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法國總統戴高樂解釋與中國建交如是說…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在法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建立外交關係不到一周后，總統戴高樂將軍於 1964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五在愛麗舍宮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解釋了 "發生了什麼"。
戴高樂總統從民族，歷史，地緣政治等各方面分析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理由后，指出這樣做並不是說法國認可北京政治制度，但法國與中國建立正式關係，就像它與處於類似制度下的其他國家建立關係一樣，只是承認世界的現狀。
他在記者會上，說 "我們要談談中國。我被問了很多問題。我將同時回答所有問題，並解釋正在發生的事情。「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是地球上人數最多的民族, 千百年來，這個民族中的個人耐心、努力和勤奮困難地彌補了集體缺乏方法和凝聚力的缺陷，建立了非常獨特而深厚的文明； 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雖然缺乏統一性，但地理上卻十分緊湊，從小亞細亞和歐洲前線一直延伸到浩瀚的太平洋沿岸，從西伯利亞的冰原一直延伸到印度和頓河的熱帶地區；一個比歷史更悠久的國家，不斷地決心獨立，不懈地爭取中央集權，本能地自我封閉，蔑視外國人，但又意識到自己永恆不變的特性並為此感到自豪，這就是永恆的中國。
該國與現代國家的接觸非常殘酷，代價也非常高昂。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歐洲人、美國人和日本人的無數次干涉、傳訊、遠征和入侵帶來了屈辱和肢解。
這些可怕的民族動蕩，加上精英們不惜一切代價改造自己國家的願望，使其能夠獲得與曾經壓迫過它的民族相同的力量和條件，導致了中國的革命。「
蔣介石
「毫無疑問，蔣介石元帥——我有責任向他的英勇、愛國主義和崇高精神致敬，相信總有一天歷史和中國人民也會這樣做——領導中國取得盟軍的勝利，從而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爭之後，蔣介石元帥曾試圖疏導洪流。
但事情已經到了非極端不可解決的地步。美國曾直接支持元帥在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也不得不放棄這種支持，蔣介石元帥撤到福爾摩薩，由毛澤東籌建的共產黨政權建立了獨裁統治。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獨裁體制
」從那時起，開發自然資源、發展工業、提高農業產量、開展國民教育以及消除國家常有的災難：飢餓、瘟疫、水土流失、河流泛濫等所需的巨大努力已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與共產主義制度的一貫做法一樣，所取得的成就給人民帶來了可怕的苦難，對群眾進行無情的強制，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和浪費，無數人類價值遭到踐踏和毀滅。
然而，在付出這麼多犧牲的代價之後，還是取得了成果，這部分歸功於極權機器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也歸功於一個驕傲的民族的熱情，它從內心深處決心在任何情況下都要超越極權機器，也要歸功於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發揮的勇氣和智慧寶藏。「
蘇聯幻想破滅
「誠然，蘇俄最初曾給予中國相當大的支持：開放信貸以購買工具和物資，提供採礦和工業設備，建立整個工廠，直接培訓學生和專家，向中國派遣工程師、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等等。當時，克里姆林宮曾利用其在共產主義世界中的強大優勢，支持俄羅斯對其臣服，與其類似的獨裁政權人民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指望將中國置於其控制之下，並通過中國主宰亞洲。但這種幻想已經破滅。
或許，莫斯科和北京的政權在理論上仍然存在某種團結，這可以從全球意識形態的競爭中看出來。但在這層日益破損的外衣下，國家政策中不可避免的差異顯而易見。在這個問題上，最起碼可以說的是，在亞洲，兩國之間從印度-庫什到海參崴的邊境線是世界上最長的，俄羅斯的利益是維護和保持，而中國的利益是需要發展和獲取，兩者不能混淆。因此，一個擁有 7 億人口的國家，其態度和行動只能由本國政府來有效控制。
在過去的十五年裡，幾乎整個中國都統一在實行自己法律的政府之下，對外則表現為一個主權獨立大國，法國已經準備好與北京建立正常的關係。
可能某些經濟和文化交流已經開始。可能當 1954 年日內瓦會議決定印度支那的命運時，當 1962 年在同一個城市以同樣的形式確定寮國局勢時，事件的力量促使我們與美國、英國、蘇聯、印度和其他國家一起與中國代表進行談判。但是，隨著證據和理由與日俱增，法蘭西共和國決定，將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置於正常的位置，換言之，外交的位置之上的時機已經到來。
我們在北京也遇到同樣的意向，而且我們知道，在這一點上，埃德加-福爾總統應邀進行了一次非官方的實地調查，並向巴黎帶回了積極的跡象。就在那時，兩國正式同意採取必要的措施。「
必然性與理智
「我談到了必然性和和理智的重量。在亞洲，有關柬埔寨、寮國、越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朝鮮、蘇俄、日本等國的政治現實，沒有不引起中國興趣或影響中國的。
特別是，沒有它的參與，這個大陸上的戰爭與和平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因為如此，在歐洲以外締結任何有關東南亞國家的中立協定都是絕對不可想象的，因為種種原因，法國對這些地區有特殊的關切； 根據定義，中立必須得到所有這些國家的接受，在國際範圍內得到保證，既要排除由其中一國支持的針對另一國的武裝動亂，也要排除來自外部的多重干涉；目前看來，中立是唯一與人民的和平生活和進步相適應的局面。但同時，中國自身的體量、當前的價值和需求、未來的維度，也使其越來越與整個世界的利益和關切息息相關。
基於上述原因，法國顯然必須能夠直接傾聽中國的聲音，同時也必須能夠被中國傾聽。
此外，為什麼不喚起兩國接觸后可能建立的富有成果的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呢？當然，我們必須警惕在這方面抱有太多幻想。例如，在經濟交往方面，目前正在進行的（當然還可以改進）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將是有限的。我們對中國工業發展的投資也是如此。
然而，在技術方面情況就不同了，法國的技術來源越來越多，而中國則是一個無限的應用領域。最後，眾所周知，中法兩國在所有思想問題上都存在著親和力，兩國之間相互同情、相互尊重，誰又能說這種親和力不會使兩國之間的文化合作與日俱增呢？無論如何，我們衷心希望如此。「
不認可政治制度
因此，巴黎和北京同意互派大使。是否需要說，在我們看來，這一決定絲毫不意味著對目前統治中國的政治制度的認可？法國與中國建立正式關係，就像它與處於類似制度下的其他國家建立關係一樣，只是承認世界的現狀。
法國相信，遲早有一天，某些仍持保留態度的政府會以法國為榜樣。最重要的是，在世界的巨大演變中，我們有可能通過加強各國人民之間的關係來促進人類的事業，也就是智慧、進步與和平的事業。
也許這種接觸有助於減少分裂世界的不同陣營之間的巨大反差和對立。很有可能，無論靈魂在地球的哪個角落，都會在法國一百七十五年前為全球提供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會合點上更早一些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