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人 倖存者乃是依靠極度的自私才得以倖存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黑暗時代的一個共有特徵是：它們常常既激起爭論，又難以言說。不同的人往往對此持有難以妥協的不同觀點，而那種極端年代下人們的極端處境又是如此遠離日常生活，以至於它不但常常令缺乏切身體驗的後人難以置信，甚至即便是親身經歷的人，都無法找到合適的語言來描述那種煉獄般的感受。事實上，當那些黑暗時代過去，受難者往往比作惡者更經常受到記憶的折磨。
作為奧斯威辛集中營為數不多的倖存者，普里莫·萊維深知這一點。從集中營獲得自由之後，他的後半生實際上一直沒有離開「記憶」：書寫自己所經歷的黑暗與痛苦、反抗和平年代的人們對集中營記憶的漠視與淡忘、以及對逃避有罪記憶和隱瞞記憶的不斷抗爭。
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他從未真正離開集中營：從那裡出來之後，有關的記憶仍一直如影隨形，直到他終於無法抵擋而自殺。但如他所言，甚至這也是一種勝利——集中營里是很少會有人自殺的，因為只有當人活得較有人的意識時，才會考慮自殺。
他給自己賦予的是一項繼續受難的使命。或許可以這麼說：不僅對於作惡者來說逃避記憶是自我開脫的途徑，甚至對於受難者而言忘掉那噩夢般的記憶也是解脫，很多人甚至根本不願再提起。這樣的共謀我們並非不曾見證過：當苦難過去，所有人都默默選擇了「忘掉過去重新開始」。
然而那並不會就此過去，它還會時時作祟，除非我們正視它、記住它。而這對個人而言卻是一番受難式的拷問，因為正如加繆所說的，「寫作，就是生活兩次」，而普里莫•萊維，生活了不止兩次。
這是一段黑暗的記憶，一本絕望之書，從中你幾乎看不到對人類所抱有的任何樂觀。他是從地獄回來的人。他甚至對自己的見證都沒有絲毫樂觀：他說，真正體驗過集中營最可怕一面的人基本已無人生還，書寫集中營歷史的只是像他這樣「從未徹底探究過集中營最底層生活的人們」。
從某種程度上說，他說的是事實。他直到戰爭結束前的最後一年才被送往奧斯威辛，而此前義大利雖是軸心國，對猶太人卻一直未像德國那樣採取極端措施。然而這一年已足夠黑暗，大部分猶太人在進入奧斯威辛之後的15－20天內就已死亡。
奧斯威辛之所以不可言說，是因為它見證了一個上帝已死的時代，人類迄今所能犯下的最深的罪惡。老實說，要讓經歷過奧斯威辛的人還對人抱有信心，這大概也是不現實的。
奧斯威辛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在此之前，他曾是個化學家，而奧斯威辛使他變成了思想家。他不得不如此。他所懼怕的，是集中營的歷史由納粹來書寫——人們無法相信受難者和倖存者講述的可怕故事，最終轉向放棄、否認和淡忘真實的記憶，以一句「那是另一個時代的事情」打發了事。
這一擔心不是多餘的。即便是在以色列，這個理論上而言最應銘記猶太大屠殺的國家，在戰後早期也沒有將大屠殺視為悲劇，而更多的是當成恥辱——人們認為像綿羊一樣走向毒氣室是可憐的表現，而抵抗和出逃才是真正的英勇之舉。這也是缺乏相應經歷的後人最常有的誤解，他們轉而指責受害者，並自信如果換作他，將能順利脫身。
如作者所言，這種無知根本低估了集中營的黑暗，也忘記了集中營系統「從出現起，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粉碎敵人的抵抗能力」——人們在其中感到絕望，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懦弱，而是他們會以各種方式被反覆摧毀。如果說管理集中營的黨衛軍軍官擁有絕對的權力，那麼他們想要受難者感受到的，就是絕對的無力與無助。
受難者也並不是一個團結的整體。像很多處於絕境中的團體一樣，在這最應團結的時刻，其內部鬥爭反倒是最激烈的。猶太人隔離區的主席熱衷於獲得順從與愛戴，這個在納粹主子看來任人宰割的小人物在地位更低的民眾面前儼然無所不能；而集中營中的新人照例也總要受同是囚犯的先來者的欺壓。
黑暗的事實是：倖存者乃是依靠著極度的自私才得以倖存的。一如書中毫不留情所說的，「如果我們不得不體驗並能體驗到每個人的痛苦，那麼我們將無法生存。可能，只有聖人才配擁有這種悲憫眾生的可怕天賦。」
關於「是什麼驅使德國人成為希特勒的志願行刑人」的問題，已經討論得夠多了。歷史反覆證明：殘酷統治和對待其它民族的民族，自身也會遭到詛咒。正如斯巴達人為統治占人口多數的無權奴隸而被迫變成一個軍事化社會，德國人也付出了代價。
不過普里莫·萊維並未將之作為一個重點，他更關注的是德國人的另一項重大集體犯罪：隱瞞集中營。他並不只是自我拷問，也一直在不斷拷問德國人的良心。這一點之所以更為重要，是因為在徹底反思之前，沒有人能真正擺脫集中營的陰影：盟軍對集中營的解放並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
即便是倖存者，也並未在那一刻到來時真正感到狂喜，相反倒更多的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沮喪與疲憊。事實上，直到它被解放那一刻，外界絕大部分人並不知道眾多大屠殺集中營的存在，更不可能知道其內部所發生的可怕事件。
借用克羅齊的那句名言，奧斯威辛的歷史並非已經過去，而是當代史。它不僅僅是歷史記憶的刻寫，事實上也改變了世人的心靈，以及（至少是）歐洲的政治。許多現代政治實踐（尤其是在德國），都奠基於集中營的歷史廢墟上，那與其說是一種向前展望的政治，不如說是一種回頭沉思的政治。
人們確信，政治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防範這一歷史重演。因為既然人類曾干出來過，他們就有可能再一次犯下同樣的罪孽。它也時時提醒著和平年代的人，我們所處其中的和平既可珍貴又是如此脆弱，那些黑暗，實際上從來都並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