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網民游明磊手舉著「感謝香港」的牌子,道出了大陸同胞的心聲
香港,其實對於我很遙遠,我幾乎是在自己而立之年後才有機會第一次踏上這塊土地的;可她卻又是我心底里最親近的城市—自從我在九十年代初開始近距離感受她。
在中共六四屠殺后,中國的年輕人開始重新思考未來的道路,當時有一句流行語:「如果你對中國失望了,你趕緊出國;如果你對共產主義失望了,你可以到廣東—那裡搞的是資本主義。」因為在六四期間我親身感受到北京、成都、杭州和武漢等地民眾的激情,加上國際上如火如荼的東歐事變前兆運動,我以為中國是有希望的,於是研究生畢業就想方設法爭取分配到廣東了。這樣,我開始接觸到香港氛圍。
當時的珠三角,受香港的影響最大。廣東人有句口頭禪『同聲同氣』,粵港其實是一家的。珠三角的民眾有大量的香港親友,聯繫非常頻繁,而香港的企業家在深圳東莞一帶開廠也給當地帶來繁榮;而影響最大的,我個人則認為是香港的電視—這裡家家戶戶都裝有『魚骨天線』可以收看到香港無線與亞視的節目,無論是緊扣時事的新聞報道還是庸俗無聊的肥皂劇都將現代文明的基本規範和禮儀融入其中,生活在這片熱土的當地人或外來工都每天耳濡目染、慢慢被潛移默化了。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重新睜眼看世界的機會,都從香港開始。雖然有時候,有些人感覺到香港人歧視內地人,但總體來說,港人對大陸同胞的情感是血肉相連、與生俱來的。我進入IT界后的幾位上司都是到國內工作多年的香港人,他們非常注意照顧我們「脆弱」的自尊心,常常在事後溫和地告訴我「剛才的情況如果這樣做會更好」。他們的見多識廣和謙遜有方讓我內疚,如果後來有業界的晚輩們讚許我曾經用耐心、禮貌和婉轉的方式指導他們,身體力行尊重和幫助『鄉下人』、『農民工』等「美德」的話,那實在是我的香港師傅們訓導有方,讓我不得不見賢思齊。
從國家層面來說,香港一直是中共取得政權后獲取西方世界信息和物質的唯一紐帶,五十年代初中國『抗美援朝』,西方世界封鎖中國,藥品奇缺,就是香港的愛國人士霍英東先生等幫助購買和「偷運」中國。至於後來眾多的香港專業人士為中國經濟改革出謀劃策,使得中國避免走很多的彎路,例子就不勝枚舉了。
在內地的大陸民眾記憶里,香港人樂善好施。在六四屠殺僅僅過了兩年發生的華東水災,那個時候國家經濟很糟糕,國庫空虛,香港人明知他們的捐款會被中共政府拿去「統籌安排」(低效率和可能的貪腐的代名詞),但他們知道在現實的情況下只能通過中共政權這樣的平台,即使被貪污30%,畢竟還有70%的港人愛心可以傳遞到大陸受災同胞的身上,他們不能忍看國內的同胞受苦受難,於是香港人政界不分黨派、藝界不分「山頭」一起為國內的受災同胞義演募捐,竟然募集到6億港元,相當於港人人均捐款過100元—而那時國內的平均工資每月不及200元港幣。我當時在粵看到香港電視上的義演盛況,非常感動與感激。我體會到香港人平日里那麼斤斤計較,可在關鍵時刻卻是愛心無限,他們是懂得如何區分大陸人民和中共政府的。對於大陸取得的任何成績,香港人也熱情地關注和自豪地分享,有幾次奧運比賽或者中國航天發射時刻我正好在香港,看到銅鑼灣時代廣場大屏幕下聚滿了關切的香港人,那一刻我會以為自己是在北京的世貿天階或者是上海的南京東路呢?!
除了對祖國人民的愛心,香港人還有當今中國大陸普遍稀缺的正義感。六四后中共大肆抓捕民運領袖,香港民運組織及時展開了「黃雀行動」,讓多達300人的中共異己分子逃離大陸,避免牢獄之災。而一年一度的六四燭光晚會,則成為香港人民彰顯正義的閃光亮點。本來,六四屠殺的死難者中並沒有一個香港同胞,發生地也與香港相隔幾千里,香港人完全可以遵循江澤民總書記的粵語勸告去『悶聲發大財』。雖然香港拜金主義盛行,但香港人卻深明大義,他們知道一個邪惡的中共政府的存在,一個沒有法治、沒有秩序、沒有道德的大陸社會龐然在側,香港人是無法欣然掙錢、安然享受和獨善其身的。他們必須反映他們的心聲,讓大陸政府反省六四、讓大陸人民勿忘六四,香港人才可以和大陸人民一起分享自由、和平與勞動成果。

2013年維園燭光晚會 過十萬的香港民眾冒雨參加
二十四年,整整一代人的光陰,香港人堅持下來了,越來越多的大陸同胞冒著回去被「約談」、迫害的危險開始加入到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晚會的陣營。每年看到六四燭光晚會的照片,我就有一種衝動、一種感激。今天我要謝謝這位大陸同胞打出的標語,你道出了我們所有大陸六四人的心情:感謝香港!

看到這些略帶稚氣但正直凜然的年輕港人,六四發生時你們可能很小,甚至還沒出世,但你們的行動喚醒了大陸同胞、激勵他們站出來和你們攜手爭取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