輕就頂著黑了的徵信，以後要怎麼辦？」

　　3月初，父母拿出積蓄為蘇鵬結清了所有負債。掙脫了利息膨脹的夢魘，蘇鵬覺得如釋重負，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愧疚。開具完結清證明后，他打算將這些貸款App徹底卸載。不過，因為五個平台均已逾期，這依然會在他的個人信用報告中留下負面記錄。據《徵信業管理條例》，徵信機構對個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為或者事件終止之日起，為期5年。

　　安茜就沒那麼幸運了。80后的她上有老、下有小，沒人能為夫妻倆托底。當他們成為負債人後，整個家的底就漏了。

　　2024年年初，那個傾注了兩人夢想和全部儲蓄的公司最終被註銷。此後的一年裡，夫妻倆都在努力找工作還債。最初，考慮到月薪三五千元的文職崗位很難填平如此龐大的債務，安茜的丈夫希望能重拾舊業。然而地產行情慘淡，即便有管理崗招募，年齡也限定在30歲左右。後來，他對行業、職位、薪資已經沒有任何要求，但用人單位還是想要「年輕的」，質疑他「怎麼快四十才想到轉行」。

　　去當網約車司機呢？二人名下曾有一台「稍好」的車，但早已賣掉還債，剩下的一台已經超過了平台要求的車齡年限。租車呢？看似起點低，但算完賬，更像是在幫他人養車。再投資一輛新車？資金從哪裡來？要不出省甚至出國務工？湊不到啟動資金不說，誰又能幫忙照顧年邁的雙親和年幼的子女。安茜進退維谷。

　　職業空窗期，二人只能靠兼職維持生計。丈夫在一家本地的生鮮電商平台做分揀員，時薪在一二十元左右。安茜則在某物流服務平台做外包客服，接聽時段需要在平台自行搶單，越是高峰時段，競爭越激烈。客服工作通常按成功接聽人次計酬，即便一天能搶到2-3小時的時段，一個月的收入也不足千元。

　　最初，安茜會主動聯繫出借方，坦承家中境況，希望爭取展期（註：指債務到期時，債權雙方協商延長原定還款期限）。相較之下，銀行會相對「好溝通」。2024年房貸逾期后，安茜曾與貸款的國有銀行達成了展期半年的協議，條件是在展期屆滿前全額清償所欠本息。小額貸平台則不同，要麼找不到對接人，要麼客服答應反饋，但隨後便會被海量的催收信息淹沒。

　　「只要不關機，一個小時就有二三十通電話，都是不同的號碼換著人打。有的還能好言提醒，有的說話就很難聽，會問你爸媽知道么？你兒子女兒的學校知道么？還會威脅說，不還錢，明天就上門。」考慮到二老有高血壓，他們當時尚未告知，只能懇請催收方顧及老人身體。可對方不以為意，改天就敲開了老人的房門，要求查核房產。

　　相比負債，兼職的收入杯水車薪。安茜的丈夫仍在投簡歷，但暴力催收的陰影始終高懸。「很神奇，只要你找到工作，催收電話很快就打到公司前台，工作可能就黃了。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但問題是，當我每天被電話轟炸、無法生活，甚至因此丟了工作，還怎麼還錢呢？」不久后，夫妻倆雙雙更換了電話號碼，成為催收方眼中「故意失聯」的負債人。

　　二人購於廣州的房子，目前由父母居住，已被抵押。自住的佛山房產也在掛牌出售，雖然已經足額交滿七年房貸，但既然供不起了，安茜也並不執意留下。在附近租房每月需3000元左右，是月供的三分之一。可房子自2024年1月掛牌，已多次降價，無奈房源太多，看房的人卻寥寥。作為家中唯一可變現的資產，這套房的購入價是220萬元，但近期同片區類似戶型的成交價已跌至160萬元，比安茜的心理價位至少低了20萬元。

　　更讓她擔憂的是，半年的展期已於兩個月前到期，她依然沒有還款的能力。若銀行拒絕二次展期，房子可能會被收回拍賣。法拍房的成交價常常低於市價。屆時，夫妻倆可能不僅需要補足與剩餘貸款本息之間的差額，還需承擔評估費、執行費等額外費用。為此，安茜設定了半年的倒計時，如果到時工作依然沒有轉機，就只能割肉處理。

　　如果丈夫不出來創業，現狀是否會不同？安茜也曾有過怨懟，但經過一番推演，又覺得那些看似分岔的路口，實則殊途同歸。既然命中「必有這一劫」，她只能堅強。「很多欠債人不是惡意借款不還，有很多曾經也是社會各行業的人才，也曾努力創業，為GDP、就業率貢獻過力量。我們只希望能有一些活下去的空間，能正常工作，努力掙錢還清債務。你還得要活著，你不活著，小的怎麼辦？老的怎麼辦？四十歲不是正值壯年么？總還是有機會的吧？」

　　2025年2月底，江蘇銀行接連掛出4批個人不良貸款轉讓項目，引髮網上熱議。根據轉讓公告，這4批不良貸款全部來自個人網貸產品，未償本息合計約70.9億元，涉及到的借款人戶數近33萬戶，借款人加權平均年齡約為38歲。

　　還有所謂「債務優化中介」忽悠負債人通過做高房價騙取銀行住房按揭貸款，甚至偽造經營資質騙取經營貸，導致債務越「優化」越多……（盧俊傑/圖）

　　「救命稻草」

　　最近幾年，王敏處理過大量金融機構合同糾紛案件。她是四川明之鑒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工作的律所客戶覆蓋國有五大行。

　　為持續優化資產質量指標並滿足金融監管要求，銀行需要按節奏做好不良資產壓降工作。2023年發布的《商業銀行金融資產風險分類辦法》將金融資產按照風險程度分為五類——正常類、關注類、次級類、可疑類、損失類，后三類合稱不良資產。《辦法》明確規定，金融資產逾期后應至少歸為關注類，逾期超過90天、270天應至少歸為次級類、可疑類，逾期超過360天應歸為損失類。

　　逾期發生后，銀行會首先通過簡訊、電話等途徑履行債務催告義務。一段時間催收未果，金融機構則會委託律所啟動司法追償程序。

　　一般情況下，移交到王敏手中的案件逾期都已超過90天。「以房貸為例，若銀行當季清逾目標為1000萬元，則律所同期代理案件的總金額通常遠超於此，以留有一定空間。律師可以自行調控先操作哪些『好收』的案子，以何種方式協助銀行完成清收任務。」王敏介紹。

　　個人貸款案件金額小、數量大、情況雜、執行難，而基層法院訴訟資源有限，既受結案率等審判質效考核指標約束，又有社會維穩考量，故而個人貸款逾期案件立案常常需要排期（註：會出現同樣是信用卡逾期，有人欠款3年才被起訴，有的剛過90天就收到傳票）。故而正式提起訴訟前，律師會先進行訴前協商，旨在促成雙方都能接受的調解方案。

　　就王敏的處理經歷，如果債務人在協商時只一味歸咎於外因、推卸責任，是很難達成一致的，後續大概率會直接啟動訴訟；反之，如果借款人願意主動溝通，且確有還款意願，只是由於內外部原因暫時還款困難，律師在核實後會建議借款人先想辦法清償逾期款項，這是協商後續方案（包括展期、分期、酌情減免部分利息或滯納金等）的前提。「貸款逾期后，銀行系統會自動計算並生成利息、罰息，有些銀行必須按系統顯示的金額全額償還才能消除逾期記錄，這一過程無法通過人工方式修改。」

　　協商過程中，除了還款意願，還款能力是關鍵。王敏能明顯感受到這幾年許多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在減弱，協商的成功率在下降。「以房貸為例，2017到2019年間房價漲得比較快，只要發出律師函或進入訴訟流程，當事人馬上就現身了。他們是有錢還的，只不過因為各種原因造成了逾期。最近兩年則不同，很多當事人明顯掏不出錢了。還款計劃變更的目的是降低再次逾期的風險，如果不具備最基本的清逾能力，銀行幫他做展期等債務重組計劃也沒有意義。」王敏說。

　　若未能達成有效協議，銀行將依法提起訴訟，借款人可能面臨財產強制執行、納入限制高消費人員名單等法律後果。當前市場上，部分機構恰恰會利用負債人對逾期後果的畏懼和逃避心理，打著「債務諮詢」「法務援助」「徵信修復」等旗號收取高額服務費，反而進一步加重債務人的經濟負擔。

　　在向父母坦白前，蘇鵬就曾做過最後的掙扎。他在百度上搜索「債務優化」，在海量的搜索結果中選了一家帶有「律所」字樣的機構。加了銷售微信后，對方向他展示了過往「戰績」，並為他定製了一套「債務優化方案」。

　　當時，蘇鵬即將面臨大面積逾期，驚慌失措，突然有「專業人士」伸出援手，不僅可以託管催收電話，還能跟平台協商「減免利息，只還本金」，他彷彿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這根「稻草」的價格是15000元（註：服務費為欠款總額的4%，不同機構的報價還可能為8%，甚至10%）。根據約定，這筆錢會分三次支付，對方整理好資料后，蘇鵬需要先行支付預付款，協商階段支付第二筆，「成功」后結清餘款。

　　「律所」效率很高，完成首筆支付的第三天，便發來了「協商成功」的證據——一段約30秒的錄音。蘇鵬喜出望外，立馬結清了尾款。冷靜下來后，他猛然意識到那段錄音內容僅僅是一方詢問了欠款情況，並未提及任何實質性的協商成果。他慌忙致電平台客服想要確認是否有新的還款方案，卻被告知並無協商記錄。

　　蘇鵬立即聯繫「律所」，對方信誓旦旦地表示，沒有記錄很正常，因為他們是直接與平台資方溝通，因此也無法給出進一步的證據。蘇鵬心底一涼，知道自己上當了。

　　彼時已然全面逾期，他只能硬著頭皮與平台客服直接溝通，承諾在規定日期一次性償還本金，希望對方能減免利息。幸運的是，申請提交幾日後，順利獲批。隨後，他又陸續與其他平台溝通。一番嘗試下來，他意識到好像並不存在所謂的由誰去談或者用什麼獨特的話術成功概率更高，這跟平台不同階段的政策有關，「有的平台就是什麼餘地也不給；有的平台只要你能儘快把本金還完，就願意給方案。」

　　在王敏看來，不同平台確實可能存在政策差異。

　　以銀行為例。銀行會定期（如每季度或每半年度）計算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和不良貸款率，並根據當期利潤、監管要求、資產質量壓力等因素動態調整策略。此後，總行會根據各分行或支行的不良貸款情況、歷史風險表現、區域經濟環境等因素，分配不同的撥備任務。

　　如果銀行當期整體不良率較低，則通常協商意願不高，但對於確有困難且誠心溝通的客戶，也願意給予一些重組政策；反之，當不良率壓力較大，銀行為快速壓降不良指標，則傾向於採取更為積極的協商策略，「能收盡收」。

　　在王敏看來，蘇鵬此前聯繫的那家「律所」很可能就是一家「皮包公司」，所謂的對接「律師」也未必有律師執業證。「他們也是在打概率。有時候銀行剛好有這個政策，他們就賺相應的錢，實際上債務人自己去溝通、提交相應的材料，審核通過也可以；如果沒有，可能他們就進一步介紹客戶去做墊資。墊資比債務人通過正規渠道與金融機構直接協商的成本要高得多。」

　　這類「債務協商代理」通常會在社交平台上發布大量的「成功案例」，或者「慷慨」地分享「協商攻略」來引流，隨後便聲稱個人協商成功率較低，專業債務機構出面才能爭取更多優惠方案。除了誘導債務人支付高比例的維權提成、手續費、諮詢費，部分違法違規的代理維權組織還會發起惡意投訴，教唆負債人偽造困難證明、重疾證明等材料。一旦這些違法行為被查實，債務人不僅無法緩解債務困局，還將面臨法律責任風險。

　　王敏就曾在與債務人溝通時，遭遇過此類「代理」。「很多時候我們一眼就能看出來，相比當事人，這些號稱是當事人『叔叔』、『舅舅』的人明顯話更多。他們常常言之鑿鑿地宣稱國家剛發布了什麼政策、新出台了什麼規定，但當我要求他們出示文件內容時，又根本拿不出。」

　　灰色地帶

　　結清所有負債后，蘇鵬找到那家「律所」要求退款，可對方以「已提供前期服務」為由拒絕，並稱他之所以能談成，正是靠他們的前期鋪墊。蘇鵬投訴到司法局，對方才逐漸態度緩和，但多次拉鋸后，也僅同意「退一部分」。

　　這樣「雪上加霜」的案例，楊丹也見過不少。她是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因為業餘在社交媒體分享有關應對債務逾期的法律知識，楊丹結識了許多年輕的債務人。因為無處傾訴，很多人會在凌晨兩三點私信她，一發就是一大段。

　　在楊丹看來，負債人一旦被騙，要求退款便困難重重。「如果對方是正規律所，還可以去司法局投訴；如果只是披著一層『法律諮詢公司』的外殼，一般會被認為是民事糾紛，公安無法立案，只能去法院起訴。到這一步，很多人要麼沒有精力維權，要麼拿不出起訴費用，或者獲賠金額還抵不過訴訟成本，並不值當，只能不了了之。」

　　交流得多了，楊丹對這個群體的認知也開始跳脫出最初的刻板印象——有的是初入社會，突然獲得財務自主權無法自控地超前消費；有的貸款是為了給家裡人治病，或者為父親還賭債；有的是為了好找工作，去參加職業培訓，反被套路貸；還有的不願意拖累親友，隻身出國打工還債……「很多人對負債尤其是網貸群體會有天然的反感。實際上，這個群體內部千差萬別，我們不能單純以負債與否來評判一個人的品性，某種程度上這跟地域歧視沒什麼兩樣。」

　　通過負債人的講述，楊丹得以一窺這個特殊群體所面臨的形形色色的騙局——有的法律諮詢公司會仿寫官方熱線號碼（如號稱「12387調解協商」「12278調解協商」等，而銀行保險消費者投訴維權熱線為「12378」）作為小程序名；有的會編造虛假名頭，杜撰法律條款，引人入套；還有所謂「債務優化中介」忽悠負債人通過做高房價騙取銀行住房按揭貸款，甚至偽造經營資質騙取經營貸，導致債務越「優化」越多……

　　有時候，她的視頻還在告誡大家不要落入騙局，留言區便已有「代理」偽裝成已經「上岸」的負債人或者負債人的親友「花式」攬客，「刪都刪不完。」不過，最讓她印象深刻的私信來自一位「同行」。後者自稱在北京做律師，是某知名大學的法律碩士。其社交媒體顯示，2022年該賬號曾密集回復了大量貸款逾期類問題，但關注者較少。在注意到楊丹的分享吸引了一些負債群體后，他立即拋出了合作邀約，希望楊丹為其介紹有協商需求的負債人員。

　　對方的話術顯然經過精心設計。他先是以「前某股份制銀行總行逾期貸款管理人員」自居，又不經意地提及「妻子是部委公務員」。鋪墊好身份后便開始「秀實力」，宣稱「停息分期是常規操作，最低可本金三折結清」。接著再以利益誘惑，自稱經手的大額逾期諮詢，單筆收費可達萬元，小額諮詢時薪則按500元計，直言相熟的銀行法務人員此類灰色收入每年可達數百萬。

　　為表誠意，對方主動承諾若轉介成功，可以拿出50%的諮詢費作為介紹費。見楊丹依然不為所動，又打起同行應該互相信任的感情牌，仍舊無果后，立即切換話術，以前輩口吻繼續施壓，「現在不抓緊變現，流量沒了就沒了。」即便身為律師，謹慎和質疑是職業習慣，但楊丹也是事後細品才深感此間套路重重，遑論那些「病急亂投醫」的負債人。

　　那麼，是否存在所謂的「灰色地帶」呢？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時，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表示，確有部分銀行業（前）從業人員參與灰色產業。

　　據劉曉春介紹，不良資產的處置規模很大，貸款人的情況各不相同，統一的處置標準不僅難以適用，還可能誘發道德風險，銀行保持彈性處置是必要的。這就使得銀行工作人員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做調研和協商，針對不同負債人，是全額收回，還是做個三五年分期，方案因人而異。

　　然而，基層人力有限，一些銀行的分支機構可能三五個工作人員需要對接一百多個借款人，其中還包含不少債權本息在一兩萬元的小額案件。那麼，部分實在精力有限的銀行就會評估，假如一個不良資產包本息在100萬元，自主清收大概能收回60萬元，若有外包方承諾可以收回50萬元，銀行為了控制成本、降低違規風險，也願意將催收任務外包給專業機構。而對於外包方，收回的差額部分就是利潤。

　　2024年年初，某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信用卡中心就公布了207家委外催繳合作機構名單，其中包括43家催收公司和164家律師事務所。外包催收作為市場化處置手段已十分普遍，但也為灰黑產的出現提供了可乘之機。

　　「比如100萬元的不良資產，原本應當收回50萬元，一些外催機構可能跟銀行內部人員關係好或者有利益輸送，回收30萬元就算完成任務。在巨大利益的刺激下，外催機構再敲骨吸髓似的暴力催收，甚至催收和『反催收（註：向債務人收取債務減免服務費）』兩份錢一起賺。」這樣做當然有風險，但很多涉足灰黑產人員的心態是「能做多少算多少」。

　　2025年2月28日，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批准發布了《網際網路金融個人網路消費信貸貸后催收風控指引》（以下簡稱《指引》），這是我國首個聚焦貸后催收業務的國家級規範。

　　《指引》明確了「催收紅線」：催收作業不應在每日22：00至次日8：00進行，每日電話催收不能超過3次；金融機構和第三方催收機構應只向債務人催收，不應向聯繫人催收；金融機構和第三方催收機構應對催收記錄進行定期自查，每年至少一次；金融機構與第三方催收機構應加強催收人員管理，需明確具體負責催收業務的管理部門，指定一名高級管理人員負責管理相關工作，有條件的可組建專業催收團隊。

　　楊丹最終「拉黑」了那位「同行」。事實上，她很少接負債人的案子，「這個群體本來就沒有錢，有時候都不好意思收律師費；這個錢也不好掙，比如有負債人想要起訴債務優化公司，雖然案子有勝訴的概率，但很可能贏了官司也拿不到錢。所以即便對方已經接受了律師費報價，我還是會勸他三思，或者自行起訴。他有權維護自己的利益，但如果在債務累累的情況下又花費了較多的訴訟和律師費，最終一分錢也得不到，對律師的執業也是有風險的。」

　　所以通常遇到負債人私信求助，她會建議對方直接去看自己此前分享的相關內容。部分人會聽從建議自行研究，但也有不少人心浮氣躁，六神無主，已經看不進任何文字，希望直接獲得明確指導，找一條捷徑；要麼就是一上來就詢問能否本金打折，抑或一味指責平台，抱怨外界，自己沒有吸取任何教訓。

　　楊丹性格直率，她會直接「罵醒」對方，「我們的後續溝通是建立在一個共識上：平台方的利率再高，只要是符合法律規定，你作為成年人簽了合同，就有義務去還，這些借錢的機構也不是在做公益。既然事情已經走到這一步，你只能接受，努力通過合法途徑降低損失，你必須冷靜，不然要如何自救？」

　　可即便如此，她有時候也只能接受「叫不醒裝睡的人，救不了想跳崖的鬼」，「對有些人，上當是必然的，否則不會死心。對方說得越神秘，他們越是受用，因為人總會選擇相信那些更符合自己期待的事。」

　　劉曉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交大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受訪者提供/圖）

　　紓困與風控

　　2025年1月10日，銀行業信貸資產登記流轉中心披露了2024年四季度不良貸款轉讓業務最新數據。從2024年4個季度的數據來看，過去一年的不良貸款轉讓業務掛牌規模、成交規模，以及掛牌項目數量、成交項目數量均在逐季度攀升。多項指標創下自2021年不良貸款批量轉讓試點業務開啟以來的歷史新高。

　　2024年全年成交的個人不良貸款規模達1583.5億元，同比增長64%，占不良貸款總成交額近七成。2024年四季度數據顯示，從個人不良貸款資產構成看，個人消費貸款佔比最高，達到66%；其次是個人經營貸款（19.1%）和信用卡透支（14.9%）。

　　在經濟周期承壓的背景下，加快不良資產出清成為金融機構的重要任務。不良資產包的出讓方以股份行和消費金融公司為主，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則是主要接盤方。與資產包成交規模日益膨脹相對的是，平均折扣率及本金回收率的持續縮水。銀登中心的數據顯示，2024年第四季度，批量個人業務平均折扣率為4.8%，平均本金回收率為7.3%，較2023年同期分別下降了20和50個基點。

　　對銀行業來說，零售業務風險上升是行業的趨勢性現象,未來還將持續一段時間。各方都在摸索和調整，以適應當前個人債務的新形勢。

　　在劉曉春看來，過去受限於手工操作和線下風控制約，銀行小微貸款及個人貸款業務規模相對有限，客戶經理可以逐步積累風險識別能力和業務經驗。而這些年，大家都在追求零售業務的規模擴張，量上得太快，新手也多，為搶佔市場份額，風險准入門檻可能會不斷降低；再加上前後台分工割裂，貸款是客戶經理來放，一旦收不回來，就交由風險管理部門，後者又需要重新接觸客戶；此外，在助貸和聯合貸業務模式下，銀行與終端借款人之間存在中介機構隔離，不僅弱化了銀行對借款人的直接風險評估能力，不利於貸后管理，也會導致借款綜合成本上漲，銀行獲取的利息不變，卻無形中推高了客戶的整體債務負擔和違約風險。

　　2025年3月，平安銀行行長冀光恆在業績發布會上反思了零售業務遭遇的「陣痛」。坦言過去在整個順周期的情況下，經濟高漲的時候，平安銀行以較好的方式較快地做到了「跑馬圈地」，迅速做大規模，把零售做起來了。但是在後來的經濟調整期中，平安銀行的產品策略和風險策略調整稍微慢了一些。

　　不過，當前商業銀行凈息差持續承壓，鑒於零售貸款比對公貸款具有更高的定價優勢，零售信貸業務仍被許多銀行作為重要的資產投放方向，零售貸款佔比還會進一步擴張。

　　3月16日，中辦國辦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第29條提到「強化信貸支持」，包括鼓勵金融機構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加大個人消費貸款投放力度，合理設置消費貸款額度、期限、利率；支持金融機構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優化個人消費貸款償還方式，有序開展續貸工作。

　　同月，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印發的《關於發展消費金融助力提振消費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明確，對於信用良好、有大額消費需求的客戶，個人消費貸款自主支付的金額上限可階段性從30萬元提高至50萬元，個人網際網路消費貸款金額上限可階段性從20萬元提高至30萬元。《通知》進一步提到要「開展個人消費貸款紓困」，銀行業金融機構可以根據借款人的信用記錄、還款保障，針對暫時遇到困難的借款人，合理商定貸款償還的期限、頻次。

　　（盧俊傑/圖）

　　《通知》出台後，「4000家銀行大戰『消費貸』」的話題一度衝上熱搜。部分銀行還開啟了「裂變」和「團購」的「花式營銷」：只要湊齊20人，就可以團購旗下某貸款產品，最高額度60萬元，最長5年，最低利率可低至2.68%；或者用戶作為發起人可邀請存量客戶或新客參與貸款活動，成團人數為50人，邀請達標后，發起人可以得到150萬元的貸款額度，年化利率2.7%。

　　不過，在蘇州從事貸款中介的孫權認為，銀行「卷」利率和額度的背後，授信依然是差異化的，新政並非在盲目「放水」，銀行依然會按照風控的邏輯進行定價，支持的還是信用良好的優質客群，紓困措施同樣針對的是信用良好、暫時遇到困難的客群。「好的產品需要好的條件，降利率、加額度，申請獲批的門檻也會抬高。50萬的消費貸，7年期，月息兩厘算利率夠低了，算下來月供也在7000元左右，再加上房貸車貸，如果月薪沒有兩萬元以上，幾乎沒得做。針對一般收入的低息產品也有，但通常是寬鬆一段時間，逾期率一高，馬上就會收緊。」

　　在劉曉春看來，相對於部分銀行的「高調」營銷，政策在消費貸方面「並不高調」，「決策層也知道，如果鼓勵過頭，可能會帶來一波新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銀行的不良資產，過度營銷也會導致很多人超越自身收入和還款能力去貸款消費，引發很多社會問題。說到底，消費提高的前提還是收入水平的改善，貸款只能解決一時，過度強調投放規模，終會被『反噬』。所以，政策在鼓勵銀行業優化個人消費貸款償還方式和續貸工作的同時，也對其風險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據《證券時報》3月30日的報道，多家股份行、國有大行的地方分行已接到總行通知，4月起信用消費貸產品年化利率或上調至不低於3%。

　　跟幾年前相比，孫權的客戶少了許多。這並非因為需求的人少了，恰恰是因為需求的人在變多，但符合銀行貸款要求的人變少了。「以前一個工薪族能做個30萬元，甚至還能撬動一些槓桿。現在不行了，很多負債人找來希望我們幫他『優化』一下，比如做一筆利率較低的銀行大額貸款去填之前的高利率的坑，但80%都通過不了銀行的審核。」

　　孫權近期遇到的一個客戶，戀愛遇到「渣男」，對方拿她的手機網貸了幾十筆，到分手時已經滾到了百餘筆，負債高達六七十萬元。她希望拿自己的一套全款房去銀行抵押，貸出一筆錢把賬平掉。但因為徵信太差，即便有抵押，銀行也不接受。這位客戶只能轉向民間借貸，「利率一分（月利率1%）出頭」。她的計劃是用這筆錢還完網貸后，待幾個月後徵信改善，再嘗試從銀行貸款，還完民間的那筆，之後再按月去還銀行的貸款。代價高昂，道路蜿蜒，一切只為「上岸」。

　　坎坷「上岸」的蘇鵬正在逐漸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前點外賣「想吃就點」的豪氣消失了，一旦超過30元，他就要糾結好一陣。待租房合同到期，他打算換個更便宜的房子。3月工資發放后，他第一時間給父母轉去了5500元。接下來，他計劃每月發薪日先償還一部分借款，剩餘部分存進微信、支付寶或銀行卡，這樣方便查看賬單，做到心中有數。

　　蘇鵬把這段經歷視作自己人生至今代價最慘重的一課。在大學期間，曾有一位同學因校園貸負債17萬元。「當時我還暗想，一個人怎麼能欠這麼多錢。後來才發現，我沒資格說別人。」

　　誘惑當然還存在。距離「上岸」不足一個月，蘇鵬並不知道日後自己能堅持到什麼程度。相比過度負債后再竭力尋找「上岸」良策，如何事先建立起合理負債的理念更為重要。「我現在依然期待去聽演唱會，但會等到自己攢了足夠的錢再去。如果這麼慘痛的代價還教不會我，那我也沒救了。」

　　遇到一些債務負擔過重的人，孫權總忍不住勸對方不要再碰網貸，也時常因此被客戶懟到無言以對，「他們會說，『我是花錢找你解決問題的，你解決不了，反而跟我說一堆大道理。道理誰不懂啊？但我也只能繼續往下走。』化債的辦法再多，如果負債人自己不改變，幫得了一時，幫不了一世。」

　　以貸款中介為業的孫權，自己對貸款的態度反而十分謹慎。他新婚不久，夫妻倆早就想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首付早已攢夠，但遲遲不敢出手，「我考慮的東西很多，房價跌了還能接受，最擔心的是萬一失業了，沒有進項，房貸還有30年要怎麼辦？無論大環境如何起伏，壓力終究要個人自己背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