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生孩子的風潮，是怎麼「流行」開的?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上世紀80年代經典美劇《成長的煩惱》在21世紀恐怕很難有收視率，《摩登家庭》因為加入了同性婚姻、老少配的再婚家庭才有賣點。
「不婚不育，芳齡永繼；不生不養，仙壽恆昌」……不知從何時起，這種選擇不生孩子的觀念在中國的育齡人群中「流行」起來。根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2023年發表的《中國女性終身不育水平估計》，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估計得出，2020年中國49歲女性的終身不育率為5.16%，低於美國11%和歐盟國家19%的平均水平。但隨著未來城鎮化加速推進、高等教育繼續普及、婚育推遲程度持續深化，中國女性終身不育率還將進一步上升。
那麼，曾被傳統思想「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影響幾千年的中國，不生孩子的觀念又是怎麼「流行」開的呢？
不生也是做貢獻
中國人「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為了有足夠的人下田幹活、擴充軍備，多以行政措施強制早婚，鼓勵生育。《莊子·天地》篇中，記有華之封人（守邊人）與堯的對話，他祝願堯長壽、富有、男孩多。這反映了當時人們祈求多子多孫的一種社會共識。
在2019年出版的《李銀河說愛情》一書中，提到中國古代形成了鼓勵生育的文化，尤其是在先民社會，生存的物質環境非常艱苦，人的死亡率極高。如果不大量地生孩子來補充族群，那就有可能滅種。當時的人有這種切近的危機意識。由於中國古代的生育文化是鼓勵所有人拚命生，因此從古代開始就長期保持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另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幾乎每一代人都可能遇到戰亂，戰亂之後就會導致災荒和瘟疫，所以人口增長的速度並不快，漢代中國人口就有6000萬，但直到宋代才突破1億人口大關。
1982年計劃生育作為國策實施時，中國人口已經突破10億人，政策引導「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就好」。推行幾十年後，大家接受了少生更好的觀念，不想生孩子的想法也越來越普遍。
在上世紀80年代，「丁克」（Double incomes no kids的縮寫DINK的諧音，意思是「夫妻雙方都有收入沒有孩子」）這個舶來概念在中國發芽，社會學中正規的術語叫「自願不育」。李銀河對於自願不育的人群做過調查，出乎她意料的是，雖然每個人選擇「自願不育」的理由有不少，但幾乎每個人都提到中國人口過多的問題。他們說，中國已經有這麼多人口了，我既然不能為國家多做點兒什麼貢獻，我就少給它生一個孩子吧。
2013年，國家衛生計生委表示，40多年來，我國由於計劃生育累計少生了4億多人，大大減輕了人口過快增長對資源環境帶來的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女性的終身不育水平呈現出鮮明的時期、隊列、受教育程度、城鄉、區域和省際差異。
根據《中國女性終身不育水平估計》，居住在城市、極低生育水平省份的女性，終身不育水平更高，這些地區49歲女性的終身不育率均在6%以上，高於全國5.16%的平均水平。全國共有14個省份45—49歲女性的無活產子女比例超過了5%，其中，北京和上海這些生育水平極低的一線城市，45—49歲女性的無活產子女比例很高，分別達到11.92%和8.18%，東北三省吉林、黑龍江和遼寧的相應比例也較高，達到7%—9%。
從受教育的維度來看，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終身不育水平越高，2020年小學和初中受教育程度的49歲女性的終身不育率均已接近5%，高中和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49歲女性的終身不育率則分別高達6.46% 和7.98%。
當個人主義抬頭之後
在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湛教授和博士后李靖2022年合著的《性別與家庭視角下的包容性生育政策研究》中，提到生育率和生育意願的低迷是當代全球社會趨於普遍的現象。
20世紀避孕技術的普及將性行為與生育之間的天然關聯轉向人為可控。到了21世紀，隨著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現代化語境下個人主義的凸顯，對於年輕一代而言，婚姻和生育更多是理性選擇的結果，已成為人生中的備選項而非必選項，以傳宗接代和養兒防老為代表的傳統生育觀逐漸沒落。
這也是當下中國的現狀。最直觀的就是數據。
在胡湛2023年發表的《新時代家庭政策發展的中國路徑——基於人口負增長的視角》中，他提到在少子老齡化不斷加劇的背景下，我國家庭戶數量增長迅速、規模持續縮減、結構趨於簡化。從歷次普查資料來看，家庭戶規模在1990年—2010年間銳減，從1990年的戶均近4人降至2010年的3.09人。其中0—14歲少兒人口從1990年的戶均1.10人降至2010年的0.51人，降幅過半。到了2020年，中國家庭戶規模則進一步降至2.62人。
戶均兒童只有0.51人，是因為選擇不生的人愈來愈多。其中，高等教育擴張直接導致了人口初婚和初育年齡的推遲，一代戶家庭（同一輩人居住或單身居住落戶的情況，如獨居的單身人士、丁克夫婦和空巢老人）數量增多、周期延長，極大地影響了其對履行親屬義務和組建家庭的態度和行為，也便利了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傳播。
在李銀河看來，從文化轉型的意義上看，自願不育更深刻的原因是個人主義的理念增加，家庭主義的理念下降。「這些選擇自願不育的人只不過就是更多地關注個人生活質量的提高，以及個人對自己生命的享用而已，並不是自私。」
有一種觀點認為，除了個人主義抬頭，鼓勵個人消費也對「不育」的觀念產生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因為女性在工作以後到生孩子前，往往是最捨得消費的時候。而一旦當了媽媽，就開始注重性價比，消費降級也是一種趨勢。
而且，不育的女性，可能在職場更受歡迎。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魏南枝看來，傳統的婆媳關係中，年輕一代女性是被壓抑的，而接受資本主義的一套現代理念和話語后，拒絕生育就變成反抗傳統壓抑的方式。不僅如此，資本主義對人的價值的評判，往往是以職場成功為核心的一套標準，所以一旦出現生育這個變數，就對這種價值評判造成嚴重打擊。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女性出現產後抑鬱症的情況也越來越多，也與這種價值評價的邏輯有關。
當下的網路輿論環境，也似乎讓「不婚不育」成為一種流行的選擇。胡湛表示，應當更加寬容看待並充分尊重個體及其家庭的生育選擇，但當前輿論尤其是網路中卻充斥太多針對婚育的張力，未婚未育群體的預期焦慮，已婚已育群體的現實壓力，還不時混雜著消費主義的泛濫。在自媒體時代片面凸顯母職的困境乃至懲罰，在「幼態化」的文化潮流中，「母親」不再有光環，而是意味著「衰老」與「壓力」，這無異邁向了一個極端。
這種說法並不是空穴來風。回想一下，近30年影響國人的現實文化作品，很少是宣揚「生孩子幸福」的。
美劇《成長的煩惱》。
電視劇《我愛我家》。
上世紀80年代經典美劇《成長的煩惱》在21世紀恐怕很難有收視率，《摩登家庭》因為加入了同性婚姻、老少配的再婚家庭才有賣點。在日韓劇和港劇中，讓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職場劇和單身男女的情感劇。國內《我愛我家》《家有兒女》是為數不多描述有孩子的幸福家庭的影視作品，但近20年這類溫馨作品似乎斷檔了。
而現在，短視頻里充斥著「高彩禮」「惡婆婆」的梗，隔三岔五上熱搜的「熊孩子」新聞甚至造成了有娃和無娃人群的對立。
養育成本計算
在李銀河對於丁克一族的調研中，首當其衝選擇不生孩子的原因是生孩子養孩子的成本。「如果生孩子，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低，生活負擔加重，責任要加重，養不起孩子。如果我生孩子，總得給孩子一個體面的生活，如果不能給孩子提供一個體面的生活的話，我就寧肯不生。」
在2019年胡湛和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彭希哲合著的《重新詮釋「計劃生育」的內涵——實現「家庭自主生育」轉型並避免誤讀「鼓勵生育」》中，提到「中國社會競爭的加劇和養育子女成本的高企是導致大量育齡夫婦生育意願低迷的重要原因，隨著年輕一代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進一步改變，這一格局有可能越來越不可逆」。
根據育媧人口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在統計的14個國家中，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2.7萬元。如果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進行國際對比，澳大利亞是2.08倍，法國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國是3.64倍，美國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國是6.9倍，僅次於韓國。
歐美國家的低生育率大多是在相對高的生育意願和相對完善的家庭政策背景下出現的；而中國社會競爭的加劇和養育子女成本的升高是導致大量育齡夫婦生育意願低迷的原因之一，隨著年輕一代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進一步改變，這一格局有可能越來越不可逆。
育兒成本是不生育家庭普遍提到的顧慮。
不生孩子社會會怎樣？
根據胡湛教授團隊的研究，自上世紀90年代起，出生人數的大幅下降使未來進入黃金育齡隊列的「媽媽」快速縮減（未來10年育齡女性年均減少約300萬），這一下降趨勢至少持續至2045年前後，再加上婚育推遲對釋放生育潛力影響越來越大，即便短期內生育率有所提升，也只能在一定時期內有限弱化每年出生人數減少的程度。未來30年，年度出生人數將在大概率落在900萬—1000萬區間甚至更低。
而現在主動選擇不育的人群主要是90后和00后，他們嚮往獨立、自由、享受，抵制「996」，發達國家也走過類似的道路。年輕人對組建家庭、養兒育女的意願逐漸下降，對婚姻的依賴不如以往強烈，單身經濟盛行。此外，彩禮、房價等傳統婚姻成本較高也會抑制部分年輕人結婚意願。當「不婚不育保平安」成為口頭禪，婚都不想結，更別提生孩子了。
對於不育人群的增加，李銀河覺得沒什麼可怕。「從資源、國土面積和人口的比例來看，美國跟咱們的國土面積差不多，他們的人口才3.3億，是我們近14億人口的零頭；俄羅斯的國土面積幾乎是我們的兩倍，人口才1.4億，是中國的十分之一。」
而且，養兒防老的功能早已弱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經歷了轉型、改進、擴展、改革等進程。人們獲得保障水平顯著提高的同時，部分家庭功能轉移到公共部門，削弱了家庭的部分傳統功能，尤其體現在經濟和照護上，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代際交往中的交換動機。也就是說，當「養兒」未必「防老」時，生不生孩子可能在未來的養老狀況中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