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前最再放信號 改革派代表人物罕見出席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文章來源：馬江博說趨勢 經濟學家智庫
自媒體馬江博說趨勢文章：節點關鍵，信號明確。
5月23日下午，最高層在山東省濟南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會。長期以來，由國務院總理主持的企業家座談會很常見，但由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企業家座談會卻很罕見，最近這麼多年就三次：
1、2018年11月，中美貿易戰開打，最高層召開企業座談會，全面推動一攬子國內外經濟發展計劃。2、2020年7月，疫情綿延，最高層召開企業座談會，全面推動復工復產和開啟國內國際雙循環。3、2024年5月，也就是本次，時值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最高層召開企業與專家座談會，意在傳遞積極信號，為三中全會鋪路。
而這次會議要對外傳遞的信號非常明確，就是：大家放心，三中會一定會全面深化改革。
新華社發樂這次會議的通稿，我們首先來解讀一下這次座談會的幾個關鍵核心：
一、劃定了底線和目標
1）最高層表示：黨中央作出重大決策、制定重要文件，都深入調研，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對大家提出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見和建議，有關方面要認真研究吸納。（表明就是為三中全會做調研，這次要吸納各方意見，兼顧各方訴求，朝野形成共識）
2）改革無論怎麼改，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等根本的東西絕對不能動搖（劃定了改革的底線）
5月23日下午，最高層在山東省濟南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會。
3）座談會召開地在山東，而這次參會的企業家名單包括：國家電投董事長，深創投董事長，安踏體育董事長，浙江傳化集團有董事長，德國博世集團總裁，香港馮氏集團主席。（山東是國企大省，也是傳統大省，是新改革的典型省份，這次也突出了各類企業，國資、民企、外資和港澳台也一起了，而且單獨列了專精特新和個體工商戶，就是要體現這次是讓各種企業都能感受到利好的系統改革）。
#周其仁，這級別的會議能選中周其仁教授暢言……
側面說明宇宙無敵大統領還是心裡有數，這位絕對是貨真價實的經濟學家，不是那類不入流的磚家坑貨誤國……
而且只提及山東省有關人員，為何？
因為一季度經濟增加值蔥省是隔壁荷蘭河北天津三者加總只和還要多多…… pic.twitter.com/UnsqalcfX2— 財經幽靈 (@financial_ghost) May 23, 2024
二、力度必須要大，面對深水區破堅冰，該改的、能改的必須改
1）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 堅決破除妨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著力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和結構性矛盾。（解決中國當下的矛盾和問題，必須看到深層次的體制問題，這次的改革就是沖著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深水區、堅冰區去的）
2）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社會活力，推動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更好相適應。（突出高水平、高質量，全面創新，社會活力等詞，而背後的上層建築要為這些經濟目標服務則是這次三中全會改革的重點，一系列基礎性、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將會出爐）。
3）同時要敢於創新，把該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看準了就堅定不移抓。（語氣非常決絕，該改的能改的，必須改到位，不拖拉，必須把改革往縱深區推進，不能因為害怕改變就不去改）
三、這次改革必須要解決大問題，要有用，要讓大家感受到，而且不能自行其是
1）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要從現實需要出發，從最緊迫的事情抓起。（改革要從現實出發，解決最緊迫的問題和最重大的問題，這次的指向非常明確，就是要「有用」）
2）注重從就業、增收、入學、就醫、住房、辦事、托幼養老以及生命財產安全等老百姓急難愁盼中找准改革的發力點和突破口……使改革能夠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這次的改革突出了民生感受，從現實中的急難愁盼出發進行改，改到位，民生改革和社會福利改革也將會是重頭戲，要讓公眾擁護改革）
3）各領域各方面改革舉措必須同向發力、形成合力，增強整體效能，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現象。（這次改革不同以往摸著石頭過河，突出要上下齊心、全國一盤棋的藍圖模式，通過國內統一大市場，中央區域協調發展小組等方式協調合作，絕對不能出現「我行我素」）。
我們再來深層次地分析一下這次的會議；
這次由總書記來召開企業家和專家座談會，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
中國通過一系列外交動作和經濟動作，已經穩定了內外部的環境，全面深化改革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改革的方向和共識也已達成。
回到開頭說的三次最高層座談會，每一次座談召開的大背景，都是國際與國內的大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巨變的時候，而每次座談召開的時間點都是在國內外各種風險和不穩定因素已經逐漸明晰、亟待破局的時候。
而這次的總書記座談會，也是在內外部形勢已經逐漸明確的時機下召開的：
對內，房地產等各種風險初步管控，國內經濟初步企穩。
對外，耶倫、布林肯先後訪華、朔爾茨訪華、最高層訪法、俄羅斯普京訪華，我們已經階段性穩定了同歐洲和俄羅斯的國際關係，外部局勢相對平緩。
在此時召開座談會，無疑是最合適的。
而改革的方向是往哪去呢？
通稿中，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發展風險投資、用科技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增強人民群眾改革獲得感是細分重點，尤其最後一個「增強人民群眾改革獲得感」，看排序應該是由著名的「改革派」學者周其仁發言講述。
這個信號明顯，而外界對此信號的反應也很積極。
延伸閱讀：周其仁成為高層座上賓釋放什麼信號
來源：經濟學家智庫
5月23日下午，總書記在山東濟南主持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座談會上，國電投劉明勝，深創投左丁，安踏丁世忠，浙江傳化徐冠巨，博世中國徐大全，香港馮氏馮國經，北大周其仁，中宏院黃漢權，社科院張斌等9位企業和專家代表先後發言。
總書記主持的企業家座談會並不常見，十八大以來，也就僅召開了三次：2018年11月1日，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2020年7月21日，召開企業家座談會；2024年5月23日，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
值得注意的是，消失已久的周其仁重回高層座談會，這標誌著他偏「右」的「私有化」經濟主張，也會重回上峰的視野。
周其仁，男，1950年8月出生，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1991年秋就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后獲其經濟學博士學位。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周期仁研究範圍主要包括：產權與合約、經濟史、經濟制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制與管制改革等等。
周其仁核心觀點：
1、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現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改革的關鍵在於提升制度化能力，將法外行為納入法內框架，以解決社會矛盾。
2、用三個變數看經濟，一是要素成本，二是制度（組織）成本，三是要素質量。所謂的經濟增長，就是從要素價格低、要素素質差、經濟組織和制度成本高昂，轉為要素成本上升、要素質量提高，同時大幅降低經濟制度和組織的成本。這就是說，要素的價、質和組織效率，一起決定經濟增長。
3、最根本的制約是收入，沒有收入談什麼消費？這是常識。但增加收入又談何容易？涉及到很多深層次的改革，特別涉及到轉型社會最基本的權利界定。
科斯是周其仁喜歡的一個經濟學家。科斯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法律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
他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在《企業的性質》的開篇第一段就闡明經濟理論賴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設，不但應當是「易於處理」的，而且必須是真實的。在真實世界中，信息不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不對稱的。人類行為也遠比完全理性的「經濟人」複雜。
他豐富了傳統經濟學的研究核心。他的一個重要邏輯是，在交易費用為正的情況下，一種制度安排與另一種制度安排的資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這個邏輯蘊含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觀念：制度結構以及制度變遷是影響經濟效率以及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他認為，經濟問題的核心應該是對制度的研究。
他研究形成了交易成本範式。在他之前，經濟學家還沒能開發出一套理論工具去分析制度的職能和運行。他提出的交易成本分析使制度納入經濟學分析成為可能。他的整個理論體系是建立在交易成本分析範式的基礎之上的。在他的企業理論中，他通過交易成本分析證明企業和市場不過是經濟組織的兩種相互替代的手段。把交易成本納入到經濟分析框架中的同時，還將其一般化，形成範式，激發人們進一步思考組織和制度問題。在他的產權理論和法與經濟學思想中，他進一步通過交易成本分析，說明了法律制度將會對經濟體制的運作產生深遠的影響。
2008年7月14~18日，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科斯教授以98歲高齡，親自倡議並主持召開「中國經濟制度變革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他以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觀點對中國經濟問題提出十大忠告：
（1）必須去除所有加諸國企的特權，讓私企得以自由競爭
（2）政府參與土地交易導致腐敗猖獗，必須將其自身排除在市場之外
（3）中國應打造一個自由的土地市場
（4）中國應打造一個自由的土地市場
（5）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顯然開錯了藥方，需要反思
（6）「邊緣革命」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
（7）中國經濟學者要從黑板經濟學回到真實世界
（8）中國必須讓其政治權力服從於法治
（9）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場
（10）中國的奮鬥就是全人類的奮鬥
周其仁作為科斯的忠實粉絲，重新回歸座上賓，意味著深化市場化改革將繼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