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外交官憶基辛格：周恩來說「博士到底是博士」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當地時間11月29日，百歲高齡的基辛格在美國的家中辭世。
基辛格秘密訪華時在外交部美大司美國處工作、后擔任了外交部檔案館館長的廉正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周恩來後來在講解《中美聯合公報》時談道，其中關鍵的一句話是基辛格貢獻的，我們挖空心思也沒有想出來，「所以博士還有博士的好處」。
基辛格。圖/視覺中國
「博士」的智慧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開啟了訪華的破冰之旅。當尼克松夫婦及大批隨從人員在好客的主人陪同下馬不停蹄地飽覽中國的名勝古迹之時，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卻哪也沒去，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關在房間里就中美聯合公報的未盡部分進行最後的談判。
公報的主要內容在基辛格1971年11月訪華時已達成協議，尤其是突破了其中最困難也是最重要的表述，即：「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當時在外交部美大司美國處工作、后擔任了外交部檔案館館長的廉正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周恩來後來在講解中美聯合公報時談道：「這句話是基辛格貢獻的，我們挖空心思也沒有想出來。這樣人民的意見也表達出來了，所以博士還有博士的好處。我們原來提『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蔣介石也是這麼說的，但美方堅持要改稱『一部分』，因為他們國內有人反對。我們同意了，因為『一個省』和『一部分』是一樣的。『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一句中的『立場』二字也是美方提出的。」
現在剩下的主要問題是，關於美國從台灣撤軍的表述，雙方仍有不小差距。
喬冠華提出的方案是，美國「將逐步減少並最終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基辛格拒絕了，說這會破壞整個關係，因為美國公眾絕不會答應。基辛格提出的折中方案是，將撤軍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前提」聯繫起來。喬冠華在研究、請示后也拒絕了。
這樣就陷入了僵局。基辛格問，如果找不到可為雙方接受的措詞怎麼辦？喬冠華回答說，這就難說了，達不成協議不發公報也可以。這讓基辛格有些緊張，因為如果公報不能發表，尼克松訪華成果就無法體現。
最後，又是「博士」想到了一個主意，把撤軍這句話拆成兩句來說，這樣就可以表達更微妙的意思。喬冠華立刻表示有些興趣，還進一步提出用「前景」來代替「前提」，基辛格覺得這樣更好。大功終於告成。
基辛格感嘆：「中國領導人儘管富於魅力和意識形態熱情，但他們是我所見到的最不動感情地推行均勢政治的人。」
他說，尼克松訪華的真正意義並不是簽訂了什麼正式協議，而是兩個強大國家的領導人互相「估量」了對方，並且認定他們能夠執行并行不悖的外交政策，使國際關係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但聯合公報仍然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有必要對新的關係作一個正式表述，這在中美人民和全世界面前是一個象徵，必須能「鎮住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左派』和美國保守的右派的批評」。
當然，美國國內的批評是尼克松必然會面對的。一些人批評尼克松是「叩頭外交」，認為他作的重大讓步只換回了一些比較次要的東西，中國人在這場交易中佔了便宜。一位觀察家挖苦說：「他們得到的是台灣，我們得到的是『蛋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尼克松的中國之行越來越被認為是一個巨大的成功：與中國的關係發生了革命性變化，與莫斯科討價還價的地位幾乎立竿見影地改變了，越南問題不再像一個不可解脫的夢魘。
中美秘密聯絡的「紐約渠道」
1971年10月，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此後中國設立了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最初兩年，代表團還承擔了一項特殊工作：中美之間的秘密聯絡渠道。
基辛格1971年7月訪華后，雙方開闢了一條「巴黎渠道」，由中國駐法大使黃鎮和美國駐法大使沃爾特斯直接聯絡。但巴黎畢竟太遠，中國代表團來后，基辛格提出在他和代表團團長黃華之間開闢一條秘密聯絡的紐約渠道（黃華不在時由代表團二把手陳楚代替），得到中國政府的同意。
當時基辛格與蘇聯駐美大使阿納多利·多勃雷寧之間也有一條這樣的直接聯繫渠道。基辛格認為，這是一條偵察地形、避免重大僵局的途徑。在第一次訪華時，他就告訴周恩來，美國將繼續與莫斯科打交道，但是將把可能達成的涉及中國利益的協議都詳細告訴北京。
最初幾次秘密會談由唐聞生擔任翻譯，她隨喬冠華回國后，施燕華代替她擔任翻譯，併兼聯絡員，同溫斯頓·洛德保持直接聯繫。溫斯頓·洛德是基辛格的特別助理，也是他的親信和密友。
施燕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為避免代表團的電話被竊聽，她總是使用街上或聯合國的公用電話。美方給她取了一個代號Kay。這是因為，如果報自己的名字，一來秘書很難聽明白，二來總有中國人找洛德也會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施燕華的丈夫、同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的吳建民回憶，有時候施燕華突然就不見了，不知道去做了什麼，他不能問，她也不能說。
中國代表團的車都是黑色林肯轎車，掛CY打頭的外交牌照，很容易識別，因此每次約會都由中情局派普通家庭用車來接。時間多在晚飯後，施燕華會提前請司機班長把地下車庫的門打開，美方的車徑直開進車庫，關閉車庫大門，黃華再下樓登車。
汽車駛入僻靜的曼哈頓東區43街，停在一棟二層小樓前。這是一棟無人居住的空樓，二樓小客廳里除了一套沙發和一張茶几外什麼都沒有。時間每次都安排得很精準，雙方到達的時間一般只差一兩分鐘。
每次會談施燕華是唯一的翻譯，這是她第一次擔任政治會談的翻譯。中央領導對會談極為重視，外交部要求她不但要做翻譯，還要做記錄，要報回逐字記錄。她感到壓力很大，口譯速度明顯放慢。
在施燕華的印象中，基辛格個子不高，戴著大框眼鏡，很自信，微笑時給人一種神秘莫測的感覺。他說話喉音重，帶著德國口音，作為哲學博士的他喜歡用長句和大詞，夾雜著拉丁文，而且常常一邊講話一邊嚼著桌上的點心。施燕華覺得，他那帶著餅乾碎末的喉音簡直是一種災難。讓她能夠稍微放鬆的是，出身燕京大學的黃華英文很好，在延安時就是毛澤東和斯諾之間的翻譯，如果有什麼問題是會替她把關的。
作為聯絡員，施燕華還擔負著傳遞口信的任務。有時，基辛格自己不來，派溫斯頓·洛德來傳遞口信。有時，中方有信息要反饋，就請洛德跑一趟。
洛德來的時候總是很晚，有時甚至是深夜。他來之前，施燕華會跟值班人員打好招呼，讓其留意門鈴。人到后，她會給客人準備好茶水。她發現美國人都愛喝中國的茉莉花茶。
進入1972年4月，越南形勢升級。這期間，中美雙方頻頻接觸，展開了一場激烈而又微妙的外交博弈。
4月3日，基辛格派洛德來紐約，遞交了一份口信。口信的正式名目是答覆中國對美國艦船侵入西沙群島海域的抗議，但真正目的是提醒中國政府注意越南問題對於美國的極端重要性，稱「各大國有責任對這個問題發揮緩和的影響，而不要惡化局勢」。4月12日中方答覆了口信，對越南人民表示聲援，警告美國已經越陷越深了，但在結尾時重申，中國願意同美國一起實現關係正常化。
5月8日晚9時，尼克松對全國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對北越所有港口佈雷。就在講話發表前一小時，基辛格派彼得·羅德曼來紐約，向黃華遞交了尼克松給周恩來的一封信。這種信的格式都一樣，沒有簽名，信紙上沒有發信機關的名字，連水印也沒有。信中提醒周恩來，「想在印度支那長期待下去的不是美國」（暗指蘇聯），並回顧了「過去三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耐心地打開了建立在兩國深遠利益上的新關係」，希望「在一時的激情冷下來之後，我們能集中精力於長期的利益」。羅德曼注意到，黃華臉色憂鬱地讀完了信，未做評論，還請他喝了幾杯茉莉花茶。
周恩來收到了這封信，同時還收到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的信，要求將蘇聯援越物資經中國陸路轉運。中方發表了響應越南、譴責美帝的政府聲明，同時「駁復」了柯西金的信。這期間，中國還通過巴黎渠道向美方詢問了有關美國眾議院領袖哈爾·博格斯和傑拉爾德·福特訪華的技術安排。事實上，訪問定於6月底，時間還早。
基辛格回憶，此前專家預料北京會凍結中美之間除不重要的民間往來外的一切關係，中情局分析中國很可能會像1968年前派出支援部隊那樣對越南提供直接援助，包括同意蘇聯的援越物資通過中國的陸路運輸。至此他們明白，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之路仍將繼續。基辛格感嘆：「到這時我們已十分清楚，中國人做的事沒有一件是偶然的。」
「均勢政治」終於給美國帶來了孜孜以求的「體面的和平」——1973年1月23日，《結束戰爭恢復越南和平的巴黎協定》終於由各方簽署。更重要的是，戰後的兩極世界結束了。
越南問題解決后，基辛格於1973年2月再次訪問中國，雙方發表公報稱：現在是加速關係正常化的適宜時機，「雙方一致認為，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的正常化將對和緩亞洲和世界緊張局勢作出貢獻」。
1973年5月，雙方在對方首都互設了聯絡處。中方的內部通報稱：「雙方將互設的聯絡處，不是外交代表機構，但作為默契將互相給予外交豁免，享有外交特權。」
基辛格說，通過幾年精心培育，美中之間發展了一種相互支持的關係，這是一種建築在地緣政治利益上的奇特的夥伴關係，這種關係因從未正式明文規定而更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