滯留17年，他走不出精神病院

滯留17年，他走不出精神病院

　　編者按：

　　2013年5月1日，歷經27年漫長修法歷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以下簡稱《精神衛生法》）正式實施，首次規定精神障礙患者住院治療實行自願原則?。

　　如今，十二年過去，有些困境依舊待解。自願住院原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精神病」的概率。但《精神衛生法》在非自願住院患者的出院問題上，依然存在爭議。

　　目前全國範圍內，達到出院標準但卻依然滯留在醫院裡的精神障礙患者，不在少數。他們掙扎在與家屬過往的矛盾和糾葛里，困在亟待完善的權利保護法條中，更期待著相應的社會支持系統，回歸社會。

　　通過一系列稿件，我們期待與讀者深入探討精神障礙患者出院的權益與難題。希望能改善他們面臨的現狀，並為他們及其背後的家庭，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唐陽在重慶的一家精神病院（以下簡稱「A院」）度過了第17個除夕。

　　這天與一年中的任何一天沒什麼不同。白天他洗了些臟衣服，整理了床鋪，用一台智能MP4給朋友們拜年。他沒有看春晚，晚上躺在床上休息。醫院的年夜飯少了往年常見的餃子，有一道菜還是中午吃剩下的，這讓他有些不滿意。

　　住院17年來，在藥物副作用的影響下，唐陽的頭髮變得稀疏，他索性剃成光頭，牙齒也掉了幾顆。原來他是個清瘦的一米八大高個，如今身材有些發福。

　　2008年4月30日，父母以去親戚家拜訪為由，將當時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唐陽，從成都騙到重慶的A院使其強制住院。經過治療，入院4個月後，唐陽已符合出院標準，但其家人至今未接其出院。多年來，唐陽多次嘗試與家屬、院方、社區溝通，均未果。

　　在唐陽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了精神障礙患者和家屬面臨的雙重困境。

　　符合出院標準的精神障礙患者們，期待自由來敲門。但背後默默承受照護義務的家庭，卻因曾經的傷痛和無法抹去的病恥感常年「隱身」，不願也沒有能力接親人出院。

　　「不生活在這個家庭的人，無法體會。」面對外界的譴責，唐陽的親生弟弟唐謙博坦言，「這是偶然造成的悲劇，就像失手打碎的花瓶，再也無法復原。」

　　傷痕

　　1月中旬的某一天，唐謙博從深圳出發，驅車1400多公里，到了重慶A院門口。

　　時隔二十多年，唐陽原以為能見到親弟弟，但希望落空了。唐謙博拒絕和哥哥見面，「一張早已模糊的臉突然清晰起來」，他接受不了。

　　曾經，唐陽學習成績優異。劉佳音是唐陽的高中班主任，在她的印象中，「按他的成績，不出意外，當年他能考上國內數一數二的好大學。」

　　1992年冬天，正值唐陽高三上學期備考階段，劉佳音發現，原本乾乾淨淨的大男孩變得很邋遢，雙手經常沾滿黑色和藍色的鋼筆墨水，指甲很長，穿著也很不整齊。

　　她曾多次在夜晚被叫去唐陽家裡解決矛盾。讓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某天晚上十點多，母親陽瀾來電稱「唐陽有點事，請您來家裡幫我們解決問題」。劉佳音趕到后發現，唐陽用沙發和柜子堵住房門，不讓母親和弟弟回家。當時父親唐明德在樓下，唐陽從三樓家中的陽台上，舉起花盆一個個往下砸。

　　房門鎖死的情況發生了不止一次。據唐明德回憶，唐陽曾「威脅」父母給他一萬元才肯開門。「我實在是沒辦法，去借了1萬元現金。」唐謙博看見，當時父親同事在一輛自行車后捆了一大摞面值10元的現金，歪歪扭扭地騎來。

　　唐陽曾經住所周邊的老房子，他所住的房子已拆遷，周邊老鄰居對他有所耳聞。黃琪越 攝

　　父母請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精神科專家來家問診，專家診斷唐陽為精神分裂症單純型。專家告訴唐明德，該型比較少見，多為青少年發病。更令夫妻倆絕望的是，專家表示需終生服藥，「預后較差，是精神分裂症中最難治療的，也是最危險的。」

　　起初，父母隱瞞病情，以「補腦子」為名騙唐陽吃西藥。上課時，唐陽變得嗜睡，書看不進去。高考前一個月，陽瀾決定帶兒子去雅安找老中醫進行針灸治療，唐陽這才得知自己患病。

　　高考前幾天，唐明德派專車把老中醫接到家中為兒子治療。唐陽高考的三天，唐明德請假接送。唐陽是最後一個進考場的，手上有很多墨水，唐明德給他擦乾淨，並再三囑託，「不要緊張，會做的題目就做，不會做也沒有關係。」

　　唐陽認為自己患病還堅持參加完高考，很不容易，母親理應準備豐盛的美食。但陽瀾準備的菜品不如他意，他端起一碗沸騰著熱油的回鍋肉，直接扣到她頭上。陽瀾立刻衝進廚房沖洗頭髮。

　　最終，唐陽超過二本線3分，勉強考上杭州的一所二本院校。唐陽承認大一時自己貪玩好耍，成績不理想，也沒有堅持每天服藥。他解釋，當時自己對精神類疾病認識不足，沒意識到不堅持吃藥的後果。

　　大一寒假，唐陽回到成都，帶回了滿滿一行李箱的臟衣服。行李箱被打開的瞬間，站在一旁的唐謙博嚇了一跳，一股異味飄來。對此，唐陽辯解道，「男人都不太愛乾淨。」

　　但在唐明德看來，這樣的行為很不正常。「他在家裡非常懶，夏季能有十天乃至二十天不洗澡，躺在沙發上流汗，整個屋子都臭烘烘的。」入院時，唐明德也是這樣向醫生描述的，醫生將其寫進病歷。唐陽直到近幾年才看到這份病歷，他覺得荒誕，要求醫生刪除這些在他看來虛假的描述。

　　在一次單位組織的旅遊中，唐明德帶唐陽一同前往。唐陽很想體驗快艇項目，但父親以快艇不安全、價格貴為由拒絕。回家路上，唐明德反覆提及，「今天有這麼多比你年紀小的小孩在場，你提要求是不對的。」說罷，唐陽的眼神立馬不對勁，「一口痰吐在我頭上，還和我扭打起來。」

　　在唐陽看來，正是這一行為導致當時父親將他送進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住院治療。雖只有一個月，卻給當時年僅19歲的唐陽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心理陰影——明晃晃的白熾燈24小時常亮、服用「冬眠靈」（即氯丙嗪）導致鼻子不出氣、伙食連豬食都不如。「真的太可怕了，後來我經常做噩夢夢見那些日子。」唐陽回憶道。

　　在寫給父母的長信中，唐陽曾透露出對醫院治療的恐懼。

　　父母來探望時，唐陽總是號啕大哭，跪下來哀求父母接他回家。唐明德將其轉到條件較好的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精神科，三個月後便接他回家。

　　1996年，唐陽大學畢業后，唐明德依然想徹底治好兒子的病。他請假帶兒子去西北地區神經內科較為知名的一家中西醫結合醫院，陪兒子治療了100多天。冬去春回，最冷的時候，氣溫低至零下二十多攝氏度。

　　治療期間，唐陽想看書，唐明德就騎自行車去借書。有一次，唐陽提出想看不健康的書籍，被唐明德拒絕。他騎著自行車猛地加速，沖向騎在前面的父親，唐明德摔倒在地，在冰雪道路上滑出十多米遠，爬不起來。「我從來沒受過這麼多苦，都是為了他。這件事讓我非常心寒，我也是想把他看好，哪個人不愛自己的孩子？」

　　據唐明德回憶，還有一次，父子倆因一件小事發生爭執。在來回推搡中，唐陽在父親的臉上抓了幾道傷痕。次日，同事看到便說：「你看，你兒子又犯病了。」在唐明德看來，這是一種嘲笑，他不知如何回應。

　　其實，父親的付出，唐陽記在心中。他曾在一封寫給父母的長信中提及，「我更永遠不會忘記1996年那個雪花飄舞的冬天，你陪我在（甘肅）西峰一個簡陋的房屋裡度過的幾個月艱苦的時光。」

　　患病期間，唐陽主要由陽瀾和表姐楊淑芬照顧。唐陽在家愛睡懶覺，生活作息不規律，陽瀾看不慣，並表示如果唐陽不聽話，就再把他送進精神病院。

　　唐陽被這句「威脅」激怒了。他一個箭步向前，用拳頭揮向母親的頭部、臉部和臀部。「明知道我在醫院這麼痛苦，為什麼還說這樣的話？」他曾在住院期間被強行進行「電休克」，雖是一種常見的治療手段，卻讓他痛不欲生。每每想到這裡，他都害怕得渾身發抖。他曾要求父母寫保證書，承諾無論發生什麼，都不會將自己送進精神病院。

　　唐陽要求父母寫下的保證書。受訪者供圖

　　讀大學時，唐陽首次帶女朋友回家，他提前告知母親，「我很喜歡她，你要顧及我的面子，多說我的優點。」在唐陽的描述中，陽瀾事先答應，但還是當著女友的面吐槽兒子的各種不是，唐陽見女朋友的臉色越來越差。「為什麼答應我的事情要反悔？」女友走後，他質問母親，將她推倒在沙發上毆打。

　　據楊淑芬回憶，當時陽瀾苦苦哀求道：「打我可以，不要打我的臉，我沒法見人。」一旁的楊淑芬根本攔不住，只能衝上去替陽瀾挨幾拳頭。楊淑芬曾多次親眼目睹唐陽毆打母親，「唐陽打不贏他爸爸，他爸爸那時還比他高。都是我三娘（即陽瀾）挨打，只要不吃藥，他馬上就犯病。我三娘對他最好，被他傷害得也最多。」

　　陽瀾被打時，唐明德都不在場。「那時我還要早起上班，他媽媽已退休，唐陽白天睡覺，晚上看電視到很晚，影響我休息，我不得不和他們分開住。」

　　而當時唐謙博正在上海讀大學。他回憶自己曾在學校門口馬路旁的公共電話亭接到母親來電，陽瀾向小兒子哭訴唐陽的暴力行為，唐謙博很心疼，但無能為力。

　　由於患病，畢業後唐陽找了十幾份工作，均不如意。唐明德也曾多次向單位申請，希望能落實大兒子的工作問題，均未果。

　　父親多次向單位申請，希望能落實唐陽的工作。黃琪越 攝

　　此前，唐陽因患病多次住院，父母於心不忍，最後都會接他出院。直到2008年4月30日，面對巨大的精神負擔和未知的恐懼，夫妻倆以帶唐陽去重慶親戚家拜訪為由，事先和親戚溝通好，將唐陽騙進A院。車上，唐明德有意讓唐陽坐在中間，他和妻子坐在兩邊，以防中途被唐陽識破后跳車。

　　一切都按唐明德的計劃進行。「醫院我也提前溝通了，救護車就隱藏在路邊的樹下。到了醫院門口，他一下車，醫生就把他帶走，他看到醫生就規矩了，在家裡就是蠻橫不講理。」

　　這一天，唐陽永遠都不會忘記。入院后，他被綁在病床上整整一夜。「有時做夢都會夢見我被強行送到醫院，開始了漫長痛苦的生活。」

　　「我只負責好好學習」

　　唐陽很喜歡自己的名字。父親姓唐、母親姓陽，他是父母感情的結晶。

　　在他小學和初中的日記中，字裡行間里透露出這是一個陽光、勇敢、勤奮好學的男孩。唐陽從小愛讀書、愛看報，關心國內外新聞，喜歡和同學一起下棋、游泳、打乒乓球。

　　父母均畢業於四川大學。退休前，父親在軍區工作，母親是大學老師。「當年唐陽考上全成都最好的高中成都七中，他弟弟也考上另一所很好的學校，這樣的家庭很受人羨慕。」劉佳音回憶道。

　　初中三年，唐陽是班長，每次期末考試都是年級第一，數理化競賽也經常拿獎，還被評為區三好學生。以全校第一的成績考上成都七中后，唐陽獲得了身邊眾人的稱讚。初中三年是他至今人生最輝煌的時光。

　　唐陽的兒時日記。黃琪越 攝

　　與初中不同，成都七中匯聚了全省的尖子生。不過唐陽的成績也不錯，基本保持在班級前十，也曾被評為校三好學生。

　　作為家中長子，父母對他寄予厚望，唐陽也想為父母爭光。「我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面對嚴酷的競爭環境，心理上受到極大衝擊，結果在高三那年由於承受不住巨大的學習壓力，我得了精神病。」他這樣總結。

　　在醫學界，嚴重精神障礙的發病機制和影響因素目前還不明確，背後的成因十分複雜。除了佔比較高的遺傳等生物性因素外，某些特定的家庭環境等外部因素也會增加患病的可能性。

　　作為一名工作四十餘年的老教師，劉佳音提到，青少年在成長期，尤其是男孩，身體發育快于思想發育，需老師及家長細心呵護，助其平穩過渡。然而，唐陽的父母雖是知識分子，但缺乏相關知識。

　　唐陽高三交流本上，老師的留言。黃琪越 攝

　　據唐明德回憶，兩個兒子的生活起居由陽瀾負責。「洗衣、做飯、收拾書包，都是媽媽來做。溫室里的花朵經不起風吹雨打，他媽媽還是有點溺愛。」陽瀾照顧兒子的同時還要去學校上課，經常來不及吃早飯，有一次在課堂上因為低血糖暈倒了。

　　對此，唐陽也坦言，自己是吃現成飯長大的，母親曾明確表示不願意讓他和弟弟做家務，並對他說，「你一心一意把學習搞好就行了，其他事情不用操心。」

　　「我只負責好好學習，我學習成績好，他們就開心。」在唐陽眼中，父母的自尊心也很強。唐明德曾多次在兒子面前誇獎班裡考第一名的女生，還把她帶到家中，讓兒子向她學習。在唐陽看來，這是一種暗示。「這刺激了我的好勝心，每次她到我家，都給我很大的壓力，我真的拼盡全力了，但就是考不上第一名。」

　　見患病後的唐陽成績一路下滑，陽瀾曾和兒子說，「我現在見到同事頭都抬不起來，他們的小孩一個比一個優秀。」這句話唐陽一直記得，心中的內疚感無處安放。在他眼中，母親長年忙於家務和教學，很少有機會和他坐下來好好溝通。

　　讀小學時，唐陽和弟弟打架，父母要求其寫檢討書，並帶到學校讓老師簽字，班主任會在課堂上公開念唐陽的檢討書。

　　讀初中時，有一次，唐陽將父母給他的十幾元零花錢給自己暗戀的女生買了一張音樂賀卡，並對父母撒謊稱錢在回家路上被人搶了。父母一眼識破謊言，見兒子始終不肯承認，陽瀾親自去學校調查，甚至到女生家裡，把事情鬧得很大。母親去學校調查的那天，唐謙博觀察到，哥哥在家惶惶不可終日，神情極度恐懼。

　　父母的做法給唐陽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創傷。他在寫給父母的長信中曾提及，「你們非要追根究底，還專門坐車去調查。暗戀就是不想讓大人知道，而你們偏偏要知道，你們知不知道這種行為對我的心靈造成了多大的傷害？」

　　唐陽應父母要求寫的檢討書。黃琪越 攝

　　住院期間，唐陽於2017年和2018年春節前夕給父母寫過兩封長信。在2017年寫的長信中，唐陽曾對父母的教育方式提出了質疑：

　　「爸爸媽媽，我動手打你們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病的原因佔到97%，其他原因只佔3%。這3%裡面肯定有我自身的過錯，但也有你們自身的原因。你們的教育方式就完全正確嗎？你們什麼時候平心靜氣地坐下來跟我探討過矛盾的解決辦法？」

　　唐陽高中畢業后，劉佳音很少聽聞他的消息。多年後，她偶然在成都一家超市外，看到唐陽在看守自行車。劉佳音不敢上前打招呼。「班裡其他同學考研的考研，出國的出國。看到他這樣，我心裡是很疼的。」

　　唐陽的確不想讓熟人知道他患病。此前，他向大學時期的女朋友隱瞞了自己的病情。

　　在曾經的一本病曆本上，他將自己的名字劃去，改成「石力」。「希望自己未來擁有強大的實力。」他解釋。

　　此前唐陽工作的超市門口，目前已停業。朱雅文 攝

　　此前唐陽的門診病歷。黃琪越 攝

　　逃離「鐵屋子」

　　從2008年入A院至今，唐陽交了很多朋友，大家都稱呼他「唐哥」「唐叔」。陳立軍是唐陽的一位病友，在他眼中，唐陽出生於高知家庭，談吐得體，知識面也很廣。病友們「擺龍門陣」（聊天）時，無論談到什麼話題，唐陽都能說上幾句。

　　林強也有同樣的感受。他曾因工作產生焦慮，自願入院調理。他對唐陽的第一印象是「很熱情，很有禮貌」，兩人同住一個樓層，唐陽會主動打招呼。起初林強有所顧慮，以為唐陽的熱情屬於「腦子不正常」，接觸久了才發現，唐陽為人謙和，情緒穩定，沒有任何暴力傾向。

　　即便出院許久，林強至今依然對精神病院的生活感到恐懼。為了確保攝像頭清晰地照到房間和走廊的每一個角落，白熾燈24小時全亮，林強只能依靠安眠藥入睡。早些年，醫護人員不合理的管理模式導致打架鬥毆現象很常見。有時林強飯吃到一半，突然有患者犯病嗷嗷亂叫，醫護人員只能強行把犯病的患者綁到床上。

　　巨大的窒息感和絕望感充斥在每個角落。按照A院規定，患者入院治療需滿3個月，林強撐不下去了，決定提前出院。他無法想象唐陽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熬過17年的。

　　出院時，林強把剩下的眼罩、被子、洗衣液等生活用品全部留給了唐陽。入院至今，父母和唐謙博都沒來看望過他，最常來看望他的親戚是楊淑芬和重慶的一位表妹。

　　陳立軍出院后曾多次看望唐陽，包括去年他50歲生日的時候。每次他都會帶一箱可樂，這是唐陽最愛喝的飲料。據他形容，早些年，唐陽衣服看來很破舊，「衣服上洞洞都有了」。最近幾年，唐陽想淘汰破舊衣物，楊淑芬也會幫他購買。

　　在醫院裡，唐陽會和病友們打乒乓球、下棋、打麻將，也會偶爾看書、看電視。娛樂活動不算少，但最可怕的是沒有自由。

　　在寫給父母的長信中，唐陽曾提及自己在這家醫院的生活。

　　住A院四個月後，醫生告訴唐陽，他已經符合出院標準了，可以讓家屬來接。唐陽給父母寫過長信，沒有迴音，用表妹的手機聯繫父親也無果。他試圖通過主管醫生、可以聯繫上的親戚、初高中班主任、甚至是初中同學，來幫他勸說自己的父母，也都沒有下文。

　　陽瀾曾親口告訴唐陽，父親想關他一輩子。親戚們害怕惹怒唐明德，都不願多管閑事。「親爸都不接，我們怎麼接？」楊淑芬表示。

　　在唐陽看來，符合出院標準卻無法出院，這不是治療，而是一種極其可怕的懲罰。

　　在一封長信中，他提到，如果父母還不接他出院，他將不再顧及血緣關係，「我將採取全面的反擊措施，直到我獲得自由為止」。

　　2020年，唐陽聽說另一家醫院的病友通過向媒體求助，最終得以出院。去年，唐陽在病友的幫助下獲得了一台可聯網的智能MP4，並開始聯繫媒體。

　　早在2012年的某一天，唐陽在看新聞時了解到，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以下簡稱《精神衛生法》），該法於2013年正式實施。「當時我頭腦有個印象，知道了有一部保護精神障礙患者權益的法律」。

　　最近，他又在另一位病友的幫助下聯繫到戶籍所在地的社區，希望社區能夠接他出院，或勸服唐明德接他出院。社區曾組織專人負責此事，也曾多次勸說唐明德接兒子出院，均未果。

　　「借口」

　　長達17年的滯留，給院方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唐陽曾經的主治醫生陳鳴表示，唐陽早已符合出院標準，直到他兩年前退休，都算得上「臨床治癒」。醫院內另一名工作人員表示，「他的狀況一直很穩定，我們很同情他，也非常希望他能出院」，佔床會影響醫院收治新患者。但這位工作人員也表示，醫院只能起到治療的職能，而唐陽無法出院屬於家庭矛盾，醫院不便過多參與，「不應該讓醫院為家庭矛盾買單」。

　　據唐陽稱，考慮到不影響其每一任主管醫生的績效，院方只能在系統中每隔一段時間為其辦理「轉床」（即當天辦理一次出院后，再辦一次入院）。

　　兩年前，陳鳴曾和醫院的領導一起，帶著唐陽從重慶坐高鐵去成都見唐明德，那是唐陽為數不多的幾次走出A院的大鐵門。路上，他好幾次猛地深吸幾口空氣，「自由的味道」，他說。

　　為送唐陽回重慶開的出院證，入院時間是由於轉床所致。受訪者供圖

　　即便兒子站在門口，唐明德依舊不願相見。醫院領導爭取到和唐明德見一面的機會，唐明德反覆強調，自己年事已高，如今獨自一人居住，沒有能力看住唐陽，更別談讓他按時吃藥。

　　唐明德表示，唐陽曾五次進出精神病院。「每次他都承諾，回家後跟我們和和美美地過日子。但回來之後不好好吃藥，我們沒有辦法，只能讓他繼續住院，就這樣反反覆復。」對此，唐陽辯稱，自己從1993年到2008年期間，只有一年停葯。那年，唐陽和朋友合夥辦了一家航空票務中心，他不想讓藥物的副作用影響工作。

　　「醫院說臨床治癒，這不代表真正的治好。醫院推給我，我能比醫院更好嗎？出院后出事了誰負責？」院方表示，如果出事，他們會第一時間派車將其接回重慶，但唐明德認為，這種事情沒有如果，出了事就來不及了。

　　「不是說關到死，是真的沒有辦法，待在醫院是最好的。」在他看來，兒子要是出院，「相當於身邊養了一頭狼，隨時可能把我脖子咬斷。」

　　此前，他從報紙上了解到不少出院后的精神障礙患者傷害他人的新聞。最讓他恐懼的事就發生在自己身邊，一位朋友的兒子也是不到20歲就得了精神分裂症，朋友在兒子的苦苦哀求下接他出院，沒想到其兒子出院后犯病，親手殺害了自己的妻兒，朋友也因此被氣死。

　　唐明德至今還記得唐陽曾對他和妻子說過，「如果誰給我送進去（精神病院），我一刀砍死一個。」楊淑芬證實了這件事，「唐陽在家的時候，我們晚上會把刀藏好，就怕出事。」對此，唐陽一口否決。

　　勸說無果，院方只好將唐陽送回醫院。A院始終認為唐陽符合出院標準，但不同意讓他自行簽字出院，這也是目前中國所有精神病醫院默認的「潛規則」——誰送來，誰接走。

　　陳立軍記得，有一次，唐陽與醫院溝通自己簽字出院，無果。他以「非法拘禁」為由向當地派出所報警，民警回復「（我們和醫院是）兄弟單位，不便插手」。

　　在做出看似「鐵石心腸」的決定前，唐明德也曾掙扎過。唐陽患病後，唐明德通過多種途徑了解「精神分裂症」。他在一個專門的文件夾里存放了各種和精神分裂症有關的剪報和筆記。

　　唐明德收集的剪報。朱雅文 攝

　　如今81歲的唐明德頭髮花白，獨自居住，生活一切從簡。作為父親，兩個兒子的童年日記、各種證書、校徽等物件，他都細心整理后珍藏在家中書房。

　　書桌上放滿了唐陽患病至今二十多年的各種資料和證明，他始終想不明白兒子為什麼會患病，也始終找不到徹底治癒精神分裂症的方法。「這個病非常可怕，不是一般的感冒，吃點葯，吊水就好了，精神病是世界難題。」

　　唐明德桌上放滿了唐陽患病至今的各種材料。朱雅文 攝

　　唐陽兒時的日記，唐明德都收藏著。黃琪越 攝

　　而在唐陽看來，父親的說辭，都是借口。

　　劉佳音也曾受唐陽委託勸說其母親。那次，她和陽瀾打了近2小時的電話。「他媽媽跟我說，唐陽犯病時都是往死里打她，他們很絕望。我也理解，因為他媽媽是很愛他的。」劉佳音勸說許久，陽瀾表示，「劉老師，如果你想接，那你去接他。」

　　對於曾經的暴力行為，唐陽感到十分後悔。他曾在長信中多次向父母道歉，但這並不能撫平陽瀾內心的傷痛。

　　生前，陽瀾的手臂上留有一個很大的傷疤。據唐明德回憶，唐陽曾用幾斤重的花瓶甩向陽瀾，當時陽瀾血流不止。得知母親患癌后，唐陽多次致電，陽瀾一個都沒接。直到去世，陽瀾都沒來醫院看過唐陽一次。

　　陽瀾去世前曾有一次路過A院，唐明德主動詢問妻子，是否要進去看看大兒子。陽瀾流著淚拒絕，「不見，不能見」。對此，唐陽始終不願相信，認為父親在造謠。「母親曾和我說過，『唐陽，母親不會記兒子的仇。』」

　　「有一隻蝸牛在背後追殺我」

　　唐謙博這次來A院，院方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換位思考，接哥哥出院。

　　唐謙博感到為難。他並非不想承擔責任，他希望獨自面對哥哥及他患病的事實，但目前他的小家庭還離不開他。

　　這兩年，每次從深圳回成都，唐謙博都選擇自駕。原本兩個多小時的飛行，變成了幾乎一天一夜的行程，他不覺得疲憊。「搖起車窗，我只需專註眼前的路，不用去想別的。」他需要時間放空思緒，做好一切的心理準備，面對他的家庭。

　　母親在世時，哥哥的住院事宜由母親負責。2023年，母親因癌症去世，唐謙博稱自己不得不「接棒」。去年春節期間，在楊淑芬的陪同下，他第一次來A院與哥哥的主治醫生溝通。站在A院門口，唐謙博渾身發抖，不知道該邁出哪只腳。

　　2008年唐陽入院時，弟弟已大學畢業，在深圳工作。他知道弟弟有公司，在一位病友的幫助下搜索到聯繫方式。他曾多次嘗試聯繫弟弟，希望弟弟能簽字接他出院，均無迴音，至今他都無法親自聯繫上唐謙博。

　　這次唐謙博來A院，是為了結算哥哥的醫藥費，他沒有去看哥哥一眼。唐陽不明白為什麼，弟弟對他不算差，曾給他買過平板電腦、MP4、藍牙音箱等電子產品。這次來醫院，弟弟也買了零食和一套新衣褲。

　　「我只能做目前能力範圍內的事情。兩條黑線同時交匯到我哥身上，而我要在我身上把這兩條黑線終結掉。」唐謙博說。

　　去年曾有一段時間，唐謙博每晚吃安眠藥才能入睡，想起他曾經經歷的和即將面對的一切，唐謙博就感覺，「有一隻蝸牛在背後追殺我」。

　　唐陽確診的那天晚上，他在母親的照顧下服藥后睡覺。唐謙博在客廳里站著，母親催促他趕快去睡，並告訴他「我們家遭大災了」。

　　當時，唐謙博不明白「大災」的含義。哥哥患病後，有幾次深夜在家裡鬧得比較凶，鄰居都聽見了。一些鄰居會在背地裡議論他和他的父親，「第一個兒子瘋了，第二個兒子也是瘋的」。

　　唐陽不否認這一切對弟弟造成的負面影響。他曾寫下這樣一段話，希望弟弟能看見：「我不是一個好哥哥，我以前忙於學習，對你的關心照顧實在太少，現在想來十分愧疚。但我們之間沒有大的矛盾，我沒生病之前非常優秀，你有這樣的哥哥一定感到非常榮耀。後來我生病了，落後了，但得病不是我的錯，我也不想生病。有些人惡言惡語議論我，你不必放心裡去，做好自己就行。」

　　與從小成績優異的哥哥相比，唐謙博成績一般。父母對哥哥的重視，唐謙博心裡很清楚。新衣服都是哥哥先穿，穿不下再給他，如果還是太短，就在下擺處圍一圈布。

　　直到哥哥患病後，1994年春節，父親去外地出差，給當時在讀高二的唐謙博買了一套新衣服——一件翻毛皮夾克衫、一條牛仔褲和一雙運動鞋。這讓唐謙博受寵若驚，甚至覺得自己「不配」。

　　在唐陽童年的日記里，記錄了不少與弟弟共度的美好時光。但在唐謙博看來，兄弟倆的感情一直比較生疏。即便就讀同一所小學和初中，但基本不會一起上學。

　　唐陽的兒時日記中，記載了與弟弟共度的時光。黃琪越 攝

　　唐謙博也曾看過心理醫生。醫生告訴他，年齡相近的兄弟間天然會形成一種競爭，父母需要進行平衡。若平衡不當，競爭會向負面轉化。如今，唐謙博反而有點感謝父母的「忽視」，給「光圈之外」的他一個相對健康的成長環境。

　　在他看來，哥哥患病是一種必然。「遺傳因素佔50%，因為我叔叔有相關病史，後天的家庭環境因素佔50%。」

　　在兩個兒子的印象里，父母關係一直不太好。唐陽記得，小時候父親多次當著兩兄弟的面和母親爭執甚至打架，鬧離婚也是家常便飯。唐明德認為這是妻子的問題，「我是不贊同在孩子面前吵的，他媽媽每次都當著孩子的面數落我。」

　　原生家庭給唐謙博造成的影響，直到他中年以後才顯現出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后，唐謙博不懂如何去表達愛，「原生家庭沒有這樣的氛圍，甚至父母的原生家庭也是如此。」

　　唐明德也曾反思過。「要是有個能培養父母的學校，教父母如何培養小孩成功率比較高的話，能少走很多彎路。我們那時候哪有啥經驗嘛，我和妻子的父母都去世得早，都是自己帶孩子。」退休前，他和妻子的工作都很忙。

　　唐陽早已規劃好出院后的生活。他準備投靠曾經的病友們，以解決住宿和工作問題。當然，他最大的心愿是儘早結婚，看著出院的病友們一個個娶妻生子，如今50歲的唐陽很是羨慕。

　　然而，他的計劃在家屬以及劉佳音看來，都太不切實際了。他們都認為，院方給唐陽安排比如保安或者臨時工的崗位，是比較合適的辦法。

　　唐明德和唐謙博始終沒有做好接受家裡有一位精神病人的準備。唐陽患病時措手不及，如今依然如此。去年第一次來A院時，唐謙博坦言內心的真實想法：「有多少人這輩子會來這種地方？我為什麼不去咖啡館？而是要在這裡？」

　　「是因為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嗎？我沒有，我只是得了精神病。」唐陽曾在長信中提到這樣一句話。

　　支持在哪裡

　　去年年底，唐陽的遭遇被報道后，網友們譴責家屬「沒有人性」。在上海心聲公益秘書長二坤（化名）看來，這並非良性。二坤表示，目前國內精神障礙患者的社會支持普遍較差，最主要的支持來源是家人，其次是醫生和朋友。

　　「不能把家屬和患者對立起來，因為大家都很難。家屬的病恥感一般比患者還要嚴重，害怕周圍人異樣的眼光。並且在缺乏完善的社會支持系統的情況下，作為監護人的家屬所面臨的照護壓力是很大的。」二坤表示。

　　2020年，為向精神病患照護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幫助，心聲公益啟動了「羽翼計劃」。去年6月，心聲公益發布全國首個關注精神障礙人士照護者的調研報告《誰來照顧照顧者：中國精神障礙人士照顧者現狀及需求調查報告》。其中提及，三分之二的照顧者表示存在重度照顧負擔，三分之一的照顧者認為自己的生活質量差，接近一半的照顧者對自己的總體健康不滿意，四分之一的照顧者總是或經常失眠，超過一半的照顧者存在中度以上的焦慮癥狀。

　　從事身心障礙者平等權利研究的黃裔此前進行過有關精神障礙患者及其家屬的相關研究。在曾經的走訪中，她發現，精神障礙患者出院后，對於家屬的考驗才真正開始，而大部分家屬並沒有做好準備。

　　患者受到精神障礙、生活環境及人際關係等多重因素互相作用的影響，可能會對家屬缺乏信任而產生異常行為，比如，懷疑家屬亂動東西、懷疑有人在飯菜里放異物、拒絕洗澡或吃藥等。

　　對家屬來說，這會形成長期積壓下的隱性壓力，家屬會在多年的照護中失去信心，更別談參加外部活動。「比如患者吵到鄰居，家屬要先和鄰居道歉。患者不吃飯，家屬要想辦法讓他們吃飯。解決眼下的危機已耗費心力，沒有精力去了解患者異常行為背後的成因，更無法重建信任關係，這是一個死循環。」

　　唐明德曾做的筆記，探討精神病人和家庭教育之間的關係。黃琪越 攝

　　在唐陽的案例中，家屬的創傷經歷並不會隨著時間而被解決。「始終沒有人或者組織給家屬提供支持，就等於當年的創傷如今依舊沒有得到處理。」黃裔表示，現有政策如低保，僅將家庭作為審核單位，我國目前沒有專門針對殘障人士家庭成員的支持政策。

　　黃裔表示，目前社會上針對照護者提供服務的社會組織，更多聚焦於照護技能方面的培訓，對照護者的心理療愈以及對家庭關係的重建方面的支持是很少的。

　　再加之病恥感和社會歧視的存在，家屬會選擇「躲起來」。即便有外部的支持，也很難觸及他們。在黃裔看來，幫助精神障礙患者及其家屬恢復正常生活，是全社會面對的共同課題。「精神障礙患者也是社會的一分子。公眾能做的首先是不要去欺負和歧視他們。」

　　去年，唐明德找了成都的一家司法鑒定中心，為唐陽做了民事行為能力的司法鑒定。結果顯示，唐陽屬於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這一結果也通過了當地法院的開庭宣判，意味著該司法鑒定具有法律效力。判決決定顯示，認定唐陽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指定唐明德為唐陽的監護人。

　　即便唐陽對鑒定結果存疑，即便《精神衛生法》中曾明確提及要保護精神障礙患者的自主權利，但在目前國內的司法環境中，成人監護制度依舊是壓在精神障礙患者身上的「一座大山」。這也就意味著，在司法上，唐陽已經成為了沒有任何權利的「真空人」，唐陽想要行使法律權利，包括重新發起民事行為能力鑒定或請律師訴訟，原則上都需要通過他的父親。

　　唐陽還是決定放手一搏。最近幾個月，他多次聯繫全國各地對他的案件感興趣的律師，並認為自己有望成為「精衛第二案」。

　　早已出院的病友陳立軍和林強對唐陽的過往並不完全知情，他們只是覺得，家屬沒有良心，即便是為了懲罰唐陽，17年的代價也未免太殘酷了。

　　17年來，唐陽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病友。頭兩年，他把病友送到電梯口時，還會對他們說：「日後成都相聚！」為病友們重獲自由感到高興的同時，一陣陣失落之感也不斷向他襲來。

　　這兩年，他已經不說這句話了，「就像是被判了無期徒刑，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出院。」

　　滯留精神病院17年，唐陽幾乎沒有走出過A院的這扇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